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楊勇在臨終前一個月請假從醫院里出來，他不為別的，只為去主持研究戰備問題的會議，這是他臨終前對黨和國家作出的又一次貢獻。

楊勇走了，人們卻永遠記住了他，記住了這位出生人死、戰功卓著的上將。

楊勇被關押期間，他時常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反思后他更是堅定自己的信念，認為自己無愧於黨和人民，這就更加堅定了他與林彪一夥作鬥爭的勇氣。

當時中央的精神就是不讓全國各地舉行追悼活動。楊勇得到消息后十分氣憤，他不顧風險，指示區黨委辦公廳和軍區黨辦，再次分別請示中央治喪辦、國務院和軍委有關部門，反映群眾的意見和要求。請示送上去后，又未獲批准；於是再請示……如此反覆了幾次。

11月底，宋任窮來看望他，他樂呵呵地對宋任窮說：醫生說我還能活兩個月，現在我還剩下一個月了。

楊勇的頑強令專案組又急又恨又無可奈何。這些甘做人渣的打手們如果稍稍認真了解一下楊勇的性格及歷史，也許就不會在楊勇面前現丑了。

林彬著急了，她寫信給了當時在位的李先念，請李先念將信轉給周總理。信是這樣寫的：

楊勇根本就不理這個茬，他指示辦公室主任將詩稿以外的材料全部退給了江青。

楊勇對於江青的「指示」精神既不傳達，也不表態的舉動被人告到江青那裡，江青十分惱火。江靑對楊勇並不陌生，楊勇在受迫害時頑強不屈的精神也給江青留下很深的印象。江青希望能拉攏楊勇這樣的人物。於是，她給楊勇寄去一封親筆信，信里還裝了幾期《國內動態清樣》，其用意不言自明。

由干楊勇態度堅決，「四人幫」控制的中央治喪辦的幾不準，在新疆不起作用了。繼新疆軍區召開追悼大會後，自治區機關和各地區、各單儀也相繼舉行了悼念活動，以寄託對周恩來的哀思。

1月14日，在北京召開追悼大會的前一天，新疆軍區機關召開了追悼大會，楊勇等軍區首長帶領機關全體幹部戰上佩帶黑紗排隊緩緩走進會場，向周恩來遺像致敬默哀。

一天，楊勇在活動中意外地摔倒，腿部骨折了。兩于未做及時處理，加之腿斷後連續活動，傷口處感染，高燒不退，不得不送往石家莊和平醫院做手術。

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誰敢抓「造反派」？事情一下子弄大了。就連楊勇也沒想到，幾個小時后，毛澤東也親自打來電話過問此事，而且語氣明顯不悅：「聽說你們抓了人了？」

1974年1月底，江青在北京召開「1.24」、「1.25」大會，批林批孔批走後門，向周恩來、葉劍英等老一輩革命家發難。當時在中央讀書班學習的自治區黨委書記司馬義，艾買提參加了大會，會後打電話向新疆傳回了江青、姚文元等人的講話。

—天，楊勇陪幾位老大姐看電影，九*九*藏*書他要求把兩部片子拿出來放映。辦公室的同志有些猶豫，說：「這兩部片子還沒開放，如果一演，傳出去會惹出麻煩的；請幾位老大姐來新疆已經有人風言風語了，有人已經向北京告狀了……」

楊勇在會上詳細彙報說：「把南北疆的交通搞通暢，對經營天山、依靠天山、搞活天山，對發展新疆的經濟建設是非常重要的。獨庫公路如果修通，平時南北疆的公路運輸就不需繞經烏魯木齊和大河沿，遠程可減少420公里。修通大河沿至庫爾勒的鐵路，對加速後方建設，開發南疆地區意義都很大……」

在他和新疆大多數同志的抵制下，余疆沒有傳達江青等人的關於「批林批孔」的精神。

1973年5月下旬，楊勇到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這次會議主要是討論準備召開黨的「十大」、批林整風和經濟計劃等問題。

