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些讀者看來，勒龐的思想頗有先見之明。當他如先知般寫道「我們就要進入的時代，千真萬確將是一個群體的時代」時，他所謂群眾進入了歷史，是指他們過去幾乎不起任何作用的意見已開始發揮作用，後來具有不同意識形態的作家，如科拉蒂尼、奧爾特加一加塞特、紐曼、弗洛姆和阿倫特，都曾對這一觀點做出更深入的闡述。

勒龐部分地做了弗洛伊德以為他做過的事情，然而他是在不知不覺中這樣做的。他集中研究了暫時性的群體，但並沒有把自己局限於此。根據他的用法，「群體」是個寬泛的概念，既指暫時聚集在一起的人，更是指一些持久存在的團體和社會階層，例如組成議會、宗派和階級的人。不過，勒龐在關注較有生命力的公眾，甚至更為持久的階級的同時，更為注意那些形成政治暴民的短命人群，因此他實際上抓住了一個研究集體行為的重要時機，即在可視性極佳的時刻對它們進行研究。有理由認為，弗洛伊德把勒龐顯然並不具備的方法論技巧歸在了他的名下。弗洛伊德得出這個對勒龐有利的評價，也不是因為他注意到了勒龐在這個具體研究中做了科學家都在從事的工作，即找到重大的研究素材，它們能夠揭示出比所研究的事例更為廣泛的變數之間的相互作用。

勒龐也說了不少不值得一說的話。我們看到，這本書內容並不平衡，觀察的質量不平衡，根據觀察做出的推論也不平衡。它充斥著各種觀點，有些正確而富有成果，有些正確但並未結出果實，還有一些肯定不正確，但是有助於啟發正確的觀點。不幸的是，也有一些既不正確也無成果。我們只能說，勒龐與我們中間的大多數人一樣，沒有能力對他所提出的各種觀點的價值做出區分。它們全是他的頭腦的產物，因此他顯然對它們一概厚愛有加。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能結出果實的還是寸草木生的，所有這些觀點都受到了其長輩同樣的呵護。實際上，他的行為給我們的感覺，就像寓言中那個樂善好施的兒子。不管他喜歡哪個知識兒孫，他都會把他帶到這本書里來。他喜歡一些極有害的觀點，我們如今已經知道它們根本上錯誤的，而且根據勒龐本人的價值觀，也是很危險的(我們很快就會看到這方面的一個例子)。不過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他的良好感覺最終還是佔了上風。

對社會先知和社會科學家的這些簡單比較，並不像看上去那樣離題。我的意思是，當今天重讀勒龐的《烏合之眾》時，我們中間的一些人會禁不住把他在1895年所說的話視為對後來發生的事情的預言。這不僅僅是個錯誤，而且顯然也對勒龐有害。這等於派給了勒龐一個先知的角色，一個他偶爾有所嚮往，但因為不適合自己而放棄了的角色。根據他的表現，也根據上個世紀末的流行時尚，他是想成為～名社會科學家。當然，與較年輕的法國同代人——例如迪爾凱姆，他開啟了社會學思想和社會研究的新紀元——不同，勒龐從來沒有學會如何按部就班地收集和分析社會學數據，以及用數據來否定自己的觀點——如果它們是錯誤的話——的方法。社會學研究這個階段的到來仍然有待時日(當然，即使現在也只是處在初級階段)。勒龐有社會學家的目標，但他並沒有學會知識苦行僧一樣的工作方式，而這是使他的研究在方法與推理上都具有說服力所必需的。他有社會學家的意圖，卻只有政論家的成果。但是，由於他對社會學有著先天的本能，因此如我們所知，他說了許多很值得一說的話。

變成偶像的布朗熱的這段短暫而不光彩的歷史，讀起來就像一部由勒龐創作的反映領袖和群眾關係的社會心理學劇本。但是，既然是事件發生於前，因此更為合理的假設是，勒龐對事件進行了總結，而不是布朗熱和他的追隨者預演了這部著作。作為勤龐關於群體行為的思想之根源和可能的依據，布朗熱主義也值得我們注意。

此書包含著豐富的現實意義，其中有不少隱藏在字裡行間，從而解釋了它何以存在經久不衰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也來自它的主要論點屬於一些複雜思想的一部分，它們大多數仍然與我們同在，即強調人的行為中反理性或非理性的特點。

也許因為勒龐寫的是一本有關群體的社會心理學著作，而不是他們的一部編年史，因此他的書里包含著許多與我們這個時代格格不久的內容。勒龐把各種意識形態形象和信念稀奇古怪地攪和在一起，這方面的證據在這本小書里隨處可見。

(馮克利)

布朗熱在經歷了穩步提升，成為法國軍隊中最年輕的將軍之後，進入了作戰部，負責為當時的激進派領袖克列孟梭制定那些秘密決策。他先是因為顯著改善了軍隊的生活條件而獲得廣泛的支持，現在已不是習慣於艱苦條件的職業軍隊，是以一些暫時變成軍人的普通文官為基礎的。不久，他變成了一個因人而異的多面人物。第三共和國心懷不滿的大眾，認為他是能夠消除他們主要的不滿根源——政權——的領袖，布朗熱本人毫無政治信仰，因此他能夠而且也確實答應滿足許多政治派別相互對立的利益。他答應戴魯萊德的愛國者同盟，要揮舞起惡棍的大棒來貫徹他們的沙文主義主張，要把德國人趕回萊因河以洗雪民族恥辱；對於波拿巴主義者，他許諾要恢復帝國，對於維持著他的花銷的保皇黨，他答應恢復君主制。五花八門的政治群體，社會主義者、機會主義者、溫和的共和派和持不同意見的激進派，他能變得讓每一派都把他認作「他們的人」。這些群體因為共同反對政權而鬆散地結合在一起，全都認為布朗熱就是他們事業的領袖，雖然他本人除了將軍的事業之外，實際上不支持任何事業。整個民族群體的各種矛盾，在領袖個人身上取得了統一。

用恰當的行話說，所有這些「見識」都表明，一種觀點，如果它指出了人類社會行為中一再出現的某些方面，那麼即使它十分粗糙，也能夠把握未來事件的某些方面。這並非因為像一些人認為的那樣，勒龐是個先知。先知是指那些自稱能夠預測具體事件的人，即使做不到萬無一失，也能預見到許多細節。如果他是個出色的先知，他能夠說這些事件會在何時何地發生。他能夠對其細節做準確的描述。相反，研究社會、分析其運行要素的人，社會學的研究者，不適合承擔這項艱巨的任務。他不是先知，雖然他經常被人錯誤地當做先知，或讓人得出一種判斷，以為他自稱先知。他的任務僅僅是——這已相當困難——盡自己的最大努力找出某些條件，在這些條件下，我們可以合理地期待會出現某些社會行為和社會變化。當他遇到身邊的一個具體問題時，他只會謹慎地偶爾預測一下未來事件中有限的某些特定方面。社會科學家只偶爾做出預測，不僅是因為他比社會先知更沒有把握(後者的一大優勢是，他有著接觸未來歷史的私人渠道，這種知識很少有人具備，或根本就沒有人具備)。不但已成為常規的謹慎態度和不確定性，使社會科學家只偶爾做出預測，例如關於人口大量增加所造成的後果的預測，而且因為，當他有時打算說明在特定條件下可以合理地期待發生什麼時，他往往並不能說明這些預測性結果不可缺少的條件會在什麼時候出現或能否出現。

