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香港淪陷后，我在韶關附近的樂昌被國民黨逮捕。周恩來同志代表我黨多次向國民黨抗議、交涉，要求釋放，但在當時的形勢下是不會有結果的。我母親要去重慶，蔣介石也不讓去。直到1946年初，國民黨軍隊進攻解放區時，敵十一戰區副長官馬法五、四十軍副軍長、參謀長等被我俘獲，我們黨和國民黨經過多次談判后，我方釋放馬法五等人，國民黨釋放葉挺同志和我。1946年1月22日下午，我由重慶歌樂山頂上押送到舊政協邵力子辦公處。當時我還不知道是釋放，以為又要轉移到別處繼續監禁。可是不久，我忽然聽到樓下有人咳嗽，那是周恩來同志的聲音，當時我渾身血液都沸騰起來了，我激動得說不出半句話。他一進門，見到我，便同我緊緊擁抱起來。真是久別逢親人，難表赤子心。見到周恩來同志，才知道我已回到了黨的懷抱。後來組織上安排我到紅岩休息了一段時間。一天，周恩來同志又來看我，對我說：你已是「七大」的候補中央委員了，你有了些粗線條的表現，罵過蔣介石，敢頂他，同志們選舉你，但你還有不少缺點。你要對自己提出嚴格的要求，處處要注意政治影響。周恩來同志又一次對我進行教育和幫助，使我對自己有些較清醒的認識，經常警惕自己的缺點。1946年5月，我跟隨周恩來、董老、鄧大姐到了南京中共代表團，在梅園新村，得到周恩來更多的教育和幫助。全面內戰爆發后，9月，我回到延安，在新華社工作。1947年3月，國民党進犯延安，轟炸延安。毛主席、黨中央決定從延安撤出。在撤出之前，毛主席和周恩來找我去布置任務，明確指示：延安電台一停播，晉冀魯豫電台就接上，保證陝北電台的聲音不中斷。在撤出延安的前一個鐘頭，周恩來還親自到楊家嶺、棗園、王家坪、清涼山各機關仔細檢查，看看忘了什麼，遺留下什麼東西沒有，非常仔細和周密。我們在過黃河以前，周恩來找我再一次布置任務，將新華社的幹部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由范長江同志帶隊，跟毛主席和周恩來走，這一部分同志的工作由周恩來直接領導。我同大部分同志到晉冀魯豫解放區，保證陝北電台的聲音繼續不斷和新華社發稿日常工作繼續進行。

1924年，我已16歲，初秋的一天晚上，我在家門口，看見一個穿著白帆布西裝的人進來，同我父親低聲交談了好一會。他炯炯的雙眸和兩筆剛毅的濃眉，給我的印象很深。我問父親：「這人是誰？」父親說：「你還不認識他？」我說：「不認識。」父親帶著敬意地說：「他就是共產黨的大將周恩來！」

我同周恩來同志再次見面，中間隔了10年的歲月。這期間，周恩來同志領導了南昌起義，後來由上海進入中央蘇區。

我們從事外事工作的人，有很多機會跟隨周總理出國訪問。總理非常注意對外影響，常常就某個問題考問我們。我們回答稍有不準確，周總理馬上就問：「這話read.99csw.com出自哪裡？有什麼根據？」要是聽到我們說這是臨時想起來的，他就會批評我們，教育我們不能用感想代替政策。

全國解放后，我和周總理接觸的機會就更多了。他老人家對我的教育、批評也就更多。無論是工作、作風、思想，周總理對我要求很嚴格，對我的缺點和錯誤，有時當面向我指出，有時在有關同志面前對我作嚴肅批評。鄧大姐對我也是這樣，看到有什麼缺點和錯誤就及時對我指出。周總理對同志是十分關心的，對越熟悉的同志要求就越嚴格。我每想到對我的批評教育，就從內心感激周總理。象我們這樣年紀老一點的，做了一點工作，就很容易說當年如何如何。周總理從來不這樣，他對自己要求更嚴格。他常給我們講過去自己有哪些不足之處，他越講，我們就越覺得他偉大。1972年8月中旬，周總理同回國大使談話，談了兩天，嚴格要求自己，深刻解剖自己，一點也沒有擺老革命的架子，一點也沒有以為自己對革命有過貢獻，就居功自傲；相反，非常虛心，用更高的標準要求自己，並以此來對同志進行言傳身教。周總理真正是不折不扣地執行毛主席關於自我批評的教導的。

