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緊急疏散到神府縣的后楊家溝村之後四五天，迎來了中國共產黨21周年的生日。為紀念黨的生日，張聞天召集參加興縣調查的全體成員，連同駐在該村的晉西北後方機關的幹部，共約六七十人，於7月1日晚在打麥場上集會，由他發表講話，專門論述毛澤東在中國革命過程中無可比擬的偉大作用。那天晚上，皓月當空，涼風輕拂，高原景色，壯麗絕倫。張聞天不是鼓動家，講話不徐不急，娓娓道來，自然暢達，出自心聲。他扼要地敘述了黨成立21年來的歷史，取得的勝利和經歷的挫折，講了陳獨秀投降主義、立三路線、張國燾路線等的錯誤和危害。也講了土地革命後期在白區及蘇區工作中的嚴重錯誤和損失。他反覆強調，中國革命過去的歷史證明，有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革命力量就會逐漸壯大，就會逐漸走向勝利，就可以轉危為安；如果不聽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或反對毛澤東同志的領導，革命就會遭受挫折，就會轉勝為敗，就會從順利走向困難。他反覆說明，21年來中國革命的歷史證明，中國革命如果離開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就不可能取得勝利；反之，今後的中國革命，有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不管環境多麼困難，最後一定能取得勝利。他極其明確地指出：中國革命21年來的最大收穫和最大成就，就是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形成了久經考驗的、英明正確的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的領導，這是中國革命必然會取得最後勝利的可靠保證，也是我們紀念黨的生日時全黨值得慶幸的一件大事。張聞天1942年7月1日晚「紀念黨的二十一周年」的講話內容，有當時聽講者馬洪、尚明、段雲、曾彥修、雍文濤、薛光軍、薛一平的回憶文章，題為《回憶張聞天同志的一次重要講話》，載《人民日報》1979年8月27日，收入《回憶張聞天》一書。

嚴重的突發事件，尖銳的黨內矛盾，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

張聞天離開綏德趕回延安，是為了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從1943年3月16日至20日舉行。會議通過了《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主席、書記處主席，決定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從此，張聞天正式離開了書記處，但他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同時擔任新設立的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兩個助理機關之一的中央組織委員會的委員。《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0頁。中央組織委員會由劉少奇、王稼祥、康生、陳雲、張聞天、鄧發、楊尚昆、任弼時組成，劉少奇兼書記。

1939年5月，王明撰寫《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諸問題》，仍然堅持「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主張。1939年6月，他又將1938年發表過的一篇文章的部分內容改題為《十七年來的中國共產黨》重新刊載，繼續宣揚他在1938年寫的《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等文中的錯誤方針。特別嚴重的是，到了1940年，王明特意將1931年7月初版、1932年再版的《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初版書名為《兩條路線》）一書第三次出版，並在1940年3月19日專門寫了一篇「三版序言」，嘩眾取寵，把他的「左」傾冒險主義代表作，當做「學習黨的建設和中共歷史」的材料，硬塞給「成千累萬的新幹部新黨員」和「延安各學校」。1940年11月，他又在《共產黨人》第12期上發表《論馬列主義確定策略的幾個基本原則》，大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一點不作自我批評，儼然以「國際路線」正確代表自居。王明一方面堅持自己在土地革命後期和抗戰初期的錯誤，並兜售自己的錯誤理論，另一方面又詆毀、攻擊毛澤東的著作。他說，《新民主主義論》在中國革命的所有基本問題（如對革命性質、階段、動力、革命前途的估計，關於領導權等問題）上，同列寧主義是矛盾的。「新民主主義」實際上是反列寧主義、反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行動綱領，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理論和行動綱領。王明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中追述了他當時對毛澤東說的這些話。見現代史料編刊社出版的該書第15—16頁。劉英向筆者也談過此事。

張聞天認為：「調查研究是從實際出發的中心一環」；領導幹部同實際、同群眾保持聯繫的一個又簡便、又生動、又實際的辦法，是抓住一個典型的村或鄉或一個市鎮進行深入調查研究；而「親自動手」的主要意義是親自接觸實際、接觸群眾、接觸最下級的幹部。關於調查研究的對象，張聞天指出，「『從實際出發』，首先應該是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所結合成的社會生產狀況出發。所以調查研究的首要對象，也應該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至於具體的調查對象的確定，張聞天提出「著重典型」的原則，即在同一類事物中選擇典型來調查研究。關於調查研究的方法，張聞天具體闡發了毛澤東1941年9月13日在《關於農村調查》一文中對於「對立統一」方法的論述，提出「調查研究工作的主要方法是分析與綜合」。他指出：分析與綜合是一個對立統一。這就是從模糊的、籠統的具體印象到抽象，再從抽象到明確的、充滿豐富內容的具體概念之認識過程。張聞天在實踐中對調查研究的具體方法也有豐富和發展。除了開調查會之外，採取了按戶調查、個別談話、問卷分析、實地考察等方式，同時重視書面文獻、材料的搜集。張聞天還強調調查與研究相結合，調查材料應經常整理、補充校正；調查初步完成，即應在當地加以研究。

張聞天最初選定的調查研究地區是晉西北。據《洛甫同志在晉西北的言論》（記錄）「抄者記言」（1942年11月15日）。這份材料共收張聞天講話記錄11篇，現藏中央檔案館。晉西北區是晉綏邊區的前身。1940年2月黨中央指定組成晉西北軍政委員會；11月成立晉西北軍區。1942年9月改稱「晉綏軍區」。同時，成立中共中央晉綏分局。張聞天離開晉西北，時在1942年9月11日，故本文均稱晉西北。這一地區位於同蒲鐵路以西，北起左雲、右玉，南至汾陽、離石，是抗日戰爭時期開闢的根據地。這裏沒有經過土地革命，實行的是減租減息、「四大動員」（又稱「四大號召」，即動員號召地主、富農和其他農民獻金、獻糧、獻鞋和擴大軍隊）等黨在抗戰時期的農村政策，因而比陝北老根據地更有普遍意義。調查團離開延安后即向山西進發，張聞天用的化名就叫「張晉西」。

