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事變」爆發之際，正是中央蘇區反第五次「圍剿」戰爭遭到重大挫折之時。「福建事變」使得蔣介石對中央蘇區包圍圈的東線出現了一個大缺口。如果紅軍同十九路軍真能聯合起來，不僅蔣介石的「圍剿」計劃必將破產，而且可以對南京政府構成直接威脅。所以，「福建事變」爆發之後，蔣只好改變原來的作戰計劃，迅即從「圍剿」前線抽調九個師，入閩「討伐」，蔣自任「討逆軍」總司令。這就大大分散了「圍剿」中央蘇區的兵力，打亂了蔣原來的軍事部署，為紅軍粉碎第五次「圍剿」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然而，博古和剛來到中央蘇區的軍事顧問李德卻沒有利用這個機遇，他們不同十九路軍直接配合，爭取主動，粉碎「圍剿」，他們不聽在北線指揮作戰的彭德懷的建議，也不採納總政委周恩來的主張，而是忠實地執行遠在上海的共產國際軍事代表團的指示。他們沒有指揮紅軍東出側擊「討逆軍」，反而向贛江方向活動去攻擊永豐地域的敵人堡壘，企圖越過贛江，進逼南昌。張聞天得知紅軍西調，立即提出「反對」，主張紅軍應該東調援助十九路軍。張聞天認為，只有在軍事上採取與十九路軍直接配合的方針，我們才能在當時這一重要關鍵上不失去消滅蔣介石主力，粉碎第五次「圍剿」的機會。軍委採納了張聞天的建議。然而，等到這時才把紅軍東調，為時已晚。當紅三軍團在彭德懷、楊尚昆指揮下於1934年1月4日到達沙縣的富口地區待機時，「討逆軍」已經進入福建腹地，「側擊」之機早失而只能「尾隨」了。而十九路軍在蔣介石的軍事壓力之下內部發生分化，福建人民政府已呈頹勢。1934年1月9日十九路軍參謀長到瑞金求援。1月13日，維持了53天的福建人民政府解體。

這時，洛和毛都住在「雲山古寺」。眼看反「圍剿」戰爭節節失利，現在又不得不離開這塊血汗澆灌的紅色土地，他倆心中都充滿抑鬱、憤懣之情。有一天，洛毛二人坐在住處前黃桷樹下的石凳子上聊起天來。洛向毛傾吐了心中的不快、不滿。洛毛之間這次坦誠的交談，使他們的關係，在踏上長征征途的前夕，進入了一個稱得上是戰友的全新的階段。

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陳銘樞、蔣光鼐與國民黨內李濟深等一部分反蔣勢力發動「福建事變」，在福州成立聯共抗日反蔣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簡稱「福建人民政府」）。22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工農紅軍與福建人民政府、十九路軍正式簽訂抗日反蔣協定。當天，張聞天在黨內刊物《鬥爭》上發表《關於蘇維埃政府的〈宣言〉和反機會主義的鬥爭》此文發表於1933年11月26日《鬥爭》第36期，署名洛甫。批評對十九路軍和福建人民政府採取的關門主義方針。指出在全國的民族危機面前，「個別的國民黨軍閥有接受我們宣言的可能」。我們應該「利用這種可能」，「在個別地方進行上層統一戰線」，「號召一切反動營壘中真正愛國的分子同我們一起為中國民族的生存而戰」。他認為：「對這種國民黨軍閥，我們是不怕同他們訂立反日反蔣的作戰的戰鬥協定的。我們的任務在這裏不是關起大門來表示自己無產階級的純潔，而是經過這種協定來更進一步的開展民族革命戰爭」，「我們並不拒絕這種妥協」。他嘲笑「自命清高、否認一切這種妥協的可能的『左』傾幼稚病者，往往把這種談判當兒戲，或簡單的『玩把戲』」。他嚴厲地指責道：「這除了表示出他們對於『現代科學社會主義』一竅不通以外，沒有別的。」

