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為柯慶施經常提出，「有些人就是聽夏陳的，不聽我們市委的」，所以有些人也不敢向我們反映情況，都只得向總理反映，總理也實際上比我們知道得多。後來張春橋在上海公開批評有些創作人員是所謂「通天幹部」，實際上就是妄圖制止向周總理直接反映情況。所以，周總理在這次講話中反覆強調領導不要搞「一言堂」，「民主作風必須從我們這些人做起」，「領導者要有自我批評精神，不是層層對下批評」，這些都是有所指的。

我不否認周總理的確對文藝事業有他的愛好，可是，我認為周總理對文藝工作的關懷、支持和要求，更根本的一點，還是他那時時刻刻為人民的利益著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崇高品德的表現。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一定要高瞻遠矚，既關心人民的物質生活，發展生產，也要關心人民的精神生活，重視文藝工作每天聯繫和影響億萬人民，如何更好地發揮文藝寓教育于娛樂的作用。這和我們今天強調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齊抓的總方針是完全一致的。

周總理這篇閃耀著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光輝，用辯證方法科學地論述了許多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問題的正確講話，竟遭到如此的命運，是值得人們深思的。

現在回想起來，即使在今天，對照電影界現狀來看，也還是有許多問題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和思考的。數量與質量、政治與藝術、領導和群眾、獨特風格與兼收並包、對創作既要求細緻不粗製濫造，又不能求全……總之，這一番談話，是真正用辯證的方法論述複雜的精神生產方面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也是以科學的態度，從領導的角度，尊重藝術客觀規律，發揚藝術民主的精神，和我們進行了一次同志間的、朋友似的親切而又平等的交心和對話，使我們體會到作為一位國家領導人對電影工作的無微不至的關懷和愛護，感到既親切而又嚴格。

這就是我們永遠不能忘懷的崇敬的周恩來同志，是領導全國建設、日理萬機的一位總理，然而也是文藝工作者、電影工作者感到異常親切，平易近人，虛懷若谷，能夠平等地交流思想，敢於爭論的一位良師益友！儘管他對我們也有十分嚴格的要求，作過一些嚴厲的批評，然而我們所能體會到的，這是出自一種衷心的熱愛和關懷，得到的是力量和鼓舞！

而這個趙丹，就是前幾天在新僑會議上發言，有過一段「眼淚汪汪」的「趣話」：「要是給我一塊免鬥牌，我就什麼話都敢講了！」

今天來看，我仍然認為周總理在新僑會議的這個講話，是一個閃耀著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光輝，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堅持並發展毛澤東文藝思想的一個重要歷史文獻。這個講話的基本精神，所提出來的有關繁榮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根本問題，不僅有其歷史意義，而且有很大的現實意義。不僅對今天還要繼續反對「左」的指導思想，改變缺乏民主的領導作風很有意義，而且對如何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藝，更好地貫徹「雙百」方針，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中正確解決遺產與創造問題，認真學習、思考，也有很重要的指導意義。

因此，從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和教訓來看，周總理對於電影藝術片生產的指導思想是正確的。

我真誠地希望每一個電影工作者，特別是年輕一代的電影工作者，在紀念周總理誕辰90周年的時候，還應該認真地學習他的一些講話，回顧歷史，聯繫實際，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從全體人民的利益出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為創造更多更好的有中國特色的為廣大群眾所喜聞樂見的影片，為培養一代社會主義新人作出貢獻，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作出貢獻！

可是，使得總理最早對這些問題進行思考的，我認為還是先從電影界引起的。在「大躍進」中，電影界出現的情況比較嚴重。1958年3月文化部召開電影躍進會，就在當時文化部提出「放衛星」的口號下打擂台，各製htｔps://reａd.99csw.ｃｏm片廠紛紛提出躍進計劃，增加數量。提出來「人人放衛星」、「部部工農兵，片片滿堂紅」，要兩三個月完成一部故事片。有的廠產量成倍增長，攝製組每天用電話向廠里報告攝製進度。5月創作思想躍進會之後，又提出向國慶獻禮片拍攝的任務，的確搞得十分緊張。

