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那種對王作嚴肅認真的科學態度和對幹部、科技人員的嚴格要求，親切關懷，至誠相見，激發起人們高度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大家奮不顧身、夜以繼日地為黨和人民的利益工作。

這時候，已經被「文革」動亂嚴重干擾的周總理，在得知氫彈原理性試驗成功的消息后，他當即把我和錢三強找去，在廣大群眾慶祝遊行的鑼鼓聲中，為參与試驗成功的全體人員祝酒，可見當時周總理是多麼高興。

1963年7月，當第一顆原子彈研製工作正在進行時，周總理就指示我們，不僅要爆炸一個核裝置，而且要進一步解決武器生產問題。同年底，他又指示我們：「核武器的研究方向，應以導彈頭為主，空投彈為輔。」因此，我們在研製首次核試驗用的核裝置時就考慮到武器化的要求，核裝置本身的水平比較高。而且，與此同時，就抽調力量開始核航彈和導彈核彈頭的研製工作，從而縮短了武器化的周期。從首次核裝置試驗到核航彈試驗，只用了7個月時間，到製成導彈核彈頭，也只用了兩年時間。

周總理找我們談話后的第二天，即1955年1月15日，毛主席親自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討論中國發展原子能事業問題。參加會議的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彭德懷、彭真、鄧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會上，李四光、錢三強和我作了彙報，並作了用儀器探測鈾礦石的操作表演。會議認為，我國鈾資源經過進一步勘探，一定會發現更多，核科學研究也有了一定基礎，發展原子能事業的基本條件已經具備。毛主席在會上講話指出：這件事總是要抓的。現在到時候了，該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認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來。中央書記處作出了發展原子能事業的戰略決策，揭開了中國核工業建設的帷幕。

我國導彈核彈頭的第一次結合試驗，囿於當時的技術狀況，是採用帶有核彈頭的導彈飛行方式進行的，導彈的發射、路徑、爆點都在本土及其上空，風險很大。在這次試驗的準備過程中，周總理一再指示要「絕對保證安全」，指示七機部要保證導彈正常飛行，指示二機部要做到在導彈掉下來的情況下不發生核爆炸。根據總理的指示，二、七機部分別在導彈和核彈頭上採取了多級保險措施和安全自毀裝置。但是，周總理對此仍不放心，主持召開了兩次專委會研究兩彈結合試驗的安全問題，並指示進行兩彈結合保險措施和安全自毀的兩項「冷」試驗，然後根據試驗情況決定是否進行「熱」試驗。國防科委、二、七機部密切配合進行了上述兩項試驗，進一步驗證了兩彈結合試驗的安全可靠性，至此總理才批准干1966年10月27日進行了導彈核武器的飛行爆炸試驗，取得了圓滿成功。

周總理對幹部和科技人員嚴格要求，親切關懷，至誠相見，大家無話不同他講，總是由衷地把他看作嚴師益友，既非常崇敬，又親密無間。處理重要問題時，如發生分歧，他常常引導爭論，傾聽各種不同的意見，然後做出決斷。總理對我們從來不一般性地鼓勵，而對每一進步和成績都會給以確切的評價，對工作的缺點錯誤進行嚴肅而中肯的批評。周總理對幹部既嚴格要求又親切幫助；既十分關注大家的工作，又細緻地關心大家的生活。這一切都是我終生難忘的。

我國首次核試驗的成功，在國內外引起了巨大反響。全國人民聽到廣播，莫不歡欣鼓舞，興奮異常。中華民族精神為之大振。世界友好國家和人民，紛紛向我國表示熱烈祝賀和同情支持，普遍認為中國有了原子彈，使世界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從而使亞洲和世界的和平得到了更有力的保障。

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以周總理為主任，由副總理賀龍、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陸定一、聶榮臻、羅瑞卿，以及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有關部門負責人組成的中央15人專門委員會，加強對核武器研製和核工業建設的領導，以加速實現原子彈爆炸試驗計劃。從1962年11月中央專委成立到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周總理親自主持召開了9次會議，及時解決了生產、科研和建設中的100多個重大問題。