由於「博洛矛盾」的加深和「毛洛合作」的發展，張聞天在廣昌戰役失敗后對「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認識更加深刻、更加自覺了。他寫於1934年6月24日的《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就是他基本上掙脫「左」的桎梏、自覺地站到正確路線一邊的標誌。在這篇文章中，張聞天已經毫不含糊地「最尖銳的提出同這種『極左主義』進行堅決鬥爭的極端必要」。他指出，「如果不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與一時的狂放的革命性」，那麼，同樣地，「黨的正確路線的執行是不可能的」。張聞天鮮明地批評「『左』傾總要比右傾好」的流行觀點，指明「極左主義是機會主義另一種形式的表現」，「不要懼怕『左傾革命家』的威嚇」。張聞天：《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寫於1934年6月24日，載中共蘇區中央局機關報《鬥爭》第67期。收入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張聞天文集》第1卷。文章具體分析了「極左主義」在黨內思想鬥爭中、在檢舉行動中、在對待地主富農的政策上、在經濟政策中的種種表現和嚴重危害，激勵大家拿出勇氣，去反對「極左主義」。通過對閩贛的巡視調查，張聞天對「左」傾路線在軍事策略方面的表現和危害有了進一步認識。7月26日，他在閩贛戰地委員會擴大會議上作報告，尖銳地批評博古、李德「分兵把口，困守堡壘的辦法」，說將地方武裝用來「死守堡壘，對於我們是致命的打擊」。指出「這種公式必須立刻粉碎，我們的同志必須立刻從堡壘、從空機關走向群眾」。認為閩贛黨的第一任務是「武裝廣大群眾，發展游擊戰爭」。張聞天：《閩贛黨目前的中心任務》，1934年7月26日在閩贛戰地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的報告，載中共蘇區中央局機關報《鬥爭》第71期。收入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張聞天文集》第1卷。

前面已經提到，在博古、李德準備組織廣昌戰役時，洛毛一致反對；在廣昌戰役失敗后，博洛在軍委會上激烈爭論，毛是支持洛的。廣昌戰役問題上的分歧或一致，使得「博洛矛盾」又加九-九-藏-書深一層，而「毛洛合作」則前進一步。

廣昌戰役失敗后，在5月中旬中革軍委的一次會議上，張聞天提出了嚴正的批評，指出：廣昌戰鬥中同敵人死拼，是不對的。這是一種拼消耗的打法，使紅軍主力遭受了不應有的巨大損失。博古不承認錯誤，反過來給張聞天扣右傾帽子，說張聞天這種指責是普列漢諾夫反對1905年俄國工人武裝暴動那樣的機會主義思想。

1934年8月1日敵機轟炸瑞金后，毛洛的住處都搬到雲石山上的一座小廟「雲山古寺」里。堂屋一側廂房住毛一家，另一側廂房就是洛的房間。兩人朝夕相處，感情融洽，生活上也相互關心。1934年9月，毛在於都得了惡性瘧疾，高燒不止。贛南省委給洛甫打電話求助，洛立即派傅連暲星夜趕去診治。

洛甫服從決定，7月上旬即赴閩贛。巡視工作進行了四五十天。到8月下旬才返回瑞金。這時，洛甫實際上已經被剝奪了參与最高決策的權力。紅軍戰略轉移前的準備工作以及所有高級幹部的去留，都已由「最高三人團」決定。在組織人事方面，洛甫有權能做的事，只是提出中央政府隨軍轉移的中級幹部名單，交「最高三人團」批准。當時擔任教育人民委員的瞿秋白，被「最高三人團」列入「留」的高級幹部名單之中。瞿秋白向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表示希望「走」。張聞天深表同情，隨即向博古陳情。博古一點沒有商量餘地，硬是以病弱為由把瞿秋白留了下來。洛甫在延安整風時寫的自傳中談到此事，說當時感覺到自己「已經處於無權的地位」，「心裏很不滿意」。張聞天：《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頁。

長征出發前夕，在1934年9月29日的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上，發表了一篇張聞天署名的題為《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的社論。社論發表后，紅軍總政治部立即發布「政治指令」，要求全軍根據這篇社論就即將開始的軍事行動，「在部隊中進行充分的宣傳解釋工作」。董必武在1936年寫的回顧長征的文章《出發前》中，稱它是「一篇關於紅軍戰略的社論」。他和何叔衡是讀了這篇社論后，立即意識到紅軍即將進行戰略轉移了。這篇社論，實際上是紅一方面軍長征的宣言書和動員令，是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概括，標志著張聞天的思想已經躍進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比較自覺地認識中國革命規律、反對「左」傾路線的高度。它清晰地說明，張聞天已經完全擺脫了「左」傾錯誤的桎梏，同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完全合拍和一致，走到了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一邊。

總之，在踏上征途時，毛洛走在一起，不是偶然的。在同「左」傾錯誤領導共同鬥爭中達成的對中國革命戰爭戰略、策略及其規律性認識的一致，建立起來的深厚的戰友情誼，是他們在長征出發時走到一起的堅實基礎。