我還想起兩件小事：一件是周總理到香山來的時候，又約請了三位來賓，許多同志感到意外，又感到高興，因為看到了總理的細心，對凡是對電影工作有過貢獻的同志，他也都記在心上。這三位客人就是王瑩、舒綉文、孫維世。另一件是我能幸福地保存下來的周總理和全體創作人員合影留念的兩張照片，沒有一張照片能叫你很快發現總理在哪裡的，他沒有端坐在第一排，或站在前面顯著的位置上，而是和許多創作家一樣，站在後面，站在人群中，留下一個小小的頭相。

周總理說他一個時期以來，想到一些問題要找我們談談，說著從枕頭底下掏出一張便條來。這時候，君里高興地笑道：「我們真希望聽聽總理的指示哩。」

後來，我才知道，總理早就聽說柯慶施宣布夏衍和我是「不受歡迎的人」了，希望我們少去上海插手電筒影工作。

1959年4月23日上午，在全國人大、政協會議期間，周總理因患病住院進行治療，要卧床24小時，他卻利用這天上午的時間通知電影界來開會的幾位同志去醫院談話，記得有陳鯉庭、沈浮、鄭君里、趙丹、張瑞芳和我幾位同志參加。

26個年頭過去了，我回憶起新僑會議的一些情景，多次和總理的會見，我仍然感到印象非常清晰，心情激動；重讀這篇《講話》，也不止一次感到熱淚難忍。

我個人做為一個具體分工管電影故事片生產的領導人，深深感到周總理以身作則，要樹立什麼樣的領導作風，給我們作出了表率。如果說，過去十多年中我還能和藝術家們談心、交朋友，還能建立一些相互信任的友誼——當然還做得很不夠——一跟這次與總理的會見和談話，使我受到一次極為深刻的教育是有很大關係的。

周總理1961年的這個講話，實際上是對1959年那個講話的引申，而且根據當時的形勢作了更全面、更深入的論述，更觸及到了問題的實質。歸根到底，是指導思想與領導作風問題，是要求各級黨委和行政機關的領導人應改變「一言堂」的作風，尊重藝術規律，發揚藝術民主問題。重溫周總理這次講話，我深深感到，總理所談到的一些根本性問題，即使到今天，無論是領導幹部或創作人員，也未必能說都已經正確認識和理解了。

周總理在新僑會議期間，不止一次親自找我們去彙報會議的情況，指定我要把每期會議的簡報當天送給他。他6月16日晚間親自到新僑飯店一間小客房裡和許多電影藝術家們談心，聽說會議中對《達吉和她的父親》有爭議，為了展開討論，我們在會議上把小說發給大家，總理就伸手向我問道：「能不能發給我一本？」後來把趙丹劃了許多道道，還有批註意見的那本小說拿走了，說他想知道趙丹的看法。他看了小說之後，又把影片調去看了。

新僑會議的講話，實際上是糾正了長期存在的「左」的思想，使得創作人員思想解放，終於在1962-1964年又逐漸恢復正常生產，並且又一次形成一個小高峰，先後拍攝了如《甲午風雲》、《停戰以後》、《阿娜爾罕》、《李雙雙》、《燎原》、《槐樹庄》、《南海潮》、《冰山上的來客》、《早春二月》、《小兵張嘎》、《紅日》、《農奴》、《英雄兒女》、《阿詩瑪》、《白求恩》、《霓虹燈下的哨兵》、《天山上的紅花》，戲曲片《野豬林》、《紅樓夢》、《花為媒》、《槐蔭記》，美術片《大鬧天宮》等等。

總理還特別囑咐我，今後4個月不要催廠里交任務了，廠里也不能天天打電話催攝製組。必要的條件要給以支持，但影片搞不出來ｒead.99ｃｓｗ.ｃｏｍ也別著急。國慶獻禮片，有的到年底交出來也行。總之國慶獻禮的任務，既要力爭完成，又要留有餘地。