核科學技術研究的開展和鈾礦資源的發現與開發，為建立我國核工業提供了物質技術條件，使黨中央作出戰略決策有了一定的依據。

在周總理的親切關懷指導下，我們成功地爭取了蘇聯的技術援助，而當蘇聯毀約停援時，我們又成功地迅速實現了自力更生的大轉變。

首次核試驗，張愛萍同志擔任試驗現場總指揮，我在北京負責前後方與中央的聯絡。試驗的當天，我在二機部的辦公室里，守候在電話機旁；周總理在他的辦公室，密切關注著這次試驗。爆炸時間到了，我在電話里聽到了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后參試人員的歡呼聲。張愛萍同志報告原九-九-藏-書子彈響了。我立即向總理報告了這一喜訊。總理馬上向毛主席報告，並傳來主席的指示：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我立即轉告張愛萍同志。他說，爆炸后的火球已經變成蘑菇雲。我再次向總理報告了這一情況。主席指示，還要繼續觀察。總理要我們注視外國的反映，完全證實后再公布。試驗場的同志立即核實情況。同時，很快得到了東京的反映，說中國可能在它的西部地區爆炸了一顆原子彈。但是，由於同時在海上發生地震，發生兩個震波相混，因此，還要進一步檢測方能確認。接著，收到了美國關於中國爆炸原子彈的廣播。當天傍晚，毛主席、周總理、劉少奇等中央領導同志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3000多名演職人員。總理向大家宣布：報告大家一個好消息，我們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了！會場立即歡騰起來，人們興高彩烈歡呼跳躍。總理風趣地對大家說：大家可不要把地板震塌了呀！晚上10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我國首次核試驗成功的新聞公報和詳細闡述中國對於核武器問題的立場的政府聲明。

我國核事業創始於50年代初。當時美國政府依仗手中的核武器，妄圖稱霸全世界。面對帝國主義的核訛詐和核威脅，年幼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怎麼辦？黨中央、毛主席、周總理都強調指出，一定要急起直追，掌握原子能。毛主席還強調指出：我們「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而周總理則為黨中央迅速作出創建我國原子能事業的重大戰略決策做了許多奠基工作。

對於應該用什麼辦法來利用蘇聯援助問題，周總理指示，既不能無限期地依賴蘇聯專家，更不能放鬆對蘇聯和其他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進行最有效的學習。遵照總理指示，我們在核事業建設中強調了「邊干邊學，建成學會」，認真組織廣大科技人員刻苦虛心學習，努力消化吸收先進技術，力求做到不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這些重要措施，曾經受到毛主席和周總理的讚揚。

1955年初，為了爭取蘇聯援助，周總理親自出面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多次談判，結果簽訂了蘇聯援助中國勘察鈾礦的地質協定和蘇聯援建一座實驗性反應堆與一台回旋加速器的科技協定，增強了我國發展原子能事業的基本條件。緊接著，周總理便著手考慮進一步爭取蘇聯援助我國建設核工業問題。我從來華訪問的蘇聯原子能科學家代表團處得知蘇聯可能援助我國建設核工業的信息，報告了周總理，周總理便採取措施促其實現，並於1956年3月派我、劉偉和錢三強等組成代表團赴蘇聯談判，簽訂了蘇聯援助我國建設核工業的協定。1957年，周總理抓住國際形勢有利於進一步爭取蘇聯援助的大好時機，由聶榮臻、陳賡、宋任窮率團赴蘇談判，簽訂了蘇聯援助中國研製核武器的協定。周總理洞察國際形勢的風雲變化，掌握有利時機，有計劃有步驟地爭取了蘇聯在核領域的技術援助，使我們較快地掌握了某些技術，在一定程度上爭取了時間，贏得了速度。

我國氫彈爆炸試驗成功，提前實現了毛主席1958年作出的「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我看有 10年功夫完全可能」的預言，提前實現了周總理提出的1968年進行氫彈爆炸試驗的目標，實現了我國核武器研製工作的第二次突破，為系列導彈核武器的研製和裝備部隊奠定了基礎。