這種群體意識中表現出來的集體主義傾向，使得法國人總是把民主理解為個人意志和自主權要服從於國家所代表的社會的意志和自主權，因此在法國，「不管是激進派、社會主義者還是保皇派，一切黨派一概求助於國家」。他能夠在群眾給權力的合法性來源所造成的深刻變革中，警覺地嗅出「大眾民主」與「獨裁主義」之間有著直通車關係的危險，這種思想顯然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這些否定性斷語看上去有些失禮，與弗洛伊德幾頁紙之前的說法也不十分吻合。不過，這種雙重否定也許是內心感受的真實流露，而非不禮貌的廢話。誇張法歷來就是一種簡單表明觀點的技巧。因此，假如我們從弗洛伊德的判斷中消除他表達這種判斷所採用的誇張語氣，只保留其實質，然後問～句：既然勒龐的話既無新意也不正確，為何又對它如此重視呢？弗洛伊德為何像許多嚴肅的評論家一樣，懷著從知識角度以明顯的尊重來看待鵬合之助呢？他幹嘛要把此書作為自己論述社會心理學的起點？弗洛伊德以可敬的直率態度回答了我們的問題：「我們把勒龐的言論作為我們的引路人，因為它對無意識精神生活的強調，十分適合我們的心理學。」

勒龐留心地看著這一切，並以概括的方式把它們寫進了自己的鶴合之眾》一書。即使布朗熱插曲不能為他的社會心理學磨房提供足夠的穀物，當時的歷史也很容易供給他充足的原料。在布朗熱主義消失后不久，便上演了雷賽布——一個能移動山嶽。鑿穿地峽的人——戲劇的最後一幕。他在蘇伊士大獲成功很久以後，卻栽在因醜聞而引起的巴拿馬運河的失敗上。在年屆88歲時，他自豪地佩帶著榮譽軍團大十字勳章，卻發現自已被判了五年徒刑。對於這件事，勒龐難以做到怒不形於色，也無法保持學術上的超然品格。於是我們在此書的一些地方，看到他憤九_九_藏_書憤不平地分析了民眾如何攻擊這位「歷史上最了不起的英雄之一」。

勒龐用自己的語言，生動地說明了作為群體和群體成員標誌的「服從的慾望」。但是他就此止步，沒有認識到這種情況的出現，是因為體現在領袖身上的集體理想取代了自我理想。

讀者不僅要注意勒龐多有論述的問題，還要注意他有時在無意之間表露的思想，這樣我們便可以感受到人的社會行為中自己過去沒有留心的某些方面。就像許多別的書一樣，讀者如果希望從中得出一些能夠得到的東西，讀出字裡行間的含義是很重要的。這也適用於我們中間那些組成了各類團體的人，尤其是那些叫嚷著自己不服從的人(其實他們受著嚴格的約束)，如果他們想理解對我們每個人都會發生作用的服從傾向的話。

他是個憂心忡忡的保守派，對有社會主義傾向的無產階級的不斷壯大深感憂慮。

獨裁製度是大眾民主惟一能夠理解的統治。」不言自明的是，這種不尊重自由的民主，當然也會使人們本來要用它馴服權力的願望完全落空。

一本廣為流行的書；對勒龐的時代和我們的時代一再表現出實際意義；絕對談不上完全創新，嚴格地說也不正確；與作者的任何求知行為相比，表現最佳時也只能算較好，最差時也不算很精；字裡行間與字面上有著同樣多的意義；眼光時而偏於一隅時而放眼全球；既有預見又觀念落後；在實踐中有效地利用著歷史，又從原則上否認它的真實性和有效性；從當時表現出人類行為共同特點的重要的事件中概括出了一些這樣的特點；還有一些並不影響其本質的烏七八糟的意識形態怪論——這就是勒龐的《烏合之眾》，一本仍然值得一讀的書。

這正是勒龐此書的主要功績所在：它幾乎從頭到尾表現出一種對重要問題的敏感性。用大法官霍爾姆斯先生的話說，勒龐在這本書中表明，他具有「脊髓中的本能」，只有在極少數思想家中，才能看到這種不斷發現有研究價值的問題的本領。對於社會心理學家以及所有思考自己社會的人，勒龐的著作所關注的問題，幾乎無一例外地註定會成為十分重要的問題。這本書的標題有著迷惑人的局限性，但是它談到了許多人們通常並不與「人群」聯繫在一起的現象。可以說，勒龐在此書的這裏或那裡，以十分簡約甚至時代錯置的方式，觸及到了一些今天人們所關心的問題，如社會服從和過度服從、趣味單一、群眾的反叛、大眾文化、受別人支配的自我、群眾運動、人的自我異化、官僚化過程、逃避自由投向領袖的懷抱，以及無意識在社會行為中的作用，等等。簡言之，他考察了一大堆現代人面臨的社會問題和觀念。我相信，正是這本小書所涉及到的問題的多樣性，使它有著持久的意義。

成功的先知能夠很有效地做到這一點，正如古人所言，他用婦熟的辯解「保住面子」，使他的信徒往往從看來已經落空的每一次預言中，只能很快看到自己的先知更為深刻的力量。

至少我們可以說，雖然本書中偏見很多，但勒龐的群體心理學研究所觸及到的問題，不管在他之前還是此後，是一切思考民主問題的人所難以迴避的。群眾作為一種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來源，早在古希臘時代，亞里土多德就指出過它有著走向獨裁的危險。此後的伯克、孟德斯鳩、約翰·穆勒和托克維爾等人這方面的言論，也早已為人們所熟知。我們更應深思一下，自從古希臘之後，以民眾直接參政為基礎的民主制度在人類歷史上消失了二千多年，這一現象很可能有著深刻的人性方面的原因，假如我們只用一句「反動的黑暗時代」之類的話搪塞過去，未免顯得幼稚可笑。勒龐生逢一個群眾重新崛起的時代，他敏感地意識到了這種現象中所包含的危險，並且以他所掌握的心理學語言，坦率地把它說了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說，勒龐的思想是超意識形態的，不然的話，我們也許就無法解釋，在民主和獨裁的關係這個問題上，為何我們不管是在最右翼的哈耶克那兒，還是在力求不偏不倚的熊彼特或有左翼傾向的阿倫特和弗洛姆那兒，都可以看到勒龐思想的影子。

如我們所知，在閱讀勒龐時，往往會覺得他本人經歷過法國大革命，他的希望不幸被第二帝國所出賣，又因第三共和國而徹底破滅。當然不是這樣。他只活了叨歲，這本使他揚名四方的書問世於他55歲那年。但是他在自己那個時代對法國群體行為的觀察，已足以為他的社會心理學奠定基礎。勒龐一旦有了這樣的想法，也許他會對聖保羅大教堂唱詩班入口處那句紀念雷恩的銘文重新加以解釋，向他的同代人說：「諸位如果需要我這些想法的證明，看看你們周圍吧！」

