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各界人民代表團於29日返滬。我根據組織的決定，對盛丕華、蕢廷芳、張絅伯、包達三、鬍子嬰和羅叔章進行慰問，並高度評價他們的愛國行為。在代表團向南京請願的過程中，雖然有個別的人，在半路下車，但是，代表團的代表和秘書，是勇敢的，是堅決的。這就使我更加明確地認識到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中，其愛國的一面，是顯然存在的。

恩來同志大約10天左右，必定從南京到上海來指示工作。他指示我，「你是公開的共產黨員，國民黨特務是不會不注意你的活動的。對於工商界的統戰朋友，要注意他們的安全，不要把尾巴帶到他們的辦公室和家裡去。但是，這並不是要你斷絕同他們的來往。」根據恩來同志的指示，我是小心翼翼地同工商界的朋友們來往的。

1953年秋，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正式成立之後，我陪盛丕華老先生去見周總理。在談到民族資產階級的前途時，恩來同志說了四句話：「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階級消滅，個人偷快！」很明白，周總理所說的「階級消滅」，指的就是民族資產階級的消滅。

1952年秋，我調到中央統戰部和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

這二位大姊給我介紹了工商界各幫，特別是在重慶的上海幫資本家的情況。第一步的做法是登門拜訪，名片還是用《新華日報》編輯的職務。當時同民族資本家交朋友並不是容易的事情，這並不是因為重慶的山路崎嶇，而是因為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的恐怖。不少資本家害怕接待我之後，國民黨特務要同他們「算帳」。而C。C。早就通過其走狗，如潘序倫之流，對我們進行攻擊。一些受蒙蔽的資本家不僅給我以閉門羹，而且在吵了一架之後，高聲「送客」。他們認為國民黨是正統，是國家的代表；而共產黨、八路軍和新四軍，不服從政令軍令，破壞國家政府的統一。國民黨軍之所以打了敗仗，追究原因，未始不是因為國家的軍令政令的不統一，未始不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鬧獨立性。他們的說法，赤|裸裸地是國民黨C．C．的那一套。我當然不能不向他們說清楚情況，而他們卻不讓我把話說完。這怎能不吵起來呢？但是，還有一些民族資本家是可以談得來的。這可以把章乃器、鬍子昂、胡厥文、劉鴻生、吳蘊初、古耕虞和潘昌猷等人，作為代表。

遼瀋、平津和淮海三大戰役的勝利，更加振奮了香港的愛國人士。在喜氣融融中工商俱樂部更加活躍了。黨的香港分局為了慶祝南京解放，用《新華社》和《群眾》周報的名義，在英皇道的哥羅士打大樓的八層樓上舉行了公開的、規模相當大的招待會。在這個被英國佔領了一百多年的香港，中國共產黨舉行這樣公開的招待會，這在歷史上是第一次。參加招待會的，不僅有還未離港的民主人士，而且還有長期居港的文化界和工商界的人士。香港工商俱樂部的朋友，幾乎全體來參加了。

「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後幾個月，周總理在國務院小禮堂召開各部部長的會議，同時，又通知我同黃玠然兩人去出席。在他的報告尚未開始的時候就高聲地問：「許滌新和黃玠然來了沒有？」我站起來說，「來了。」他說，「文化大革命」已經搞了好幾個月，是否再搞下去，中央要考慮。但是，無論如何，黨和國家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政策還是要進行下去，同民族資產階級的人們交朋友，還是要繼續下去的。1956年他們把企業交出來了，但是，他們還在祖國大地上生活著，他們還是我們的統戰對象。黨的統戰政策要求我們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今天要你們來參加會議，就是要提醒你們決不可因為運動，而放棄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又團結又鬥爭的統戰政策和任務。這是我最後一次聽到總理關於對民族資產階級統一戰線工作的指示。他的話說得不長，但是，意義深遠，印象深刻。10年之後，當他為黨為國苦鬥數十年而告辭人世的時候，我到北京醫院太平間去同他的遺體告別。面對著這位一生為革命而出生入死的偉大領袖，我無法控制我的悲痛，只好把眼淚吞在肚子里。我在心裏暗暗地說：「總理，你放心吧，你的無私的高貴品質，將永遠為中國和世界人民所敬仰和學習；你為著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苦心焦思，是一定不會落空的。」