我國氫彈爆炸試驗成功，再一次震動了世界。我國從第一顆原子彈試驗到氫彈試驗，其間不過兩年零八個月，與美、蘇、英、法比，速度是最快的，從達到的比威力等指標看，其技術水平也比美、蘇首次試驗的氫彈水平高。

今天，我們要繼承和發揚這種精神，以紀念周總理誕辰90周年。

五六十年代，以核能的廣泛開發利用為標誌的一場新的科學技術革命已興起，人們稱之為「原子能時代」。如何從我國實際出發，追蹤和掌握時代的要求，便成為一個重大課題。

周總理主持第五次專委會審查批准二機部提出的進度計劃和措施計劃時，周總理在肯定了二機部前兩年的工作成績後接著指出：「『兩年規劃』的完成，專委有很大的責任，但主要的責任還在二機部的領導上。二機部的領導自上而下都要具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計劃科學性、高度的組織紀律性。」周總理的指示，為我們樹立了工作的高標準。為了實現「兩年規劃」，我們以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為目標，把各項任務加以分解，分系統、分方面、分層次，具體推算各個環節所需要的時間和工作進程，最後列出計劃進度表，定人、定時、定任務、定措施，要各個單位層層落實這個計劃，並要求各方面都來支援。這樣，採取了科學的方法，按進度表進行工作，一環扣一九*九*藏*書環，發現問題及時解決，使我們的生產科研工作增強了計劃科學性，保證了「兩年規劃」的實現。

全國大力協同，勝利一個接著一個，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研製工作獲得了迅速發展。核武器研究所的理論研究人員於1963年3月正式拿出了第一顆原子彈的理論設計方案。實驗科研人員進行了上千次的爆轟試驗，於1963年12月24日在西北核武器研製基地進行的聚合爆轟出中子試驗，獲得了成功。蘭州鈾濃縮廠在攻克了一個又一個技術難關后，於1964年1月14日拿到了可以作為原子彈裝料的合格的高濃鈾產品。對此，毛主席批示：「很好」。周總理批示秘書：「請轉告劉傑同志，慶賀他們提前完成關鍵性生產和解決了關鍵性的技術試驗，仍望他們積極謹慎，堅持不懈地繼續完成今後各項任務」。

1955年上半年，在周總理、李富春、聶榮臻主持下制訂的1956年至1967年12年科學發展的遠景規劃中，把原子能利用列為第一項重點科學研究任務，擺在很突出的地位。同時，周總理指示中國科學院吳有訓、錢三強等科學家舉辦講座，編印通俗讀物，寫文章，對高級幹部和廣大人民進行原子能科學知識的普及教育。為了發展原子能事業，周總理還指示，要抓緊培養核科技專業人才。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一批高等院校從1955年起，先後辦起了原子能科系或專業。高教部從部分高等院校選調數百名高年級學生到北大、清華和蘭州大學學習原子能專業知識；從在蘇聯和東歐的中國留學生中挑選百余名學生轉學原子能專業。這樣就迅速形成了一支核事業專業技術隊伍。

1959年6月，蘇聯單方面撕毀了關於援助中國研製核武器的協定。1960年8月，在二機部工作的全部蘇聯專家撤走，並帶走了重要的圖紙資料，此後設備材料的供應也全部停止了，給正在建設的中國核工業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和嚴重的困難。有些外國人幸災樂禍地說，這是對中國核工業的一個「毀滅性打擊」，使我國核工業「處於技術真空狀態」，斷定我們「20年也搞不出原子彈來」。

經過1961年和1962年上半年的努力，我國核工業建設和核武器研製取得了很大進展，但許多重大技術難關還沒有突破。周總理不止一次關切地問我，美國的鮑爾和艾爾索普對我國核爆炸試驗的推測，我們能實現嗎？我想起毛主席說的：大局抓住了，有些事形式上看是冒險，實際是可以辦到的。為了提高我國的國際地位，加強軍事力量，我於1962年8月毅然在向中央的報告中提出爭取1964年至遲1965年進行第一顆原子彈試驗的奮鬥目標。毛主席於1962年11月3日批示：「很好，照辦。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接著，劉少奇同志主持召開會議，表示贊成這個規劃目標，並指出，經過努力，即使1965年搞出原子彈來也是好的。小平同志說，你們的計劃毛主席、黨中央已經批准了，路線、方針、政策已經確定，現在就是你們去執行。你們大胆去干，干好了是你們的，干錯了是我們書記處的。中央領導同志的這些講話，使我們受到了極大的鼓舞。

