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毛澤東在鄜縣（現名富縣）東村複電洛甫，表示：「反蔣統一戰線的策略內容及具體的口號和綱領，完全同意。宣言請立發。」「對富農策略的轉變，基本同意」，還提出了若干補充意見。

11月20日，張聞天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陝北土地問題，即請張浩出席。會上對富農問題有不同意見。張浩發言說：「反富農要注意」，「目前階段策略上最緊急的要反對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蔣介石及地主。」現在不要提「沒收富農，消滅富農」。張浩還指出，現在宜提「人民共和國」。如果要沒收富農、消滅富農就勢必牽涉到中農、白區鬥爭、知識分子等許多方面。富農還是長期的鬥爭問題，不是一下就能消滅的。張聞天這時在對富農問題上也還沒有擺脫「消滅地主，反對富農」的政策的束縛。他在發言中認為：「消滅富農是不對的」，「對地主的應聲蟲富農應反對」。在張浩發言之後說：「在白區發展大的鬥爭時，可暫與他們妥協」，「在階級鬥爭深入的地方則不同。」據會議記錄。不過，他很快就按照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改變了對富農的策略。

1935年秋冬，中央紅軍到達陝北的時候，中華民族的危機達到了空前深重的地步。

自遵義會議以來，張聞天遇事總是同毛澤東商量。他作風民主，對毛很尊重，處處以「配角」自居，同毛配合合作得很融洽。黨中央總書記同紅軍最高統帥的高度一致，是保證當時打開中國革命新局面的重要關鍵。在歷史檔案里可以看到，從1935年10月初到陝北起，到1938年9月六屆六中全會，有洛甫（或張聞天）署名的電報為451件，其中「洛、毛」或「毛、洛」聯名者達286件之多，佔了百分之六十四。可見「毛洛合作」在實行戰略策略轉變、促成紅軍三大主力會師中的關鍵作用。

1935年11月29日，張聞天召集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統一戰線問題。他就「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策略問題作了報告和結論。張聞天在這次會上的「報告」和「結論」記錄整理稿以《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與擴大民族統一戰線》為題首次發表于《中共黨史資料》第22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后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為題收入《張聞天文集》（二）。會前，他主持發布了《抗日救國宣言》（11月28日）；會後，寫了題為《擁護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的抗日宣言》的文章。此文寫於1935年12月1日，發表於12月5日印發的中共西北局機關報《鬥爭》第76期，署名洛甫。部分內容以《關門主義是目前黨內主要危險》為題收入《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全文收入《張聞天文集》（二）。在這些文件中，張聞天除了繼續闡述已經提出的以抗日反蔣為內容的廣泛的統一戰線的策略思想之外，又增加了許多新的內容、新的步驟。這是以張聞天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將共產國際七大精神同中國實際情況結合起來，對靈活運用廣泛的統一戰線策略所作的重要充實和發展。主要之點是：

張浩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1935年七八月間，他參与了《八一宣言》全稱為《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1935年8月1日由中共代表團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名義簽發。10月1日在中共于巴黎創辦的《救國報》上發表。的醞釀、討論和修改工作，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鑒於共產國際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同中共中央的電訊聯繫已經中斷將近一年，國際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內容急需向中共中央傳達，中斷的電訊聯繫亟待恢復，所以，在國際七大會議中途，通過兩個決議案之後，張浩ｒｅａd•９９ｃｓw•com就被派回國。

在這年夏季，日本侵略華北的行動急劇升級。5月，日本借口中國破壞《塘沽協定》，要求中國剷除華北抗日行動，撤退軍隊及國民黨軍政機關。6月到7月，國民黨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與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秘密訂立《何梅協定》，國民政府全部接受日本的無理要求：河北省主席于學忠去職；中央軍、東北軍撤出河北；憲兵第三團南調；河北省內和平津兩市的國民黨黨部與秘密機關一概取消；禁止河北省境內之一切抗日活動。照此辦理，實際上把非武裝區從冀東各縣擴大到了整個河北省。6月底，察哈爾省代主席、民政廳長秦德純又和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以換文方式訂立《秦土協定》，規定取消察哈爾境內的國民黨機關，解散抗日機關和團體，免去宋哲元察哈爾省主席職務，撤退宋哲元的第二十九軍，成立察東非武裝區。按照這兩個賣國協定，國民黨嫡系力量基本上退出了河北、察哈爾兩省。1935年9月，日本新任中國駐屯軍司令官又發表聲明，鼓吹華北五省（河北、山西、山東、察哈爾、綏遠）「聯合自治」。10月，日本內閣又通過「鼓勵華北自主案」，圖謀把整個華北變成第二個「滿洲國」。11月，日本侵略者嗾使漢奸殷汝耕在北平城東40里的通縣組織「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使冀東22縣脫離中國政府的管轄，成為被日本操縱的一片敵偽統治區。接著，日本又逼迫南京國民政府接受華北政權「特殊化」的要求，妄圖在北平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雖然名義上仍歸南京政府管轄，實際上就是「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翻版。華北主權斷送，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正當其時，北平學生爆發了「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