當時，黨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農村政策。1942年1月中央政治局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確定的基本原則之一，是「承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中國現時比較進步的生產方式，而資產階級、特別是小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是中國現時比較進步的社會成分與政治力量。富農的生產方式是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富農是農村中的資產階級，是抗日與生產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力量」，所以，「黨的政策，不是削弱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不是削弱富農階級與富農生產，而是在適當的改善工人生活條件之下，同時獎勵資本主義生產與聯合資產階級，獎勵富農生產與聯合富農」。張聞天在這篇文章中論證的中國農村必須利用資本主義以發展生產力，以創造社會主義的前提，對抗戰時期黨的農村政策作了很好的闡述和發揮。

根據這一發展趨勢，張聞天以是否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為根本出發點，提出我們現時的農村經濟政策應是「切實掌握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治）政策（三分封建，七分資本主義）」，是「積極推動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三分封建主義七分資本主義）」。《神府縣興縣農村調查》，第116、88頁。張聞天曾將這種在新民主主義下的資本主義稱為「新式資本主義」。與此相應，張聞天提出了一系列具體政策建議。他認為，在當時地主向經營地主、富農發展，新政權應該幫助，給地主打通這一出路；限制富農發展是不對的。張聞天1942年7月9日講話《農村階級變化問題》（記錄稿）。1941年以來的土地買賣，「帶有土地調劑、調整、解決一部分土地問題的進步性質，應讓其自由發展」，「以後土地問題的解決，除繼續採取『迫』、『挖』的方法外，還應採取『拉』的方法，即轉變其生產方式的方法。這即是提倡資本主義式的經濟」。《神府縣興縣農村調查》，第90—91頁。對於租佃關係、借貸關係，他主張實行要求地主減租又規定農民部分交租，反對高利貸又要交息還本這樣的兩重性政策，調整和穩定租佃關係，活躍農村金融，以發展農業生產，提高土地生產力。https://read.99csw.com

中國社會將來才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今天則要實行新民主主義，就是新式資本主義。因為中國太落後，只有走過新式資本主義的第一步，才能走社會主義的第二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我們的理想。發展新式資本主義，是我們現時的任務，也是我們當前的具體工作。若把理想當現實，亂來一陣，會弄糟糕的。

張聞天從綏德回到延安后，曾同劉英一起去看過一次還在養病的王明。王明對張聞天說：這次整風，主要是懲我們莫斯科回來的同志的，尤其是你。1940年3月恩來同志從莫斯科治傷后返回延安，傳曼努伊爾斯基（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委員）的話說，你是我黨的理論家。毛主席聽了這句話大發脾氣說，什麼理論家，背了幾麻袋教條回來。所以要特別反對你。王明還說，自己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什麼話都隨便說，所以遭了毛主席的忌。毛主席此人實在太厲害，真是睚眥必報。孟慶樹（王明的妻子）也在一旁插嘴幫腔。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訪問劉英談話（1991年9月6日）。張聞天聽了王明這番話，立即警覺到他是有意挑撥，沒有附和。他在後來追述此事經過時寫道：「王明講話，立即提起了我的警覺性，覺得他是有意挑撥，所以我當時講話很少，態度也冷冷的。我說，我們過去確有很多錯誤，應該好好反省。」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在中共七大大會發言中，張聞天也特別提到，對於利用黨總結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進行挑撥離間的陰謀，應該好好的警惕與戒備！洛甫：《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發言草稿》，1945年5月4日鉛印稿，第6頁。

張聞天出發調查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補課」，補缺乏基層實際經驗這一課。他總結一年多的調查工作，認為最重要的收穫在於「衝破了教條的囚籠，到廣闊的、生動的、充滿了光與熱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認識到「以後有向著接觸實際、聯繫群眾的方向不斷努力的必要」。這是張聞天思想發展過程中的又一次飛躍。這次飛躍主要是在哲學世界觀方面，因此帶有根本性質。從此，他完全、徹底地摒棄了主觀主義的學風，自覺地向著理論與實際聯繫、領導與群眾結合的方向不斷前進。

張聞天參加三月政治局會議后，就在延安進行工業調查。這可以說是綏德工商業調查的繼續。1943年4月2日，張聞天在陝甘寧邊區政府直屬各公營工廠會議上就「關於公營工廠的幾個問題」發表講話。他指出，必須明確認識「公營工廠的任務有三，即供給公家的任務，發展邊區經濟的任務，培養管理工廠幹部的任務」。為了辦好公營工廠，張聞天提出，必須把統一供給、統一定貨及分散製造的原則確定下來，以解決供、產、銷的矛盾；必須改變工廠是行政機關供給部門的性質，實行「經濟核算制」，計算成本與利潤，定出各種指標，使產品「不但數量多，而且價廉物美」；必須貫徹工廠管理一元化的方針，在廠長集中領導下，團結一致為完成生產任務奮鬥，反對同廠方對立的經濟主義、平均主義、無政府主義的偏向。他特別指出，工廠內黨和工會的工作要有一個「徹底的轉變」，「必須以完成工廠的生產任務為其基本內容」，黨和工會的教育與活動必須「對提高工人的勞動熱忱與勞動紀律有幫助」，否則應該停止。5月9日，張聞天還給難民工廠寫信，號召參加向模範工人趙占魁學習的「趙占魁運動」。張聞天的講話和信先後發表在1943年5月1日和5月19日的《解放日報》上，對邊區公營工業貫徹整風精神，糾正官僚主義、自由主義傾向，對公營工廠的改革與建設，對邊區職工運動的發展，具有指導意義。就在公開發表張聞天講話的同一天，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目前各抗日根據地職工運動的決定》。張聞天的講話同中央決定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張聞天率延安農村調查團離開興縣後轉回黃河西岸陝甘寧邊區，從9月26日起開始以米脂縣楊家溝為中心的農村調查。