長征出發時，毛、洛走在一起不是偶然的。促使他們走到一起的主要有兩個相互影響的因素：一是博洛矛盾的加深，一是毛洛合作的發展。

在「博洛矛盾」逐步加深，博古同洛甫的關係逐漸疏遠以至發生衝突的同時，「毛洛」之間卻逐漸接近，以至互相信任，親密合作起來。

從以下幾件具有標誌性的大事，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洛合作」發展的進程，以及毛洛之間的關係到長征出發之際達到了何等親密的程度。

其實，軍委大多數同志是贊成洛甫的意見的。只是在那樣的場合，不便發表而已。三軍團司令員彭德懷在廣昌戰鬥后就曾當面斥責李德是「圖上作業的戰術家」，說他們把好不容易創造的根據地斷送掉，是「崽賣爺田心不痛！」

洛甫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后，並沒有按照博古等人排斥毛澤東的意圖去做。相反，他採取同毛澤東合作、尊重毛澤東的態度。洛就職以後，同毛長談了好幾次，傾聽毛移交工作的意見。主持人民委員會開會時，總是請毛參加和指導。經濟工作本來是毛管的，洛接任以後，還是讓國民經濟部部長吳亮平經常向毛彙報和請示；毛仍然參与經濟方面重大問題的決策。這樣，毛洛關係不僅沒有趨向緊張，反而更加密切起來。

事後，博古曾找洛甫交談，似乎是傳達李德的意思，說：「這裏的事情還是依靠于莫斯科回來的同志。」意思是博洛二人不應該鬧磨擦。張聞天無意與莫斯科回來的同志抱成一團，對這種提示未予理睬。更重要的是，博古他們絲毫沒有從廣昌戰役的失敗中吸取教訓，在軍事行動上仍然堅持「短促突擊」、「分兵把口」等戰術，在敵軍新的進攻面前，又兵分六路，實行全線防禦，紅軍完全陷於被動挨打的境地。博洛之間的分歧當然無從縮小以至彌合，更何況博古他們還在組織上排擠洛甫呢！

對於同十九路軍談判，博洛態度很不相同。博古警惕性很高。他沒有拒絕談判，但疑慮重重。他看不到十九路軍將領的進步，總以為他們來談判很可能是為求一時緩和以待援兵而施的狡計。他僅僅把談判看成一種宣傳性的措施，只想通過談判來揭露十九路軍將領的欺騙，提高共產黨和紅軍的威望。十九路軍代表到瑞金談判時，博古沒有會見。張聞天十分重視這次談判，認為這正是實現共同抗日三條件宣言的一個具體行動。如果談得好，同十九路軍停戰並進而合作抗日，對粉碎第五次「圍剿」，對整個反蔣反日鬥爭，都有重大的積極影響。張聞天當時是中共中央局內具體指導談判、簽約的領導人之一。他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熱情接待十九路軍全權代表徐名鴻，促使談判順利進行。參加談判的紅軍和蘇維埃政府的全權代表潘行健（九_九_藏_書漢年），從白區到蘇區，都是張聞天的得力助手。談判進行了近一個月，雙方全權代表於1933年10月26日草簽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草簽初步協定之後，蘇維埃政府又委派潘漢年為常駐福州代表，同徐名鴻、吳明等十九路軍談判代表一起赴閩。臨行那天早晨，張聞天同毛澤東、林伯渠、鄧發等前往送行。

中央確定從贛南突圍之後，紅軍代表潘漢年同「南天王」陳濟棠的粵軍的談判即緊鑼密鼓地進行，進展相當順利。停戰協定的簽訂，為紅軍西征開出了一條通道。博古領導下的中央局對於突圍行動這一巨大的戰略轉變，進行了緊張準備，但軍事行動計劃處於高度保密狀態，直到9月下旬，博古要張聞天撰寫一篇社論，從理論上對紅軍戰略大轉移作出解釋，以統一全黨全軍的思想。

第四，「博洛矛盾」從暗的分歧發展到明的衝突，是在廣昌戰役開始之前和失敗之後。

在此基礎上，張聞天對「進攻路線」作出新的解釋，說明依照當時的環境，不單採取進攻、反攻，就是採取「防禦以至退卻的鬥爭方式」，「一切這些鬥爭方式的運用，都是為了實現黨的進攻路線。」這就在那時允許的範圍內突破了只准講進攻、不準談退卻的教條。張聞天又正面提出正確的方法論原則：「根據于每一具體環境的分析與了解，決定在當時何種鬥爭方式最為有利，並且跟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變化我們的鬥爭方式。」據此，他分析了實踐中運用的各種各樣鬥爭方式，並以十分醒目的表述，肯定了放棄某些蘇區與城市以便「縮短戰線」，突破封鎖「轉移地區」，是在敵人優勢兵力壓迫、堡壘層層封鎖之下可取的保存有生力量、爭取戰爭勝利的方式，相當明確地預示了中央紅軍即將突圍轉移的戰略意圖。

