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周總理看到非洲馬里等國需要從中國進口茶葉，而且其他生活必需品也很缺乏時，他不是從賺錢的立場出發要外貿部向這些國家推銷茶葉等商品，而是指示我們派出專家幫助馬里種茶、制茶，同時幫助它建設火柴廠、紡織廠、糖廠等。在對馬里的援助取得一定經驗后，接著幫助幾內亞、尚比亞、坦尚尼亞等國搞工業企業的建設。1962年，我率領貿易代表團前往巴基斯坦商談雙邊貿易和提供援助事宜。行前，周總理告訴我，我們可以給巴貸款，並且不要利息。如果到期后還不了債，還可以延期。到達巴基斯坦后，我拜會了政府總理穆罕默德.阿里，向他說明中國政府的這一意向。阿里很驚奇，既然是提供貸款嘛，怎麼會不要利息呢？在我闡明了我國對外援助的政策后，他相信了。以後，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到我國訪問時，接受了我國提供的貸款，又同我國簽訂了貿易和經濟技術合作方面的協定。

50年代，我國對外貿易是向蘇聯、東歐國家「一邊倒」的，占我國對外貿易總額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比重很大。這種局面的形成，主要是由於帝國主義國家對我國實行經濟封鎖、禁運政策造成的。在對蘇聯、東歐國家貿易中，商品價格除進行個別調整外，保持長期不變政策。人民幣與外匯的比價，也長期保持穩定。由於人民幣沒規定含金量，所以不作為自由兌換貨幣在國際市場上流通。在國際流通貨幣中，英鎊、法郎、馬克等都常發生貶值。這些匯率的變動情況，對我國對外貿易的經濟效益有一定程度的影響。為著在對外貿易中多創匯和用好外匯，周總理請紅軍時代就做經濟工作的外貿部部長葉季壯同志掌管外匯，並組織一批人專門進行研究，預測並掌握各種自由貨幣匯率變動情況。由於我們重視各種外匯匯率變動情況，在簽訂合同時，是以美元、英鎊還是以馬克、瑞士法郎等計價，都是以對我最有利的貨幣計價的。所以，在幾次大的貨幣變動中，我們不僅沒有吃虧，而且還從中賺了一https://read.99csw.com筆外匯。

事前要進行嚴密周到的價格計算。1960年我國開始進口糧食時，周總理把我們找去，同我們一道對大米和小麥的國際市場價格進行對比計算。當時，一噸小麥價格是60多美元，大米價格是100多美元。就是說出口一噸大米至少可以換回一噸半小麥，雖然我國進口小麥量大於出口大米量，但加上出口大豆等糧油類產品，一進一出，在金額上出與進是相差不多的。

在我國國民經濟最困難時期，周總理仍然堅定不移地把對外貿易作為推行國家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手段。1960年因自然災害和人為的因素，我國決定從國外進口小麥。當時，美國糧食很便宜，我們買不買？從經濟利益角度著，買美國糧食當然好，但是從政治上考慮，我們不能買。因為，這時美國仍然對我國實行「孤立」和「遏制」的敵視政策，支持台灣國民黨政權，製造「兩個中國」，阻止我國進入聯合國。也正是在這個時候，蘇聯政府撕毀合同，撤走專家，加重了我國的經濟困難，中蘇關係惡化，貿易大大縮減。但是，在周總理指導下，我國對一些東歐國家的貿易採取了區別對待的政策，例如，我們對民主德國給予照顧，把我們國內供應也很困難的大豆賣給它。對亞洲國家朝鮮、越南更是如此，我們節衣縮食，擠出物資支援它們。

周總理不僅聽取我們對外談判的彙報，而且還同我們一起修改有關談判情況的報告和協定的條款。他看得很認真，對用錯了的標點符號都親自把它改了過來。1950年周總理在審查外貿部關於中波貿易談判問題的報告時，對我說，你們的報告不是給我看的，是給毛主席和中央其他不管外貿工作的領導同志看的，因此既要使報告全面反映談判的內容，還要讓他們能夠看得懂，這樣，他們才能清楚地了解我們對外貿易工作的惰況。