後來他又換了一種心情，這種心情顯然延續了很長時間，使他花費精力寫了好幾本所謂歷史著作。他發現，不完全地依賴歷史，根本無法談論群體行為(或人類任何其他類型的行為)。1912年，當勒龐發表(法國大革命和革命心理學)(In ieVOIUhonfhacaise et lamphafogie desevt lution)時，他只是改變了自己的做法，卻沒有改變看法，即寫出真實的歷史是一種荒謬的要求。就像同矛盾心理做鬥爭的大多數人一樣，勒龐也提出了一種妥協的理論。這使他既可以和歷史生活在一起，又能夠否認與它同居的事實。這個合理化的理論迷人而簡單：不錯，「關於那些在人類歷史上發揮過重大作用的偉大人物的生平，如赫拉克利特、釋迎牟尼或穆罕默德，我們擁有一句真實的記錄嗎？」勒龐又說，這些人的「真實生平對我們無關緊要。我們想要知道的，是我們的偉人在大眾神話中呈現出什麼形象。打動群體心靈的是神話中的英雄，而不是一時的真實英雄。」(見第四卷第2章第2節)對於這種好像在真正的歷史與作為有效神話的歷史之間取得妥協的做法，我們可以提出質疑，但是，對於勒龐在這種看待歷史的矛盾心情中搖擺于兩種對立傾向之間的困境，我們卻必須給予同情。他觸及到了一個後來得到更嚴格更令人信服的闡述的觀點：在決定人們的歷史地位上起著更大作用的，不是他們的「真實」面目，而是後人對他們的認識和感受。在這兩者之間，在真實性(在創作者本人看來也許完美無缺)與表象之間，不必完全吻合，雖然有時能夠吻合。在同自己這種對待歷史的複雜感情的搏鬥中，勒龐使自己接近於一個可以稱為托馬斯定理(這個名稱來自對世紀美國社會學大師托馬斯)的觀點：「假如人們把條件定義為真，則根據其結果它們即為真。」他接近於得出一個後來人們才知道的見解，即人的「公開形象」以及該形象在影響接受它的「群體』方面所起的作用。勒龐對自己對待歷史的矛盾態度極力要想出～個究竟，這使他幾乎——雖然稍欠火候——得出一種正確的見解：作為神話的歷史在形成後來作為社會現實的歷史上發揮的作用。

在弗洛伊德看來，勒龐作為問題的發現者，指出了群體生活重要的方面，但並沒有對它們做出解釋。勒龐討論了「感情的強化」與「理智的欠缺」，因而點明了群體心理的「基本」事實。但是——弗洛伊德說——他並沒有看到群體成員之間建立感情聯繫的心理過程的原因。作為問題的發現者，勒龐也看到了群體和有組織的團體之間「感情傳染」和易受暗示的巨大作用，但是——弗洛伊德認為——他沒有認識到，這是團體成員與領袖以及其他團體有著性本能關係的產物。勒龐意識到，如果沒有任何聯繫，「只是一些人聚在一起，尚不足以形成團體」，但是他卻不理解這種聯繫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勒龐特別指出了群體感情的易變、愛與恨的游移不定以及它的團結和仇視態度，但是他沒有看到群體的矛盾和理想化(這時受到過份愛戴的人物會變得不容批評)傾向的心理機制。

按他的歷史觀，一切文明都逃不脫由盛而衰的循環過程，而當一種文明開始敗落時，摧毀一個破敗的文明，一直就是群眾最明確的任務，只有在這時，群體的主要使命才清晰可辨，這時「人多勢眾的原則似乎成了惟一的歷史法則」。對於這些帶有宿命論色彩的言論，我們可以不屑一顧，但是我們有理由認為，勒龐在潛意識裡是想結束西方這種因權威危機而面對的混亂局面的。他所希望的解決方案，毫無疑問是18世紀的英國人建立的模式，因此他對「拉丁民族」缺乏盎格魯一薩克遜人那種個人獨立感情一再表示擔心。他認為，由於這種缺少「種族品質」，他們在考慮自由問題時所關心的，只是自己宗派的集體獨立性，「在各拉丁民族中間，自宗教法庭時代以來，各個時期的雅各賓黨人，對自由從未能夠有另一種理解。」

這一系列事件的登峰造極之作，就是被充分理解其含義的法國人至今還稱為「大事件」的那件事，它也許加速了此書的寫作進度，對此我們並不清楚。就在勒龐寫這本書的同一年，出現了對德累福斯上尉的起訴，他迅速受到秘密審判並被定為叛國罪，然後被剝奪軍銜，被判在魔島上終身服刑。他是第一個獲九_九_藏_書准進入總參謀部的猶太人，而且是個阿爾薩斯人。法國群眾主要是受到驚恐萬狀搖搖欲墜、雖有政治頭腦卻又愚蠢造項的總參謀部當局的挑動，另～方面也受著它的操縱，他們的行為後來達到了頂點，並且造成了許多次要後果，其中之一便是給勒龐的書提供了新的依據。然而，1894年對這個非我族類的審判、定罪、撤職，足以把群眾不負責任的輕信態度傳遍全國，其嚴重程度即使最不關心政治的法國人(但願這不是個目相矛盾的稱呼)也不會不予注意，更不用說像勒龐這樣的觀察家了。

政治言辭一貫冷峻的馬克斯·韋伯論述權力類型的學說廣為人知，其中有一種類型便是「直接訴諸民意的民主制」

在弗洛伊德論述勒龐的一章中，可以找到對這種矛盾態度的思想——而不是心理學——解釋。在這裏，他幾乎是用一種貓捉耗子式的蘇格拉底對話的方式，為兩個角色寫出台詞。這種矛盾態度的基礎歸結起來說就是：勒龐只是問題的發現者，而弗洛伊德可以成為問題的解決者，因為勒龐是否能夠既當前者也當後者，並不是件十分確定的事情。對於前一種能力，勒龐值得讚賞，弗洛伊德也十分大方。至於后一種能力，勒龐頂多隻能說是毫無用處，甚至完全錯誤，而弗洛伊德則堅持認為，他既無用又錯誤。弗洛伊德把這兩種角色交替派給勒龐，於是他本人也在這種矛盾態度的兩極之間搖擺。最後，弗洛伊德為所有這些論述提供了一幅清楚的畫面(雖然是一幅形象需要大加修改的畫面)：勒龐播種，弗洛伊德澆水並培育其生長。

弗洛伊德給自己重視勒龐的思想所做的簡單解釋，乍一看好像無可非議，然而並不全面。他解釋了自己如何從勒龐的著作中找到了優點，卻沒有解釋自己為何要貶斥勒龐的思想既無新意也不正確。要想理解弗洛伊德這種自相矛盾的態度，還需要做進一步的說明。弗洛伊德對勒龐自相矛盾的態度是難以否認的。他在一頁紙上否定勒龐，又在下一頁紙上反過來說，勒龐「對群體心態做了出色的心理學說明」。