所以，後來有同志就和趙丹開玩笑，說趙丹經過總理批准，承認趙丹是「一家之言」，總算得到一塊免鬥牌了。

所以，周總理後來在1961年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講道：「我在一九五九年關於文藝工作兩條腿走路方針的談話，從今天水平來看，也不一定都是對的，裏面也會有過頭或不足的地方。使我難過的是，講了以後得不到反應，打入『冷宮』，這就叫人不免有點情緒了。」

可是，周總理這次談話，我向文化部黨組彙報之後，並沒有引起重視。我有一個印象，文化部黨組當時的領導人有顧慮，怕這個講話傳下去，影響「大躍進」的情緒，也就沒有向下傳達。我也沒有敢於堅持要向下傳達。而上海的同志們回去之後，也未作廣泛的傳達，只讓君里在20多位主要創作人員中講了一下就完了。這充分證明，即使是總理的講話，而且是針對當時文藝工作中一些片面性、「左」的思想要予以糾正的正確意見，也仍然受到「左」的思想抵制，無法得到貫徹執行。何況不久又開始了反右傾運動。夏衍被列為文化部「重點幫助」對象，我也不斷檢查嚴重的右傾思想。

一、「藝術創作萬一失敗了，也是成功之母」。藝術上不可能每一次都獲得成功，不是人人都能寫詩的。舉例說，毛主席寫了許多詩，發表的並不多；建安七君子的詩也沒有留下許多。因此，藝術創作不能因為一次失敗就喪失信心，這樣作家就不可能有很多創作了。電影也不能次次成功。

總理卻不高興了，說我不是叫你們聽什麼「領導指示」的，你們是我過去在重慶認識的老朋友了——荒煤倒是我回延安以後才認識的，今天是我找你們談談心的，要是講什麼「領導指示」，那我就不講了。於是君里又象孩子般央求總理講，總理這才講了十二點意見。

紀念周恩來同志誕辰90周年，我作為一個電影戰線上退役的老兵，緬懷恩來同志對電影事業無微不至地關懷，不能不感慨萬千！

周總理這次在新僑會議講得非常明確：「我們要造成民主風氣，要改變文藝界的作風，首先要改變幹部的作風；改變幹部的作風要改變領導幹部的作風；改變領導幹部的作風首先從我們幾個人改起。我們常常同文藝界朋友接觸，如果我們發表的意見不允許懷疑、商量，那還有什麼研究、商討呢？我們的講話又不是黨正式批准的。即使是黨已經研究通過的東西，也允許提意見。中央工作會議正式通過的東西都允許討論，允許提意見，加以修改，為什麼我個人的意見就不能討論修改呢？」

總理和我們一起聽黃宗英講書記挂帥搞創作的「經驗」，三位書記和宗英討論了一天，沒有弄出一個提綱來。等到書記們有事都走了，親英靈感一來，就一下子把提綱寫出來了。總理聽了和我們一起大笑。

我也記得很清楚，1979年《文藝報》、《電影藝術》第一次公開發表周總理在新僑會議的講話之後，我和電影界一些老戰友會見時，回憶起新僑會議的情景，無不興緻勃勃，充滿了對總理的懷念，甚至熱淚盈眶。

可是，周總理在進行了廣泛調查，與文藝工作者談心后所作的一次「心有所感，言之為快」的講話，使全國文藝工作者感到歡欣鼓舞的會議，到「文革」期間竟被誣衊為「新僑黑會」。而根據總理指示的精神起草並原則同意，又經中央批轉，以文化部黨組和全國文聯黨組名義正式發出的「文藝八條」，竟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文藝綱領。

這時候，文化部也在新僑飯店召開了全國電影故事片創作會議，也是為了貫徹八字方針，總結「大躍進」三年來的經驗，改進領導方法，並討論「文藝十條」和《文化部關於加強電影藝術片創作和生產領導的意見（草案）》（簡稱「電影三十二條」）。