曾有人以為張聞天到農村去調查是為了「躲風」。其實，從張聞天在1941年九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就可以判斷，這種說法純屬無稽之談。張聞天曾說，九月政治局會議后，「為了不阻礙毛主席整風方針的貫徹，同時為了使自己多多少少同實際接觸一番，所以決心出發、考察一時期」；還說，當時「以為我好好的做調查研究工作，實際接觸群眾，也就等於整風了」。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可見，張聞天到農村去調查，不但不是為了「躲風」，而且正是為了搞好整風。他在興縣將調查研究同整風有機結合起來，也是他擁護整風，用實際行動參加整風的很好註腳。

從1943年秋天起到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開，張聞天參加中央政治局和高級幹部黨史上兩條路線問題的學習討論，參加歷史問題決議的起草和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下節敘述）。

1944年春，中央政治研究室改組，成立中央政治材料室，張聞天兼任主任。這時，他遷居棗園，工作任務不重，生活輕鬆愉快，閑來下下圍棋，還種點草莓、西紅柿之類。

6月底《碧村調查》等興縣14個自然村調查材料分別整理完稿以後，張聞天即有計劃地在七八兩月連續召開座談會，將研究工作引向深入。在階級關係問題（7月8日至9日，三次）、土地問題（7月13日至14日，兩次）、租佃關係問題（7月23日至26日，四次）、村政權工作問題（8月18日至23日，六次）等座談會上，張聞天作了多次重要發言（留有記錄者七次）。此外，還有兩次正式的報告會：7月27日至30日作《土地問題研究》報告，8月30日至31日作《村政權及其他》報告。均見《洛甫同志在晉西北的言論》（記錄）。

張聞天在興縣調查時還寫了《興縣十四個自然村的土地問題研究》。此文當時沒有刊印。收入《神府縣興縣農村調查》一書，題目改為《晉西北興縣二區十四個村的土地問題研究（報告大綱）》。這個研究報告大綱對這一未經土地革命的地區，在抗日戰爭期間農村階級關係的變化、土地佔有的變化、借貸關係的情況等作了分析，特別著重分析了租佃關係的變化與執行政策的狀況，提出切實掌握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發展農村經濟的意見。

對於自己在黨內職務的變動，張聞天思想上早有準備，也就安之若素了。

1942年2月14日，正是農曆除夕，張聞天一行到達黃河岸邊的彩林村渡口。這個村子堪稱「塞上江南」，隸屬當時新設的位於神木、府谷兩縣之間的神府縣。

張聞天是從「左」傾的黨中央領導集團中首先覺悟而分化出來的成員。他在遵義會議前就同「左」傾的中央領導發生了嚴重分歧；在遵義會議上為結束「左」傾統治作出了重大貢獻；遵義會議以來，又堅持了正確路線，立下了大功。儘管如此，他卻沒有居功諉過，掩蓋歷史上的錯誤。對於自己1931年初至1934年底的錯誤，他從遵義會議到瓦窯堡會議、蘇區代表會議、洛川會議直至六屆六中全會，一再進行檢討，以期記取歷史的教訓而避免重犯。只是受環境與認識的限制，在這之前，他沒有認識到是政治路線的錯誤。經毛澤東在這次會上指明，張聞天即誠懇地承認土地革命戰爭後期黨中央領導所犯的「左」傾錯誤是路線錯誤，並從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思想上全面地揭發錯誤，負責地承擔錯誤的責任，深刻地檢討錯誤的根源。不僅如此，張聞天還表示要用實際行動克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毛病，解決理論與實際脫節的問題，並且明確表示了離開中央機關，到下層去做實際工作的願望。張聞天責己如此之嚴，對黨如此之忠誠，令人敬佩。他的服從真理、修正錯誤的精神，為第三次「左」傾路線統治時期犯錯誤的同志做出了樣子。羅邁（李維漢）在10月22日會上的發言中，談了自己對博古、洛甫兩人的「觀感」：對博是「敬而畏」，對洛是「敬而愛」。羅邁在1941年10月22日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這的確說出了張聞天在黨內同志心目中的印象。九_九_藏_書

離開楊家溝之後，張聞天在米脂城內作了短期調查（11月23日至12月2日）。從12月10日起至1943年1月15日，主要在綏德西郊河川地區及雙湖峪（今屬子洲縣）作經濟調查，涉及鹽灘、煤窯等工業。從1月18日起至2月24日，在綏德市作商業調查。就在這時，張聞天接到要他立即返回延安，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的通知。於是，張本人即中斷調查，在1943年3月3日回延安。其他同志仍繼續調查。但綏德調查搜集的材料，大多沒有來得及整理。

調查團經延川、清澗，於2月2日到達綏德張聞天的行蹤日程據張聞天：《農村調查日記（1942年1月26日—9月25日）》。以下凡在此期間的活動不另註明者均據此。這裡是三五九旅的駐地。旅長王震對張聞天很敬重。當時居住條件差，王震把自己住的窯洞讓出來，張聞天執意不肯住。經再三勸說，他才勉強答應，還笑著吟誦《詩經》上的兩句詩說，這才真是「唯鵲有巢，唯鳩居之」《詩經·召南·鵲巢》首句。了。張聞天一行在這裏住了三天。他同王震、袁任遠、蘇進等同志推心置腹地交談。談及自己30年代初所犯錯誤，毫不隱諱，也沒有一點消沉之意。

從這裏可以看出，張聞天是從理論與實際的結合上接受並且闡發了毛澤東關於調查研究的理論和方法。

張聞天原打算由此東渡黃河進入晉西北地區，由於當時敵人的冬季「掃蕩」仍在繼續進行，調查團在這裏過了春節以後，只得折回陝甘寧邊區。張聞天率領調查團來到賀家川，這個地處窟野河畔的大村莊是神府中共分委和縣政府所在地。這次調查研究工作就從這裏開始。