這是博洛之間的又一個分歧點。先是博古發表《論目前階段上蘇維埃政權的經濟政策》此文先發表了第一、二兩部分，載《鬥爭》第8期（1933年4月15日）。重複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反帝、反封建與反對資產階級並列的特點。博古認為，目前的中國革命不但要「反對封建殘餘，反對軍閥制度，反對帝國主義者，而且同時要進行反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無情的鬥爭」，這是工農民主專政的特點之一。博古主張對資本主義政策的基點是「限制」，「在發展蘇維埃經濟中間、在相當的容忍資本主義發展中間來有系統的限制資本主義剝削」。張聞天在《論蘇維埃經濟發展的前途》、《五一節與〈勞動法〉執行的檢閱》、《蘇維埃政權下的階級鬥爭》等文章中論述了「利用」私人資本發展蘇維埃經濟的主張，提出應該允許資本主義發展，採取利用、限制、競爭、鬥爭的政策。顯然同將資本主義作為「反對」對象，採取「系統限制」政策大相徑庭。博古在隨後發表的《論目前階段上蘇維埃政權的經濟政策》的第三部分載《鬥爭》第16期（1933年6月25日）。此文發表第三部分后即中斷。中對張聞天的觀點進行了嚴厲批評。博古強調：「資產階級將成為我們當前的惟一的最主要的敵人，所以，與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是不可允許的」。他認為，對於資本家，「不是『妥協』政策，而是堅決的發展階級鬥爭」；除了消滅他們的反抗，限制他們的剝削之外，應該是「強迫」他們為蘇維埃工作。博古不點名地指責張聞天主張的「讓步」、「妥協」政策是「機會主義」的政策，甚至認為這種「對資本家的投降情緒」，是目前蘇區職工運動中的「主要危險」，提出要以「堅決的無情的火力反對這種危險」。

洛甫此時的這種感受，在毛澤東的心裏早已鬱積多年。從贛南會議（1931年）到寧都會議（1932年），到六屆五中全會（1934年），毛澤東一再受到排擠打擊。毛當時在黨內的境遇比洛差得多。毛從於都回到瑞金已經是10月初了。

1932年秋冬，張聞天在上海接受「左」傾錯誤在實踐中不斷碰壁的教訓，就已開始了由執行「左」傾路線到反對「左」傾路線的轉變。到中央蘇區后，張聞天從思想認識到方針政策，直至策略路線，逐步掙脫「左」的桎梏。這一艱難的轉變過程，同時也是同犯「左」傾錯誤的中央主要領導人博古之間的分歧和矛盾產生、發展、加深的過程。所謂「博洛矛盾」，在重要的歷史轉變時期，產生過很大的影響。

長征出發時，洛毛兩人之所以能傾心交談，根本原因，是他們在不少重大問題上看法比較一致，在黨內生活中有共同的遭遇和感受。

1933年1月17日，在日本帝國主義繼續擴大侵略，佔領山海關，向華北進犯的形勢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名義發表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進攻蘇區、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武裝民眾三個條件下，願與任何部隊訂立共同作戰的協定。在國內、國際都引起廣泛的注意和強烈的反響。然而，博古卻從下層統一戰線和打擊中間力量的共產國際的「左」的固定公式出發來理解共同抗日三條件宣言，認為我們的宣言只是對群眾說的，只是對士兵說的，或者至多是對國民黨軍隊下級軍官說的。至於國民黨上級軍官，那決不會接受我們的條件，我們也不會去同他們談什麼條件，同他們訂立什麼共同作戰的戰鬥協定。宣言上的提議只是個宣傳口號，是用來揭破國民黨的造謠污衊的。張聞天則接受了淞滬抗戰事實的教育，對在日本侵略下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動開始有所認識，糾正了「一·二八」事變后對國民黨十九路軍軍官的過「左」的策略思想，所以，他對在三條件下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共同的對日作戰協定的理解同博古大為不同。他認為：「三條件是宣傳的，也是行動的號召」，不僅是對下層士兵與廣大工農群眾講的，「也是對上層軍官說的」。張聞天：《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頁。圍繞著對「共同抗日三條件」應怎樣理解的問題，張聞天同博古進行了爭論。博古沒有採納張聞天的意見，所以，「宣言」發表以後，蘇維埃政府與紅軍沒有採取任何主動行動，「宣言」發表以後的八九個月里，也沒有同任何一支國民黨部隊訂立反日作戰協定。九*九*藏*書

