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是香港人、台灣人最流行的話題，無論在任何場合都談論。多次在香港友人的晚宴上，大家高談闊論的無非是，誰已拿到美國綠卡、哪家人已在加拿大買了房子、某某人是空中飛人……有些人還自豪地說在哪兒已存了多少美鈔、在哪個城市也投資做生意……以證明自己如何有辦法，但他們可曾想到，一旁服務的侍應生他們的心中有何感受？他們到哪兒去？

當時的投資訪問團副團長朱伯舜先生，後來寫了一本書——《與陳香梅兩訪中國大陸》也成名了。他是上海人，生意做得很好。我這個人比較超然，甘心做一名學者，我如果做生意不曉得能賺多少錢！可在生意場上，我只是給他們介紹一下，讓他們去做，穿針引線而已。

我早年喪母，抗戰期間做流亡學生，受盡戰火迫害、生離死別之苦。抗戰後到上海中央社工作，再與離別多年的外祖父母廖鳳舒兩老重聚，並承歡膝下，直到3年後我與陳納德將軍結婚才搬出廖家。因此與廖家的淵源極深，外公生前常和我談到廖家的人與事。他說：「中國政治上的恩恩怨怨總會有一天解決的，作為一個中國人該要有奉獻與犧牲的精神，大家才有希望。你還年輕，等你將來有出人頭地之日，就會明白我的話。」外公去世已近20年了，現在外舅父廖承志也走了。我回憶在北京重逢時他對我說的話：「我年紀大了，有生之年當盡我一己之力為中國人做些事，以後的責任就要你們晚輩去努力了。」

美國人個性比較開朗一點，他說這個東西轉移就轉移，不轉移就不轉移，講得比較清楚。美國儘管還存在著許許多多的問題，但也有她好的地方。今天之所以有那麼多人想到美國去，是因為你只要有能力，肯吃苦，你不會餓死。

有一個笑話，說是一個中國人對一個日本人，中國人肯定能贏；兩個中國人對兩個日本人，打個平手；三個中國人對三個日本人，中國人一定失敗。就是說日本人團結，中國人不團結，現在還有這個問題。

這幾十年來，可以說在亞裔裏面，有的人做大實業很成功，比如香港的霍英東、李嘉誠、包玉剛等，他們做實業賺錢都很成功，可是能夠在政治方面有一個地位的，我想除了新加坡的李光耀，他是自己打天下的，不做第二人想。

香港也是政治流浪漢和革命運動者的避風港，像抗日戰爭時，就曾使許多地下工作者有了發揮力量的空間。50年代，親國民黨、親共產黨的派系更是在這裏各顯神通。

這些都是值得我們認同的。

我到以色列去，發現這個猶太人的國家實在了不起。猶太人到底有辦法，也真能幹，他們用自己的勤勞和智慧，使一個四面被包圍著的國家，由沙漠變成了綠洲。新加坡的李光耀也是一個很有辦法的人，使你不能不佩服他。

他們心目中的依歸除了急功近利之外，還有什麼靈感？我們沒有把前人的功過、奉獻以及是是非非坦白地告訴他們，再過些年月，中國近代的史記可能會失傳，或是讓外國人去寫？更可惜的是，近50年來，許多仁人志士確實有可圈可點的偉績值得作為中國青年的模範。最近我常見年輕人手握一卷孫運智先生的自傳，孫先生本來很謙虛，不肯寫自己奮鬥的70年，但我們說服了他。

我1949年離開大陸，到1980年再舊地重遊，回到我的出生地北京市。30年代，我們生活在北京，對北京有一種特殊的感情。我們小的時候，夏天經常到青島去避暑，這些幾時的回憶，至今仍讓我心潮激蕩。

中國人的命運是一連串的悲劇，清朝腐敗無能，中國領土香港人的彷徨香港有「東方之珠」之稱，是到亞洲旅遊必經之路，也是西方人最嚮往、最喜歡的東方城市。凡是從事國際貿易的機構，若要在亞洲設立分公司，香港是第一個被考慮的地點。這個擠得ｒeａd•99cｓw•ｃｏm透不過氣來的小島，竟然有600萬人口，而且可能還更多，因為有許多無法統計的偷渡客及非法居民。