《決定》指出：「陝甘蘇區是處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掠的前衛地位」，「目前陝甘蘇區黨前面最迫切的任務」，是「擴大與鞏固陝甘蘇區，準備同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決定》對實現任務的途徑作了具體說明：「使土地革命戰爭轉變為民族革命戰爭」就是「由反蔣戰爭進到反日戰爭」。

張浩到瓦窯堡后，張聞天即同他徹夜長談。張浩向張聞天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關於改變以往對社會民主黨的策略，不再將中間力量看做危險的敵人，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和人民陣線等精神，以及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起草的以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義發表的《八一宣言》關於抗日聯軍、國防政府等內容。張浩還帶回了與共產國際聯繫的密碼。所有這些，都不可能帶書面材料，全憑記憶。

11月13日當天會後，中共中央發布了兩個文件，一個是《為日本帝國主義并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以下簡稱《宣言》），一個是《關於開展抗日反蔣運動工作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與上述張聞天在會上所作「總結髮言」參讀，可以認定，這兩個文件無疑是在張聞天主持下寫成，或者就是出自張聞天之手。

上述11月至12月間的這些新的內容，新的步驟，具體的口號和提法，都是11月中旬及以前的文章、講話、宣言、決定中所沒有的或不夠明確的。這當然同張浩到達瓦窯堡、傳達共產國際七大精神密切相關。可貴的是，張聞天和中共中央領導集體並沒有照搬共產國際七大的詞句，而是結合中國實際貫徹國際七大的精神，對已經獨立提出的靈活運用廣泛的統一戰線的策略作了重要的補充和發展，注入了新的內容，提到了新的高度。

就在這時，在張聞天指導下，我方同國民黨軍八十四師高桂滋部就停戰、合作等進行的談判「已有初步成績」，「協定草約已由雙方代表同意後送上級批准」。1935年11月26日洛甫致毛澤東電，見《張聞天文集》（二），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頁。

張聞天在會上作「報告」和「結論」。張聞天的「報告」和「結論」以《改變對富農的策略》為題收入《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張聞天在報告中指出：現在是民族危機加深的時期，廣大階層都參加了革命鬥爭。在這種情形下，富農所採取的態度與以前不同了。「現在我們要在全國範圍內爭取廣大群眾到革命方面來，反對我們的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及蔣介石。因此富農態度的變更，我們是歡迎的。我們現在如採取加緊反對富農的策略，把他們推到地主豪紳方面去，顯然是不適宜的。」並指出：「現在我們改變策略，使群眾覺得不僅政治上可以自由，而且可以大大地發展生產，使生活更加好起來。我們必須了解，在目前革命階段上，資本主義的發展對我們不是可怕的，而是有利的。」「總之，我們認為，在目前情形下，要改變我們對富農的策略。」應該採取怎樣的策略呢？張聞天說：「現在，在白區，在反對地主豪紳的鬥爭中，一般可以聯合富農，造成統一戰線。在鬥爭深入時，分配土地、消滅豪紳地主勢力時，則要求得富農善意的中立，使他們不做地主豪紳的應聲蟲，以孤立地主豪紳勢力。」「在蘇區，只消滅富農的封建剝削」，「富農也應平均分得土地，不應特別分給壞田地。除此之外，富農的錢及用具，不管有沒有，都是不能動的。」ｈttｐｓ://read.９９cｓｗ•ｃｏm

10月19日，中央紅軍到達吳起鎮。在這裏休整期間，張聞天於10月22日、27日先後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及時地提出了歷史大變動時期的新的戰略任務：把保衛和擴大蘇區的鬥爭變為直接的民族革命戰爭。據會議記錄。這篇發言以《長途行軍結束后的新任務》為題收入《張聞天文集》（二）。

12月1日，張聞天接到毛澤東表示「基本同意」的複電。他在吸收毛澤東和前方領導同志意見對文件進行修改後，即於12月6日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改變對富農的策略。

11月27日，洛甫致電毛澤東，建議釋放俘虜的東北軍軍官，以「擴大我們抗日反蔣的影響與同盟者」。據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81—282頁。該電收入《張聞天文集》（二）。