長征出發時，按照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最高三人團」的意見，毛澤東、張聞天等人都要分散到各野戰軍團中去。毛澤東和張聞天商量后提出異議，博古同意毛、張的意見，讓他們留在總部。毛澤東邀約張聞天、王稼祥一路行軍，一起宿營。就這樣，毛、洛、王三人走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也形成了一個「三人團」。為了跟「最高三人團」相區別，稱為「中央隊三人團」。

第二，關於對資本主義經濟的認識與政策。

第三，博洛之間更大的分歧發生在「福建事變」前後關於同十九路軍的聯合和怎樣對待「福建事變」上。

①洛發表毛的調查報告，並與毛合著《區鄉蘇維埃怎樣工作》一書。

張聞天從總結反五次「圍剿」的經驗教訓入手，批評了「左」傾的進攻路線。指出：「我們黨的總的進攻路線，決不能解釋成為只要採取進攻的鬥爭方式，就可使我們得到勝利。這種見解，實際上是把革命當作只是一種向上的、直線式的、不斷勝利的行動，或是一次的、短時期的、在一個戰線上的英勇的決鬥和突擊。這種對於革命的抽象的了解，必然會想出種種『抽象的公式』或『教條式的藥方』來限制自己的活動，其結果是很明顯的，或者是我們拿一種固定的鬥爭去束縛運動，或者是由於我們的成見與固執，放棄了其他鬥爭的領導。」

1931年2月張聞天從莫斯科回國以後，在上海期間，對中央蘇區與毛澤東的情況時有所聞。那時，從臨時中央政治局到蘇區中央政治局，對毛澤東總的說來不僅不尊重，而且還排斥、打擊。張聞天在文章中、在會議上同樣採取這種態度。他在1932年4月4日根據中央會議精神寫成的那篇批評所謂「黨內機會主義動搖」的社論中，否定毛澤東在反「圍剿」中創造的「堅壁清野」、「誘敵深入」的策略，認為是「濃厚的等待主義」；在1932年10月6日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中央蘇區工作時，博古批評「澤東的觀點是保守、退卻」，認為「應該做堅決鬥爭」，張聞天也提到「澤東可調回後方做蘇維埃的工作」。這個意見同中共蘇區中央局10月上旬寧都會議作出的決定（「澤東同志回後方負中央政府工作的責任」）是一致的。張聞天這些錯誤主張和做法，是當時「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指導方針下勢所必致的。不過，當時他同毛既未共事也無直接衝突，在個人關係上並沒有什麼嫌隙。

博洛二人在會上爭得面紅耳赤，相持不下，會也沒法開下去了，結果不歡而散。到會的其他同志，沒有一個作聲。關於這次中革軍委會上博洛爭論的情況，據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並據伍修權：《紀念遵義會議，懷念聞天同志》，見《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1—92頁。

1932年冬，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到瑞金后，在中央蘇區反「圍剿」鬥爭和實際工作中，以「博洛矛盾」（即中央兩位主要領導人博古和洛甫的矛盾）的加深為標誌，中央「左」傾領導集體已經出現裂痕，開始分化；而以「毛洛合作」的發展為標誌，受「左」傾領導集團打擊、排擠的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已經被實踐證明為正確，毛和洛已經在同「左」傾錯誤的矛盾、鬥爭中取得一致，建立了戰友的情誼。

第一個來到延平（今南平）前線同紅軍聯絡的代表，就是當年張聞天在上海從事新文化運動時的朋友吳明（即陳公培）郭沫若在《創造十年》中敘述：1922年夏天，「那時候肯到寓所來的有張聞天、吳明、汪馥泉諸人，他們當時似乎住在民厚北里，差不多每天都要來一次。」見《沫若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6頁。吳明，即陳公培（1901—1968），湖南長沙人。曾參与中共早期建黨活動。1920年秋留法勤工儉學。1921年9月因參加里昂學生運動而同李立三、蔡和森等108人被遣送回國。1924年底入黃埔軍校，為二期畢業生。北伐時在第四軍政治部工作，繼任十一軍師政治部秘書。參加過南昌起義。潮汕起義失敗后經香港赴上海。不久聲明脫黨。後為陳銘樞幕僚。新中國成立后，曾任政務院參事。吳明於1933年9月22日晚在王台八角樓紅三軍團總部會見了彭德懷。第二天又同彭德懷、袁國平舉行會談。此後，吳明即於10月初陪同十九路軍秘書長徐名鴻秘密到達瑞金，進行正式談判。