對於引進項目的規模問題，周總理提出，我國核工業要有完整的一套，能夠形成獨立的核力量，但我們主要是解決有無問題，規模不宜過大。1957年3月，部黨組根據周總理的原則指示，經過反覆研究，提出了一個新的方案，總投資比原設想減少40％，比較切合中國國情，使戰略需要和實際可能得到了統一。

早在1949年春季，解放全中國的炮聲還在祖國南方的大地上隆隆作響，周總理就考慮到建國后發展科學技術事業的需要，批准撥給一筆外匯，讓科學家在國外採購了一些核儀器設備和圖書資料。從1950年到1954年，在周總理的關懷和支持下，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用這批儀器資料以及我國科學家自己製造的一批核科學技術實驗設備，在20多個學科領域開展了研究工作，培養了一批科研骨幹，獲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為創建我國核事業在科學技術上做了基礎準備。

1974年8月，周總理最後一次聽取二機部的工作彙報，並作了許多重要指示。此後不久，為我國核工業的發展嘔心瀝血、辛勤操勞的周總理便過早地永遠離開了我們。

1969年，林彪利用所謂備戰，決定核燃料工廠搬遷。反應堆和核燃料后處理工廠具有強烈放射性，根本不能搬遷，其他核工廠搬遷也必然中斷生產。核事業面臨著一場災難。1969年8月12日，周總理主持專委會討論這個問題，他針鋒相對地指出：「一線工廠不能搬，要繼續生產，加緊生產，力爭多生產多儲備。」周總理確定的這一正確方針，避免了搬遷可能帶給核工業的致命的破壞。

十年動亂中，周總ｈｔｔｐs://ｒｅaｄ.９9cｓw.coｍ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核工業採取了一系列保護措施，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干擾破壞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使核工業在動亂中仍能繼續有所發展。

由原子彈到氫彈的飛躍，關鍵是理論上的突破。周總理一貫強調處理好理論和技術的關係，主張給理論研究以重要位置，反對忽視理論研究的近視傾向。他早在1956年1月就指出：「沒有一定的理論科學的研究作基礎，技術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質的進步和革新。」當我們在《關於加速發展核武器問題的報告》中把原理探索作為突破氫彈技術的首要措施提出來時，得到了他的首肯。後來，正是由於理論上有了重大突破，才有氫彈新設計方案的形成和付諸試驗，並得到了完全勝利。

在1968年或這之前突破氫彈技術，就是說要以比美、英、蘇都快的速度把氫彈研製出來，這個目標有實現的可能性，但決不是輕而易舉的，是必須經過一番艱苦努力才能達到的。

1966年12月 10日左右，核武器研製基地報告，首次熱核試驗用的熱核裝置有一個部件加工時出了一些質量問題，但不嚴重。當總理得知這一情況后，立即派我乘專機前往處理。當我對乘專機有些猶豫時，總理嚴肅地說：「飛機就是為了檢查工作用的，你們就是要利用飛機爭取時間。」我到核武器基地，實地觀察加工好的部件，發現那不過是用放大鏡才能看見的擦痕，經和科研人員研究，認為這不能算是一個質量事故，已加工出的部件可用，不會對爆炸試驗產生影響。這樣，總理才放了心，才批准按新設計方案研製的氫彈於1966年12月28日12時試驗。試驗結果表明，氫彈研製的關鍵理論和技術問題都獲得了解決。