會議作出了《關於改變對付富農策略的決定》，指出「加緊反對富農」的策略無論從目前的中心任務和長期的實踐經驗來看，都「已經不適當了」。現在對於富農的政策是：「只取消其封建式剝削的部分，即沒收其出租的土地，並取消其高利貸。富農所經營的（包括僱工經營的）土地、商業以及其他財產則不能沒收。蘇維埃政府並應保障富農擴大生產（如租佃土地，開闢荒地，僱用工人等）與發展工商業的自由。」《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0），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585、586頁。

11月21日，毛澤東等從前線致電張聞天等，報告直羅鎮大捷的喜訊：「洛甫及中央各同志：捷報。敵一零九師及一一一師一個團，昨日侵入直羅鎮，方面軍本二十一日包圍該敵，激戰至十二時，被我一軍團將一零九師之兩個團及其師直屬隊整個消滅，未逃脫一人一槍，繳獲豐富，正清查中。」

1935年10月1日，張聞天在甘肅通渭時，就已撰文指出：日本獨佔中國的侵略政策和行動「將引起國內外各種關係的變化」。英美和日本之間的矛盾正在加劇，群眾中正醞釀著反抗日本侵略的怒火。文章宣告：中國共產黨與紅軍「應該更高地舉起反日、反帝的旗幟，團結全中國一切反日反帝的民眾在自己的周圍，開展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戰爭，以保衛中國民族的獨立與領土完整。」見《察哈爾事件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吞華北》（1935年10月1日），載《前進報》第4期，署名洛甫。九九藏書

張聞天在討論后做的結論中強調：「現在要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集中力量反對主要敵人，在廣泛的統一戰線中爭取黨的領導。」在富農問題上，「要改變策略，為的是集中力量，反對主要敵人。」「在蘇區，對於富農的『左』的辦法在糾正。這不是假的政策。政府過左的行政辦法要糾正，黨、工會也是一樣。過左的要求，我們都是反對的。」「總之，對於策略的轉變，各方面都要堅決貫徹執行。要在黨內進行廣泛的教育，使我們的同志懂得，目前無論如何都要轉變策略。」最後，張聞天還對幾個具體的政策界限作了明確的規定：「第一，富農自己經營的土地不動，出租的土地沒收。第二，出租的牛羊可以分。第三，土地是否平均分配由中農決定。第四，合作社可以讓富農投資，但不能讓他們參加政權。」

1935年11月13日，張聞天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實現戰略轉變的任務和靈活運用廣泛的統一戰線策略。他在會議最後作總結髮言，指出：陝北蘇區的戰略地位是「處在最前線的地位，領導民族革命戰爭的地位」；我們的「歷史任務」是「要鞏固和擴大這一蘇區成為領導的中心；反日反蔣的根據地」，進而「在陝、甘、綏、寧、新建立反日中心」；當前的任務是「發動群眾，粉碎敵人進攻，準備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戰」。據1935年11月13日西北中央局會議記錄。這篇總結髮言以《把陝北建成領導反日的中心》為題收入《張聞天文集》（二）。當時把反日和反蔣並提的背景是：「華北事變」確實引起了國內外關係的變化。南京政府和蔣介石也從中認識到，日本在華北的擴張，嚴重危及英、美帝國主義在華的經濟利益，也損害了蔣宋孔陳等家庭和派系的利益，威脅著蔣介石在華北的統治地位，因此，蔣在1935年11月的國民黨「五大」上表示了轉變對日政策的意向。然而，蔣當時的基本方針還是「攘外必先安內」，蔣當時積極專註的事情，還是消滅初到陝北、立腳未穩的中央紅軍。所以，粉碎國民黨軍隊的「圍剿」，保衛與擴大陝北蘇區，就成了當時紅軍的迫切任務，「反蔣」與「反日」也就不能不並提，成為那時互相聯繫、并行不悖的目標。

《宣言》指出：「抗日反蔣是全中國民眾救國圖存的唯一出路」，「抗日」與「反蔣」的關係是「不可分離兩位一體的任務」。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文件在提出戰略任務的同時，還著重提出了策略路線問題。重申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願在1933年1月「共同抗日三條件」之下與任何武裝隊伍訂立共同對日作戰協定；願意實際地援助一切方式的抗日反蔣的組織。強調要運用1934年4月20日發表的民族武裝自衛的「六大綱領」並使之具體化與實際化，來發動廣大群眾，開展抗日反蔣運動。文件對統一戰線的廣泛性與靈活性作出了新的解說，提出：「一切抗日反蔣的中國人民與武裝隊伍」「都應該聯合起來」，「一切鬥爭方式」「都應該用來」抗日反蔣。

