此時，真正能夠洞悉並把握這個「實質」的，便是與鄧小平關係甚篤的周恩來。

然而，在林彪、江青一伙人看來，老一輩革命家長期從事革命鬥爭的歷史，卻可以成為致這些老革命們于死地的「理由」。「文化大革命」期間，從中央到地方的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被打倒或遭受批鬥，一般緣于這樣兩種原因：一曰「現實問題」，二曰「歷史問題」。所謂「現實問題」，多指某人建國后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錯誤」，這樣的幹部常常會遭到群眾批鬥，本人也要不斷地檢討，但還不至於「一棍子打死」。而所謂「歷史問題」，則多指某人建國前曾發生「自首」、「變節」、「逃跑」、「叛變」等行為或嫌疑，這樣的幹部往往要被「開除出黨」，甚至入獄判刑，落得「身敗名裂」，「永世不得翻身」。正因為看到了這一點，林彪、江青等人先以「歷史問題」將劉少奇徹底打倒並迫害致死，然後又試圖以同樣手段來打倒、搞臭鄧小平。

自「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周恩來曾多次勸阻紅衛兵不應張貼「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大字報，制rｅａd•９９cｓｗ.cｏｍ止造反派衝擊劉、鄧及其他領導人住地的行為。除此之外，他在關於鄧小平「錯誤」的問題上也一直謹言慎行，幾乎沒有講過什麼話，即使是那種為應付場面的「違心」的話。這說明，周對鄧是心中有數的。1965年，在「文化大革命」前召開的一次小型會議上，周恩來同其他幾位中央領導人談起毛主席的「接班人」時，曾毫不遲疑地舉出鄧小平的名字，認為鄧可以接替毛來「掌舵」。這倒不光是毛澤東總在眾人（包括外國人）面前誇耀鄧小平的才幹，同時也是基於周對鄧長達半個世紀的了解和信任。

1980年8月，鄧小平在同義大利女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的談話中，曾深情地追念起他與周恩來的不同尋常的交往。他說：「我們認識很早，在法國勤工儉學時（按：1920年-1924年）就住在一起。對我來說他始終是一個兄長。我們差不多同時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們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正是這種戰友之誼、兄弟之情，把這兩位無產階級革命家緊緊聯繫在一起，患難相依，生死與共。

ｒead•９９cｓｗ•ｃｏm作為親自安排鄧小平重新露面的人民大會堂宴會的主持人、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來說，鄧出現在這次宴會上以及宴會後所發生的一切，都不過是預料當中的事情。一個月前，即這一年的3月初，正是他親自寫報告給毛澤東，彙報中共中央政治局幾次討論關於恢復鄧小平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情況。隨即，毛澤東在周恩來的報告上批下「同意」二字。由此便開始了鄧小平坎坷生涯中第二次復出的歷史性轉折。

周恩來的這短短不到30個字的批註，不僅讓「鄧專案組」白忙活了一年多，更讓「專案組」幕後的陰謀家們所始料不及，且無計可施。

鄧小平的女兒毛毛（鄧榕）在她所著《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也提到：「我問過父親，在留法的人中間，你與哪個人的關係最為密切？父親深思了一下答道：還是周總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長，我們在一起工作的時間也最長。」

1969年中共九大前後，江青、康生多次指示「鄧專案組」突擊調查鄧小平歷史上「叛變自首」的問題。為此，中央專案組「二辦」抽調人員ｈｔｔps://ｒｅａｄ•9９csw.ｃｏm，補充調查所需人力。「鄧專案組」加緊行動，奔赴各地，搜羅取證。從1968年6月起至1969年底，「專案組」先後派出外調小組93批，外調人員223人次，所到15個省、市、自治區，計140多個市縣，行程達30多萬公里。雖如此，對鄧小平的「歷史問題」所進行的調查仍毫無進展。事後，「專案組」在給康生、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等人寫的報告中不得不承認：「關於鄧小平的歷史問題，經反覆查檔、調查，到目前為止，除了入團、轉黨問題尚未找到直接人證，以及一些執行機會主義路線的問題外，還沒有查到有被捕、叛變、通敵等重大問題的線索。」同時報告又寫道：「下一步工作，我們擬重點查其意圖搞反革命政變，篡黨篡政的陰謀活動，和串通外國的問題。相應地核實其三反罪行。」康生閱后批示同意，並將此件送周恩來、陳伯達、江青、謝富治等閱。周恩來看后，就鄧的入黨問題親筆寫下注語：「鄧小平是在留法勤工儉學時入團、轉黨的，我和李富春、蔡暢同志均知道此事。」

毛毛接下來寫道九九藏書：「是的，在法國的兩年，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年月，在江西中央蘇區，在長征路上，在革命戰爭中，在建國后的黨和國家最高機關中，直到周總理為黨、為國、為人民鞠躬盡瘁，吐出最後一息，父親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歲月中一直是周恩來的得力助手和忠誠戰友……」

如果說，毛澤東是由於1931年中央蘇區發生的「鄧、毛、謝、古」事件才真正認識、了解了鄧小平；那麼，周恩來則要比毛澤東又提早了大約10年。

一生中經歷過無數磨難的鄧小平，是很少用這種帶感情|色彩的語言來表達對所尊敬人的看法的。也許，周恩來是唯一的例外。

中央政治局認真討論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鄧小平同志的問題。毛主席的批示，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對待犯錯誤的同志總是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全面地、歷史地評價他們的功過，認真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決定：恢復鄧小平的黨的組織生活，恢復他的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由國務院分配他擔任適當工作。各級黨組織要認真學習毛主席有關正確對待read.99csw.com犯錯誤幹部的一系列指示，對犯錯誤的同志實事求是地做出結論，進一步落實黨的幹部政策。……

當然，在毛澤東所作決定性批語前面，還冠有「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一句話。這似乎便是毛作出批示達7個月之久，鄧才姍姍「始出」的重要原因。此外，它還引出中共中央《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1973年3月10日）中這樣一段內容：

不難看出，在當時「左」的思想指導下，中共中央的這個《決定》並沒有為鄧小平的所謂「錯誤」進行平反；相反，《決定》還以落實對犯錯誤幹部的政策為其出發點，繼續維護「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表明當時對解決鄧小平問題的一種歷史的局限性。然而，根據中共中央的這個《決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得以復出的事實本身，就是對「文化大革命」錯誤論點和做法的一種否定。它對於進一步「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擊迫害的廣大老幹部，無疑是起了示範和推動作用。應當說，這才是鄧小平此番復出的「實質」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