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多次建議他，民航局該政經分離，讓各地區自組航空公司，不要全部由民航局負責，這樣不但有競爭性，也可拓展航空企業的發展空間，後來他們接受了。如今中國有中國國際民航公司（總部在北京）、東方航空公司、上海航空公司（總部在上海）、南方航空公司（總部在廣州）、西南航空公司（總部在昆明），廈門航空公司，西安航空公司等等。較大的對外國際機場以北京、上海、廣州為主，其他的機場都在改建中。中國很需要一個合乎國際標準的機場，這一點也是民航局和胡逸洲局長努力的方向。

我對北京的朋友說，台灣有許多理由不到北京參加亞運，但我想台灣有更多理由要到北京參加亞運，因為台灣非常講究實際，非常重視參与國際活動，因此官話說完、人罵夠了之後，最終還是一個字——「去」，然後再加三個字「我們去！」甚至大家搶著去。

那天晚上大家極為盡興。

我本來想告訴他，我先生多麼冤枉，兩邊做人難，到頭來大家都不領情，他實在太天真了。自己把民航公司的股份賣掉替國民黨打官司，3年下來，停留在香港啟德機場的100多部飛機風吹雨打，只剩下了空殼子，而且香港政府不準這批美國公司的飛機運去台灣，只許整船運去美國，最後以廢鐵出賣，賣的錢還不夠付律師費。當時台灣當局和吳國楨先生鬧意氣，吳國楨出國后我們才知道他要反蔣，蔣介石以為陳納德同情吳國楨而生氣，有兩三個月不理他，弄得外子有點莫名其妙，後來我去找張群先生，他安排蔣介石接見陳納德，才解了一個結。後來外子心情一直很不自在，不但白忙一場，還如此被誤解。當年蔣介石派葉公超到香港，要陳納德答應負責立刻把飛機接到台灣，以防全部被運去大陸，外子快人快語，一口答應了，沒想到後患無窮，更沒想到要打官司。

12月6日是我們大家約好的見面日期，12月5日文化部幾位負責人先到李氏寓所商談展覽和李氏獎學金事宜。李氏本有心臟病，來客談話過久，李氏也有些激動，剛好李夫人不在身旁，李大師談了幾句話后，頭垂了下來，來客還以為老人倦了，等到見情形不對再去找李夫人，叫救護車來時已經太遲了！未到醫院，李大師已呼吸停止與世長辭了！

我在北京度過無憂無慮的童年。1980年冬天，我第一次回北京，近read.99csw.com鄉情怯，抬頭只見灰色的雲、灰色的天，感慨之餘作了一首詩：別時心情沉重；離恨濃似秋雲；誰知又再相逢，不是一年，一月，竟如隔世——三個十年！

下一站是福建，我們訪問了福州和廈門。在廈門的鼓浪嶼可以看到對岸的金門，現在兩岸已無炮聲，只有歌聲。團員們本就已有人在福建投資，但未能親睹廬山真面目，如今知道福建是個大有可為的地方，離台灣近而且言語又相通，一見如故，當然是理想的投資地點。那時的福建省長是現任北京對台辦公室的主任王兆國，這人很有魄力，中央選他來擔任這項工作具有雙重意義。

據李夫人後來告訴我，李大師為了作品能到台北展覽非常興奮，同時也一直和各有關方面商淡，做些準備工作。台北方面也有人經過其他管道與李氏聯絡，但李氏夫婦堅持「只相信陳香梅，假如陳香梅辦不成，寧願不把作品送出去展覽」。

1989年初，我開始和李氏夫婦商談把李氏的畫作送到台北展覽，李氏其時已到過日本開畫展。他有一個條件，希望他們夫婦倆能一同到台北，同時希望賣一部分作品做李可染獎學金基金會之用。在台北，我和一些朋友商量，大家都願意支持，但對李可染夫婦訪問台北一事，則無人願意負責。大陸方面，經多次奔跑之後，李氏和中國文化部有關部門商量，官方同意讓他的作品到台北展覽，一共50張，圖片都交給了我。但台北仍對李氏去台有意見，於是，我建議由他夫人與兒子李小可跟隨李氏的作品到台北。這個妥協的辦法還在商議中，12月6日我約他在其寓所見面，商談細節。12月5日中午我到達北京，他卻於12月5日11時左右在寓所去世。緣慳一面，痛哉，傷哉！

海峽兩岸的風風雨雨，大家都想做中介者，我希望有人能為文化交流而努力，不為名、不為利，讓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一代的，看看我們中國人中有多少國寶了！

我和胡逸洲討論過海峽兩岸的通航，他期待兩岸直航。

台北是我婚後的小窩，也是我和外子離開大陸后的「家」。三四十年來，我在美、台之間來來往往，既非完全是圈外人，也不願做圈內人，因為地方雖小，是是非非可大，即使是一片浮雲，也可能被陰霾所掩蓋。