更可氣的是兩個殺人者把中國人誤認為日本人，說是因為日本汽車工業侵佔了美國汽車工業，使無數汽車工人失業，所以要報仇，我們中國人還替日本人做替死鬼，而日本人也沒說半句公道話。虎落平陽，今日中國人所受的冤氣比起百年前大概是大巫小巫而已。

寫到此處，讓我想到抗戰時期做視中國西南的龍雲。他是雲南省主席，因為一隻眼睛看不清楚，大家就喊他獨眼龍。

我小學和中學大都在香港讀書。初到香港時，我並不會說「香港話」，費了一段時間才慢慢地聽懂老師的課，還好小孩學方言的能力比成年人強，不多久我就可以說很流利的「香港話」了。我在香港做了七八年的學生，但我並不喜歡香港。珍珠港事變后，逃難到抗戰的大後方讀書，生活比在香港苦多了，但我們卻不以為苦，因為那片土地、那片青天是屬於我們自己的，那是我們的中國！早上升國旗、唱國歌、背讀總理遺囑……這一切，使我覺得有一個國家讓我愛是一件多麼驕傲的事。在香港，我就沒有這種歸屬感。在電影院里，觀眾都得起立聽英國國歌奏畢后才可坐下。我幼小心靈中常有一個問號：英國除了在鴉片戰爭中掠奪了無數的中國土地和民權之外，替中國人做了什麼？

從飛機上看香港，除了一衣帶水、大船小舟滿布港口外，就是那樣比鱗次的高樓大廈，這些不斷增加的建築似乎把太陽和海水都掩蓋了，人車像螞蟻在夾縫中衝鋒陷陣。

不然，限他們去爭吧，那怎麼能爭得過人家？現在布希總統又去競選，這個說代表什麼，那個說代表什麼，我都不去爭，光是亞裔共和黨就有幾十個，他們就是不能夠集中來做事情。不管怎麼說吧，「有容乃大，無欲則剛」這兩句話，不失為做人的一條最基本的準則。

1985年冬天，當孫先生從榮總醫院病房搬到外面去繼續接受護理時我去看他，當然那時友好只希望他能早日康復，其他事都不多計較。不久他情況好轉，但心情很脆弱，也易激動。我建議他利用時間寫自傳或回憶錄。並告訴他隨時用錄音機錄音，想到什麼就把所思所憶記錄下來，以後可以整理。

1989年4月7日我結束了在台北一周的訪問，公事辦完后，準備搭乘當日下午華航班機回美國。但在離台北前我還得去看望一位多年老友，那就是孫運智先生。

103歲的張岳公嘗遍了近百年來中國的滄桑，肚子里藏著許多故事，真希望台灣方面替他整理文稿的人早日出版他的手記；又新聞界前輩如馬樹禮、馬星野、魏景蒙諸公更有不少珍貴的典故、嬉笑怒罵的趣事，可惜都沒有記下來。最近讀報，說馬樹禮先生在專心寫回憶錄，可喜可賀。近年來，海峽兩岸有些了不起的人物，他們不是總統，也不是元帥，只是公僕，雖然現在多已作古，但他們一生都為他們的信仰，為他們的國家奉獻，值得尊敬。

我怕他疲倦，因大家已交談了一個小時。但他拉著我的手不讓我走，我心中也非常難過，所以又再停留了一小時，從上午10時至近中午才離開。

中國人民或許生於地大物博的中華，有5000年的文化與歷史，又受孔孟禮教之熏陶，因此無論從文從武，學劍學書，在野在朝，無時無刻都有一種使命感，這種使命感超越了黨派，超越了地區，甚至超越了時空，使炎黃子孫都有一種為國為黨奉獻的精神，服從領袖、服從黨是每個人對自己的自勉，即使領袖不一定絕對無錯，即使黨不一定有合適的政策。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中國人的使命感比任九_九_藏_書何民族更深刻、更貫徹。