這是對周總理最真摯的懷念，也正是他生前九_九_藏_書對我們的殷切期望！

周總理還強調了對藝術上的要求，講了幾個方面應注意的情況：

這次講話和後來5月3日在紫光閣講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但結合電影方面具體情況舉例多一些，也有些不同的地方。我現在也記不清楚，我怎麼還保存了一份張瑞芳同志當時的筆記抄錄材料，現在我根據瑞芳同志的記錄和我的回憶，把這次談話的主要內容回述一下。

周總理指出：「不管做什麼事，都要學會兩條腿走路，都要設想一下對立面，否則就容易片面。尤其是藝術問題上，是精神產物，有一個指頭的錯誤就容易引起意見。一張畫有幾筆畫壞了就很突出。而作品有幾分之一的敗筆就會看不下去。……藝術創作是為大多數人看的，就更要照顧到廣大群眾。」

此外，總理還對創作人員的政治與業務學習、勞動、保健等等問題提出了許多建議，這與後來5月3日關於文藝工作要兩條腿走路的談話的精神是一致的，我這裏就不再重複了。

隨後，周總理又在談作風和工作方法時指出，在工作中既要理智又要熱情，作為藝術家，這兩方面要兼備。藝術家容易熱情洋溢，但理智還是主導方面，領導要善於和群眾商量，才能鼓舞大家的熱情。既要敢想、敢說、敢做，又要有現實的科學根據，要加以科學的分析，敢想、敢說要和敢做連得起來。電影界的每件事也要做科學分析。

在一次聚會中，總理聽到上海電影界的同志反映了一些情況，突然問我：「荒煤，這是不是都是柯慶施的意見？」我稍微有些猶豫，總理就嚴厲地批評了我一句：「你這個老黨員怎麼也這樣多顧慮？」

1961年6月，中宣部在北京新僑飯店召開全國文藝工作座談會，討論研究貫徹中央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如何改進文藝工作領導等問題，並討論《關於當前文學藝術工作的意見（草案）》（簡稱「文藝十條」）。

事實上，這兩次講話，都對電影藝術創作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1959年的講話，儘管有關領導方面未進行傳達與貫徹，但在創作人員中卻奔走相告，非常興奮。例如上海霞白音就約請了君里等同志到家裡和朋友們詳細傳達。同時，到底還是剎住了當時那股不顧質量，追求數量、催進度的「熱風」，終於在國慶10周年，完成了一批優秀的獻禮影片，如《我們村裡的年輕人》、《五朵金花》、《戰火中的青春》、《林家鋪子》、《風暴》、《青春之歌》、《聶耳》、《林則徐》、《老兵新傳》、《回民支隊》、《萬水千山》、《戰上海》等等，舉行了新片展覽月，受到廣大群眾的好評。這是建國以來電影藝術創作的第一個高峰。總理還親自參加了慶祝會表示祝賀，給電影藝術工作者以莫大的支持與鼓舞！

現在我們能夠看到的有文字記載的周總理關於文化藝術工作兩條腿走路的問題的談話，是1959年5月3日在中南海紫光閣召集部分全國人大、政協委員和北京市部分文藝工作者談的十個問題。

三、領導要與群眾相結合。「不能說領導都對，而往往是群眾的智慧超過領導。領導的本事是善於集中。想自己一鳴驚人是不行的。」這時他特別指出我寫的《堅決拔掉銀幕上的白旗》那篇錯誤的文章，「就是沒有同大家商量，被袁文殊攻了一下」。他還說，電影廠領導可以開各級幹部會議，有牢騷的也可以吸收，「多聽意見就會集中大家的智慧。因為群眾的特長，是從自己最熟悉的角度提出意見。領導要善於集中，並且學會集中，不能集中就不能領導。人云亦云也不行。」周總理指出，兩條腿走路要有主導的方面，就是引導到正確的方向上來。從領導和群眾關係來講，領導是主導方面。對藝術創作要求細緻又不要求全，細緻是主導方面。導演也是如此，要有自己的風格，又要堅持下去，吸收、集中群眾的意見，就會更加豐富起來。