我認為亞運是個好時機，建議韓國和台北都能正視此事。漢城很精，馬上行動，韓國選手從漢城直read.99csw.com飛北京。

汽車大王、上海工商聯主委劉靖基老先生在他的會館張燈結綵地接待我們一行人，而且請了不少工商界大佬出席，大家邊唱邊吃，好不熱鬧。大家稱劉老靖公，是台北女企業家吳舜文的姐夫，劉夫人已去世。靖公家中收藏的古董與名畫甚多，紅衛兵大亂上海時被拿走了一部分，後來由政府追回。他的珍品使人目不暇接，我每次到上海一定先去拜望他，也藉此一飽眼福。

團員們受到隆重的禮遇，如接受江澤民總書記和李鵬總理的款待，在人民大會堂、中南海留下了足櫻當時台灣還有點醋溜溜的，為此許多成員不敢把和李鵬、江澤民合攝的照片帶回台北。我想現在官民都有大陸熱，見到王兆國、丁關根和唐樹備就皆大歡喜了。真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我要北京當局給這些人最高的禮遇。我們住進釣魚台賓館的總統樓，總統樓是18號樓，比白宮還漂亮，除了接待國家元首外平時是不開放的。對各國退任元首和總理最高禮遇時也只招待住12號樓或第8號樓。但全體團員會住到18號樓，我和團員開玩笑說：「你們此生大概只有這一次住這幢賓館，除非有朝一日你做了總統。」

我組團到大陸訪問是1989年初，台灣方面報名的人不少，但後來備受各方壓力而不得不放棄。

大陸之行的成員都可以自傲，著不是他們開風氣之先，兩岸的接觸可能會遲一兩年，因為沒有人敢做開路先鋒，開路先鋒要有勇氣，有膽量。第一次團員名單如下：羅焯、陳健心、陳雅芬、雲震球、林士坤、劉北平、張慧文、謝明道、花憲章、顧大宗、劉傳志、劉蔡淑美、許汝學、林仲言、筒文雄、黃成華、James E.Bronghton 夫婦、Lo Chin Yu、Morgam Chem等。副團長是朱伯舜與郝福滿，領隊晏明，顧問陳春發、劉春華，隨團醫師楊聯勝，秘書張福賢，總務張中興、劉水木。

1990年我再度組團到大陸訪問，正式開始了海峽兩岸的交流。前人種樹，後人乘涼，誰曰不然。

李可染不但是一位出眾的藝術家，而且也是一位慈祥敦厚的學者，他的夫人更是他的賢內助，李氏雖已去世，在北京我還和李夫人往來。李氏的作品將來就是國寶，不能出國，除非國家特准到國外展覽。我有一張九九藏書何香凝和廖承志母子合作的「歲寒三友」圖，是由廖氏生前贈送，特別從北京帶回美國來的。

李氏去世后，香港曾有中國畫展，據說有一張李可染的作品高價（100萬港市？）賣出。但據李氏母子告訴我，李氏去世后，他的作品全部都由國家登記保藏，想是早年港人或新加坡人買去的作品，據說日本也有一些他的作品，都是他生前的畫作，而今他的作品是不許被當成商品般拍賣的，全由李可染紀念館保藏，我只希望有一天他的畫作能在台灣做一次高水準的展覽，讓大家欣賞這一代藝人的神筆。

最後一站是廣州。

開幕典禮時看見大家一起來競賽總是好事。胡逸洲說：「總有一天，我這個民航局長和那邊的民航局長會坐下來談談的。」但願如此。

1989年8月，我自華府去北京。

北京的民航局在老城區，那幢舊房子也真夠破舊，4部電梯彷彿老牛拖破車，常常像快走不動的樣子。有一天我問胡逸洲：「你們什麼時候搬家？」他說：「搬到哪兒去？航空公司可以搬到新大樓，我們仍留在這兒辦公。」

第一次在民航局那座破舊的民航大樓見胡逸洲局長時，他說：「久仰了。」我想奇怪，何時見過面？

北京是我的出生地，我們住在東總布衚衕16號，後來搬到貢院。我在孔德小學上學，孔德小學在東華門大街，離東安市場不遠，現已改為27中學。

1990年冬節前，在北京和徐悲鴻夫人廖靜文女士見面，後來她又到我的住處「釣魚台」來找我。據她說，徐悲鴻的畫作及徐氏的收藏，都已捐給國家，現在由徐悲鴻紀念館保管，她本人只留得一兩張作為紀念。她送了一本徐悲鴻的畫冊給我。

1990年9月，第十一屆亞運會在北京舉行，由於台灣選手準備參加，從年初開始，兩岸有較多的接觸，新聞報道也不再畏首畏尾。我雖是本屆亞運理事，卻一概不參加商業方面的事情。台灣選手終於可以到北京一顯身手。