毛澤東面對當時這樣的情況，即「鑒於遵義會議以前，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錯誤給予黨與革命的損失異常之大，鑒於遵義會議以後黨的路線雖然是正確的，但在全黨內，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區與特殊部門內，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的殘餘，並沒有肅清，或者還很嚴重地存在著」，《中共宣傳部關於反對宗派主義的宣傳要點》（1942年1月26日），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3），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頁。遂於1941年春尖銳地提出反對主觀主義，並由此開始，從上而下，逐步在全黨發動起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運動——延安整風運動。

米脂縣楊家溝是全國罕見的一個地主經濟集中的村莊。這裏聚居著馬姓55戶大、中、小地主。最大的一家殷實地主馬維新，是當地地主集團實際的代表人物。他家保存著起自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直到眼下百年的大量買地、典地、收租、放債、僱工、經商和日常生活收支等各種賬簿。張聞天知道后，如獲至寶，讓人前去商借。馬維新比較開明，把這些賬簿全拿出來任憑張聞天他們研究。賬簿真多，一次堆滿半間房，還換了幾次。張聞天一本一本翻閱，還親自同調查團的秘書馬洪一道核算。馬洪打算盤，張聞天則拉計算尺（這把計算尺還是他在美國留學時買的，已隨身帶了十五六年），劉英幫著抄數據、材料，忙了幾十天。張聞天風趣地說：馬克思在倫敦大英博物館里算資本家的「賬本子」，寫了《資本論》，我們想要弄明白中國的經濟，也不能不研究馬太爺的「賬本子」啊！據曾彥修：《根深不怕風搖動——懷念張聞天師》、劉英：《身處逆境的歲月——憶聞天》，見《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331頁。

從這篇講話可以看出，張聞天對毛澤東是怎樣由衷地欽佩與深刻地了解。

在《出發歸來記》中，張聞天還結合一年多的切身體驗，對調查研究的意義、對象、原則、方法作了系統、深刻的論述。

離開興縣以後，張聞天在興縣調查的基礎上，於10月7日寫成一篇2000字的理論文章：《發展新式資本主義》。這篇文章張聞天生前沒有發表過，1989年出版的《中共黨史資料》第29輯首次刊載，編者另擬標題《關於農村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的一個問題》。「新式資本主義」一語，毛澤東1944年也曾用過。1948年毛澤東提出今後不用這個詞語，名字還是叫新民主主義經濟好。文章簡要分析興縣二區十四個自然村897戶的階級成分，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成分在農村是很微弱的，封建的成分，即地主與農民的成分，還佔優勢」。張聞天指出，「封建剝削制度是落後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現時比較進步的，可使社會進化的。」他對比分析了封建的和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的不同，生產力的高低也大不相同，說明資本主義的經營「對全社會更有利」。張聞天指出：「發展新式資本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全部方向和內容，也是將來社會主義的前提。」同時他又指出：「我們所提倡的新式資本主義，與歐美的舊資本主義不同。我們有革命政權和革命政策，調節社會各階級關係。凡可以操縱國民生計的工商業，均握在國家手中。」在文章最後，張聞天不無針對性地得出以下結論：

毛澤東的這些批評，同張聞天的實際是不符合的。跟毛澤東過去每每稱讚張是「明君」，不爭權，作風民主這些評語也是矛盾的。張聞天聽了很委屈。從中央蘇區後期，到長征路上，直至抗戰初期，他同毛一起，站在第一線，同博古、李德，同張國燾，同王明，進行了堅決的、尖銳的鬥爭，何怯之有！他擁戴毛澤東為全黨、全軍的領袖，自己甘當「配角」，使毛的正確方針、主張暢通無阻，還一次又一次主動讓權，真是毫無自私自利之心。他跟著毛澤東，和全黨同志在一起，腳踏在中國的土地上，實現了從內戰到抗戰的轉變，開創了歷史新局面……這五個字的評語，從何說起呢？不過，毛在報告和談話中對張在六屆四中全會後在上海臨時中央和中央蘇區所犯「左」傾錯誤的分析，對教條主義的批評，是深刻的。張聞天服從真理，顧全大局，對毛的那些過火批評，「聽了雖然不服」，「抱有抵觸情緒」，但他沒有辯解，仍然坦誠地承認自己的錯誤。

通過陝北、晉西北調查，張聞天對於中國農村經濟實際進行了具體、深入的研究，得到關於農村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現狀和發展趨勢的比較系統的認識，對當時農村政策的執行情況及調整辦法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些真知灼見，有的當時就受到重視，有的後來才為人們所注意。

1941年1月蔣介石背信棄義，陰謀策動了皖南事變，致使新四軍皖南部隊主力幾乎全部覆滅。從內部原因來看，這同新四軍主要負責人的錯誤有關。項英堅持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組建新四軍有功，但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認識不足；對黨中央「向北發展，向敵後發展」的方針理解不夠，措施不力；對部隊的轉移遲疑猶豫；北移時對國民黨頑固派反共陰謀的嚴重性估計不足，對應付突然事變的準備不充分；在頑固派進攻時又處理失當。這次突發事件招致嚴重損失，從主觀方面檢討，說明已被六屆六中全會糾正的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殘餘並沒有肅清，甚至在某些地區還嚴重地存在。

為了用實際行動響應黨中央、毛澤東整風的號召，張聞天在參加九月政治局擴大會議后，即下決心到農村去調查研究。他的請求得到了黨中央的同意。於是從中央幾個部門抽調了九名幹部（包括張聞天夫人劉英），組成「延安農村調查團」，由張聞天擔任團長，出發調查。