從以上討論中不難看出，包括勒龐著作中那些沒有多少惡意的種族主義言論在內，他的驚人的預見力是我們難以否認的。20世紀是個群眾參政意識普遍覺悟因而也是個民主口號盛行的世紀，然而它同時又是一個「最血腥的世紀」。與此相比，勒龐所援用的那些19世紀群眾運動的事例，只能算是小兒科了。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在這種民主觀念的普及過程中，既包含著人類幾千年來想要馴服強權的真誠願望，也隱含著為此而奮鬥的人民落入強權圈套的巨大危險。托克維爾當年說，「以人民主權的名義並由人民進行的革命，是不可能使一個民族獲得自由的」。勒龐對現代化過程中群眾崛起的驚恐，其實是這種懷疑態度的繼續。

烏合之眾所經歷的一個事實，有助於消除這種困惑。受到勒龐的觀點觸動的，不但有那些基本上全盤接受它們的人，如民粹派社會學家羅斯和心理學家麥克道格爾，甚至包括一些反對它們的人，如作為社會心理學家的弗洛伊德和社會學家帕克。反對者可以駁斥勒龐的言論，但是他們不能對它視而不見，至少，假如他們不想放棄對社會心理學問題的關心。他們就不能這樣做，因為那都是些基本的問題。

把勒龐同時說成是一項知識競技中的英雄和一位社會學先知，也許會鑄成新的錯誤：混亂的形象化比喻和迷戀時代錯置的行為(棒球畢竟不是勒龐那個世界的一部分)。不過這個混亂的形象是可以捍衛的。勒龐接觸到一系列棘手的問題，對於其中的每個問題他都想一試身手，最後他做出了一系列社會學斷言，使他的後繼者能夠在這些難題上做得比勒龐本人更好。此外，在勒龐的後繼者中間，一些研究人類群體行為的人，也曾獨立採用過這個有關體育和科學的不雅的比喻。社會學家拉扎斯菲爾德和社會哲學家奧爾特加一加塞特都曾分別這樣做過，對於對手類似的犯規表現，他們都是完全無辜的。拉扎斯菲爾德在(社會研究的語言)一書中認為，奧林匹克運動上競賽記錄的不斷提高，其原因並不是人類競技能力發生了達爾文主義或拉馬克主義意義上的進化，而是因為對這種能力的訓練在過去不斷地有所改進。因此，每一代人都可以看到一些人的表現有了改進，但他們的能力並不比自己的前輩更好。在(群眾的反叛)(The Revol Of Masses)——一本通過學習勒龐而改進了勒龐的書——中，奧爾特加對體育記錄的不斷提高提出了同樣的看法，並且指出科學中也有類似的情況發生。在人類文化的所有領域，大概除了藝術和道德之外，現實很符合這種一度過時的「進步」觀，按其嚴格的定義，它是指不斷積累的知識以及有益的思想與行為能力的提高。因此可以說，勒龐《烏合之眾》中的觀點，一直被另一些頭腦所改進，他們的能力未必高於勒龐，有時甚至還不如他，而是得益於後來者的地位。

社會學家帕克和伯吉斯承認，勒龐預見到了我們這個群眾運動的時代，並且描述了這些運動的若干特點，其方法已被這方面的社會學研究所繼承並做了重要的發展。

弗洛伊德對這本書的感受並不稀奇。這裏單單把它舉出來予以說明，並非因為任何時候提到像弗洛伊德這樣機智而富有創造性的頭腦的作品，都會讓我輩感到愉快，而是因為他對勒龐的理解，以及他的造成意外收穫的誤解，能夠幫助我們理解此書。如果弗洛伊德在提出自己有關人的社會行為的思想時，從中發現了大量有現實意義的因素，那麼在較小的範圍內我們也能夠做到這一點。他從該書中得出許多發現，雖然總起來說他沒有發現任何十分正確或全新的觀點，這對我們也有教益：勒龐的表述遠不是蓋棺之論，而只能算是為這個題目的更為先進的觀點提供了重要指導的起點。

例如，當勒龐提到「西班牙種族的遺傳本能」時，或當他偶爾談到所有地方的群體都有「女人氣」，但他發現「拉丁民族女人氣最重」時，我們便可以理解到這一點。「種族」是個定義不嚴格的標籤，可以把它貼在各國人民和民族身上，它反映著勒龐對人類學的無知，並不說明他有種族中心主義的壞心腸。

(甚至弗洛伊德這樣的大人物有時也會走神。他說勒龐沒有明確的退化觀念，這當然不錯。但是勒龐一再把群體所特有的衝動、「缺乏理性、沒有判斷力和批判精神、誇大感情」比做「低級進化形態的生命——例如婦女、野蠻人和兒童——中的傾向」。因此他已預見到了弗洛伊德本人的錯誤，當他寫下退化到「不必奇怪可以在野蠻人或兒童身上看到的早期階段」時，婦女顯然被排除在了這個階段之外。)弗洛伊德錯誤地、因此也是有失公正地說，勒龐沒有「估計到領袖在集體心理中的重要性」，而他能夠揭示領袖在集體行為心理過程中的作用。弗洛伊德沒有注意到，勒龐賦予了英雄神話以極大的重要性，這正像弗洛伊德在與奧托·蘭克討論之後認為英雄神話是個人把自己從不斷的集體統治中解放出來的手段一樣。

勒龐思想的來源，除了前面提到過的種族主義和對英國保守主義傳統的留戀外，19世紀中葉以後在歐洲愈演愈烈的反理性主義思潮，對他的思想影響也是清晰可辨的。但是這種影響並沒有使他轉向浪漫主義，反而強化了他的傳統主義立場。正如上交所說，他對人是一理性動物這個啟蒙哲學的基本假定，有著深刻的不信任。他用和後來的哈耶克幾乎完全一樣的語氣，認為「對歷史事實最細緻的觀察，無一例外地向我證實，社會組織就像一切生命有機體一樣複雜，我們還不具備強迫它們在突然之間發生深刻變革的智力」。因此他反對一個民族熱衷於重大的政治和社會變革，他認為，這種變革的計劃從理論上說無論多麼出色，都不會使民族氣質即刻出現變化(因為「只有時間具備這樣的力量」)。採用激進的方式，藉助于抽象的原則貫徹一種社會改造的藍圖，只會「使一個高度精緻的文明倒退到社會進化更早期的階段」。

勒龐有先見之明的最後一個例子是，他認識到群體的日益重要性，這是一群缺乏組織的人，他們關注著同樣的社會熱點，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與同處一地、有組織的群體一樣的心理行為。勒龐當然不能預見到廣播電視這類影響巨大的新大眾媒體(他畢竟不是真正的先知)，不過他確實注意到了編報紙的人對群眾意見的影響，他們先是迎合群眾的感情，然後把這些感情引入特定的行為渠道。

人既無理性又自私自利，易於衝動且反覆無常，或者是把理性用在傷天害理的事情上。他既是暴力和虔誠騙局的實施者，又是它的犧牲品——這樣一幅人類畫像，在勒龐寫此書時當然算不上什麼新見解。至少從(君主論》——這個標題顯然強調了控制者——的時代起，一直到《烏合之眾》——這個標題轉向了被控制者——的時代，每個世紀的馬基雅維里主義作家，都一直在不斷地設計出這樣的形象。不過同樣真實的是，它在上個世紀後半葉才變得十分醒目且一直延續九*九*藏*書至今，人類是完美的理性動物這一形象，即使沒有被它消滅，也受到了它的破壞。