上海在當時是全國加工定貨的經濟重心。因而反對行賄、反對偷工減料、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竊國家資財和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當然要把上海作為主要對象。中央派薄一波同志到上海來領導這場戰鬥。市委對於這場戰鬥的打法，討論了幾天。後來，陳總提出「兩路分兵」的主張，這就是把一批有代表性的大中型資本家，集中在市上，互相揭發、算帳，同工人群眾的揭發，背對著背；其餘大量資本家則在企業里同工人面對面，由工人群眾揭發批判。一波同志同意這個意見，向中央請示，也得到批准。陳總自告奮勇，要負責前一戰場。於是，由市統戰部和工商局的同志，研究名單九-九-藏-書，共三百零三戶。大中小資本家都有，而以大資本家為主。陳總指定漢年和我參加這一工作。漢年幫助陳總掌握形勢；而具體工作，則由我出面。陳總諄諄向我交代政策。對資本主義「五毒」的問題，決不能馬虎，必須切切實實掌握黨的政策，但決不能不擇手段，亂干一通。在這三百多個有代表性的資本家中，如果有人自殺，那就是我們工作的失敗。我每天在現場工作，漢年每天總是打電話來詢問情況，並提出意見。在運動發展到高潮的時候，有兩個資本家（一個姓董，一個姓楊），神色很不正常，在說話時，全身發抖。我很不放心，叫盛康年和一位幹部先後去同他們談話，詳細而溫和地交代黨對工商界的政策。我打電話給漢年。他同意我的看法和做法，並且說，這兩人決不是傷風感冒，而是政治病，要好好抓住這個問題。事實證明：這二人是因為怕過不了關，下不了台，準備一死了事。經過開導，他們放心了，把口袋裡準備自殺的兩瓶安眠藥各自交出來。我把此事向陳總彙報，陳總說，還要提防第三個準備自殺的人，關鍵是要貫徹黨的統一戰線政策。運動進入後期，如何執行中央關於處理五類戶的原則問題，有幾位同志主張以「退賠」數字為標準，退賠數字大的就是「完全違法戶」，次之是「基本違法戶」；退賠量少的才是「基本守法戶」或「完全守法戶」。陳總批評這種意見，認為這並不是實事求是的辦法。他說，資本大，加工定貨的數量自然大，退賠的數字也必然大。不能孤立地去看退賠，必須把它同加工定貨的數量結合起來，還要看他們在運動中的態度；否則，這三百零三個人中的極大多數，都要成為「完全違法戶」和「基本違法戶」了。這怎能符合「團結多數，打擊少數」的原則呢？市委同意陳總的意見。有幾個退賠超過一千萬元的資本家，經中央批准，定為基本違法戶。當漢年代表市政府在會議上宣布榮毅仁、郭棣活、劉靖基和經叔平等人是基本守法戶的時候，他們在驚愕中歡呼起來了！

十年浩劫，民族資產階級的朋友們，也在苦難中度日子，但是，他們的大多數人還是跟著黨走的。苦難說明他們經得起考驗。

在上海市委（地下黨）的長期活動之下，一些愛國的工商業家早就成為黨的朋友了。這就在工作上給我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我就是在這個時候，同盛丕華、包達三、蕢延芳和張絅伯等人，交上了朋友的。我經常到他們的辦公室談談時事，把黨的政策，用普通的語言，告訴他們；同時，又從他們口裡了解上海工商界對時局的意見。但是，某些在重慶曾經成為朋友的工商界人士，卻因為時局的日益緊張而避開我們了。