以上諸方面都要國家支出大量外匯，但國家缺少外匯，怎麼辦呢？周總理把外貿部負責同志找去，hｔｔpｓ://reａｄ.９９cｓw.com共同商議解決辦法。他對我們說：日本是小國，除有一點煤炭資源外，其他重要資源都很少，工業生產原料靠進口，是世界最大的資源進口國；英國資源也很少，很多原料靠進口；東歐的一些國家也是資源缺乏。但是，這些國家的對外貿易卻很發達，為什麼呢？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們進口原料，生產出口商品。我國生產出口商品的原料都有，但有一些還有待于開採，解不了燃眉之急。發展對外貿易，完全靠我們開採出原料后再生產要慢一些，我們也可以進口一些急需原料，然後加工產品出口。周總理說，如果採取這個辦法，我們既能發展對外貿易，獲得外匯收入，還能夠提高國內工業生產水平。

中蘇兩國關係惡化以後，我國對外貿易的重心開始轉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外貿易的方式也不得不以記賬貿易改為現匯貿易。

貿易談判，要知己知彼。當時，日本商品一般說來賣得是比較貴的。如果我們買西歐國家的同類商品，離岸價雖然低一些，可是加上長途的運費，並不合算。這裏存在一個運輸費用的差價問題。他指示我們，既要讓日本賺差價，又要在日本與西歐的相互競爭中，使我們買到較低價格的商品。

60年代初，外貿部同某國商人談判購買小麥時，周總理及時指示我們，不要讓對方摸到我們的底。這樣，我們在同對方談判時，他們也不好漫天要價了。

為緩解當時國內糧食供應的困難，進口糧食成為外貿部的一項主要任務。同時，我們還承擔著對亞非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援助的重擔。當時，我國對外援助的方式主要有：（一）向受援國家提供成套機器設備。（二）向受援國派出工程技術人員和技術工人。（三）向受援國提供所需的建設物資，對有的受援國還須提供現匯援助。由於有些精密機器設備我國還不能製造，有的原料如特殊鋼材，我國還不能生產，只好用外匯購買后提供給受援國。

新中國成立，我就從事外貿工作。我1978年離開外貿部，前後總共28年。外貿部是周總理過問最多、抓得最多的政府工作部門之一，因此九*九*藏*書我同周總理經常有工作接觸。他對我國對外貿易工作的指導思想，給我們很深的教育。

周總理對幹部要求相當嚴格，有時他批評人嚴厲得很旭他的作風卻非常民主。所以，我們感到他的這個嚴厲，對我們是一種鞭策、督促，是對我們很大的關心和幫助。他為了弄清一個不熟悉的問題，總是要把我們做具體工作的同志找去，面對面的談。要我們擺情況，談問題。如果你談的看法有道理，他認為是對的，他就支持，就肯定；談的不對的地方，他就向你說明不對的道理，並指出應該怎麼辦。在周總理嚴肅認真、一絲不苟的工作作風的影響下，我們做工作，向他彙報工作，總是要先弄清情況，核實有關數字和事實，不敢有一點馬虎。因為情況明，才能下決心呀！不然，下了決心也是錯誤的。這一點很重要。周總理的這些崇高品質和工作作風，對我們外貿部負責同志很有影響。可以說，是留給我們外貿工作的一筆極為寶貴的思想財富。

國民經濟經過幾年調整，糧食生產形勢已明顯好轉。在這種情況下，我國還需不需要大量進口糧食？他認為，繼續進口糧食對我們國家有利。因為進口小麥供應北京、天津、上海、大連、廣州等大城市，除有利於農民休養生息外，還可以減少從內地糧區運糧食到大城市的運輸量，緩解運輸緊張狀況，節省大量人力、財力；而且，小麥便於儲存，以備急需。當時國際市場麥價比較低，海運費也便宜，相反，靠陸路從我內地運到沿海大城市，運費就比較高了。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周總理想問題是相當周到和深遠的。他是用戰略眼光來分析、處理這個問題的。