12年來，我到大陸來了多少次，已記不清楚了，反正不下幾十次了吧，因為我每年都來好幾次。就說今年吧，到6月份為止，我已經來了4次，我在大陸交了許多朋友，許多省市請我做他們的顧問，可是，我時間不夠用，多半是從北京到上海，辦完事就走。我自己覺得，晚年能夠回到大陸來，能為祖國做點事情，是我的本份。就中國領導人方面來說，有時候聽我講一講，我做他們的眼睛，做他們的耳朵，大家關起門來聊一聊，也不無好處。

為什麼中國政要在退位后仍然守口如瓶？

亞洲的「四小龍」都有人滿之患，據說已有許多香港人移民，可是到底走了多少人？或許走了又回來，真的到外地作寓公的並不太多。大家一方面擔憂1997年之後香港的前途，一方面又心存觀望。中國為了實行經濟開放政策，和香港的關係日漸密切，同時也盡量爭取台灣的投資，除了經濟特區受到特別照顧之外，現在又設立了免稅區，以招撩外國資金並藉此引進西方國家的先進技術和基礎設備。但外國人深怕的是資金投進去后卻受到中方的控制，及各級官員的刁難，這些非一朝一夕可以解決的新問題，將是大陸經濟發展的隱憂。1997年之後，中國的角色扮演是大家關注的焦點，中國應努力于安撫民心以及做好公關，而且要言行一致，否則恐怕很難贏得香港人的信任。倒是香港人現在對所謂的民族與國家已有了更多的體認，也漸漸熱衷參与香港的政治與選舉，這應是好事一樁。

舉一個例子，香港因為1997年租約期滿，人心惶惶。廖公曾多次和我談到這個問題，他也很想在他有生之年把這個棘手的問題解決，很多港人紛紛就這件事去中國請教廖公，他也為此而心勞力瘁。

我自50年代和他相識后，與他交情特別深切，岳公先生為人風趣，平易近人，七八十歲時還常和他人談詩詞書畫及人生哲學。我常勸他寫自傳，把中國近代史做一個總交代，尤其是他對中日關係的一段歷史更值得大家參考。後來在1975年，他的《我和日本六十年》一書出版了，他在書後特別感謝我，我寫了《與張岳軍先生談話》一書，也在台北出版了。

日本軍國主義把我們中國害得好慘。日本這個民族很有自己的持點，它內部不管怎麼爭鬥，對外卻是一致的。日本人接受能力很強，很善於吸收各種外來文化的補養。日本以前也是模仿人家，學習人家，現在它的經濟騰飛了，要改寫歷史，這是很可怕的事情。日本人賣點東西給你或者是貸款給你，可是他技術不轉移，他不是什麼東西都給你，總是有所保留。

我又說西方人最愛寫回憶錄和自傳，中國人在這方面很保守，不願自我宣揚，但我覺得他對中國歷史也該負責，不然將來學者研究中國現代史該向哪兒找資料？為此孫先生出書可說是一壯拳，而我能在他病中首先向他提出這項要求也引以為榮。近年來凡是有關中國近代史的書冊，多半是「外國專家」的手筆，讀來有如隔靴搔癢，是是非非總難免有點不平之鳴——為什麼中國人不支持中國歷史學者來寫中國近代史？

到香港的遊客大部乘坐飛機，因此啟德機場的擁擠、繁亂實不亞於東京的羽田機場；飛機起降之頻繁，依比例而言可算是世界第一。香港討論、研究增建第二國際機場的議案是中英雙方兩年來爭議不休的新聞，為了選擇新機場的地點而意見不一。現在，機場的地點算是定了下來，第一期擴建工程也已上馬，但是還有許多具體問題有待進一步解決。