進入上海之後，軍管會宣布曾山同志是接管委員會的主任，我和劉少文同志是副主任。但是，少文又兼華東紡織部的部長，他忙得不可開交，這樣，實際當接管會副主任的就是我。國民黨官僚資本在不少企業是有投資的。由於這些企業有著一部分官僚資本的投資，在沒收官僚資本時，必然會同有關的民族資產階級的人們發|生|關|系。在這種情況之下，曾山同志就要我用更多的時間，去同上海的資本家打交道。上海軍管會的接管委員會的一些同志，對於同資本家打交道，既沒有工夫，也沒有興趣。我在1942年經過恩來同志教導之後，在一定程度上，認識了這一工作的重要性，因此，曾老一說，我就完全接受了。

我在1940年冬從《新華日報》調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宣傳部工 作。不到一年，南方局經濟組組長錢之光同志因為八路軍駐渝 辦事處的工作太忙，組織決定我兼任這個組的組長。經濟組的任務是研究抗日戰爭中的經濟問題，通過秘密黨員和同情者，搜集國統區財經材料，並團結進步的經濟學家在理論上分析戰時經濟問題。但是，對於民族資本家的工作，卻不敢問津，因為這裡有一個階級立場的問題。

因為我的工作同民族資產階級有著關係，中央政治局開會有時要我去列席。1953年夏，毛澤東同志提出黨和國家在過渡時期對國家實現工業化，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一化三改的總路線。當時大家都贊成，但時間多長？意見並不一致。恩來同志是贊成總路線的，但認為對資本主義的改造，不能搞得太快，如果搞得太快，對國家，對國民經濟並不利。如果按照總理的意見，要實現這個歷史任務，15年可能不夠，還需要更長一點的時間。可惜的是，由於急於求成的「左」傾思想當時在起主導作用，從1953年過渡時期總路線公布到全行業實現公私合營高潮，前後還不到4年！

到了香港之後，通過「東縱」留下來在香港經營商業的同志，通過從上海來的民主黨派的朋友，通過幾位熟悉的報人，如費彝民的介紹，我漸漸同香港的工商界發生接觸。在工作方式上，從個別拜訪到小型聚餐會；後來發展到成立「工商俱樂部」。對「工商俱樂部」之建立我要感謝黃長水同志。（他在暨九*九*藏*書南大學畢業后，就到南洋活動；日本投降以後，又到香港經商。）經過王雨亭同志的介紹，我同老黃就成了朋友。我向他提出組織一個工商俱樂部以團結進步和中間的工商界朋友時，他欣然答應。由他出面委託律師向港英政府註冊並在干諾道西某號二樓租了兩間大房。註冊手續很順利，「工商俱樂部」便成為港九的合法團體了。協同他建立這個俱樂部的，還有陳祖沛和陳君冷。我還派幾位秘密黨員——周康仁、何平、溫康蘭和王雨亭，去支持他的工作。這個俱樂部在1948年秋成立了。每周至少有一次聚餐會。每次都有人做系統的發言。馬寅初、章乃器、黃長水、盛丕華和我，都先後講過話。參加的人，越來越多，有時甚至椅子不夠坐，有的人只好站著聽講和發言。這個俱樂部宣傳的是愛國主義，宣傳的是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和崩潰，宜傳的是新民主主義的工商政策和新中國的必然勝利。平時這個俱樂部相當安靜，一到開座談會時，會員擁擠，在國家光明前途的吸引之下，大家興奮地熱烈地在交談。現在回頭一看，這個工商俱樂部，在宣傳新中國必然誕生的信念時，對香港一部分工商界，是發生了影響的。