張聞天體會到，只九_九_藏_書有同實際、同群眾保持經常的聯繫，才能把握生動活躍、變化多端的現實生活，正確地決定我們的任務與政策。他說：「一個真正唯物論者的起碼態度，就是一切工作必須從客觀的實際出發，必須從認識這個客觀的實際出發。」「整頓三風，對於一個共產黨員是否有實際的效果」，可以拿他是否從實際出發辦理一切事情這個標準加以測量。張聞天從自己到陝北、晉西北調查的實踐中概括出知識分子出身的黨員實現自我改造的途徑：首先是徹底擊破阻止他們走向實際的思想壁壘，然後是在行動上真正同實際，同群眾接觸起來。他認為，延安一年來的整風運動已經做了第一步工作，現在必須以第二步的工作來充實。張聞天還進而指出：「接觸實際，聯繫群眾，這是一個共產黨員的終身事業」，應該「真心誠意向著接觸實際、聯繫群眾的方向長期努力下去」。他從哲學的高度闡明，這個方向沒有盡頭，但只要努力去做，就會有好的結果。「這個無窮的方向，也就這樣在我的長期努力所獲得的有限的結果中能夠被一步一步地體現出來」。反之，「任何共產黨員，即使他過去既接觸實際，又聯繫群眾，只要他一旦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他就會硬化起來，走進老布爾什維克的博物館，做歷史的陳列品」。

張聞天負責幹部教育工作，遵循的是六屆六中全會「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方向。1940年以中央書記處名義發出的關於幹部教育的幾個指示，都經中央討論通過，得到毛澤東同意。可是，在實際工作過程中，幹部教育中確實還存在著理論與實際脫節的問題。張聞天在馬列學院的工作中貫徹了理論與實際統一的方針，並專門寫文章提倡過這個方針，可是，從「實事求是」、「有的放矢」這樣的要求來看，他還存在著教條主義的殘餘。而追根溯源，學風上的問題正是一切「左」、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根源之所在。

然而，張聞天對當地三風不正的批評卻引出了麻煩。本來，張聞天領導的興縣調查，成績顯著，當時晉西北區機關參加工作的同志對這次調查研究都很滿意、很興奮。他們說，這次調查對他們幫助很大，他們這次真正接觸了農村，接觸了老百姓，知道他們過去的領導如何不合實際等。同上。但當時的晉西北區負責同志從延安回來卻對此很不以為然，認為調查團搞的這一套東西，完全要不得，說調查也可以是主觀主義的。張聞天後來曾說過，在晉西北工作的不足之處主要是「很老實的發表了自己的意見，批評了我所看到的各種三風不正現象（這種現象在晉西北是很嚴重的），沒有很好的估計到區黨委及其領導同志的威信」。同上。既然人家不歡迎，張聞天即決定結束在晉西北的調查。晉西北區機關參加調查的人員都要求對這次調查研究工作作一個總結，張聞天提議把他們集中起來完成此事，也遭拒絕。興縣調查就這樣不善而終。

張聞天到興縣調查時，全黨整風已經開始，他注意將調查研究同整風結合起來，注意從整頓三風（即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高度來觀察和分析問題。1942年5月7日，張聞天在晉西北區黨委座談整頓三風的會上發言，結合實際事例具體地分析了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種種表現。強調整風學習要「從實際工作中學習。研究22個文件，了解其精神，根據精神解決實際問題」。他還指出，晉西北同樣存在著主觀主義、黨八股，而且很嚴重。在8月31日報告中談基層領導工作時，張聞天也指出，領導方式的嚴重缺點是三風不正。據《洛甫同志在晉西北的言論》（記錄）。

誠然，遵義會議批判並糾正了土地革命戰爭後期的「左」傾錯誤，六屆六中全會批判並糾正了抗戰初期的右傾錯誤，但是，由於沒有來得及在全黨範圍內對黨的歷史經驗進行總結，因此既往黨的歷史上兩條路線的是非沒有分辨清楚，也不可能從思想方法的高度對「左」、右傾錯誤的根源進行深刻的總結，這樣，就必不可免地在指導思想上又會產生分歧以至對立，必不可免地在另一種條件下以這種或那種形式重犯「左」傾或右傾錯誤，給革命事業帶來損失。這就是說，從遵義會議到六屆六中全會，從軍事上、組織上、政治上批判並糾正「左」傾和右傾錯誤是十分必要的，但是還不夠，還不能完全解決問題，還必須在思想上解決問題，必須端正思想作風、思想路線，才能實現政治上的統一，行動上的一致。特別是在當時日寇向根據地殘酷掃蕩，國民黨頑固派發動反共高潮，抗戰形勢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在大批小資產階級成分（農民和青年知識分子）進入黨內的情況下，如果不能解決好思想路線和作風問題，要戰勝困難，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就將是不可能的。

張聞天和他的調查團原來只準備調查幾個村子。晉西北區黨委的同志表示想派一些負責同志參加，一起到下面調查，請張聞天指導。這樣，興縣調查的隊伍就擴大了許多，晉西北黨、政、群幹部有40多人參加進來，調查的範圍為14個自然村：碧村、任家灣、黑峪口、唐吉、桑蛾、中庄、高家村、西坪、趙家川口、馮家莊、花園溝、柳葉村、碾子村、高家溝。張聞天親自設計調查表格，商定調查組織，制訂實施方案。興縣調查仍以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為主題，深入自然村按戶調查為基本方法。出發之前，他召開全體調查人員會議，作了《神府調查經驗談》的報告。

張聞天認為，調查研究是為了熟悉群眾，檢查黨的政策法令。要真正達到這個目的，必須深入到自然村。關於調查的對象、重心，張聞天認為應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由此而及上層建築。據張聞天：《神府調查經驗談》。《農村調查日記》1942年4月19日記有「提綱」；4月22日晨調查人員會議上講話時有詳細記錄，記錄收在《洛甫同志在晉西北的言論》（記錄）中。