近一世紀來中國人經歷了不知多少次大動蕩、大浩劫，孫先生是這個時代的代表性人物。誠如殷允鞏在他的傳記序中所說：「八年抗戰的艱辛團結和建設台灣的htｔｐs://rｅａd•９9cｓw•ｃom克難打拚，對年輕人而言，似乎是一片空白。如果能透過對孫運智先生經歷的忠實記錄，是否會幫助年輕人增加些對大時代的認識了解？幫助讀者增加些對社會的共識和國家觀念？」

國家旅游局局長劉毅今年7月份訪美，是我安排的，這是「北京風波」事件以後第一個部長級官員到美國去訪問，所以現在很多事情我是在暗中幫忙。總之，一個人想要做點好事，老天都會照顧他的。

英國在全世界的殖民地中，香港算是她首屈一指的金庫。其他如印度、馬來西亞、南非、緬甸等地都已在第二次大戰後紛紛獨立。香港地位特殊，在經濟與金融的運作中，有人把它比喻為亞洲的瑞士。我想瑞士在歐洲雖然是國際銀行的大本營，但其複雜的國際關係，近10年來已有漸走下坡的趨勢。

自從1980年回到祖國來以後，我每一年都回來很多次，各方面邀請的也很多。比如說海南島，我們建議中國政府把海南開發起來，因為我覺得台灣是第一寶島，海南是第二寶島。所以我們免費設計了海南島鳳凰機場搞機場不但不會賺錢，還要花很多心力，並且要有專業，我們就找專家進行設計。國家對我們很重視，我們不是來中國賺錢，我們是為祖國做事情的。其他人來做進出口貿易什麼的，我們一樣也沒有做，我們都是義務奉獻。

美國底特律城的陳果仁被殺事件，就是中國人在海外受氣的最明顯的例子。白人父子硬生生地把一個無辜的中國人活活打死，法官在人證物證俱全之下只判兩個殺人者3000美元罰金，無罪釋放；假如被殺的是白人，是黑人，或是猶太人，法官絕對不敢如此荒唐。我為了此事曾親自見了司法部長史密斯，並請他調查此案，他答應了。雖然也還有不少人遊行抗議這種種族歧視，但我可以預期後果，那就是不了了之，其原因是中國人在國外太沒力量了。

《天下雜誌》駐美特派員揚艾俐女士是本書的作者，她曾親自來看我，並把孫先生簽了名的書送給我，她說這書出版后，大家都一讀為快，真有洛陽紙貴的盛況，這真是喜事。

我們的文化有傳統的問題，比如說「各人自掃門前雪，甭管他人瓦上霜」，就是告訴你不要管別人的閑事。中國地方很大，看起來像一個歐洲，每一個地方有每一個地方的特色。以前語言不統一的時候，大家連言語都搞不清楚。你是山東人，我是北京人，他是廣州人，地方觀念很強。一直到今天，包括進入政治圈子裡的人在內，還是有點不團結。比方說我介紹一個人給總統辦公用，別的人又吃醋了，唉呀，怎麼不介紹我？現在，韓國人、日本人已經進入政治圈子了，民主黨裏面有許多日本人了，韓國人現在慢慢比中國人還團結，中國人整天要拿個什麼名啊利啊的，爭來斗去。現在很多華僑回來，名堂一大堆，其實都是沒有什麼辦法的。

中國人在海外有成就的實在不少，尤以在學術與科技方面更有傑出的貢獻。但中國人到處受排擠，到處受到有形與無形的歧視。東南亞的難民群中不少是當年在東南亞雄踞一方的豪富，但他們都沒有軍權，更沒有政治力量，無論其成就如何高人一等，到頭來還是為他人作嫁衣裳。在美國，中國人已漸漸地提高警覺，開始認識參与政治的重要性。20年來我和少數友人為了這工作曾不斷大聲疾呼，從不泄氣，現在才略有成果。但中國的前途、命運不在美國，不在海外，而該從中國的核心政治做起，我們在海外只能做些打雜零工，中國的領導人該拿出勇氣與智慧來。