政治事件一幕幕接通而至：1886年巴士底獄紀念日，巴黎民眾在朗香高喊他們支持將軍，不要總統；在將軍競選獲勝后，巴黎的群眾不斷叫喊著要他向愛麗舍宮進軍；報紙對他表現得百依百順，先是羅什福爾的《不妥協者報》，後來是維伊奧的《宇宙報》，再後來，其他一些報紙眾口一詞，都變成了將軍及其運動的宣傳頁，在還沒有出來證實一下已經說過什麼之前，便盼望著聽聽「他們在街上正說些什麼」；獻給「我們勇敢的將軍布朗熱」、「啊！復讎將軍」和「希望將軍」的讚美詩迅速增加，這些歌既表達了群眾的感情，也控制了他們的感情；各種玩具、機械工具，甚至——竟然偶像化到這種地步——燒酒，都拿這位受愛戴的領袖的名字來命名，簡言之，這是布朗熱主義短暫而強烈的支配期，它幾乎就要以一次新的霧月18日而大獲全勝。對這些事情無需再做細節上的描述，它們不過是勒龐這本書中的一頁(當勒龐提到那個無名將軍「可以輕而易舉地找到上萬人，只要他一聲令下，他們就會為他的事業犧牲性命」時，字裡行間便隱藏著這些事件)。

在《社會心理學手冊》這本權威著作中，美國的社會心理學大師奧爾波特(GordonW.Allpo)大胆地斷言，「在社會心理學這個領域已經寫出的著作當中，最有影響者，也許非勒龐的鴨合之優莫屬。」此書是否應當享有這麼突出的地位，當然可以提出疑問，而且一直就存在著異議。不過有～點卻是沒有問題的，即它確實對人們理解集體行為的作用以及對社會心理學的思考發揮了巨大影響。此外，在「孤獨的人群」和「千人一面」已經成為美國民眾形容自己的處境和感受的恰當用語的時代，我們也無法懷疑此書的適時性。

在勒龐看來，「種族」是個不易理解的概念，它大體上相當於「民族性格的構成」。

也許我們現在可以明白，為何說勒龐這本書是一部以閱讀法國大革命事件為基礎的群體行為的社會心理學著作，只是出於習慣，卻並不完全準確。這種流行的解釋只有部分的正確性。不錯，在勒龐用來闡明自己這個或那個觀點的五十多個具體歷史事件中，大約有二十個左右說的是法國大革命的歲月，還有幾個談到了拿破崙。不過剩下的事件仍佔一半左右，它們不但都發生在法國，而且都是勒龐親眼目睹的事件。進一步說，所以提到大革命，也是因為勒龐本人那個時代的事件起著一部分作用。就像其他許多法國人一樣，勒龐受著這場大革命的糾纏，但是在他的著作中還有無數個暗示表明，他對自己身邊的群體行為所做的觀察，提醒他去注意大革命中的一些相關事件。他對法國大革命的社會心理學研究，往往是因為他看到了19世紀法國的群體生活而對歷史的回顧。簡言之，他經常是在評價大革命時代群體行為的偽裝下，對第三共和國的群體行為進行分析。

勒龐「生動描述了」群體缺乏感情約束以及它「沒有中庸與三思而後行的能力」，但是他不具備任何理論，使自己可以看出這是退化到某個早期階段的結果。

勒龐看到並強調了群體中的「扯平」趨勢，它要求在受壓制的平庸水平上的充分平等。但是據弗洛伊德的判斷，他沒有認識到這僅僅是一個潛在過程的外在的可見後果，在這～過程中，群體成員「通過對同一個目標有著相同的愛戴而互相認同」，所謂「目標」，是弗洛伊德的專業術語，在這裏指領袖。

這是一幅世紀末的人類畫像，它把人類描繪成極易受到操縱，莫明其妙地情願受騙上當。不過這顯然是一幅未竟的肖像畫，因為如果有些人受到控制，必定還有一些人在控制。因此從根本上說，有些人是把別人當做達到個人目的的手段。另一個更深刻的假設是，人類有著自我欺騙的無限能力，他能夠頭頭是道地把罪惡說成美德，為了犯罪而否定美德。人類性格的這幅畫像還導致了一種社會哲學和社會學，認為人類特別易於在社會的引導下變得十分愚蠢，使他天生的才智或是因為追隨烏合之眾而變得平庸，或是用途邪惡，作為那些不十分奏效的暴力和強制的幫凶，欺騙自己的同胞。

(plebisci democmp)，關於這種類型他說，「領袖民主制最重要的類型——扭力人物統治的正當性，便是蘊含在因為被統治者的意志而產生的、並且僅僅由於這種意志而得以存在的正當性的形式之中」，而在現實中提供著這種類型的，正是那些「古代的和現代人的革命獨裁者」。當韋伯說這些話時，他顯然理所當然地認為「革命獨裁者」也能建立「民主」，似乎並沒有意識到這樣的說法有什麼自相矛盾之處。在這一點上他還沒有勒龐來得明白，在表述同樣的思想時，勒龐使用了幾乎和韋伯一樣的語言，但是他同時也指出了這種「民主」毀滅個人自由的本質：「大眾民主(Poplar democop)的目的根本談不上支配統治者。它完全為平等的精神所左右，…對自由沒有表現出絲毫的尊重。

關於群眾行將發生的統治，還有著比這些模糊的預兆更多的現象，它們足以說明，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勒龐的思想註定會出現，即使他本人從本存在過。在這一點上最好的證明是，在同一時間，另一位社會心理學家，義大利人西蓋勒，也提出了基本相同的思想，正如其中不少思想也由法國人塔爾德表述過一樣。大凡是兩三個人幾乎同時得出了相同的思想，經常會出現誰是思想先驅的爭執。這場曠日持久的爭論解釋了勒龐為什麼一再別有用心地重複他15年前就群體的「模仿」和「感情傳染」問題說過的話。他與西蓋勒不斷進行著或是公開——這是勒龐的典型風格——或是指桑罵槐的爭吵，後者在自己的(宗派心理動中直率而憤怒地自稱先驅，並說勒龐的《烏合之眾》「大部分顯然都是在抄襲我的著作」；在(犯罪群體)的第二版中，他又一時興起，抱怨勒龐「在討論群體心理時利用了我的觀點，卻對我隻字不提」，又說，『哦一點也沒有正話反說的意思，我認為採用我的觀點卻不提我的名字，再沒有比這更高的讚揚了，「對此我沒有絲毫的懷疑」。我們當然沒有興趣為這些一度頗為激昂的優先機聲明做出宣判，這種事後的判決，是那些有知識成就的重要法官，那些思想史專家的事情。在西蓋勒和勒龐以及——在較小的程度上——塔爾德之間的爭吵，對我們的意義僅僅在於，許多人同時有著基本相同的思想，並且至少部分地相互獨立存在，這證明了這些思想幾乎必然出現，因為文化遺產中已經為它積累起了知識前提，還因為受著社會引導的興趣，已經把思想家們的注意力轉向了能夠產生這些思想的問題。