接著就是籌備組織上海市工商聯合會的問題。經過市委反覆討論之後，同意以盛丕華為市工商聯合會的主任委員。在解放后三個月（1949年8月26日下午），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籌備會就在中國銀行四樓成立了。陳總以市長的資格，我以工商局長的資格，出席會議。陳總並且講了一篇熱情感人的話。會議選出盛丕華為主任委員；胡厥文、盧給章（公方代表）和榮毅仁為副主任委員。1951年2月16日上海工商聯合會正式成立，這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意義是相當大的。這證明黨和國家不但承認民族資產階級在組織上的合法性，而且在各項政策上，處處保護他們的合法利益。這就使民族資產階級極大多數的人有信心，跟著黨走。

消息傳來，上海愛國人民無不義憤填胸。上海工委派我于次日晨乘火車到南京局彙報情況。恩來同志聽了我的彙報之後，指示我當晚回滬，要我向工委轉達必須提高警惕，防止反動派在上海的破壞。恩來同志還特別指示上海地下黨，凡在運動中已暴露的，應立即撤退；強調上海地下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要注意組織隱蔽，注意積蓄力量，切忌犯急性病。

為了做好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統戰工作，我必須在經濟組之外找助手，因為經濟組的同志都是不露面的黨員，經濟組新聯繫的秘密黨員和進步分子，也很難公開同民族資本家打交道。反覆考慮的結果，我就找羅叔章和鬍子嬰這二位同中上層資本家有接觸的大姊，作為顧問，向她們請教。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黨不但宣布知識分子是勞動人民的一個構成部分；而且，宣布作為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也已不存在。

在1942年的秋天，恩來同志找我去談話。他對我說：「經濟組的活動範圍，現在只限於秘密黨員，限於同情者，限於進步的經濟學者，這些人的作用都是不可輕視的。但是，要使工作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你必須出面同民族資本家打交道，做民族資本家的統戰工作。」我聽了這段話之後，默默不言。恩來同志說：「你對民族資本家的統戰工作，有意見嗎？」我回答說，「要我做對民族資本家的統戰工作，在思想上，現在我還想不通。資本家是剝削雇傭勞動者的剝削者。民族資產階級同買辦資產階級雖然存在著區別，但是，作為剝削階級，那是一致的。同民族資產階級交朋友，建立統戰關係，那我的階級立場呢？共產黨就是要打倒資本家，建立無剝削的社會主義社會，進而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如果同民族資本家搞統戰，難道不是同我們的歷史任務背道而馳嗎？」恩來同志聽了我的話之後，大笑起來。他問道：「你擁護統一戰線嗎？」我說：「當然擁護」。他說，「黨的統一戰線難道把民族資產階級放在外邊嗎？連國民黨蔣介石我們還要同他們搞統戰，何況民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面性，既有剝削工人的一面，又有愛國主義的一面。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來說，從中國今天的具體情況來說，這個階級的愛國主義的一面就是我們同它搞統戰的理論根據，何況統戰工作並不只是有團結的一面了，除了團結之外，還有鬥爭。有團結，有鬥爭，正是同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相適應的。我們的一些同志，害怕喪失立場，只抓鬥爭，而忽視團結，這是不正確的。這是『左』傾思想在作怪。你是一名老黨員，你也吃過『左』傾思想的苦頭。我之所以叫你對民族資產階級做統戰工作，是因為你學過經濟，在生產貿易，在市場物價，在財政稅收等方面，有所了解，同民族資本家談起來，容易談得通」。我考慮了一會，才接受了恩來同志分配給我的這一任務。

香港的工商界是來自國內各地的。除了英國的滙豐銀行、太古公司等英資企業之外，還有廣州幫、潮州幫、上海幫、福建幫、客家幫等各地的工商業者。我對他們，過去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我奉周恩來https://read.99csw.com同志之命，同潘漢年和夏衍兩位同志，在慶祝南京解放的次日，靜悄悄地離開香港赴北平。經過7個日日夜夜的海程，才到達我渴望已久的目的地。恩來同志在分析了戰局和政局之後，指示我們趕快到丹陽的華東局報到，跟著解放軍部隊進入上海。關於入城后的工作，恩來同志指示：漢年協助陳毅同志做好全市的工作；夏衍協助漢年做好上海的文化工作；我的任務是協助曾山同志做好接管上海市的官僚資本和對工商界的統戰工作。