之後，在專門談到領導問題時又反覆強調，要改正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中心問題在於領導，在於教育，在於深入群眾，總起來一句話，要實行調查研究。毛主席的工作方法論就是調查研究。」他強調「首先領導上要自我批評，要多負一些責任，問題總是同上面有關係的。希望你們回去也這樣做。文藝團體的領導也要自我批評。這樣就可以解除包袱，框框就只有大的，沒有小的了，辮子就不會亂抓了，根子就不會亂挖了，帽子就不會亂戴了，棍子就不會亂打了。就可以使廣大的文藝工作者心情舒暢，意氣風發，使社會主義文藝更加繁榮。」

由此可見，從1959年4月，總理首先對電影界提出兩條腿走路的問題，到1961年6月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的講話，以至1962年這次講話，都談到了這個問題，可見這是他一貫的思想。為繁榮文藝事業，不斷地糾正「左」的錯誤，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可是，誰想到，趙丹到了「文革」期間竟然成了「文藝黑線」上的一位「混世魔王」……

總理6月19日在新僑會議講話之後，25日又一次約請了各廠的一些編、導、演人員到西華廳他家裡座談，舉行便宴。之後，又讓總理辦公室的許明同志打電話給文化部黨組，建議會議不要開得太緊張，他願意在7月1日黨的生日和大家一起到西郊香山去休息一天。也就是這一天登山途中，趙丹象孩子般和總理髮生「爭論」，到底《達吉和她的父親》是小說比電影好，還是電影比小說好。黃宗英同志在她1979年的一篇回憶總理的散文中作了生動的描寫：「趙丹說：『總理，您說電影比小說有所提高，可我看還是小說好。』總理說：『影片的時代感比較強，場景選擇得更廣闊……』趙丹則說：『那不過是電影這門綜合藝術的表現手段比小說豐富罷了』。他們兩個各抒所見，說個不停。最後趙丹語塞說，『總理，我保留我的意見，覺得小說就是比電影好。』總理略停微步，偏過頭來微笑地看著他，那神情、那目光、那姿勢，人們都熟悉，我找不出文字來形容，總理聲音洪亮地說：『你憲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見，我也可以堅持我的意見，你趙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來也是一家之言嘛！』總理哈哈大笑，趙丹也嘿嘿地跟著笑，我們當然也笑了，連林中的鳥兒、花叢中的蝶兒，天上的雲彩都笑了，都笑了！」

長期的歷史經驗也證明，我國社會主義文藝發展的道路中所經歷的曲折與坎坷，只要忽視藝術的規律，不發揚民主，動輒以階級鬥爭為綱，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搞「五子登科」，那麼，就無法真正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只能窒息社會主義文藝的生命，也就不能真正貫徹文藝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方針。

在1962年2月17日《對在京的話劇、歌劇、兒童劇作家的講話》中，總理又一次明確提出，「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我在紫光閣講了一次話，談了文藝工作兩條腿走路的十個問題。今天講話，情況與那次有點變化了。那次我的講話，有些省市委就不肯傳達。今天我看了上次講話，內容基本上是正確的。」

周總理還特別指出，「創作方面，要有獨特的風格，也要兼容並包，但獨特的風格是主導的方面。越劇近年來退步了，大概是別人批評它單調了，就把自己的風格拋棄了。話劇、電影都要有自己的特點和風格。陳鯉庭、沈浮、君里都應有自己的風格。石凌鶴把江西弋陽腔演唱的《昭君出塞》搞得非常成功。有人說原來高腔戲這樣好，我就感到其中有話劇的色彩。」到後台才看到是石凌鶴搞的這個戲。他從重慶排《棠校之花》到現在排《昭君出塞》都很成功。既是兼容並包又保持了獨特的風格。周總理因此指出：「從劇種到每部影片都應有不同的風格」。讓我們在工作與創作中一定要想九九藏書到對立的統一，想想主導方面和對立的方面。