就像當時包括尼採在內的許多思想家一樣，勒龐對於世紀之交的西方文明，也抱著一種絕望的末世心態。他似乎在群體的崛起中嗅到了某種歷史輪迴的徵兆。

對於人類及其行為中這個令人憎惡的方面，心理學家、社會學家、社會哲學家、政治理論學、政論記者以及有創造性的落魄小說家，都寫過大量的書和應時之作，勒龐的《烏合之眾》，不過是其中的一本而已。這本書出版的同一年，即1895年，布羅伊爾和弗洛伊德發表了他們的突破性力作(病病的研究)，這是個可圈可點的巧合。兩本書的同時出現，無論如何也不能說是出於偶然，因為只有在造成強調人類非理性的著作大量出現的相同社會條件下，這種思想相近的著作才完全有可能幾乎同時出現。

事情就是這樣，過去時代的歷史事件，既不是勒龐的群體行為理論的推一來源，也不是其主要的經驗證據。人們所以能夠得出這樣的看法，至少是因為他對於把歷史用於學術研究的目的，表現出一種十分矛盾的態度。這本書里，他發現對於作為當時複雜事件和人類社會行為結果之真實記錄的史學，或更確切地說是歷史記載，他可以不予理會。在這一點上，雖然無據可查，但是按照他所宣布的原則，他持的是「歷史全是一派胡言」的觀點，(據說)這句話後來由亨利·福特說出而廣為人知。如果福特確實說過這句妙語，他也只是簡單一提，而且是出於無知，而勒龐卻說得很多，並且不像是出於無知。懷著這樣的心情，勒龐相信「只能把史學著作當做純粹想像的產物。它們是對被觀察有誤的事實所做的無根據的記述，並且混雜著一些對思考結果的解釋。寫這樣的東西完全是在虛擲光陰。」(見第1卷第2章第2節)為了得出這種虛無主義的判斷，勒龐首先認為歷史記載難逃兩種噩運：第一，這是因為記錄歷史真相的證據並不存在或已散佚；第二，對碰巧可以利用的文獻進行有傾向性的選擇，他認為這是史學家不可避免的事情。

思想的傳播，如果作者沒有提供一個良好的基礎，使人可以對正確成分和胡言亂語進行鑒別，便很易於變成勒龐思想的傳播。區分錯誤思想和創造性思想的標準，在社會思想的領域和其他領域一樣，當然就是看那些能夠站住腳的、大體(但不肯定httｐｓ://rｅａｄ•9９ｃｓｗ.ｃom)正確的思想佔了多大比例。就此而言勒龐似乎取得了相當高的打擊率，這也可以解釋此書為何有持久的影響。有時，正像弗洛伊德所暗示的那樣，他的打擊不著邊際，而他卻自以為贏了比賽。不過在社會哲學家的競賽中，他的確不時得分，並能在關鍵時刻來上一個全壘打。

但是，一再出現的政治保守主義跡象、對社會主義每個方面的一貫敵視、一種獨特的種族主義幻覺，以及把婦女描述成軟弱而沉默、不善推理也不可理喻的人，她們好衝動，因此極不穩定，反覆無常，缺乏道德，和男人相比完全等而下之，但這不一定是件壞事——所有這些觀點只是該書的外表，即使把這些意識形態垃圾全都清除掉，對勒龐有關群眾行為的基本認識也不會造成任何傷害，儘管它們尚不完善。

從弗洛伊德對待勒龐的矛盾態度中得出的結論是：勒龐對人群和集體行為的突出特徵有相當敏銳的把握能力，但是他並沒有對它們做出令人滿意的說明。根據這種評價，勒龐像是一條專門尋找塊菌的狗，他在社會心理學表層的某個位置上停留片刻，因為它下面有些別人沒有發現的重要的理論塊菌。弗洛伊德把自己的形象設計得與勒龐相反，他認為自己是個能夠透過表面看本質的人，他能夠找出社會心理學的塊菌，把它們烹製成一道美味的知識佳肴。這兩種形象對他們兩人以及他們的著作都不十分公正，然而也不能說一點也不公正。勒龐主要是個群體社會心理學問題的發現者，而弗洛伊德在某個階段是個很有想像力的問題發現者，有時也是這個領域的一個成功的問題解決者。通過評價弗洛伊德對待勒龐的矛盾態度，我們能夠看到一些可以被稱為重要的新思想(但是別人已經有所預見，因此並非不可缺少)和一些正確而有意義的思想(但並不十分深刻，因此只有提示的意義)的貢獻和局限性。對勒龐這本《烏合之眾》的矛盾態度，就是一個十分恰當的例證。

一組有現實意義的因素，賦予了弗洛伊德對此書的解讀以意義，同樣它也能為我們的解讀帶來意義。這需要我們從該書中發掘出比它的字面含義更多的東西。

最後，弗洛伊德犯了個有益的錯誤，他認為，勒龐把自己的研究局限在有烏合之眾特點的暫時性集體上，其實他是在無意中撞上了一個最有價值的研究題目，因為只有在這種暫時聚集的人群中，才能夠最清楚地看到個人對群體的要求百依百順，自願放棄自己獨立自主的精神。弗洛伊德這樣來定義勒龐的群體概念是錯誤的，只要讀讀下面的幾頁，就可明白這一點。不過，一流的頭腦即使犯下錯誤，別人也會從其中有所收穫。弗洛伊德的錯誤是個聰明人的過失、因為不留神而產生真理的幸運過失，雖然弗洛伊德認為勒龐的陳述「只涉及短命的集體」卻顯然是錯誤的，然而這個錯誤卻使得弗洛伊德讚揚勒龐選取了這些「喧鬧的、暫時的群體」進行研究，「它們只是集體中的一個類型，我們從中可以看到，正是那些被我們視為個人特性的因素，徹底——雖然是暫時的——消失了。」弗洛伊德用這些話具體說明了一個在科學研究中普遍適用、在社會科學中尤其需要強調的基本原則，因為很少有人認識到它。這就是可以稱之為搜尋「重大研究領域」的原則，即尋找這樣一些課題——這裏的具體課題就是暫時性的群體——它能夠使人去研究那些可以取得特殊優勢的科學問題。

群體很容易做出劊子手的行動，同樣也很容易慷慨赴義(這種有關矛盾心理的論述令弗洛伊德感到親切)。正是群體，為每一種信仰的勝利而不惜血流成河(然後勒龐又補充了與我們的目的十分相符的話)。若想了解群體在這方面能幹出什麼事情，不必回顧英雄主義的時代。他們在起義中從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就在不久以前，一位突然名聲大噪的將軍，可以輕而易舉地找到上萬人，只要他一聲令下，他們就會為他的事業犧牲性命。(見本書第1卷第2章第1節)這個未點名的將軍當然就是布朗熱。這段布朗熱插曲即使法國人還沒忘記，在美國人中間也早就被忘掉大半了，這就像那些可怕而短命的時期一樣，強有力的煽動家因為沒有最終把自己接手的政權合法化，通常都會被每個國家受到廣泛閱讀的史籍所遺忘。但是在19世紀洲年代的后五年裡，布朗熱將軍和他那群政治烏合之眾的崛起，以及那場佔領法國政治舞台的稱為布朗熱主義的運動，其規模就像約瑟夫·麥卡錫參議員和稱為麥卡錫主義的那場佔領了50年代前五年美國政治舞台的運動一樣。(可笑的是，這兩件事居然連細節都十分相似，麥卡錫在政治上垮台三年後落魄而死，布朗熱受到以叛國罪被審判的威脅，逃離了法國，三年後去世，死因顯然是自殺。)如此倉促地談論這些人和運動，它們在時間上相隔幾代人，社會空間也相距遙遠，因此乍一看好像是些無聊的歷史類比。勒龐的《烏合之眾》畢竟不是在寫歷史，他求助於歷史，是要努力找出群體性格和行為中一再出現的相似之處，它們只在細節上有所不同。雖然在勒龐的思想經歷中沒有證據表明，他首先提到布朗熱插曲是想用歸納法找出群體社會心理的發展脈絡，但是這段插曲的確引起了他的注意，在這一點上他和當時那些不加思索的法國人是不一樣的。