周總理在組織領導我國核工業取得核能軍用方面的巨大成就之後，緊接著便把注意力投向核能的和平利用上。1970年2月、7月、11月，他先後3次指出我國要搞核電站，要靠發展核電解決上海的用電問題。1974年3月31日，他還主持專委會審查了在上海附近建設核電站問題。建設核電站已經成了核工業發展的重要方向。總理多次指示以後，一機部、水電部、上海市、二機部的有關廠、院（所）和高等院校，在科研設計、設備試製和元件研製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是，由於十年動亂，國家對核電建設不可能有明確的方針和全面的規劃，各有關方面也難以協同動作，以周總理1970年2月8日提出搞核電站的時間命名的728工程（即今日的秦山核電廠）在「文革」期間始終未動一鍬一鎬。

為了儘快突破對蘇聯的依賴，我們還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成套引進蘇聯核設備和核技術時，凡是能在國內配套的設備和原材料，都由國內負責提供。而且，從1956年10月開始在國內組織生產專用的儀器設備，充分發揮我國科研技術人員的積極性，培養自己的設計和設備製造能力，許多精密的設備、元件都陸續製造出來。同時，按照周總理關於要「迅速地建立和加強必要的研究機構」的指示，經過幾年的努力，到1958年，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已建設成了我國第一個比較完整的綜合性的核科學技術研究基地。隨後，又相繼建立了鈾礦地質、鈾礦選冶、核武器等專業性研究機構。這些科研機構大力開展研究工作，培養了大批科技人才，為獨立自主地發展我國核工業作了必要的技術儲備和人才儲備。

1963年底，當第一顆原子彈的研製工作接近過關時，周總理主持中央專委開會作出決定：關於試驗工作的安排，地面試驗放在第一位，並繼續完成空投試驗的準備工作，地下試驗作為科研設計項目立即著手安排。我國核試驗一直是沿著這個方向前進的。根據我們自己的條件，不受「三國條約」的束縛，按照我國發展核武器的需要進行地面或空中核試驗。在1969年9月條件成熟時就開始地下核試驗，並於1985年宣布停止在大氣層試驗核武器。

我作為一個發展原子能事業的參加者，深刻體會到：原子彈、氫彈的研製成功，潛艇核動力技術的掌握，以及同位素和其他核技術在國民經濟中的應用，建設核電站任務的提出，這一切都為增強我國國防、經濟和科技的實力，提高我國的國際地位，粉碎霸權主義的核壟斷和核訛詐，維護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氫彈研製過程中，周總理為我國核工業建設和核武器研製制定了一系列指導方針，其中最重要的是1965年3月20日的專委會上，他提出：「我們反對核訛詐和核威脅，不主張搞幾百次核試驗，因此我們的核試驗都要從軍事、科學、技術的需要出發，都要作到一次試驗全面收效。」周總理確定的這一方針，適合我國的國情，體現了我國研製核武器的根本目的。遵照這一方針，從1964年10月到1987年6月的近23年時間里，我國僅ｒｅａd•99csw•ｃｏm進行了33次核試驗，試驗次數是極其有限的。而美、蘇幾十年來分別搞了800多次和600多次核試驗。由於我國核試驗真正做到了「一次試驗全面收效」，所以才能用較短的時間，花較少的代價，自力更生地研製成功了原子彈和氫彈，完成了武器化，裝備了部隊，並在新的核武器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我國核事業起步的時候，曾得到了蘇聯政府和人民的科學技術和工業的援助。我們的成功之處，是在周總理領導下，正確處理了自力更生與爭取外援的關係。即：當蘇聯政府表示願意對中國發展核事業提供科學技術和工業援助的時候，我們就不失時機千方百計爭取了這種援助，同時又十分注意發展壯大自己獨立的科學技術實力；而當蘇聯毀約停援的時候，我們又迅速組織實現了全面自力更生的大轉變，經受考驗，克服重重困難，贏得了一個個重大勝利。

高度的綜合性是核工業建設和核武器研製的重要特點，它涉及的科學技術範圍和工業部門很廣，因此，只有實行全國大力協同，才能實現既定目標。周總理主持的中央專委有7位副總理和7位部長，形成一個權威性的空前龐大的協作體系。據統計，這個時期，共有26個部、委（院）和20個省、市、自治區的900多家工廠、科研機構和大專院校聯合起來，扭成一股勁，共同為第一顆原子彈的研製進行科技攻關、設備製造和材料生產，解決了近千項重大課題，充分顯示了社會主義的無比優越性。