我記得，當時還有藝術家在會議中大聲疾呼，應把「文藝十條」和「電影三十二條」刻成碑樹立在製片廠的大門口。這當然只是反映了一種長期受到「左」的思想壓抑的心情。

周總理在談到國慶獻禮影片的時候，反覆強調「既要鼓足千勁，又要心情舒暢，不能搞得過分緊張。過分緊張，就會疲勞，疲勞之後就會泄勁，要一張一弛。」明確指出，「藝術不能和工農業一樣的要求多快好省，要量力而行，不能勉強。是粗製濫造好，還是精細一些好？……寧願好的影片不惜工本，明知不好的可以不拍，寧可上了馬下馬」。他說：「你們（指上影）獻禮影片的9部中有6部好的我就滿意。來個9部，4部不好，我寧可要6部好的。好的中間當然也有上中下。這樣膠片也可以集中使用，人力不夠的情況也可以好些。人力、物力都要留有餘地，要打20％的餘地。」他還具體指出，不可能設想，「演員要她哭就能哭，捨不得花膠片。做什麼事情過頭了就變成了荒謬。好看的人脂粉抹得太多了就反而不好看了。這個扣子一定要解決，否則精神就不能舒暢。」

周總理開始講到，他通過幾次會議，發現我們工作中有一個問題，總是兩條腿走不好。他認為兩條腿走路這是個規律性的問題，而毛主席運用辯證方法來觀察、處理問題是非常熟練的。

最後，總理還是提出，國慶獻禮片一定不要貪多，要注意質量和藝術性。他指出，拍攝影片的主導方面是思想性，但也要講究藝術性。寫出來的影片是10年的總結，要符合時代的精神。前兩年的影片有些粗糙，說話太多，藝術性不夠。影片還是要注意色彩和動作。

根據我的記憶，這次會議是建國以來電影故事片創作人員思想最活躍、議論極廣泛、討論最熱烈、心情最舒暢、也是充分發揚民主的一次會議。說是對「大躍進」三年來的總結，實際上是對建國以來電影界在長期「左」的思想影響下一系列的錯誤進行了回顧與反思。儘管對反右派鬥爭的擴大化和反右傾運動，當時還不可能得到澄清，但就創作中涉及到的問題來看，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已經暴露無遺。例如政治與文藝的關係問題，黨如何加強和正確地領導精神生產的問題，如何正確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問題，關於題材風格多樣化問題……直到藝術規律、人性論、正面人物的創造、反映矛盾、創作人員的生活、學習等許許多多實際問題。普遍反映了創作人員顧慮重重，精神緊張，一怕「右傾」，二怕「不聽黨的話」，加上領導作風的簡單粗暴，以致在創作中束手束腳，唯恐犯錯誤的心情。因此，許多同志對1959年總理關於文藝工作兩條腿走路方針的講話沒有向下傳達，表示了極大的憤慨，甚至提出要追查責任。

在當前一股否定一切傳統，主張「全盤西化」，才似乎是創新的思潮中，我看總理這個講話，在現在還應該引起我們認真地思考。

可惜，好景不長，經過文藝整風，特別是在十年動亂期間，終於使得電影園地里百花凋零，一片荒蕪。

現在僅就我個人接觸到的兩件往事，說明一下周總理作為一位國家領導人，在日理萬機的百忙之中，卻滿懷熱情地了解實際情況，實事求是地予以真摯的支持與鼓勵，對電影事業的發展所作出的巨大貢獻！

二、對藝術創作的要求，要細緻，不要粗暴，也不要求全。他認為有人有潔癖，不搞好不拿出來，實際這樣反搞不好，還是要得到大家的幫助。

在遺產與創造這個問題上，總理雖然談得並不多，但是他在當時已經提出一個方向性的意見：一方面要相信「古代總有一些好的東西值得繼承」，另一方面，「也不能排外，閉關自守」，搞復古主義，「外國好的東西也要加以吸收，使它溶化在我們民族的文化里。……要使它們不知不覺地和我們民族的文化溶合在一起。這種溶合是化學的化合，不是物理的混合，不是把中國的東西和外國的東西『焊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