1960年，我國財政赤字已經高達80億元，但為保證最低限度的國計民生的需要，還必須從國外進口大量小麥。在嚴重危機面前，如果我國在國際市場拋售黃金，以解決外匯緊缺問題，也不是不可以的，但周總理不贊成這樣做。他說，黃金不能賣！我們要以黃金作後盾。他強調，在外匯的使用上，我們花一個美元都要認真ｈｔｔｐs://ｒｅａd•9９csw.coｍ考慮考慮！周總理這種一心一意為國家、為人民的利益著想的崇高思想品質，使我們感動不已。事隔這麼多年後，每當我想起他這兩句言簡意賅鏗鏘有力的話，仍然感慨萬千。在周總理直接過問下，我們不僅沒有賣黃金，而且還利用金價比較便宜的機會，每年買進幾十萬兩黃金。年年買進，一直買到1970年。這些黃金都是用專機運回國內的。

建國后，周總理對我國外貿工作一直非常關心、非常重視。凡是外貿部同外國談判簽訂貿易協定或議定書，無論是同社會主義國家進行談判，還是同亞非拉美民族獨立國家或者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談判，周總理無不親自過問，對協定草案及其有關文件總是在深入調查了解的基礎上最後修改定稿。周總理重視這項工作，是因為卓有成效地開展對外貿易，既是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支援國家建設的迫切需要，又是我國發展對外關係，奉行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手段。

周總理在如何開展我國對外貿易問題上有很多重要思想和獨到的見解。比如，在外匯短缺的情況下，我們要不要拋售黃金的問題上，周總理的指導思想給我們很深的印象。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在平等互利原則基礎上對亞非拉美國家進行貿易的同時，又幫助它們發展民族經濟，是我們不可推辭的國際主義義務。那麼，應該怎樣援助這些國家呢？周總理不僅指導外貿部在對外貿易中貫徹獨立自主原則，發展我國國民經濟，同時也要求我們幫助亞非拉美國家。他說，我們在經濟上對他們進行幫助，並不是使他們依賴我們，而是推動和促進他們自力更生。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了，才能發展對外貿易。經濟越發展，他們的對外貿易越發展越大。本著這個思想，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總理在訪問非洲國家時，他宣布了充分體現這一思想的中國政府對外經濟援助的八項原則，公開申明：中國政府對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國對中國的依賴，而是幫助受援國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經濟上獨立發展的道路。

在這一基本思想的指導下，對外貿易談判工作，首先是https://read.99csw.com要求我們摸清我國出口產品的底細，比如可供出口的農副產品（大豆、豬鬃、食用油）和戰略物資（稀有金屬和有色金屬）的數量有多少。然後再根據國家間的雙邊關係或我們所能獲得外匯和急需購買哪些物資的情況，作出我們向對方出口什麼，進口什麼，進出口多大數量的決定。

我國外匯儲備很少，為使出口貨物儘可能多的換取外匯並獲得最大的購買力，周總理要求我們時時刻刻盤算如何爭取最有利的進出口商品價格。這是周總理指導對外貿易工作的又一個重要思想。

除上面我所講到的創匯辦法外，在周總理直接關心、領導下，外貿部同有關部門還採取過其他一些有效措施，如研究自由兌換貨幣匯率，在貿易中以對我有利的貨幣計價，就是其中的一種高明辦法。

周總理經常對我們說：對外貿易很重要。為了促進和發展我國國民經濟建設事業，我們要多想辦法，採取積極措施，努力發展對外貿易，爭取多出口農產品和礦產品，儘可能多地換回國家建設所需要的機器設備和先進技術。並且強調：對外貿易的政策性很強，很現實，是我們開展和平外交的工作基礎，必須嚴肅對待，要認真做好。我們要分清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對象，加以區別對待。同經濟比較落後的民族獨立國家進行貿易，我們應該參照國際市場價格，酌量惰況，購進時價格可以適當高一點，出口時價格可以適當低一點。對於敵視我國的帝國主義國家，我們的政策是：要使經濟鬥爭服從於政治鬥爭。當政治鬥爭需要配合時，貿易可以發展也可以停止。因此，貿易談判中涉及到的買什麼賣什麼、買賣商品的品種與數量等問題，都決不是一個單純的貿易做大做小的金額問題。

根據周總理的意見，外貿部從國外進口部分原料，加工出口產品，「以進養出」。為了多創匯，我們還源源不斷地向香港大量供應生豬。為保證生豬的貨源，提高農民養豬的積極性，我們對出售生豬的農民實行獎售糧食和化肥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