1944年6月以後，籌備出版《參考資料》。張聞天親任主編，他的秘書鄧力群、徐達深做助手。他親自動手，搞了一本大事記。每兩個星期，材料室的幾個同志到他住處商討一次，議論形勢，商量選題。選題商定以後，他總是親自承擔一兩個題目，從收集、整理材料到起草和謄寫，都自己動手；寫成后都送給大家徵求意見，然後親自改定，孜孜矻矻，一絲不苟。他確定將研究美國（特別是美國經濟）和研究國民黨分別作為國際問題和國內問題的重點。在這個鉛印的內部刊物上，他以「記者」名義發表了《最近美國對華動向》、《十二中全會後國民黨的動態》等九篇詳盡的國內外重大問題的評論文章，為黨中央和黨內高級幹部及時提供了對於國內外形勢與動向的有分析的具體材料。對於其他承擔選題的同志，張聞天總是叮囑首先佔有大量確鑿的材料，要學會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整理、分析材料，從中引出科學的結論，有多少材料說多少話，切忌主觀臆測、憑空推斷，切忌看到一點皮毛就妄加引申。政治材料室的同志寫出文稿以後，張聞天總是和作者一道反覆討論、修改，直到定稿。經過他的言傳身教，政治材料室的同志提高了各自的研究水平，在研究工作的實踐中逐漸樹立起正確的學風。鄧力群在四十多年後回憶這段經歷時寫道：「我自己從事實際問題研究的第一課，是從這時開始的。第一課的老師，就是張聞天同志。由於他的教導和示範，使我開始懂得，做研究工作，走什麼樣路，才能取得應有的效果。這樣的教導和示範，使我終生難忘。」鄧力群：《堅持對共產主義的忠貞和深情——為老師聞天同志八十五歲誕辰而作》，見《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頁。本段關於政治材料室的情況據此文，並據訪問何錫麟談話（1990年8月16日）、訪問徐達深談話（1991年9月9日）。

1941年3月和4月，毛澤東為出版他的舊作《農村調查》一書寫了「序言」和「跋」。重申「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提倡「眼睛向下」，表示「和全黨同志共同一起向群眾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批評那種「下車伊始」就哇啦哇啦地發議論，「欽差大臣」滿天飛的作風。《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1頁。接著，5月19日，毛澤東在楊家嶺新落成的中央大禮堂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批評學風上的主觀主義，倡導樹立「有的放矢」、「實事求是」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風。指出：「不注重研究現狀，不注重研究歷史，不注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應用」，都是極壞的作風；「在全黨推行調查研究的計劃，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同上書，第801、797、802頁。在延安高級幹部中間，自然地引起了對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是否正確，怎樣以從實際出發的觀點，而不是以教條主義的觀點對待馬列主義、使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這些問題的思考與探討。hｔtｐs://rｅaｄ.９９cｓｗ.ｃoｍ

張聞天從農村階級關係變動中看出，農村經濟的發展，將是封建勢力削弱，個體小生產經濟發展，中農向富農發展，地主向富農轉化，發展趨勢是資本主義經濟。據張聞天1942年7月9日講話《農村階級關係問題》（記錄稿）。

在算賬和調查、訪問的基礎上，張聞天同馬洪、劉英等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然後由馬洪執筆寫出調查報告初稿，交給張聞天反覆修改寫定。這部《楊家溝地主調查》《楊家溝地主調查》於1957年5月以《米脂縣楊家溝調查》的書名由三聯書店出版，署名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1980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重版。細緻地解剖了馬維新這個地主從18歲代替父親管理家務起39年的經濟活動，詳盡地分析了馬維新兼并土地的活動，他的租佃關係、借貸關係、雇傭關係，以及商號經營情況，統計出1912—1941年30年來馬維新一家的收支情況，還參照其他材料統計出1894年以來近50年楊家溝一帶的年成。調查報告以翔實可靠的材料說明，封建地主階級如何以地租剝削為基礎，將地租同高利貸、商業剝削結合在一起，對農民殘酷剝削和掠奪土地，以至大地主如何對中小地主進行弱肉強食的土地兼并的情況。這是一個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調查報告。這樣一種具體充實的同類性質的調查和報告，在中國極為少見。

王明宣揚的觀點和他的這些做法，實際上是向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的挑戰，他尖銳地提出了怎樣看待黨的歷史特別是十年內戰後期（1931年初至1934年底）和抗戰初期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怎樣指導新民主主義革命，怎樣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樣一些重大問題。王明流毒全黨的「左」、右傾機會主義理論和主觀主義、宗派主義作風如果不廓清，不克服，王明提出的這些重大問題如果不澄清、不解決，就無法保證「中國共產黨的統一與團結」，就無法「爭取和保證抗日戰爭最後的勝利」，六屆六中全會決定的「在較短時期內召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也沒有條件實現。引文出自《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關於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193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0），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720—721頁。

從九月政治局會議起，張聞天停止了自己的實際工作，集中研究了許多黨的歷史文件及毛澤東的全部著作，從黨史上認識到毛澤東的路線是中國共產黨的正確路線，自己從莫斯科帶來及四中全會後發揮的一套是完全錯誤的。毛澤東不但是政治家、軍事家，而且是理論家的觀念此時在張聞天心中建立起來，張聞天對毛澤東心悅誠服的感覺也從此時發展起來。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在9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張聞天作了系統發言，確認土地革命後期「路線是錯誤的」，再一次誠心誠意地檢討錯誤，明確地承擔責任。他說：

三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后，張聞天集中精力總結一年多來調查研究的體會，於3月27日寫成《出發歸來記》《出發歸來記》全文收入《張聞天選集》。以下引述均據該書。作為向黨中央的報告。