張聞天和毛澤東的關係可以追溯到1920年初。1919年12月，張聞天加入了當時的青年進步組織「少年中國學會」。1920年1月，毛澤東也參加了這個組織。他們兩人入會的消息，一起發表在1920年2月出版的《少年中國》第1卷第8期上。以後毛、張的行蹤在《少年中國》上時有披露。由會友這一層關係，他倆早已相互知道對方了。只是毛澤東對「少年中國學會」的活動並不怎麼熱心，張聞天又時去國外，在20年代兩人未曾會面。

紅軍戰略大轉移的決策，在廣昌戰役失敗后博古主持的5月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就已作出。向共產國際報告后不久即得到同意。戰略轉移的準備工作也在博古、周恩來和李維漢等組織下積極進行。正如陳雲在向共產國際報告中所說，「首先，在我軍主力縱隊撤出中央蘇區向西部進發之前，黨先派一部分部隊打出蘇區，深入敵後。尤其是我們派了抗日先遣隊紅七軍團向福建方向和贛閩邊界地區挺進，於是我們的部隊插到了東北方向敵人的後方。」「第二個行動：派部隊從湘贛邊區打到湖南去。」此外，「為紅軍主力部隊補充了青年戰士。我們吸收了三萬名志願者參軍」；「我們培養了一批基本幹部和部隊的骨幹」；「我們籌集了60萬擔糧食，供紅軍西征開始階段用」；「還加緊生產彈藥，彈藥生產增加了六倍到三十倍。還給戰士置備了特製的軍服，籌集了必需的通信器材」。《陳雲文集》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頁。rｅａｄ•99ｃsw.ｃoｍ

張聞天「進行上層統一戰線」的主張，對「左」傾幼稚病者的尖銳批評，並沒有使他們將大門敞開。「福建事變」爆發以後，他們不僅不作有力聲援，不去推進聯合，積極配合，反而進行揭露、批判，採取詆毀、排斥、打擊的策略。

②在廣昌戰役問題上，毛洛一致採取反對態度。

既然如此，兩位領導人之間就不可避免地會在政治上，在重要的方針、政策上，產生分歧和矛盾。

1934年1月至2月，洛甫在他主編的刊物《鬥爭》上分六期連載毛澤東的兩個農村調查報告：《興國長岡鄉的蘇維埃工作》和《上杭才溪鄉的蘇維埃工作》。這是毛澤東兩個調查報告的首次發表。不僅如此，洛還效法毛的辦法，研究基層蘇維埃的工作。1934年4月，標明「張聞天、毛澤東合著」的《區鄉蘇維埃怎樣工作》一書出版。這是毛的《鄉蘇維埃怎樣工作》和洛的《區蘇維埃怎樣工作》的合集。這本書的出版，可以看做「毛洛合作」的一個標誌。

1934年10月10日晚，張聞天（當時通用名洛甫）同毛澤東、王稼祥一起，從瑞金的梅坑出發，向贛南省會於都集結，準備渡過於都河作戰略轉移。

1933年六七月間，蔣介石利用簽訂《塘沽協定》後日本暫停南侵之機，坐鎮廬山，調兵遣將，部署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這時紅一方面軍執行臨時中央「長電」1963年6月13日，中共中央致電朱德、周恩來，轉告共產國際遠東局軍事總顧問擬定的以中共臨時中央名義發出的關於夏季軍事計劃的指示電。該電文很長，故被稱為「長電」。此電批評紅一方面軍前段軍事行動的缺點在於把主力集中於一個單獨的作戰單位，即方面軍，這就不可能從各方面配合作戰，這樣做束縛了主力，以致不能「有力打擊」北方的敵人即蔣介石的嫡系部隊。為在閩贛兩個戰略方向上同時取勝，提出從紅一方面軍抽出若干部隊，組成東方軍團，進行分離作戰。中共中央強調要「切實執行這一作戰計劃」，提出以紅三軍團為東方軍團的基幹，入閩作戰，紅一、五軍團依計劃在撫河、贛江作戰。的錯誤指示，實行「兩個拳頭打人」，分為中央軍和東方軍兩路反第五次「圍剿」，企圖在兩個戰略方向上同時求勝。從7月至9月，彭德懷統率的東方軍在對十九路軍作戰中發展順利。連城大戰之後，隨即進軍閩北，每戰皆捷，形成挺進福州之勢。十九路軍陷入進退維谷的窘境。蔡廷鍇等十九路軍將領原本就同蔣介石有深刻的矛盾，在此形勢下，聽從周圍一批進步人士的勸說，決定變「剿共抗日反蔣」的方針為「聯共反蔣抗日」的方針。他們響應中國共產黨共同抗日三條件宣言，主動派代表秘密前往紅軍駐地商談停戰反蔣事宜。