恩來同志接著對我說，「好，你既然接受這個任務，就要好好的干。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從『九一八』算起，已經有十多年，從『七七事變』算起也有四五年；要打敗日本，要反對國民黨的妥協投降，只有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要你做民族資本家的統戰工作，就是為了堅持抗戰，就是為了爭取抗戰的勝利。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這就是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立場。叫你對民族資產階級搞統戰，難道會損害你的政治立場嗎？」

從1947年冬起，為了避免國民黨特務的迫害，黨的上海局便有計劃地把民主黨派、文化界和工商界的重要人物，從上海送到香港。香港的黨的工作委員會對於這批從上海來的知名人士，安排了生活，並且從1948年冬起利用到解放區做買賣的商船，把他們一批批地送到解放區去。第一批離港的是李濟深等先生，由章漢夫同志陪伴。工商界和同工商界有密切關係的人士，如盛丕華、包達三、蕢廷芳、馬寅初、陳叔通和施復亮等則是在香港歡度1949年的新年之後才北上的。由於分工，我負責同他們聯繫。我經常邀請他們參加工商俱樂部的活動。盛丕華的發言頗受到注意。我並且請他們幾位老人和《大公報》的費彝民等了解上海情況的人，經常在跑馬地一家相當安靜的小飯館，以聚餐會的方式，討論上海解放后的經濟工作。

同我們一道南下的，還有盛丕華的兒子盛康年。康年在聯繫黨和工商界的工作上，在介紹上海工商業和工商界的情況上，都有一定貢獻。此人雖然有缺點，好自炫，但是，他對黨和工商界之間所起的聯繫作用，還是不可抹殺的。1950年間他就在上層的工商界代表人物中組織了一個「七一學習會」，是得到漢年的同意的。漢年在這個學習會上做了報告，我也在這個學習會上講了話。因為組織這個學會，有人指責他搞小團體要同黨對抗。我沒有這方面的材料，從他們的學習和活動的內容來看，還看不出有這樣的嚴重性。他同漢年接觸比我多得多；漢年一倒，他就更糟糕了。他是早已離開人世的人！我曾在向恩來同志彙報盛丕老的為人及其對黨的態度時，也談到康年的事。恩來同志對我的彙報，頻頻點頭；恩來同志認識康年，他並不把康年對黨的有益活動一筆勾銷！

周總理對於資本主義改造，是把它同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結合起來考慮的。不但考慮到團結資本家的問題，而且考慮到如何利用資本家對企業的生產經營的經驗為國家服務的問題。在定息問題上，周總理明確地指出這就是贖買政策。對於民族資產階級的贖買政策，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政治問題，不僅要算經濟帳，而且要算政治帳。定息原定7年，從1956年算起，到1963年就要結束。總理同陳雲同志商量后，認為對定息期限有必要重新考慮。他曾叫我去彙報情況。他再三詢問資產階級人們的生活和政治思想狀況。經過反覆深思，認為在1963年之後，還有必要把定息延長3年，他在國務院會議上提出，並向中央作了建議，得到了中央同意。到1962年，周總理再次考慮工商界的實際情況，認為到1966年結束定息的條件還未成熟，還有必要再予延長，於是又向中央建議再延長3年。毛澤東同志批准再延長兩年，但是，「文化大革命」一來，定息的延長便被衝垮了。