4月初，各組同志將通過調查整理出的材料彙集到張聞天那裡，張聞天綜合研究后親自寫成調查報告。5月18日印就，即送延安毛澤東、中央書記處、中央黨務研究室等。這就是《賀家川八個自然村的調查》《賀家川八個自然村的調查》，1943年10月由中共西北中央局調查研究室出版，署名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書名為《陝甘寧邊區神府縣直屬鄉八個自然村的調查》。1986年9月人民出版社將這篇調查報告同《晉西北興縣二區十四個村的土地問題研究（報告大綱）》合在一起，以《神府縣興縣農村調查》的書名出版（后引此書不再標明版本），署名張聞天。這篇調查報告在1943年10月即公開出版，全文約5萬字，分41節，附統計表格38張，用確鑿的材料敘述了賀家川等八個自然村的基本情況（1—8節）、生產力（9—19節）和生產關係（20—34節）的狀況以及上層建築的各個方面（35—41節），在此基礎上對農村經濟發展的趨勢作出了估計。

張聞天聽了毛澤東的這篇報告之後，在當天會上就發言表示擁護，說：「毛主席的報告，對黨的路線的徹底轉變有極大的意義。」他贊成清算四中全會以後到遵義會議以前的錯誤，贊成反對主觀主義。他誠懇地表示：「過去我們對蘇維埃後期的錯誤沒有清算，這是欠的老賬，現在必須償還。」「反對主觀主義，要作徹底的清算，不要掩蓋，不要怕揭發自己的錯誤，不要怕自己的瘌痢頭給人家看。」除了「還賬」即「清算」歷史錯誤之外，張聞天還就怎樣從根本上克服主觀主義提出「補課」的要求。他說：「過去國際把我們一批沒有做過實際工作的幹部提到中央機關來，是一個很大的損失。過去沒有做實際工作，缺乏實際經驗，現在要補課。」《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3頁。

張聞天到興縣調查不久，敵人於1942年5月起對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發動大規模「掃蕩」，直奔晉西北地區的政治中心興縣。在緊張激烈的反「掃蕩」戰爭中，調查團與晉西北黨政機關部分人員隨敵情變化，自5月中旬至8月中旬，三次疏散到黃河西邊神府縣境。據張聞天《農村調查日記》載：1942年5月16日因敵入興縣，于早上過河；5月21日上午過河東、返任家灣原住地。這是第一次。第二次，6月25日因敵情關係轉移河西，晚12時到后楊家溝；7月20日下午過河回任家灣。第三次，8月9日情況緊張又過河西；8月17日上午動身，下午2時回任家灣舊址。此外，張聞天還因牙痛於7月31日下午同甘泗淇一起過河西診治，8月4日下午返回河東。張聞天雖在黃河兩岸來回奔波，但對調查工作卻一點也不鬆懈。張聞天親自調查了任家灣和碧村，整理出調查報告《碧村調查》，著重研究土地佔有變化和租佃關係。其他同志在張聞天指導下分別寫出各個自然村的調查材料。可惜這些材料都已亡佚，估計是1947年3月黨中央從延安撤退時銷毀了。

關於農村階級、階層的狀況及其變化動向，張聞天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成分在農村是很微弱的，農村人口的大多數是中農、貧農小資產階級成分；地主在量上減少，其每戶經濟削弱，富農在量上增加，其每戶經濟縮小，貧農一部分上升為中農，一部分則下降，有些最終將成為雇傭勞動者，而中農是農村經濟中的主要力量。張聞天認為，應該從中農中分出「富裕中農」一項，因為「中農中的富裕中農，是代表農村中較高生產力的一個階層」，「以後農村經濟的發展，將是中農經濟的繼續發展。一部分貧農將上升為中農，中農將變為更加富裕的中農。這種大多數農民的向上發展，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特點」。引自《神府縣興縣農村調查》，第59、60頁。毛澤東在1933年《怎樣分析農村階級》一文中已提出過「富裕中農」這一階層，張聞天則將「富裕中農」這個階層放到了重要的地位，對它的作用、發展方向作出估計，在這個具體問題上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關於農村階級分析的思想。

張聞天的這些觀點與建議是從實際中來的，同黨中央當時實行的政策，方向和精神是一致的。中共中央繼1942年1月28日作出《關於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之後，2月4日又發出《中央關於如何執行土地政策決定的指示》，指明：「在經濟上，目前我黨的政策，以獎勵資本主義生產為主，但同時保存地主的若干權利，可以說是一個七分資本、三分封建的政策。」《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3），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頁。與中央文件對照，張聞天調查研究后得出的主要結論，在某些問題的闡述和論證上有獨到、透闢之處，有些政策建議對黨中央已經規定的政策有所充實、發展。九九藏書

張聞天認為，是否真正的唯物論者，不僅在於他口頭上是否承認和宣傳唯物論的普遍原則，主要看他實際行動是否真能這樣做。張聞天的可貴之處正在於此。他一旦把握了真理，就身體力行去實踐真理。出發歸來后，他又立即投身於對陝甘寧邊區工業的調查；抗戰勝利后，張聞天即主動要求到東北從事地方工作，都說明他是言行一致的真正的唯物論者。

張聞天指出，陝北、晉西北的土地佔有，總的說來是從封建式的土地佔有的集中向著農業小生產的分散發展。這裏的農業生產主要是原始的小生產，所以這種趨勢有利於生產力的提高，是進步的。充足的人力，再加上充足的畜力，就是農業小生產者的崇高理想。土地革命或減租減息，激發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在沒有戰事、政策得當的條件下，土地生產力的恢復、提高不需要多長時間。然而，小生產經濟無法使用比較進步的生產工具，勞動力的所有與使用存在矛盾，畜力的大量和合理使用受到妨礙，肥料的產量與適當使用也大受影響，因此分散的小生產還是影響生產力的發展，土地生產力總的說來是低下的。這就說明，一方面現有農村經濟可以戰勝根據地面臨的困難，支持長期抗戰；另一方面，要重視政策的真正執行與必要調整，以利於農村生產力的發展。