張浩到達瓦窯堡傳達共產國際七大精神之後，張聞天對於實行廣泛的統一戰線的策略，確有不少新的認識，新的發展。

過了四天，11月17日，張聞天又寫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新進攻與民族革命戰爭的緊迫》一文。載《鬥爭》第74期（1935年11月21日），署名洛甫。收入《張聞天文集》（二）。除了對《決定》和《宣言》進行闡述和發揮之外，文章在分析當前「國內外各種關係變化」的基礎上，對統一戰線的策略思想有不少極其重要的發展。在這篇文章中，張聞天將實現策略轉變，靈活運用廣泛的統一戰線提高到黨的中心任務的位置；他明確提出為了達到「抗日」這個崇高目的，要利用上層統一戰線的策略，重點對象是同蔣有矛盾的各派軍閥的武裝隊伍。文章還明確提出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的問題，指出中國共產黨與紅軍擔負著「民族革命戰爭的組織者與領導者」九-九-藏-書的任務，要把中國民族革命戰爭「放在自己的領導之下」。而這種領導者的地位，要在靈活運用廣泛的統一戰線策略的過程中取得。

張浩受共產國際派遣回國，帶回來共產國際轉變策略的重要的新精神，張聞天等中央領導人都很敬重他，稱他為「國際代表」。此後，他就以「國際代表」的身份在黨和紅軍中活動，特別是在制止張國燾的反黨分裂活動，促成紅軍三大主力會師上發揮了很大作用，立了大功。

11月25日，張聞天又派專人送信給毛澤東，並附在後方的黨中央領導同志研究后草擬的文件（包括擬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聯名發表的《抗日救國宣言》和中共中央《關於改變對富農策略的決定》），就抗日統一戰線的策略、紅軍行動方針、改變對富農的策略等問題，徵求毛澤東和前方領導同志的意見。

就在張聞天、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根據當時新的政治形勢，獨立作出判斷，開始戰略轉變的時候，受共產國際派遣從莫斯科回中國的張浩（本名林育英），於11月18日到達瓦窯堡。

適應形勢的發展變化，張聞天同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等中共中央領導人一起，及時地拉開了從內戰到抗戰這一戰略轉變的序幕。

（4）強調同黨內「左」的關門主義開展最堅決的鬥爭。張聞天指出，「靈活的運用廣泛的統一戰線，是我們黨目前最中心的任務」；而「最阻礙我們工作的是關門主義」，「關門主義成了我們黨內最主要的危險」。「這種關門主義傾向如不克服，就根本無法去取得對於千千萬萬廣大群眾的領導權」。張聞天系統地、具體地分析了關門主義的特點、表現、產生的原因及危害，並用現實鬥爭中的例子，結合歷史的經驗教訓，說明應該怎樣克服關門主義，靈活運用廣泛的統一戰線策略。在這方面，張聞天特彆強調主動性和靈活性。他指出：「我們不應在宣言發表之後被動的、消極的等待人家來找我們，同我們談判抗日反蔣的聯合行動，而且還要主動的積極的到處去活動。」在靈活性方面，張聞天指出，「革命的形勢是千變萬化的」，要「把握住各種不同的情況，而提出不同的策略」，要「利用敵人內部的每一衝突、每一矛盾」，要「爭取各種機會、利用各種方式，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還說，在談判時，也不一定都要反日反蔣；只反日不反蔣，或者反蔣不反日，也可以。

總之，毛澤東、張聞天等率領中央紅軍落腳陝北以後，就同中央領導集體中其他成員一起，根據當時新的政治形勢，獨立作出判斷，開始實行從內戰到抗戰的轉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已經逐漸明確，戰略轉變的序幕已經拉開。

（3）強調「反對目前最主要的敵人」。張聞天既從軍事學和政治學的基本原則，又從列寧主義的策略思想，來說明「我們的中心目標是在集中最廣大的力量去反對目前中國人民最主要的敵人，並在鬥爭過程中去取得黨對於最大多數基本群眾的領導權」。在這一策略思想指導下，張聞天對統一戰線的廣泛性作了具體的闡述：「不論是過去同我們處於敵對地位的軍閥，或是過去是堅決反對我們的政治派別，只要他現在在抗日反蔣上同我們有共同之點，那我們可以完全不念舊惡，同他們聯合一起」，「為了整個民族的生存和利益，我們歡迎一切人民到抗日反蔣的運動中來。」國內是如此，對國際帝國主義國家，也要看到日本「獨佔」中國與英美「瓜分」中國之間的矛盾，變更我們的策略：「不論是英國或美國帝國主義，如果他們現在能夠對中國的民族運動表示同情贊成或守善意的中立，那我們即可以同他們建立親密的友誼關係。」