為了搞好黨同上海民族資產階級的關係，為了端正和提高上海中上層工商業者對黨和人民政府的認識，市委經過反覆考慮之後，由我以市工商局長的名義，於8月23日下午在中國銀行樓上召開工商界座談會。我宣布開會後，饒漱石、陳總、漢年相繼講話，解釋他們的懷疑，鼓勵他們搞好生產經營，為恢復上海經濟做出貢獻。會議從下午2時一直開到6時，好幾位代表人物爭著發言。我就是在這個會議上同榮毅仁、劉靖基和郭棣活幾位代表人物交上了朋友的。這次座談會可以說是黨的華東局和上海市委負責人，同上海中上層企業家的第一次規模較大的會見。康年在事後告訴我，這次座談會很成功：第一是中共領導人，特別是陳總的講話，可以說是推心置腹，不但不把資本家放在打倒之列，而且調動他們的積極性；第二是這次座談會，除了幾個記者之外，幾乎全是工商界的，這證明黨對工商界的重視。這樣，上海的資本家就可以安心了。

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布以後，各地都把加工定貨的任務，給予作為重點的國營大廠；私營小廠得不到生產任務。國務院第八辦公室成立之後，許多地方的黨委紛紛來電，要求小廠也應得到生產任務，也應使工人得到工資。資本家在這種情read.99csw.com況下，坐著不管，看著各地黨委如何解決工人的要求。我把情況向總理和陳雲同志彙報。總理聽了彙報之後，明確地指出，「中國工人階級只有一個，沒有兩個。國營工廠的工人是中國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私營工廠的工人也是中國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誰也不能說私營工廠的工人不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成員吧」。在說明這個道理之後，總理指出：「我們的加工定貨必須統籌兼顧，既要一視同仁，又要有所不同。」總理還讓陳雲同志給幹部做一次報告，說明加工定貨必須貫徹統籌的原則。這就是對民族資產階級統一戰線的一個具體化。

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籌備會是在「五反」運動結束之後不久召開的。陳叔通被選為主任委員，盛丕華和榮毅仁等被推為副主任委員。我以國營企業代表的身份，也被推為副主任委員。大會開完之後，我因為修改《廣義政治經濟學》第一卷，在北京多住幾天。有一天我到致公黨找嚴希純同志談話，國務院辦公廳忽然來了一個電話，說周總理有事找我。於是我就坐上了派來的汽車，匆匆趕到西華廳。我問總理有什麼任務，他笑著說，「你這幾個月是辛苦了，今天是星期天，我有空，要聽聽你這幾個月乾的是什麼」。他並且說，「為了慰勞你，今天下午請你去游頤和園，好不好？」這是一個特殊的待遇，我當然表示感謝！下了車，進入頤和園時，他對我說，內行人遊園必須從後門上船，把船從后湖劃到前湖，這叫做漸入佳境。鄧大姐也一道上船。船不大，除總理、鄧大姐和我之外，還有原在重慶時期保護總理的副官，都是10多年的熟人，因而，沒有感到什麼拘束。一面吃西瓜，一面談話，談的範圍很廣，我也沒法完全記住。但是，有一段話，我是沒法忘記的。總理問我：「你自己對這幾年的工作有什麼感想？」我說，「在這幾年的工作中，一天忙到晚，錯誤缺點並不少，我自己心中有數，但是，有一件事我是想不通的」。總理問，「什麼事？」我說：「我長期留在白區，留在香港工作，對延安和廣大解放區，一點感性知識都沒有。解放后得到了放手工作的機會，但是，長期的白區工作，總覺得束手束腳。如果我不在白區搞統戰工作，那就必然不會這樣！」總理笑著說：「你同《新華日報》幾位負責人，是應該有一個時候到解放區去學習，去工作的。但是，白區如果沒有人做地下工作，如果沒有人做統戰工作，行嗎？現在，在中央和各級人民政府任職的許多知名民主人士，難道不是統戰工作的成果嗎？白區的統戰工作和地下工作總得有人去做。全面地來說，如果沒有武裝鬥爭，革命當然談不到勝利，但是，如果沒有地下工作，如果沒有統一戰線工作，革命的勝利也是不可思議的。武裝鬥爭是主要環節，但是它需要地下工作和統戰工作來配合。你們長期在白區做統戰工作，應該說是必要的，是有意義的。至於工商統戰，在我們進入城市之後，意義更為突出。你只要辯證地全面地看問題，你就會理解統戰工作，特別是工商統戰工作的意義。」總理在30多年前的這段話，至今還是有生命力的。