張聞天一向溫和沉靜，面對博古的指責，當即予以批駁，指出：普列漢諾夫在1905年12月俄國工人武裝起義失敗后責備黨，說什麼「本來是不需要運用武器的」，那是根本反對武裝起義，以為工人可以用和平手段得到勝利。今天批評廣昌戰鬥，是說同敵人死拼這種拼消耗的打法是錯誤的。敵人空中每天有三四十架飛機分批輪番轟炸，地上有一個炮兵旅的大炮轟擊，兵力又大大強於我們，在這種情況下，想靠野戰工事來堅守陣地，怎麼可能？我們絕不應該單純防禦，死守硬拼！應該保存主力，用別的辦法戰勝敵人。同普列漢諾夫根本反對武裝暴動有什麼相同之處？張聞天越說越激動：博古同志說我是普列漢諾夫，是機會主義，這是污衊！我堅持，廣昌戰役同敵人死拼是不對的！張聞天在發言中還批評博古過於重用李德，說：我們中國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點主意。

廣昌是中央蘇區的北大門，坐落在盱江左岸。1934年3月，敵人集中11個師兵力，自盱江兩岸夾江南下，緩緩地向廣昌作堡壘推進。毛、洛堅決反對組織廣昌戰役。博古、李德決定全力保衛廣昌，與敵「決戰」。他們調集紅軍主力九個師，採取以集中對集中、堡壘對堡壘的陣地戰和「短促突擊」戰術，企圖「禦敵於國門之外」。從4月10日至28日，紅一、三、九軍團進行了歷時18天的廣昌保衛戰。敵人依仗空軍、炮兵的優勢，以平均每天2公里的速度，步步為營，向廣昌推進。堅守廣昌的紅軍部隊雖然英勇戰鬥，大量殺傷敵人，但由於戰爭指揮的根本錯誤，兵力消耗巨大，終於不得不在4月28日放棄廣昌。廣昌戰役的失敗是李德、博古不接受毛、洛正確主張，推行單純軍事防禦路線的結果。

從以上毛洛關係發展的幾件事情，特別是張聞天寫的被稱為「戰略社論」的《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中可見，到長征前夕，張聞天的思想已經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變化。他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認識，特別是對中國革命戰爭基本規律的認識，同毛澤東的認識已經非常接近以至基本一致。同六屆五中全會斷定中國存在著「直接革命形勢」、第五次反「圍剿」「即是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鬥爭」等觀點完全不同，他已經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的革九_九_藏_書命戰爭是「長期」的戰爭，不是在幾年內就能夠完全勝利的。用這樣的戰略思想武裝全黨全軍，來指導中國革命，其意義是不可低估的。張聞天雖然還沒有衝破「進攻路線」的外殼，但已經十分明確地在實際上否定了「左」傾軍事路線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禦中的保守主義，退卻中的逃跑主義，提出並闡明了靈活運用各種鬥爭方式，尤其是採取退卻、縮短戰線、轉移地區的方式，以保存有生力量爭取勝利的觀點。對於主力紅軍的突圍西征來說，這是到那時為止得到深刻表述的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的指導思想。