1967年春，全國奪權、武鬥的風暴殃及核工業，我已靠邊站了。許多工廠和研究機構也先後發生了奪權、武鬥，乃至出現了停產等嚴重問題，廣大職工生活受到影響，工廠安全受到威脅。針對這一狀況，在1967年3月中旬到11月底的8個半月時間里，周總理親自多次打電話，並簽發了11封特急電報，明確指出：這些單位「是國家重要的國防絕密工廠，對國防建設、加強戰備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要「保證工廠絕對安全，保證工廠穩定生產」。周總理還兩次派調查團（組）到原子能聯合企業和核武器研製基地了解情況，制止武鬥，維護正常生產。所有這些保護措施，對核工業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相當一段時間，各項工作大體仍能按計劃進行起了重大作用。

周總理對我國鈾礦資源的勘察工作十分關注。1954年，地質部的一支地質隊伍在綜合找礦中，在廣西發現了鈾礦床。當時我在地質部工作。我把這個情況及時報告了毛主席和周總理，他們都認為在國內找到足夠數量的鈾礦資源是大有希望的。此後不久，按照周總理的指示，在國務院第三辦公室下設立地質部普查委員會第二辦公室，開始我國鈾礦資源的開發工作。

在我國核工業發展遇到如此嚴重困難的緊要關頭，1959年7月，周總理說：不理他那一套，自己動手，從頭摸起，準備用8年時間搞出原子彈。陳毅同志表示了極大的決心，說即使當了褲子也要把原子彈搞出來。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們切實組織核工業實行全面自力更生的重大轉變，使我國核工業建設不但沒有因此而停頓，而且有效地克服了各種困難，加快了由不能全部掌握到完全獨立掌握的進程，進一步建立健全了我國獨立的完整的核科技工業體系。

周總理對工作嚴肅認真、嚴格細緻的科學態度，深刻地教育了大家。我國首次核試驗前，周總理親自找氣象專家研究試驗期間的氣象問題。試驗后，大家都沉浸在成功的喜悅之中。可是，周總理這時已經考慮爆炸后對人民健康安全的影響和國際影響問題了。敦煌、蘭州一帶受到放射性污染情況如何？總理很不放心，指示我們立即去研究這個問題。我們同放射醫學專家研究了一天，在這方面我們缺乏直接經驗，只能參考國外公布的一些數據加以推斷。雖然我們也懷疑專家對放射性污染的嚴重程度估計得過分，但事關重大，必須馬上向總理報告。18日凌晨3點，我同專家一同去向總理報告。專家說，根據推斷，附近的居民要戴口罩，有些河流的水不能飲用，蔬菜要很好地洗凈才能食用，等等。總理問：「根據可靠嗎？」專家說：「根據我的推斷是可靠的。」總理感到問題太重大了，但是應不應該採取那樣的措施還要慎重，他指示先給駐敦煌的部隊戰士驗血，因為他們在最前線，根據他們受到核輻射的劑量的程度再決定下一步措施。經對成百戰士抽血化驗，結果沒有發現任何異常。後來衛生部各個監測點的數據也證明情況並沒有象推斷的那麼嚴重。這樣，一塊石頭落了地，總理才放下心來。總理心中裝著億萬人民的健康和安全，而且始終保持著清醒的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來對待可能發生的問題。當他聽了專家的彙報后儘管心急如焚，但還是冷靜地妥善處理了這個問題，從而避免了一場驚慌。

這次試驗，無論從原理、結構，還是從達到的比威力和聚變比等指標看，就是一次氫彈地面試驗。因此，半年之後，即1967年6月17日，我國便成功地進行了1次300萬噸級的空投氫彈試驗。

在氫彈的研製過程中，周總理還給我們制定了「嚴肅認真，周到細緻，穩妥可靠，萬無一失」的工作指導方針。這16個字，充分體現了周總理一再強調的要「保證產品的高質量」和「絕對保證安全」的思想，深刻揭示了核工業建設和核武器研製試驗的特點和規律。由於我們切實貫徹執行了上述方針，從而避免了可能出現的奇災大禍和巨大的浪費。