「五反」運動後期，李維漢同黃炎培和陳叔通等人來上海了解五反情況。在市委的一次會議上，維漢同志向陳總提出，要調我到北京工作。陳總說，「中央的決定，哪有不服從之理？」也就在那幾天，陳叔通暗中告訴我，不久前，周總理通知他，要成立全國工商聯合會並要他當主任委員。他對總理的通知感到突然。他對總理說：「我是清朝的翰林，用現在的話來說，是一名高級知識分子，怎麼把我變成全國工商界的頭子呢？」總理說：「你不是資本家，我明白，但是，你同資本家，特別是江浙幫的企業家和銀行家，關係密切，大可做好工作。而且你是一位愛國老人。正是因為這些原因，黨相信你，才請你出來挑這一擔子。」叔老想了一想，只得表示同意；但他向周總理提出一個條件，要把許滌新從上海調到北京去當他的助手。那時好多領導人正在懷仁堂看戲，毛澤東同志也在座。總理當場同毛主席商量之後，便同意陳叔老的這個要求。當叔老在上海把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告訴我，而李維漢同志在上海市委會議上提出要調動我的工作的時候，我就知道，我將成為北京人了。

恩來同志關心民族資產階級朋友們的進步。

國民黨在1946年10月11日攻佔張家口和丹東，並悍然下令召開偽國民大會。內戰危機日益嚴重。恩來同志把一批幹部派到香港去工作，我也是其中之一。他到我的宿舍談話，指示我到香港的任務，並且一再囑我，對工商界的統戰工作要繼續下去，香港的可以作為統戰對象的工商界，並不比上海少，香港的環境也有比上海困難之處。但大勢正在向著光明發展，困難是能克服的。在恩來同志指示之後，我同卓芬便在10月底動身到香港去了。

章乃器的上川公司是上海工商界到香港找黨的自然形成的地點。乃器在那個時候，同我們的合作，是相當好的，他對於這件事，相當積極。吳蘊初和俞寰澄先後在他的辦公室談到要找黨時，我剛剛走進章的辦公室之門，故人相見，暢談得更加融洽了。

在上海工委和上海市委（地下黨）的推九*九*藏*書動之下，上海各界人民團體推派代表馬敘倫、吳耀宗、蕢延芳、盛丕華、張絅伯、包達三、閻寶航、雷潔瓊、陳震中（聖約翰大學）、陳立復（東吳大學）以及秘書鬍子嬰、羅叔章等，赴南京請願，要求和平，反對內戰，要求民主，反對獨裁。代表團在離滬前，有5萬多群眾在北站舉行歡送大會。代表團乘車離北站后，全體歡送人員舉行示威遊行，沿途高呼「反對美國政府干涉中國內政」，「立即撤退美國駐華海空軍」，「反對內戰，要求和平」等口號。這是黨的愛國民主統一戰線的巨大成功。代表團到達南京下關車站時遭到國民黨特務的毆打，4名代表受了重傷。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下關慘案」。周恩來同志聞訊后即與董老和鄧大姐等到醫院慰問並向國民黨提出嚴重抗議。

通過做好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統戰工作，以達到消滅這個階級，這就是周恩來同志數十年來一貫的指導思想。

我同漢年、夏衍在北平住了一個多星期。我同從香港到達北平的工商界人士，接觸較多。我向他們徵求對於接管上海官僚資本和恢復經濟的意見。黃炎培、陳叔通、馬寅初、章乃器、盛丕華、包達三、張絅伯、鬍子嬰等人都提出一些值得我們重視的意見。我去向恩來同志彙報，他肯定我的這種做法，並且指出：「遇到重大問題，同工商界和工商界有關人物交換意見，這就是團結；在一些問題上，可能有爭論，這就是鬥爭。而這種鬥爭是為了達到團結的目的的。你到上海工作，對工商界及其代表人物，必須繼續使用這種有團結、有鬥爭，鬥爭為了團結的方式和原則。」恩來同志還指示我，到了上海之後，除了幫助曾山搞好接管官僚資本和穩定市場之外，還要請示市委考慮成立工商聯合會的問題。