1934年1月中旬在瑞金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使「左」傾路線的錯誤發展到了頂點。經過這次全會，張聞天在黨內的職位沒有什麼變化，但實際擔負的工作有了較大的變動。在六屆五中全會上，張聞天被補選為中央委員，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又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成員、中央黨報委員會主任。全會以後，接著舉行了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張聞天取代毛澤東，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單從表面上看，似乎張聞天得到了重用。然而，身處黨內高層矛盾旋渦中的張聞天，卻已經比以前「更明顯的感覺」到，這是一種極為巧妙的「排擠」。他後來回顧這段歷史時寫道：「由於這些矛盾的發展，博古開始排擠我。五中全會後，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從中央排擠出去的具體步驟。」「派我擔任人民委員會工作，對於李德、博古同志說來，是『一箭雙鵰』的妙計。一方面可以把我從中央排擠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澤東同志從中央政府排擠出去。」張聞天：《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頁、第81頁注6。在行動上，張聞天當然還是服從中央集體的決定。這樣，從1934年2月起，張聞天的辦公地點和住處，從黨中央所在地觀音山搬到了沙洲壩，同毛澤東在一處辦公，住地也緊靠在一起。

廣昌戰役失敗后軍委會上那場爭論之後，1934年7月上旬，博古、李德又採取了一個「排擠」洛甫的部署：派洛甫到閩贛省巡視工作。其實，在這之前，項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在閩贛省已經做了較長時間的巡視檢查，剛剛回到瑞金。完全沒有必要再派一個中央領導同志前往。所謂去閩贛「巡視」云云，完全是博古他們把洛甫實際上從政府領導崗位上調開的一個由頭。

毛洛合作的歷史契機是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及其後的人事變動。

張聞天在社論中回答了當時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紅軍為什麼要實行戰略大轉移？

張聞天還進而從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不平衡性這一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層次上，闡明應該怎樣看待突圍轉移的戰略決策。張聞天指出：「國內戰爭的戰線是延長在全中國」，「這種國內戰爭是整個時期的長期的死戰，而不是幾天幾月甚至幾年完成的。在這種決戰中，我們可以在某些區域得到空前的偉大的勝利，在有些區域則可遭受部分的挫折」。他自覺地運用這一帶規律性的認識對第五次反「圍剿」中「左」傾軍事路線的發展軌跡作出概括，進行批評。並指出，一切機會主義者，由於不了解中國革命這一基本問題，取得某些勝利時，就會被「勝利沖昏頭腦」，「放棄了繼續不斷的，堅持的，殘酷的鬥爭」；一旦遇到阻礙或停滯，就會「悲觀失望」，「失去了革命的信心和前途」，在「轉移地區或縮短戰線時」，就會「走到灰心絕望中去」。在這裏，「『左』傾機會主義者同右傾機會主義者完全表現了他們相反的一致」，其癥結就在於「看不到整個國內戰爭的實質。」

張聞天同毛澤東會面、相識，是在1933年初進入中央蘇區之後。開始，張聞天對毛澤東的思想和才幹並不真正了解，關係平常。不久，張分工管理政府工作，同毛接觸的機會多起來，對毛也有所了解，並逐漸接近。如上所述，毛洛二人，在執行「共同抗日三條件」宣言、同十九路軍簽訂協定和支持、援助福建人民政府等重要問題上觀點一致而同博古等人有重大分歧。

博洛之間政治上的分歧，首先產生在對於「共同抗日三條件」的理解上，也即關於統一戰線策略變化的認識上。

當時還沒有「長征」這個名詞，更不知道要走二萬五千里那麼長的路。那時紅軍是向西邊走，最初的目標是到達湘西同賀龍、蕭克的紅二、六軍團會合，故爾一開始都把這次戰略轉移的軍事行動稱為「西征」。

長征出發前博古要他撰寫一篇社論，正好給了他一個系統闡述在鬥爭實踐中得到的新認識的機會。

1931年秋，王明赴莫斯科，博古接任中共臨時中央總負責人。在此期間，張聞天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與博古共事，雖然工作作風不完全一樣，對若干具體問題難免有不同意見，但在政治上，革命目標一致，在推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方面，相當一段時間里，沒有什麼原則分歧，兩人關係可以說是親密團結的。

「中央隊三人團」並不是一個正式機構。三個成員中，毛、王兩人，一病一傷。毛澤東惡性瘧疾剛止住，體虛血虧，走不動路。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圍剿」中被敵機炸傷，肚子里還有彈片。他們兩人都坐擔架。張聞天身體好些，基本上是騎馬行軍。他們隨軍委第二縱隊（代號為「紅章」縱隊）行動。這個縱隊由黨中央和中央政府機關、供給部、衛生部、紅軍大學、軍委二局等組成。

③長征出發前毛洛兩人在「雲山古寺」的坦誠交談。

隨著時間的推移，張聞天在實踐中逐漸覺察到「左」的危險性，認識到「左」傾也會成為革命前進中的最大的障礙物，反對「左」傾的一面開始滋長。而博古卻沒有及時覺醒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