在這裏，張聞天已將籠統的「反帝」或「反日、反帝」並提的提法改變為「反日」和「反日反蔣」；「直接的民族革命戰爭」也明確地解釋為「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戰」。顯而易見，戰略目標開始集中到當前最主要的敵人身上了。

（1）提出共同組織抗日九-九-藏-書聯軍與國防政府，大大擴展了統一戰線的範圍，大大提高了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抗日救國宣言》宣告：「不論任何政治派別、任何武裝隊伍、任何社會團體、任何個人類別，只要他們願意抗日反蔣，我們不但願意同他們訂立抗日反蔣的作戰協定，而且願意更進一步同他們組織抗日聯軍與國防政府。」張聞天在政治局會議上指出：「就是在軍閥中間也有對日本侵略不滿意的」，「我們採取主動，聯合軍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按照六大綱領，我們可以和國民黨隊伍結成反日反蔣同盟。」張聞天強調：「抗日聯軍、國防政府要真正做起來」，「統一戰線不只是限於宣傳，要變成實際行動」。張聞天在文章中還指明，抗日聯軍與國防政府，是蘇維埃政府與紅軍在民族危機加深的情況下「採取的新的步驟」，「這一主張，即是目前爭取抗日反蔣群眾到我們領導之下的一個主要環子」。

糾正過去「左」傾政策的實際步驟首先從改變對富農的策略開始。為此，張聞天派羅邁、王觀瀾（西北辦事處土地部部長）、郭洪濤等對陝北土改情況進行調查研究，弄清陝北土地問題的特殊性，了解過去土改中執行「左」的政策的情況及其對農牧業和工商業帶來的消極影響。在此基礎上，草擬了關於改變對富農政策的文件，送前方徵求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的意見。

接著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中國共產黨通過哪些環節、運用怎樣的策略來實現停止內戰，進而轉變為直接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抗戰？

張浩1922年2月入黨，是中國最早的工人黨員之一。在國內長期從事白區工作，鬥爭經驗豐富，智勇雙全。他在黨內有相當高的威望，是人們熟知的工人運動領袖和黨的活動家，所以共產國際挑選他當此重任。張浩回國，走的是蒙古這條艱苦的近路。他風餐露宿，跨越沙漠。為應付盤查，他穿一件光板皮襖，挑一副貨筐，裝扮成貨郎，沿途打聽消息。經過三個月的長途跋涉，終於尋到了在瓦窯堡的中共中央。

（2）提出抗日救國的十大綱領，作為抗日聯軍與國防政府的共同綱領，統一戰線聯合行動的具體方針。

陝北是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又是新的革命征程的出發點。擺在中共中央和它的領導人面前的，有三項互相關聯的重要使命：一項是鞏固、擴大根據地，黨中央和中央紅軍自身能夠生存下來並得到發展；再一項是實現從內戰到抗戰的戰略轉變，擔負起民族解放的重任；又一項是戰勝張國燾另立中央的反黨分裂活動，引領二、四方面軍完成長征，實現紅軍三大主力的勝利會師，團結、壯大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力量。黨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和紅軍統帥毛澤東密切合作，為完成這三項歷史使命作出了貢獻。

11月20日當天，張聞天即派專人送信給在直羅鎮前線的毛澤東等人，通報張浩回來及他傳達的國際七大精神與《八一宣言》要點。同時，他立即同張浩和在後方的黨中央領導同志一道，認真研究國際七大精神，結合中國革命的經驗，特別是九一八事變以來的教訓，依據當時國內外各種關係變動的情況，作出戰略和策略轉變的重大決策。

富農問題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它牽涉面廣，政策性強，涉及中農、工商業、知識分子以及白區工作等各個方面的政策。張聞天當時清醒地看到，「目前無論如何都要轉變策略」，「對於各方面策略的轉變，各方面都要堅決貫徹執行」。引自《改變對富農的策略》，見《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頁。而實行對富農政策的改變，正是系統糾正過去「左」傾錯誤政策首先採取的一個重大步驟，是此後轉變各項具體政策的一個良好開端。

11月24日，洛（甫）、博（古）聯名致電毛澤東，估計敵三次圍剿已經終結，建議開一個詳細討論各項問題的會，即後來召開的瓦窯堡會議。據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