周恩來總理是我國原子能事業的主要決策者和組織者之一。原子能事業的成功，凝聚著周總理革命的遠見卓識和科學的求實精神。

以上所說的，只是周總理為我國實現四個現代化所作努力的一個側面，而且帶有一定的歷史的特點。現在時代前進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搞活的總方針總政策指引下，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條件不知比60年代好了多少倍，但周總理的基本指導思想、基本經驗和工作作風仍有現實意義。許多科學技術專家至今仍深情地說，60年代由於技術引進，大大加快了我國原子能事業的進程，同時我們自己也幹了許多用錢買不到的東西。國際上所謂「敏感技術」都是極端保密的，真正的先進技術至今仍然是用錢買不來的。只有我們奮發圖強、自力更生才能獲得。周總理對我國原子能事業的偉大貢獻，以及他的革命的遠見卓識和科學的求實精神將永放光芒。

為了加強對原子能事業的領導，1955年中央指定陳雲、聶榮臻、薄一波組成三人小組，負責指導原子能事業發展工作。隨後，於1956年經周總理上報黨中央、毛主席同意，並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通過，決定設立原子能事業部（當時名為第三機械工業部，1958年2月改名為第二機械工業部），首任部長宋任窮，為創建我國原子能事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當時，我國在原子能、火箭技術、激光、半導體和胰島素等方面的重大突破，縮短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甚至有些方面與之並駕齊驅。

不久，我們陪總理看第一次核試驗的記錄影片，當看到原子彈爆炸火球光芒四射，一聲雷鳴、蘑菇雲升起的時候，總理高興地鼓掌說：我們勝利了！

此後，核燃料生產和核武器研製每個環節的進展都比預期的好。周總理親自主持對氣象等有關爆炸試驗時間的問題研究以後，1964年10月14日，他下達核裝置就位的命令。10月15日，周總理在電話上問我：「試驗可能會發生什麼結果？」我說：「有三種可能，第一是乾脆利索，第二是拖泥帶水，第三是完全失敗。」最後我滿懷信心地說：「第一種可能性最大。」周總理叮囑說：「要做好以防萬一的準備工作。」隨後就把爆炸試驗時間定在10月16日15時。

1955年1月14日，周總理把國務院第三辦公室主任薄一波、著名科學家李四光、錢三強和我找到他的辦公室，詳細了解了我國核科學技術研究和鈾礦資源情況，並仔細詢問了反應堆和原子彈的原理，以及利用核能所必需的條件。總理還告訴我們，中央要研究發展原子能問題，要我們作好彙報準備。

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后，周總理問我對研製氫彈的安排考慮，我回答：現在還有許多問題吃不透，大約需要三五年時間。周總理說，5年是不是太慢了。的確從原子彈到氫彈是一個質的飛躍。實現這個飛躍，美國用了7年零4個月，蘇聯用了4年，英國用了4年零7個月，那時法國已經研製了4年多，但還沒有搞成功。各國對研製氫彈的技術都嚴格保密，隻字不漏。根據周總理的指示精神，我們認真分析了我國核工業建設和核武器研製工作的形勢，認識到氫彈研製的技術難度雖然很大，但有利條件也很多：我國核武器科研人員掌握了原子彈的有關理論和計算技術，系統地查明了原子彈內部的物理圖象和各種物理規律，為研製氫彈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研製原子彈時，氫彈的原理探索已經開始，並取得了一定成績；必須的裝料氘化鋰一6生產線接近建成；國產每秒5萬次的電子管計算機已經開機，計算手段有了一定改善，等等。經過反覆論證，二機部向中央專委呈報了《關於加速發展核武器問題的報告》。1965年2月3日和4日，周總理主持第10次專委會議審議並批准了這個報告，決定：「力爭於1968年進行氫彈裝置的爆炸試驗。」廣大科技人員下決心搶在法國的前頭實現氫彈爆炸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