1946年5月間，國民黨政府遷回南京，我黨也在南京梅園新村設立南京局和中共代表團；而在上海馬思南路107號設立駐滬辦事處稱中共南京局上海工作委員會，對外稱「周公館」。中共代表團上海工作委員會的活動範圍，是相當大的。不僅有文化界的代表人物，有來自各國的記者，而且有大量的工商業家，作為我們開展統一戰線的對象。

從1942年的秋天開始，我就在山城重慶，開始了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統戰工作。到1945年1月11日，王若飛、潘樣年和我公開在重慶「特園」招待產業界人士。不久，周恩來同志又以更大的規模招待重慶產業界人士。是年9月 17日，毛澤東同志在「桂園」舉行茶會招待產業界人士，會見劉鴻生、潘昌獻、范旭東、吳羹梅、吳蘊初、章乃器、顏耀秋等人，闡明中國共產黨對待民族工商業的政策，我同錢之光同志在場作陪。是年10月 19日，周恩來同志應西南實業協會的邀請，出席工業家「星五聚餐會」，講演《當前經濟大勢》。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對工商統戰工作，就順利地開展了。

在國民經濟的恢復過程中，特別是在「工商局長會議」擴大加工定貨之後，私營工商業不但得到恢復而且有所發展。跟著土地改革在全國的開展，跟著抗美援朝戰爭的進行，國內市場急速發展，私營工商業同國營經濟的矛盾，越來越尖銳了。用他們當時的想法來說，那就是：私營與國營在地位上，要乎起平坐；在利潤上，要平分秋色。在1951年秋，上海市工商界開全市代表會議時，我在大會上做了一個批判這種資本主義自由化的報告。上海《解放日報》在第一版全文發表。那年11月因為參加中央統戰部的一次會議，恩來同志的秘書通知我：「總理要找你談話」。我到西華廳時已是下午4時。總理就在他的辦公室接見我，詢問上海工商界的經濟情況和思想情況。在聽完我的彙報之後，恩來同志說：「上海資本家的這種情況，是不能忽視的。我同意你對他們的批判，但覺得不夠，必須從脫離社會主義經濟的領導和破壞市場的正常活動，去加以批評。現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正在進行，你今天就應坐夜車回去，向陳總彙報后，把我的意見明明白白地在大會上說一說。」我到上海，急急忙忙找陳總和漢年（劉曉同志正在卧病）彙報，陳總聽了彙報之後，堅決地說，「總理的指示來得正及時。明天你就在大會上放他一炮，統戰統戰，不應只統而不戰。」次日下午，我便在大會上嚴肅地批判工商界在加工定貨上要擺脫社會主義，要擺脫國家計劃，要搞自由化的種種錯誤。我在說話中所用辭語，是相當尖刻的。其尖刻的程度，是我進上海以來未曾有過的。嚴諤聲聽后，對人說，「許滌新是一個並不隨便放炮的人，他突然放出這麼一炮，這很可能是不祥之兆。」會議緊張了幾夭，到閉幕的那一天，陳總做了長篇講話，並且說，「許滌新放的這一炮，是相當厲害的。現在我把真相告訴你們。他的那一篇話，是周總理要他來說的。周總理希望上海工商界服從社會主義經濟的領導。中國不是有一句老話嗎？『君子愛人以德』。許滌新傳達周總理的指示，你們必須仔細思量，這對你們是有好處的。」次年春「五反運動」開始之後，嚴諤聲等人暗中說，「去年11月許滌新在市人大的那一炮，就是五反的照明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