周總理工作那樣忙，還多次登門看望我母親，並拍照留念。1972年8月，我母親病危，周總理來到醫院看望。已在昏迷中的母親看見他，就象見到親人一樣，突然清醒過來，並向周總理要求，她的遺體要運到南京去和我父親合葬。周總理當即回答：「我代表毛主席、黨中央同意你的要求。」後來周總理還向我和經普椿同志做工作，說：「何老太太一生革命，貢獻很大，她這個要求應該滿足她。」母親去世后，中央安排了中央統戰部的負責同志和鄧大姐護送母親靈樞到南京去與父親合墓。同行的還有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許多負責同志。

長徵結束后，我在延安《解放》雜誌社工作。周恩來同志經常在外，隔一段時間，就回來一次，有時就在中央禮堂作報告。1937年10月，毛主席派我到蔣管區工作。上海失陷了，我就奉命到了香港，在香港組織半公開的八路軍辦事處。1938年，根據周恩來同志的指示，我由香港飛到了武漢。周恩來同志明確指示我，在香港要大張旗鼓地為八路軍、新四軍搞募捐工作。這樣一來，海外僑胞和國外朋友捐了不少錢、醫療器械和藥品、車輛等物資。這些物資，先通過廣州北運，以後又通過海防轉到延安去。後來，國民黨卡住，不讓這些物資運進口，我們只好把捐款先存起來。1940年，我又同張文彬同志一起到重慶，參加周恩來同志親自主持的會議。當時，周恩來同志在會上嚴厲批評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捐款要交給國民黨」，「在廣東不要搞游擊隊」等錯誤觀點。

關於我國同日本的關係，毛主席、周總理都親自做工作。從日本來的各方面人士，毛主席跟他們談，周總理九*九*藏*書也跟他們談。周總理會見過好幾位日本的前任首相，1972年還會見過當時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周總理從自民黨各派到社會黨各派，還有公明黨、民社黨等，都做了大量工作。對左派，對工商界、文化界、作家、演員、記者、評論員，在日本稍有一點代表性的人，他幾乎都會見過。周總理對中日兩國在1972年9月29日聯合聲明的基礎上建立外交關係，對發展中日兩國人民和兩國之間的友好關係，作出了重大貢獻。周總理的光輝形象在日本人民中普遍留下了永不磨滅的印象。

周總理特別重視黨的團結和黨內的民主生活。1965年外事會議結束時，他讓陳毅同志找外辦、外事口部分領導同志和駐外大使深夜談心，談思想，談民主生活，談領導作風。周總理說：要講團結，不團結是分裂的萌芽，要主動搞好團結。團結，對一個領導者來說，領導作風就要民主。民主集中制是黨的原則，也是黨的傳統。作為一個領導者，切忌一言堂。一言堂多了很危險。一個好的領導者，要善於堅持正確的意見，也要善於聽取別人的正確意見，還要有勇氣放棄自己的錯誤意見；要善於說服別人接受自己的正確意見，也要敢於接受別人的正確意見。這就有了民主，自己就能兼聽多聽，兼聽則明嘛。一個好的領導者，要能主動造成下邊同志敢同你爭論問題的風氣。即使事後證明你是對的，別人是錯的，也不要緊嘛，也能起團結同志的作用。周總理講到這裏，陳毅同志插話：總理歷來是這樣的。要講團結，要民主，要接近群眾，不要弄得連鬼都不敢上你的門。這次周總理召開的談心會，使我們又一次受到深刻的教育。

1976年1月8日，我們敬愛的周總理和我們永別了。難以形容的巨大悲痛落到我們全家人的心上。我們和全國億萬人民一樣，都為失去了我們的好總理而感到無比的悲痛。當周總理逝世的噩耗傳來，我們全家人整日泣不成聲，廣播中的聲聲哀樂，都象重鎚一樣敲在我們的心上，到了吃飯的時候，沒有一個人吃得下去；夜深了，也無法入眠。當時只通知我一個人去向周總理的遺體告別，但是，我的愛人經普椿同志和孩子們，以及工作人員，出於對周總理的無限熱愛和深情，也都設法先後到了醫院，向親人周總理作最後的致敬與告別。我們站在周總理的遺體前，無法抑制的巨大悲痛，使我們感到自己的心臟也幾乎要停止跳動了。孩子們還花了一整夭時間，把我們家所有的周總理的照片，精心張貼在像冊上，每幅照片，都激起我們的無限哀思。我們還把周總理的一些照片裝上鏡框，掛在房間里，天天瞻仰。