張聞天一方面接受毛澤東的批評，竭力在實際工作中遵循毛澤東指示的方向前進，1941年6月張聞天為中共中央宣傳部起草的文件《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提綱》就是朝著這個方向所作的努力；另方面內心感到委屈。他後來敘述1940年下半年到1941年上半年的思想狀況時寫道：當時我有點苦悶，有時也發點牢騷，說毛主席似乎「不公平」，看人有點「偏」。一個人在一件工作上，他看中意了，就只看見他好的方面，另一個人什麼地方不滿意了，就什麼都是壞的。中央決議通過的，照著做了又來駁斥（如關於幹部教育的幾個指示，確經中央看過，而且特用中央書記處名義發出的），因此事情不好辦。同時我精神也準備著，大工作做不了，就做小工作也可以。別的同志有時提議，要我找毛主席當面談談，我有時想不談也就算了，我為如何，以後證明，我何必急於人家了解！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下段引述亦據此件。不過，張聞天後來還是「下了決心找毛主席當面談了」。第一次，是在1941年六七月，「我到棗園找毛澤東同志談了一次話，他談的很溫和，似乎還不願批評我。」第二次，毛約了康生、陳雲、任弼時一起同張聞天談話。他嚴厲地批評了張聞天一陣。說張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則打；說張不顧全大局，無自我批評精神。還給張聞天下了五個字的評語：狹、高、空、怯、私。

王明在延安，問題更為突出。王明同博古是六屆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前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代表，是給黨和革命造成異常巨大損失的主要責任者；王明又是抗戰初期提出右傾投降主義並在武漢長江局推行右傾錯誤造成嚴重損失的主要責任者。可是，他從1938年底從重慶回到延安以後，兩年多來不僅始終沒有認識錯誤、改正錯誤，反而堅持錯誤，甚至將錯誤說成正確，還進而攻擊毛澤東的指導思想。實際上就是要以他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對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

毛澤東領導中央政治局多次討論黨的歷史上的路線是非及其思想根源問題，連續作出了《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1941年7月1日）、《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1941年8月1日），並於1941年9月10日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至10月22日結束），檢討黨的歷史上特別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的政治路線問題。毛澤東在9月10日會議開始時作重要報告，指出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前黨中央領導所犯的錯誤是路線錯誤，它比立三路線的「左」傾形態更完備，時間更長，後果更慘，其思想根源是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他明確提出要在全黨內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

對中央蘇區工作，同意毛主席的估計，當時路線是錯誤的。政治方面是「左」傾機會主義，策略是盲動的。軍事方面是冒險主義（打大的中心城市、單純防禦等）。組織上是宗派主義，不相信老幹部，否定過去一切經驗，推翻舊的領導，以意氣相投者結合，這必然會發展到亂打擊幹部。思想上是主觀主義與教條主義，不研究歷史與具體現實情況。從「九一八」、大水災、衝破三次「圍剿」、四中全會等決議開始，便已發生了「左」的錯誤，這些錯誤在五次反「圍剿」中發展到最高峰，使黨受到很嚴重的損失。我是主要的負責者之一，應當承認錯誤。特別是宣傳錯誤政策上我應負更多的責任。我們的錯誤路線不破產，毛主席的正確路線便不能顯示出來。但應該說沒有當時來中國的外國人的支持，我們的錯誤不會有這樣有力的發展。《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4頁。關於以王明、博古為代表的第三次「左」傾路線發生、發展的過程，全黨有一個認識過程。1941年10月13日組織的清算過去歷史委員會（成員為毛澤東、王稼祥、任弼時、康生、彭真）在毛澤東主持下起草的《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說：四中全會雖有缺點和錯誤，但「基本上是正確的，因為它反對了李立三的錯誤路線與羅章龍的反黨行為」。認為1931年5月9日中共中央決議案《目前的政治形勢及黨的緊急任務》，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萌芽或胚胎」；同年9月2日中共中央決議案《由於工農紅軍衝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起點或出胎」。這些觀點反映了1941年9月至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於第三次「左」傾路線的看法。張聞天發言中對第三次「左」傾路線發生時間的看法同這次會議的看法是一致的。

六屆六中全會後，張聞天把主要工作轉移到宣傳教育方面，兢兢業業，開拓進取，在黨中央領導下，無論是在延安，在各根據地，還是在國統區，幹部教育、理論宣傳、文化運動以至普通教育，都有章可循，按部就班地逐步開展起來。張聞天並不滿足於已經取得的成績，但也沒有發現黨內有什麼特別嚴重的問題。毛澤東則不同。他高瞻遠矚，看到在全黨內還存在著相當嚴重的分歧，其根源在於思想作風的嚴重不純。

1942年1月26日清晨，在晨光熹微中，張聞天率調查團從楊家嶺出發，中央辦公廳負責人李富春、楊尚昆送行至道旁。

張聞天將調查團分成4組，在神府縣直屬鄉調查了8個自然村：賀家川、孟家溝、賈家溝、閻家山、尚家莊、西山上、路家南坬、崔家峁。張聞天親自調查賀家川。他搞調查很深入，統計非常具體。如關於生產力的情況，了解當地各種土地類型及其等級，各種作物在各種土地單位面積上的播種量、施肥量和常產量，各種牲畜的使役量、產肥量、租用借用辦法、全年的經濟效益、各種草料的消耗量等，牛、驢、豬、羊、雞、兔的糞各有什麼特點，適於什麼土壤、什麼莊稼，為什麼高粱產量低農民仍然要種它，為什麼貧窮人家不能種小麥、不能種大蒜頭，他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張聞天還帶調查團的同志在賀家川趕了一次集，看到有專養公驢拉到集市上來配種的，配種一次收三斗黑豆，而養公驢這行當則被視為「賤業」。張聞天告訴縣裡的同志，毛驢幾乎是陝北唯一的畜力，用處很大，要打破舊觀念，鼓勵多養配種公驢，養種驢的人多了，收費自然就會降低。

1942年4月13日，張聞天率調查團東渡黃河到達興縣，又因敵情關係，未能深入晉西北內地，自4月22日起即在晉西北區黨委駐地興縣碧村及興縣範圍內的村莊做調查。張聞天住在碧村對面的任家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