中國人！是我們多讀、多說、多寫的時候了，這是我們的義務，也是我們的責任。

李鵬先生1984年訪問美國的時候，就三峽工程問題和美國的有關方面簽訂技術協定，準備中美合作事宜。我們請匡本先生去三峽九-九-藏-書考察。他寫了很長的報告，認為三峽工程在當時的情況下還不能上馬，又是移動人口又是經費什麼的，問題大多，應該緩一下。中國政府接受了我們的意見，還是緩了一下。後來因為水災的問題，三峽工程就被提上來了。上海開發、特區建設，以及民航局建設，我們都有很多建議。我們說交通搞不好，四個現代化怎麼實現？所以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搞好交通運輸，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第一步。

每一個人的心目中都有他的偶像，當然歷史中的偉人不少，但都不夠親切，我對葉公超與廖承志這兩位先生的認識較深，而且在他們無奈的晚年和他們常有深談，亦師亦友。相信百年後歷史會對這兩位有血有肉的長者有公正而崇高的評價。

張群先生，大家稱他「岳公」，我和他相識近40年，可說是忘年之交。

這本書實在值得一讀。我們作為孫先生的朋友，讀來更覺親切，而且有許多大小事情雖然相交多年，若不是讀了這本書實無法了解孫先生「數十年來家國」的苦心。

國共分家之後，40年來兩岸都出了不少有名英雄，也有更多無名英雄。這些人都為一個目標而奉獻、而犧牲小我，可惜中國人沒有寫自傳的習慣，而且也不鼓勵當事人去寫傳記，這是中國近代史的缺憾，對中國的年輕人來說是一大損失。

美國也有很多電影界人士，要給我拍電影什麼的，我說現在還不到時候。在美國，大家提起我的名字，還是比較尊重的。我已經67歲了，有一點我覺得我這一生人緣很好。也許因為我比較平易近人，新聞界從來不會罵我，我跟他們處得很好。在政治方面呢，我小的事情不去計較，所以也就沒事了。

先夫陳納德將軍的飛虎隊（後來改為美國十四航空隊）即以雲南昆明為總部。他和龍雲建立了交情，十年如一日。

當時孫夫人俞蕙萱在旁說：「香梅的建議很好，你該做嘛。」

1949年開始，香港來了不少大陸人，香港人稱之為「外江佬」，尤以上海人數目最多。上海人做生意比香港人精明，於是廣東幫和上海幫曾經互相拚鬥過一陣子，但久而久之，也就和平共存，大家一起做買賣了。大陸出來的人當初都是暫時性的，但香港居大不易，所以有些人又往回跑。

尼克鬆曾跟基辛格講：「亞洲的事情你一定會問陳香梅。」因為當時越南的事他都是委託我辦的。基辛格認識尼克鬆的時間沒我這麼久，他是1968年由副總統安格紐介紹進去的，當時他沒有錢也沒有名。尼克鬆給他講，你要去問這個女人，他心裏邊講：「唉，問她？」他當然不高興，心裏一直很低估我。我心裏卻好像根本沒有這回事。後來，基辛格幾次到水門去看我，因為尼克鬆叫他去，他不敢不去，但他心裏還是有點渣滓。

有兩句話，我經常跟中國人講，那就是「有容乃大，無欲則剛」。這兩包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尤其是頭一句，一個人心裏能夠容得人，人家來講是非，你聽了能不生氣，聽了以後還不去計較，這是很困難的。雖然心裏講不要計較不要計較，你還是有點不痛快的。不管做什麼事，你真能做到自己沒有私心，你就站得穩。

1990年11月中旬還到台北他的住宅，特別去看望他，當時他精神還不錯，他對我說：「我近來身體特別虛弱，這次恐怕要對你說再見，而且，恐怕你再來時，我不一定能再見到你！」

我相信身為孫家子女也未瞭然于胸，只有蕙萱夫人心中有數，但她是我所識的貴夫人中最謙和的一位，《孫運智傳》問世大家該謝蕙萱夫人，此外就是孫先生的助理嚴孝京女士。孫先生有如此賢慧的內助，又有如此能幹的助理，可說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我們罷卷之餘當不要忘記這兩位功臣才對。