周總理逝世兩年來，全國人民日日夜夜思念、回憶我們的好總理。無論走到那裡，隨時都可以聽到人們懷著深情談總理，贊總理；都可以看到人們在談論總理時，眼裡含著激動的淚花；都可以感到九九藏書人們的心裏燃燒著革命的激|情。人民的總理愛人民，人民的總理人民愛。現在全國人民正在黨中央領導下，為實現毛主席和周總理關於實現四個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強國的遺願而奮鬥。我想，這是我們對敬愛的周總理的最好的紀念。

1978年3月5日，是我們敬愛的周總理80誕辰。這是一個激起億萬人民無限追思的日子。此時此刻，我想起總理的光輝業績，想起總理的崇高品質，想起總理對我的親切教導，想起總理對我一家幾代人的深情關懷，就止不住熱淚盈眶。總理的音容笑貌，又浮現在我眼前。

周總理不僅在政治上、思想上愛護同志，而且在生活上關心同志也是無微不至的。許多老同志身體不好，許多因公致傷、生命殆危的同志，周總理都親自過問，安排他們去醫院檢查、治療、搶救，並常常親自到醫院看望。1970年冬，我心臟病發作，周總理在百忙中，仍詳盡地關懷我的病情，安排我到北京醫院住院治療，在得知我病情惡化時，又親自到醫院來看我。總理到了醫院，沒有徑直到我的病房來，而是先把經普椿同志叫出去，問她：「我可不可以進去看他？我去看他會不會使他心情激動？會不會加重他的病情？」當經普椿同志感動得含著熱淚請他進病房時，他才進來看我。周總理對我這樣細心關懷、體貼入微，我一想起就禁不住熱淚盈眶。周總理這樣關懷同志，卻不允許別人對他有任何特殊的照顧。在萬隆會議時，住在大使館，周總理的工作十分緊張、勞累，當時的駐印尼大使黃鎮同志想多搞一點菜，欣周總理吃好一點，他都提意見。1974年，周總理住院治療后，我幾次陪日本朋友去看他，見他一次比一次顯著地消瘦了，我心裏很難過，使勁忍著眼淚。我們離開的時候，周總理還親自送外賓出來，我見他走路已很困難了，想去扶他，總理不讓扶，要自己走。周總理很不願意我們把他當病人看待。

周總理對毛主席的崇敬，特別值得我們學習。周總理甘於當助手，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最好的助手。他在任何地方總是首先想到毛主席，總是想如何貫徹黨的路線和方針、政策。在他心裏，沒有「我」怎樣怎樣，只有黨、毛主席和群眾。解放后，周總理擔負著處理黨和國家日常事務的繁重任務，他總是精力充沛，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忘我地、不知疲倦地工作。周總理是沒有什麼個人嗜好的，唯一的嗜好就是工作。有時去看文藝節目，他也是在工作。對外國朋友、海外僑胞，周總理更是熱情地接待，有些接見長達十幾個小時，從午夜到黎明，毫無倦容。周總理對他們談及我黨的方針、政策，闡明我國政府的原則、立場，總是深入淺出，使對方完全信服，而且還向對方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周總理不把一個問題徹底弄清楚，是絕不中止的。「四人幫」誣衊周總理是「事務主義」，恰好暴ｒeａｄ.9９csw.cｏm露了「四人幫」仇視毛主席關於調查研究的教導的反動面目。周總理的工作，不僅是夜以繼日地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而且抓得深，抓得緊，貫徹到每一個具體事情中去。毛主席說：恩來同志是個不知疲倦的人。從這裏可以看出周總理對革命領袖，對黨的事業的無比忠誠。我們的好總理，是嚴於解剖自己的典範，是甘為孺子牛的典範，是執行黨的路線的典範。「四人幫」喪心病狂地反對、迫害我們敬愛的周總理，是多麼地卑鄙無恥！是多麼地令人痛恨的蛇蝎心腸！

在對外工作方面，周總理是徹底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者，堅決執行黨的革命外交路線。在國際交往中，他愛憎分明，敵友分清，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博得了全世界馬列主義者和革命人民的無限愛戴與尊敬。對於兄弟國家和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周總理則要求我們從思想到行動都不能有大國沙文主義，而且他自己身體力行。中國人民志願軍從朝鮮凱旋迴國后，周總理代表毛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到朝鮮去向金日成主席、朝鮮勞動黨、朝鮮政府和朝鮮人民表示感謝。感謝朝鮮同志在抗美戰爭中作出的重大犧牲和對中國人民、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巨大支援。