因此，《烏合之眾》的當代意義，在於它發現問題的功能而非解決問題的功能。只要看一下此書對弗洛伊德的意義便可認識到，這兩種知識功能雖然互有關連，還是有所區別的。弗洛伊德提供了一條主渠道，使勒龐的思想影響進入了當代人的頭腦。當弗洛伊德在20年代把注意力轉向「群眾心理學」(這是他的「MassenpyChofogie」一詞的習慣澤法)，發表了這方面的第一本專著《懈眾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時，他專辟一章討論勒龐這本書。他開篇便下了一個斷語：「勒龐的《Psychofogie des foules》《以群體心理學》，該書法文原版的書名。——譯註)，一本當之無愧的名著」，最後又以類似的判斷做結：「他極為精彩地描述了集體心態」。夾在這兩個判斷之間的，是連篇累牘地引用《烏合之眾》中的段落，數量之多，與弗洛伊德簡短的評論加在一起，幾乎佔了全書的六分之一。

我們只來考慮一個這樣的意識形態觀點，勒龐和當時的許多人都持有這種觀點，即他所說的「種族這個基本概念」是「決定著我們命運的神秘主因」(見第3卷第4章)。但是，這種觀點如其所示，不過是上世紀中葉戈賓諾所創立的那種種族主義，它是經久不衰的種族中心主義的基礎，為剝奪「劣等種族」提供了理由。

布朗熱故事餘下的部分也包含在這本書里，只是被偽裝成了一些概括性的語言。特別恰當的記錄是群體——尤其是巴黎，不過外省也～樣——愛恨無常所造成的迅速變化的左右搖擺：布朗熱今天還受到崇拜，明天便成了嫌犯。勒龐在布朗熱的迅速崛起中，也許找到了他用於全書的一條公理，即就名望的起源而論，取得成功就是最大的成功，正像他從布朗熱的突然垮台中看到另一條相關的公理一樣，雖然他沒有把它明說出來，這就是，就名望危險的衰落而言，失敗就是最大的失敗。當法國精明的政治家(主要是指老牌政客、法國內務部長孔斯坦，但並不限於他一人)不斷算計這位大眾英雄的諸多弱點時，他便很快失勢，一如他很快得勢一樣。布朗熱懾于叛國罪的審判，和他多年的可愛情婦瑪格麗特·德·邦曼逃離法國，他先去布魯塞爾，在很快被驅逐出境后，又去了倫敦，然後是澤西，最後又回到布魯塞爾。他在流放中依然抱著天真的樂觀主義，在布魯塞爾發表了一些沒人看的宣言，最後他終於認識到，法國各政治群體想必又落入了狡猾的政客手中，不再把他當做決定他們命運的人了。政治失敗的打擊，再加上1891年他的瑪格麗特因結核病去世，使布朗熱在兩個月里哀痛不已，終於也讓自己躺進了安葬著她的伊克塞勒基地。

有相當嚴格的證據，而不是道聽途說，可以使我們認為，勒龐的著作部分地反映著當時的文化氛圍。回憶一下17世紀格蘭維爾的氣象學比喻吧，在20世紀懷特海使它復活之前，它一直默默無聞。形成一種輿論氣氛的思想，迎合了人們的趣味，這並非出於偶然。這種氣氛所以能夠普及，是因為深層社會結構出現的變化，是因為這個結構由於各種壓力和緊張關係已在咯咯作響，或是因為嚴重的震蕩和變化使一些人們所接受的思想有了意義，或使一些與當前無關的思想變得不合時宜。(它們還會頑強地表現自己，因為並不是文化中的一切都嚴格地受社會結構的決定，還因為同律的結構壓力對該結構中地位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意義。)一般而言，思想的創造性以及這種思想的普及，需要同樣的社會條件。具體而言，我認為，使勒龐的言論和思想迅速得到普及的那些重大歷史事件，也就是對他提出那些思想起了很大作用的事件。同樣是這些事件，使勒龐和他的聽眾之間產生了共鳴。

只要稍微看一下勒龐度過其漫長一生的https://read.99csw.com歷史背景，便可明白為什麼他對群體中的個人的描述對於他本人和他的讀者都深具意義，以及他為何根本沒有機會對這種描述做重大的修改。勒龐生於1841年。那個人們本來以為具有革命精神的國王，路易·菲利普，變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保守派，這反而激起了改頭換面的激進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的傳播。當勒龐還是個7歲大的孩子時，巴黎打起了街壘戰並導致國王迅速退位。在六月起義的慘烈巷戰後，路易·波拿巴親王取代國王，成了第二共和國的總統。當時他還無法理解路易·波拿巴如何巧妙地利用民眾，把總統職位變成了皇位，以拿破崙三世的稱號傲慢地統治著第二帝國。不過後來，到了19世紀70年代，勒龐顯然贊同這位皇帝安撫民心的十年統治——他是想避免民眾的反叛，只希望巴黎的老百姓在經歷了色當慘敗后能夠把歐洲忘掉。在1871年的公社期間，激進派以及共和派、普魯東派和布朗基派等一夥烏合之眾短暫地掌握了政權，勒龐對此深感憂慮。對於這次反叛，馬克思懷著自相矛盾的心情，既說它是一個巨大的政治錯誤，又認為它是工人為自己的權利而舉行起義的預演，是他們最終獲得解放的序曲。作為一名成熟但並不總是十分敏銳的觀察家，勒龐目睹了1870年成立的第三共和國的審判、那些走馬燈一般的政府更迭，以及為了統治群眾而藉助于蠱惑人心的努力(有時也確實奏效了)。尤其重要的是，對不久之後便要動筆的著作十分有利，勒龐親眼目睹了那個優柔寡斷而又好戰的煽動家布朗熱將軍迅速取得潛在勢力的過程，他在1886年7月14日，就像那位「馬背上的人」一樣，騎著自己那匹名為「突尼西亞」的戰馬闖進了歷史。

社會科學家所做的預測，同與他貌合神離的先知相比，在另一個方面也有所不同。他希望從自己的失敗中學習。假如社會科學家有理由認為應當發生的預期後果沒有出現，如果研究表明，假定的條件事實上已經出現但沒有發生預期的結果，他會坐下來重新評價自己的證據，徹底反省自己的思想，就像有人對他發出指示一樣。先知對自己落空的預言會更加關愛，他不會丟棄這種預言，也不會重新整理自己關於事物如何發展的認識。相反，他習慣於輕描淡寫地對待預測的結果與實際結果的不一致，使預言避開對立的證據，得以原封不動地繼續存在下去。