香港人被迫做英國殖地的公民，100多年來在大英帝國的統治下，升英國的國旗、https://read.99csw.com唱「上帝保護帝后」的國歌，英國的港督比任何地區的督辦都要風光。我讀過一些近年來以香港為背景的英文暢銷小說，例如《大班》和《朝代》，雖然內容生動，而且充滿了傳奇色彩，但我心中卻有一股無法平息的憤怒與反感，因為香港的中國人做了這麼久的次等公民，有些人居然就因此麻木了。美國人對英國皇族也有點說不出所以然的崇拜，但那是因為美國人的祖先多來自英倫，200多年前還是皇土皇民；但香港人不同，香港人與英國人除了帝臣的關係外，根本就沒有血統的淵源，但有些香港人對英國人卻那麼「臣服」，這一點實在不能不佩服英國人統治殖民地的技巧和經驗了。

「北京風波」以後，我頂住各方面的壓力，帶台灣、香港的兩個代表團到大陸來進行投資訪問，當時台灣方面就有好多人罵我，可是我不反應。好多人就說你為什麼不反應啊？我覺得沒有必要，一切由時間來驗證好了，因為當時儘管有好多人反對我，但也有不少人贊成我，李登輝先生就贊成我，但是他不講。現在大家都感激我了，可是在當時，有兩個人跟我們回去以後就被台灣當局扣留了，台灣當局警告他們一年內不許離開台灣。北京方面對我們的大陸投資訪問團很重視，安排我們住釣魚台18號總統樓。現在回想起來，在當時的情況下，不是我開這個路大家不敢走。所以有時候做事要有點勇氣，有了勇氣以後呢，還要眼光看得遠一點，並且沒有私心，正所謂「無欲剛剛」。

進入主流以後，我一直都是我做得對的就不怕，就站出來講，所以大家對我還是比較看得重的。就是說，有理我就氣壯！當然，沒有理你不能去胡鬧。1980年，里根總統派我做代表到北京來，許多人都很妒忌，連基辛格都很妒忌，因為他心裏老是想著我像他一樣，想名又想利，其實我心裏根本沒有這些。

我還對他說每人的心路歷程時過境遷很容易遺忘，但慢慢回憶時，許多住事就會不絕如縷地仿如昨民，因此寫回憶錄並不難，而且他有這麼多的親身經歷可以與年輕人分享。

我在華府30年，風風雨雨經過了許多，雖然，這兩句話沒有完全做到，可是我覺得最低限度做到了一半，這樣才能比較風平浪靜，不然的話，一個亞裔女人在美國這麼多年，怎麼過？美國現在還是有種族歧視，什麼對黑人呀，反亞裔啊，搞來搞去。當然這也很難怪人家。比方講，自種人到我們中國來，我們對他們可能也會有點歧視。

我在美國30多年了，各方面的人都很熟。我現在雖然是一個美國人，但是能為我的祖國做點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也心甘情願。尤其是里根時代，凡是中國的事情，他們多半都去問我。我覺得中國跟美國的關係搞得好，對亞洲、對整個世界都有好處，這是很重要的一點。所以我儘力促進中美關係向好的方向發展。當時，鄧小平、楊尚昆、李先念等領導人訪問美國，我都參与的。

基辛格是猶太人，猶太人在美國的勢力很大。他們很團結，控制著報紙、廣播、金融、銀行等行業，所以我心裏想我怎麼可以斗得過他呢？那個時候，尼克鬆讓我入閣我都不要，因為我到國務院去一定在他手下干，受不了啊！後來里根上來了，他競選的時候，我是他競選核心小組的核心人物。他們裏面只有七八個人，我是其中一個，況且只我一個女的，所以里根對我也很重視。他跟我做朋友差不多20幾年了，他還沒有出山的時候，我們經常在洛杉磯碰面。後來里根總統請我出來做事，我就接受了，出來做出口委員會的副主席。布希做總統的時候，就請我做白宮學者委員會主席。這些都是有職無薪的工作，我自己還得另外做事情，目的就是不需要被人家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