我看到周恩來同志，心情萬分激動，自廣州一別，10年未和他見過面。10年前我見到周恩來同志時，我還是個中學生；10年後再見面時，我已經是個共產黨員了，但那時卻是個被張國燾「開除」了黨籍的人！在這種情況下見到周恩來同志，不知該怎麼辦。我心想：是躲開還是不躲開呢？旁邊還有人押著我，如果我和周恩來同志打招呼、說話，我怕會給他帶來麻煩，因為張國燾是個心狠手毒的傢伙。我正在躊躇的時候，周恩來同志走過來了，看見我被押送著，他臉上沒有任何表情，若無其事，也沒有說話，但同我緊緊地握了手。當天晚上，周恩來同志派通訊員找我到司令部去。我進屋后看見一大屋子人，張國燾也在。張國燾明明知道周恩來同志認識我，卻陰陽怪氣地問：「你們早就認識嗎？」周恩來同志沒有直接回答他，卻轉而厲聲問我：「你認識錯誤了沒有？」「認識深刻不深刻？」「改不改？」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周恩來同志便留我吃飯。吃飯時，周恩來同志只和張國燾說話，也不再理會我。吃過飯就叫我回去。我敬了一個禮就走了。周恩來同志考慮問題很周到，鬥爭藝術很高超，如果他不這樣問我，當天晚上我就可能掉腦袋。自從周恩來同志把我叫去以後，我的待遇明顯改善，不久，我就被釋放了。

1925年8月20日，我父親遭國民黨反動派暗殺，當天周恩來同志就趕到醫院探望。為了徹底追查幕後策劃者，周恩來同志參加了「廖案檢察委員會」。他和楊匏安同志一起，積極認真地追查廖案兇手。周恩來同志還親自審訊兇手，並寫了一篇《勿忘黨仇》的紀念文章，斷定暗殺是一九九藏書個「很大的黑幕陰謀」。果然，黑幕被揭開了，那是帝國主義和整個國民黨右派集團乾的事，出面組織和收買兇手的是胡漢民的親兄弟胡毅生及其死黨朱卓文、鄒魯、吳鐵城、許崇智以及西山會議派，都是參与這個暗殺陰謀的。可是汪精衛大哭大鬧，頑固地反對立即處決這些右派大頭目。汪精衛採取的措施只是什麼「下半旗」、「國葬」等無關宏旨的瑣事，僅把這些右派頭目驅逐出廣州就完事了。當時這些國民黨右派分子是被清除了，但是蔣介石卻竊取了肅清右派的勝利果實，乘機奪取了黨政大權。而上述那些右派分子，後來一個一個到了南京，成為蔣介石的上賓。

我第一次見到周恩來，是1924年，在廣州。當時我們黨和國民黨實行第一次合作，孫中山先生根據我們黨的提議領導國民黨改組，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全中國處在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反軍閥的民主革命的高潮。周恩來正是在這個時候，於1924年從巴黎回到廣州，投身於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他是黃埔軍校的6個籌委之一。黃埔軍校成立后，周恩來任政治部主任，我父親廖仲信任黨代表。他們兩人一起合作共事，常在一起。當時，周恩來同志雖然還很年輕，但卓越的領導才能已經顯示出來了。

周總理對革命老人何香凝，一向非常愛護與尊敬。周總理很少在別人的畫上題詩詞，可是我母親為抗美援朝勝利畫了一幅畫，他欣然命筆題詞：

1926年，又發生了「中山艦事件」。這是蔣介石一手策劃的打擊共產黨的反革命陰謀。當時，毛澤東、周恩來和陳延年等黨的領導人，都主張同蔣介石鬥爭。可是，右傾投降主義分子陳獨秀卻無恥地為蔣介石辯護，妥協退讓，任憑蔣介石進一步篡軍奪權。後來，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轟轟烈烈的大革命被陳獨秀的投降主義路線斷送了。

1935年1月，在長征途中，當中國革命面臨夭折的危險時刻，在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上，周恩來同志堅決支持毛主席，擁護毛主席為我們黨的領袖。遵義會議以後，毛主席領導我們黨同張國燾的反黨分裂活動進行了尖銳的鬥爭。張國燾把中央派到四方面軍的幹部殺了不少，包括同李克農、錢壯飛同志一起對保衛上海黨中央的安全做出決定性貢獻的胡底同志，也被張國燾秘密殺害了。被害的還有曾中聖同志、鄺繼勛同志等人。張國燾還把四川省委派進川陝蘇區的幹部幾乎殺盡。當時我和羅世文、朱光同志等也被張國燾監禁起來。四方面軍同二方面軍進入甘肅、寧夏，到了黃河邊，周恩來同志一路上打聽一些同志和我的消息。最後，在往預旺堡的路上，周恩來同志碰到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