幸運的是，勒龐在實踐中繼續否認他從原則上給予肯定的觀點。他利用歷史，通過從無疑具有獨特性的具體歷史事件中，抽象出某些在一定程度上重複出現的方面，以此找出人類行為中假定的相同因素。不過在指出這一點時，我們切不可對勒龐有失公正，把他實際上沒有表現出來的先見之明歸在他的名下。讀一下此書便可知道，勒龐顯然並不具備方法論的頭腦。他的著作從來不為系統搜集證據所累，以便使自己的思想能夠經受住公正的(即沒有偏見的)檢驗。他所採用的方法，是社會哲學家、社會心理學家和社會觀察家的方法，不但他那個時代十分流行，我們這個時代也遠沒有消失：把歷史上的奇聞逸事用作思想資源，誤以為這種資源多少能夠證明由此得出的解釋的真實性的方法。他的方法固然有缺陷，但是正如我們所見，他的某些觀點卻是正確的。它仍然有些粗糙，有待後來的社會科學家再付出大量平凡無奇的艱苦工作，他們不想從一個觀念高峰跳向另一個觀念高峰，他們在認為自己已準備好攀登之前，先要長途跋涉于方法論研究的峽谷之中。

勒龐和他的同代人一起看到了這一切，但是和他們中間的許多人不同，他對自己的所見做了思考。在這齣戲的中間，他看到巴黎輕浮的民眾迅速忘記了他們的馬背英雄，在布朗熱逃離法國不久后的1889年6月，萬國博覽會開幕。在眾多賞心悅目的事情中，埃菲爾鐵塔獨佔鰲頭，它那伸向天空3ho米的鋼鐵身軀，宣告了一個世紀的到來，在這個世紀里，鋼鐵城市將取代石頭城市。在思考群眾的輕信和多變時，勒龐想必從他們對那個本路英雄的報復性攻擊中看到了證據，說明他們「為自己曾向一個已不復存在的權威低頭哈腰而進行報復」(見本書第2卷第3章第3節)。

也許有人會否定這種說法，認為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麻煩，每個時代都會自以為面對著理性的黎明或非理性的開端。然而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它畢竟沒有說明這種時代的自我形象在19世紀下半葉的法國何以如此迅速地抓住了人心。回顧19世紀50年代，由龔古爾兄弟組成的那個兩人文學小組，他們從未滿足於小組內的意見一致，一起預言患了貧血症的歐洲文明將遭受野蠻人的攻擊，這不是指那些在歐洲已經找不到的野蠻人，而是那些——在他們看來——粗野的工人，他們說，這些人會把自己的這項任務稱為「社會革命」，當時法國的人道主義知識分子——泰納、聖伯夫、諷刺作家「加瓦爾尼」、勒南，以及龔古爾兄弟生活和工作的那個圈子裡的其他人，全都對眼前的「道德衛生狀況」憂心忡忡，對未來的日子充滿疑慮。他們的預言在許多方面都和勒龐這本書的內容沒有多大區別。例如泰鋼就預言說，20世紀的人會表現得活力有餘而悟性不足。

勒龐雖然展現出他的全部智力(這一點不容忽視)，比較而言他還是沒能取得對那些學者的勝利，他們以人盡皆知的含糊其辭的最終分析為據，否認歷史為發現人類社會生活中的一致性因素提供了基本材料。勒龐像他的許多同代人一樣，可悲的是，也像他的許多後來者一樣，認為歷史是一種表象，而歷史文獻所記錄的是一些獨一無二的事件。如果嚴格地說就是如此，如果歷史材料不能為用一種讓人覺得似是而非的很不明確的語言，探尋人類行為發展及其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發展中的相同因素提供充分的基礎，那麼勒龐確實是在浪費他本人和我們的時間。對於這種粗糙的錯誤觀點，也只有那些享受著不勞而獲的先人遺產的人才能瞧不起它：這不過是事後的聰明。就在(烏合之眾)出版6年後，傑出的德國哲學家李凱爾特和文德爾班仍在解釋為何歷史只能得出特殊的描述，它們不同於能夠在物理學和生物學中發現的相同因素。只是到了後來，才有人否認在研究普遍規律的，或概括性的學科與研究獨特，或稱單獨的現象的學科之間所做的錯誤劃分，例如，柏拉圖的觀點：「『歷史絕不會重複』與相應的歷史在某些方面——我們可以稱之為主要的方面——『總是重複』，是同樣正確的。」

但是人們很快便發現，弗洛伊德對勒龐這本書並非持明確的贊成態度。在下面一章，他一開口便收回了前面對勒龐思想的讚揚，他說：「…我們現在必須補充一句，其實作者的所言沒有一點新東西。……此外，勒龐等人對群體心理的描述和評估，絕不是無可爭議的。」

勒龐這本小書持久的影響力，在我們看來有些令人費解。1895年它初次面世時，也許可以說不過是一本趕時髦的書，但是，一種時髦若是持續了大半個世紀之久，想必它一定有些獨到之處。我們如果再考慮它的性質，就會對其持續的影響力更加感到不解。它所包含的真理，也許沒有一條不曾被人說過，而且比勒龐在此書中的說明更令人信服，有些甚至出現在他寫此書之前，此後的論述更是不在話下。這本書在知識界卻繼續有著相當大的影響。更讓人費解的是，此書提出的一些觀點，如今已經被證明是有誤導作用或錯誤的，然而它仍然是所有我們這些群眾行為的研究者不可不讀的文獻。最後，書中還含有各種互不協調的意識形態，但是意識形態迥然不同的崇信意識形態的作家，卻都以十分嚴肅的態度對待它。也許，要想解開這團表面看來充滿矛盾的亂麻，我們最好還是考慮一下它對我們今天的意義。

勒龐在全書中只提到了布朗熱兩次，一次提到他的名字，另一次只是間接的暗示，英譯本的譯者因為拿不準讀者是否記得那段歷史，認為有必要加上一條指名道姓的註釋。後面這個暗示表明，勒龐本人作為一個即使說不上心驚膽戰也可說是十分沮喪的保守派，對群體及其社會心理學的理解，在多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他對發生在自己面前事情的觀察上的。勒龐這樣寫道：

所有這些，構成了勒龐對群眾、領袖和觀念的鼓噪以及對民主和社會主義理念持極端污衊態度的基礎。雖然從這種「群體時代」的現象中，他錯誤地得出了和施賓格勒一樣的結論，以為自己正在目睹西方文明就要沒落的徵兆，但是大概沒有人會否認，他的群體心理學研究的意義是超越了這一錯誤的。因此，假如我們只去批評他那種有點神秘主義的種族論傾向和經常是不合「學術規範」的臆斷(這當然必要)，這無異於放棄了一些非常有價值的思想。

勒龐另一項頗有道理的預見是，他把群體中人描述為日益被大眾文化所湮沒，這種文化把平庸低俗當做最有價值的東西。在他的筆下，與過去的社會相比，(勒龐認為)群眾人更易於接受自己周圍的人的判斷和愛好，他這一觀點不可能不讓人想到今天人們對所謂當代人失去自我判斷能力的關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