有名的粵劇花旦紅線女被請來了，她亦善於辭令，她對我說：「葉省長有命我可以不來，但今日聽說是歡迎陳香梅一行人，我不請自來了，而且要為大家唱一曲。」

我是在北京首先看到李可染的畫的，後來經朋友引見才見到李可染其人read.99csw.com，並且和他一見如故。中國近代書畫家中，近年來我特別欣賞李大師的畫、啟功大師的字，當然，黃永玉也是個天才。他們三個的書畫，我從1980年初開始收藏，其餘黃君璧早年的工筆花卉，張大千的仕女和他早年的潑墨荷花，溥傑的秀麗書詞，我都珍藏著。60年代，為了響應美國國家博物館（Freer）東方博物館的捐贈，我送了兩張名畫給該館，一張是徐悲鴻30年代畫的「八匹馬」（長八尺，寬兩尺半），另一張是溥心曾所畫的工筆仕女圖，現在仍由該館收藏，未曾展出。

華盛頓是我單槍匹馬、歷盡滄桑的戰場，有血有淚、有悲有喜，但更似一片浮雲暫時停駐的地方。

當時的省長是葉選平，他是葉劍英的兒子，廣東人，在廣東頗有建樹。中央數度要調他到北京，他都不願離開，但1991年3月間人大開會後仍然調他到中央做政協副主席。在他的晚宴中有人到台上唱「梅花」，葉省長年輕的秘書走過來說：「你聽，這是國民黨的國歌。」葉省長也很幽默，他說：「國民黨的國歌我聽過也唱過，這是梅花歌，你不要亂說。」

我沒得名，也不要利。我的收穫是一份自足；我並不自命為勇者；但絕不是弱者，我不曾向任何人低頭，只要我自認為是正確又大公無私的事就該認真去做，畢竟生逢亂世，費解的事太多，既無需大驚小怪，也不必多求甚解。

團員中有3位上海人，他們離鄉已久。朱伯舜還特地去看望90高齡的母親，母子分離近40年，真是「少小離鄉老大回」，感人之至。

《傳記文學》1990年12月號，劉紹棠所編《民國人物小傳》中有一篇李可染的傳記，根據關國煊和林銘章的稿件，對李可染的一生有很詳細的報道，在此我不再贅述。但我在他去世前兩年開始與他和他的家人結交，包括他的夫人和兒子李小可及兩個在日本讀書的孫女（也在習畫）。最大的憾事是，我未能完成他到台灣開畫展的願望。他的同行黃君璧老師（本人是君璧老師不成大器的學生）的門人吳休（現為北京藝術學院——又稱中國畫院的專業畫家和教授）和艾軒（名油畫家，名詩人艾青之子）都為此事嘆息不已。對李可染，我只能說：一萬個抱歉，一萬個對不起。而台灣的藝術家和鑒賞者，也是眼福錯過，無以補償。

外子去世后，由於他在民航公司已無股份，我只好離去；離去是溫https://read.99csw.com和的說法，該說是「掃地出門」。外子一生喜愛航空，別無所好，假如他真的愛財，自大陸撤退時大可發財；他不但沒有，還救濟了許多醫生、教士，我們到台灣后和大家一樣苦。外子去世，我年紀輕輕的帶著兩個小女兒凄楚離開台北，那種心情，如今回憶起來仍不禁悲從中來。這就是「兩航事件」留給我的災難。

事情發生得太突然了，第二天（12月6日）新華社發表了簡短的新聞，報告李可染病逝的消息，在《人民日報》及《北京日報》等登載。他病逝的消息，我是5日下午才知道的，我中午到北京時大家還在搶救中，這些細節都是李夫人親口告訴我的。

海外的中年華人，無論是入了美籍、英籍或加拿大籍，多少有些懷鄉心結，這種懷鄉病使許多華裔外國人即使功成名就，仍不免偶然會「想家」，這是一種「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的家國憂思吧。家國憂思之外，童年的追懷每每與日俱增——除夕的爆竹、元宵的燈火、父母的恩情、師長的關注、青梅竹馬的故事……歷歷宛如昨日，這更加深了海外中國人對故鄉的牽挂與眷戀，這種無可奈何的心情或許就是許多海外中國人要回鄉去「看看」的原因吧。

這個團從北京到上海，也受到上海市的熱情招待。當時上海市長是朱熔基，他設宴歡迎全體團員，又請外經貿正副主任沈被章和葉龍飛向團員做簡報，交換意見。

我的姐姐和姐夫住在台北，他們在美國華盛頓出生，是道道地地的華僑，兩人都出自醫科，當年隨著民航空運公司自上海撤退到台灣后，一直留在台灣工作。我要去大陸訪問，他們比我還緊張，擔心會引起官方的不快。我說：「我這輩子好像從來都沒替自己想過，一切都是為了奉獻，一切都是為了『別人』，而『別人』又何嘗設身處地替我著想。」

1989年12月，我領了訪問團自台北到北京。這個好事多磨的訪問團是中小企業的開路先鋒，雖然台灣有人表示：「我說不能去，就是不能去。」也有人落井下石，但團員們還是到了北京、見了江澤民、李鵬。團員們在台北從未受到如此的禮遇。

他笑說：「我是央行的，當年從香港駕機回國的機師之一，中國大陸稱我們『起義來歸』，台灣說我們『叛變』，而你先生陳納德還幫蔣介石打官司，把100多部飛機扣留在香港。唉，一轉眼30多年了！」言下無限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