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而言之，中央情報局無法向杜魯門政府發出南朝鮮已經處在戰爭邊緣的警告，理由很簡單，它缺乏收集情報的能力。

還有其他的情況：連接三八線和平壤外圍的交通樞紐沙里院的鐵路線已關閉，只對軍列開放；一個大型兵工廠開工，將自主滿足北朝鮮對小型武器彈藥的需求；徵召婦女從事通信和護理工作；緊急徵召曾經在日本軍隊服務過的青少年和成人男子入伍。G-2把這些異動稱為「戰爭類型的管制」，還補充說：「這些步驟讓人回憶起二戰前德國的類似活動。」

與之相反，遠東司令部的軍事情報處，或稱G-2，卻在負責亞洲的情報工作，它活像一台囊括一切的龐大吸塵器，把如此浩繁的細節、未知可否的報告以及漫無邊際的猜測統統收羅起來，以致軍官們很少有時間去進行冷靜的分析，從而理出有價值的情報來。問題的癥結在於缺乏得力的領導。1950年，遠東司令部情報機構的負責人是查爾斯·威洛比少將，他從1941年起就在麥克阿瑟的鞍前馬後。1950年他58歲。在德國出生的威洛比故意將身世弄得模糊不清，他有時宣稱自己是一位德國貴族的兒子，為逃避語焉不詳的政治迫害而當了難民（《記者》雜誌的一位作者在1951年發現，實際上威洛比是一個繩索製造商的私生子）。威洛比於1910年18歲時來到美國，以「阿道夫·查爾斯·威登巴赫」的名字參加陸軍，當了一名列兵。他終於獲得一項委任，並更改了名字。威洛比是一位撰寫辭藻華麗的報告的行家，麥克阿瑟很是賞識這種文風。同僚們注意到，他花在捉刀代筆上的時間似乎跟花在情報工作上的一樣多。的rｅaｄ•99ｃｓｗ•cｏｍ確，在1949年和1950年，威洛比對情報工作幾乎毫無興趣，麥克阿瑟指定他負責撰寫和出版一部洋洋四大卷的太平洋戰爭史工作。據一名前情報官員說：「威洛比是麥克阿瑟的軍事情報處的理想人選。他知道麥克阿瑟想聽什麼，他就說什麼，如此而已。」

從中央情報局最初的三位局長身上，也可以看出它在華盛頓的地位是無足輕重的。西德尼·索爾斯是後備役海軍上將，他的平民身份是在杜魯門的老家密蘇里州皮格雷-威格利連鎖超市的高管人員。他因杜魯門獲得了影響力，但是對情報工作一竅不通。接替他的是空軍的霍伊特·范登堡將軍，他出任局長主要是因為他是權勢顯赫的參議員阿瑟·范登堡的侄子。不過，甚至連霍伊特·范登堡也意識到在中央情報局乾沒有出路，不到一年他就離職去當空軍參謀長了。1950年6月，局長由羅斯科·希倫科特海軍少將擔任，中央情報局一位熟知內情的人說，他是「海軍中的三流人物，他當局長是因為湊巧這次該由海軍出人了」。（杜魯門很少想得起希倫科特和中央情報局，以致在北朝鮮入侵後頭幾天的會議上，這位局長都沒有被邀出席。中央情報局很顯然被認為對這些討論無所助益。）

預測亞洲在1950年春季和初夏之際的動態的工作，由兩個情報組織共同分擔：麥克阿瑟將軍在東京的遠東司令部G-2（軍事情報處）和遠在地球另一邊的華盛頓的中央情報局。由於不同的原因，這兩個機構都是人財俱乏，難以執行任務。

——戰爭爆發以前，中央情報局在一份題為《當前北朝鮮政權的實力》https://read.99csw.com的地區性情報報告中最後一次談及朝鮮問題，報告日期註明是6月19日，但使用的素材僅截止到5月15日。報告指出，北朝鮮「有能力以短期的軍事行動實現針對南朝鮮的，包括奪取漢城在內的有限目標」。報告提及了分界線附近的北朝鮮坦克，但卻隻字未提沿線村民撤出一事。雖然報告由中央情報局批准簽發，其中的軍事部分卻是由軍方的軍事情報處準備的，「不顧中央情報局之反對」而納入報告中。

根據1947年國家安全法成立的中央情報局存在僅僅三個年頭，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略服務局（OSS）的雜牌兒孫，在華盛頓官場中它沒有什麼朋友，而且遭到軍事情報機構的切齒痛恨。中央情報局主要由兩類人員組成：曾經參与過戰略服務局「斗篷加匕首」諜報工作的學者文人，以及一些被其他機構剔除的不合適的平庸之輩。雷·克萊因博士（屬於前一類人）於1949年參加中央情報局並擔任分析員，「主要負責起草每月報告，每期4至5頁印刷紙，然後放上一張漂亮封面，冠以一個響亮的『世界形勢評估』的標題」。朝鮮是報告中經常提到的國家之一。克萊因承認，中央情報局離現場太遠。「我主要是根據我所閱讀的報章雜誌文章，再儘可能地添加一些分析人員的術語，然後寫下我的分析性評論。」

但是關於入侵的前景，威洛比說起來總是這幾句話：是的，G-2一直有聽到關於入侵威脅的報告；是的，北朝鮮人民軍有能力發動攻擊；是的，不斷有他們軍隊集結的跡象。但是這些因素中，沒有一個被認為足以讓G-2發布任何具體的入侵警告。

https://read.99csw.com威洛比在東京的主要情報「產品」是一天一份囊括整個遠東動態、長達40多頁的《每日情報綜述》。30年後閱讀這些卷帙浩繁的情報彙編，就彷彿在聽集市上一群老太太的嘮叨：流言蜚語的大雜燴，胡思亂想，風馬牛不相及，以致無法進行評估。威洛比的大部分「情報」來源於心懷不滿的中國國民黨軍官，他們每時每刻都在預測毛澤東的共產黨政權行將垮台。軍事情報處沒有間諜在北朝鮮活動，只得依靠叛逃來的低級官員、難民以及為數不多的西方國家駐平壤外交官們提供零零星星的第二或第三手情報。儘管如此，如果仔細地審閱威洛比的《每日情報綜述》，確確實實能夠發現一系列事件的某種模式，明顯地預示了北朝鮮的進攻迫在眉睫。

——5月17日，中央情報局在每月《世界形勢評論》中預測，如果李承晚的權力在當月的大選中受到削弱，那麼「共產黨在南朝鮮趁火打劫的機會將會明顯減少」。6月份的《世界形勢評論》沒有提到朝鮮。

——從3月1日至戰爭爆發，中央情報局的每日綜述中未曾提到過朝鮮。

中央情報局對朝鮮爆發戰爭的可能性評估，是長於分析而缺少具體預測，過於關注全球宏觀問題而忽視特定形勢的具體分析。這也難怪，中央情報局在亞洲沒有一個根深蒂固的立足點，東京「站」總共才三人，在一家旅館的客房裡工作。麥克阿瑟的遠東司令部甚至拒絕提供一個辦公場所。朝鮮得不到廣泛的注意也就不難理解了：

臘斯克有所不知的是，兩天前，6月18日，北朝鮮人民軍已經向作戰部隊下達命令：準備入侵南朝鮮。

最為明顯的證據——所有這些都是公認的事後諸葛，但九_九_藏_書是其模式還是很清晰的——是北朝鮮的坦克部隊在靠近分界線的地方迅速集結。5月末的一項情報給出了有關北朝鮮人民軍組建了一個新坦克旅的異乎尋常的詳細報告：估計有180輛中型和輕型坦克、1萬名官兵，還有諸如反坦克炮、野戰炮、摩托車這些支持設備。然而威洛比的班子在5月25日的《每日情報綜述》的一項評論中，拒絕接受這一情報為有效情報。該報告說，「人員與武器的總數量超常」，北朝鮮人民軍不可能組建如此龐大的坦克部隊。G-2聲稱：「先不論在部署——比方說一個坦克師——時通常會遇到的那些困難，感覺上要在北朝鮮組建這樣一支部隊，在經濟上和軍事上都不切實際。」不到一個月之後，北朝鮮人民軍的坦克以雷霆萬鈞之勢，一舉摧毀了韓國的防禦。

缺乏近憂遠慮，這在杜魯門政府中蔚然成風。6月20日星期二，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迪安·臘斯克在眾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就一項援助韓國的法案作證時，被長時間詢問有關韓國軍隊的實力以及北朝鮮人用武力奪取南方的可能性的問題。臘斯克表示：「我們看不到當前有任何意圖表明，分界線那邊的人們想為此目的來打一場大戰。」臘斯克繼續說，甚至即使北朝鮮人進攻，韓國人「也能夠可靠地應對北朝鮮人所打造的這種軍事力量」。

威洛比同麥克阿瑟對情報工作的看法如出一轍：他倆對於採用非常手段搞來的情報一概拒之不信，對於戰略服務局及其後繼者中央情報局這類海盜式組織收集的情報更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麥克阿瑟對戰略服務局的態度十分明確。他不允許該機構的特工人員在他的戰區里活動，一經發現就會加以阻撓。威https://read.99csw.com洛比和麥克阿瑟都只相信那些通過武官、審訊俘虜以及從繳獲的文件中搞來的情報，他們絕少相信「潛伏很深」的間諜利用有利的地位或者途徑收集到的秘密情報。

1950年初，G-2曾探知並予以擱置了另一個有關戰爭迫在眉睫的徵兆：居住在三八線周邊兩英里之內的所有住戶都搬遷了。一個看起來較為明顯的原因是為入侵大軍提供一個集結的區域，然而威洛比的G-2卻另有說法：一些農民也許是為了避開北朝鮮人民軍「在分界線附近埋設的地雷的危險」。任何被迫撤離都是「出於給部隊騰出地方居住的需要，出於在時有發生邊界衝突的地區進行耕作的不現實性，以及出於對南北武裝衝突的害怕」。

——同一時期，中央情報局的每周綜述曾6次提到朝鮮，3份報告談及了5月份的國民議會選舉。3月31日的一份報告是關於動蕩不定的政治和經濟形勢，指責李承晚總統一意孤行，堅持擴軍以抵抗入侵。6月2日，中央情報局對蔣介石若被迫離開台灣將流亡南朝鮮的種種流言蜚語進行了一番評論。「朝鮮離蘇聯和共產黨中國太近，哪怕把它作為最為臨時和最不舒適的避難場所都不甚適宜。」中央情報局評論說。6月16日，中央情報局的報告中有一小段文字提到，北朝鮮正掀起一場「和平」統一運動。

在克萊因看來，遠東是一個極為棘手的地區。「我們手頭用以進行工作的情報少而又少，很少有具體的情報。麥克阿瑟曾與戰略服務局勢不兩立，這使中央情報局始終無法在遠東恢復工作。他從不允許戰略服務局染指他的戰區，他對中央情報局的態度也是如此。他絕不讓中央情報局涉足日本和朝鮮，中央情報局不是他司令部的一個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