1982年10月，楊勇再次病倒了。

1975年國慶節前夕，楊勇和妻子商量把董必武的夫人何蓮芝、羅榮桓的夫人林月琴、謝覺哉的夫人王定國、甘泗琪的夫人李貞四位老大姐請到新疆來遊覽散心。

這封字裡行間飽含淚水的信轉到周恩來手中后，周恩來親自過問此事。這樣，專案組只得派人通知林彬：楊勇在石家莊，她可以帶孩子前去探望。

周恩來解釋說：新疆戰略位置重要，又是少數民族地區，情況複雜，加上原來林彪一夥的干擾破壞，地方和軍隊的局勢都不夠穩定，需要派一位有威望、有水平、善於團結人的老同志去，儘快把局勢穩定下來。對於楊勇的兼職，中央是經過充分醞釀和慎重考慮的。

不久，中共中央發出楊勇任職通知：「調楊勇任新疆軍區司令員，軍區黨委第二書記，新疆自治區黨委委員、常委、第二書記，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委員、常委、副主任。」

楊勇一眼就看穿了江青的心思，他要求秘書把這封落款是「江青同志處」的信退回中央辦公廳。

楊勇的這一建議和設想，在軍區黨委常委會上獲得一致通過，並決定把修建「兩路」的建議報告中央。1973年7月27日，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新疆的報告。

最後，楊勇拍案而起，對手下人說：「不批是他們的事，我們做我們該做的。軍區先走一步，在司令部禮堂開追悼會；然後是自治區開。就這麼定了，不要再請示了，追悼總理犯什麼罪？」

1967年初，中國大地被烏雲所籠罩，當時擔任北京軍區司令員的楊勇已經預感到自己將要面臨一場極其複雜極其險惡的戰鬥。果然，一天有一群自稱「里火燎原戰鬥隊」的不明身份的人衝進北京軍區司令部大院，聲稱要抓什麼「東北黨」。

「文革」初期慘遭磨難的楊勇，經過和林彪集團的鬥爭后，政治上更加成熟，他憑著敏銳的目光，很快識破了江青的陰謀。

1967年1月，楊勇遭到批鬥。不久，他就失去了人身自由。林彪一夥對楊勇進行了不擇手段的審訊逼供。楊勇白天被押去勞動，晚上則被連續審訊，整得他精疲力盡。專案組一伙人還在肉體上折磨他，在炎熱的夏季里把一個200瓦的大燈泡始終掛在他的頭上，烤得他兒度昏暈過去。

會議結束前，周恩來找楊勇談話，告訴他，中央決定派他去新疆擔任軍區司令員和自治區黨委第二書記，問楊勇有什麼意見，身體能否吃得消。

報告電發北京后，中央治喪委員會很快答覆說不行，說按中央的通知精神辦。

在當時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都很緊張的情況下，楊勇心中明白軍隊重要秘密一旦泄露，將會給國家安全造成巨大威脅。為了黨和國家的利益，他當即命令軍區警衛營將這群鬧事的人抓了起來。

6月下旬，楊勇陪同來新疆檢查工作的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李達下基層搞調查研究。在天山南北繞了一圏，同李達副總長邊看邊議，楊勇對新疆的建設問題有了腹案。楊勇說，新疆建設要重點建設好「一個巴掌、五個指頭」。巴掌就是天山，五個指頭是喀什、伊犁、博樂、塔城、阿勒泰。要把天山搞活，就要修築橫越天山的公路。

江青仍不肯罷休，她又給楊勇寄去了一包材料，裏面有她的親筆信，大意是：新疆一位作者寫了一首長詩寄給她，但不能公開發表，請楊司令員能親自找到該作者退回該詩稿。

林彬接到電報后預感到楊勇會有危險，於是急赴石家莊。果然，林彪的手下人已在預謀利用給楊勇做手術進一步迫害他。林彬的突然出現，使專案組的人慌了手腳，他們氣勢洶洶地逼問戰士小姚，問他是不是泄露了消息。

楊勇的女兒領著幾位老前輩在新疆各地遊覽，幾位老大姐離開了北京沉悶壓抑的環境，感到特別舒暢和興奮。

他對旁人說：「醫生說我還能活30天到60天，在這一兩個月里，就按45天算，除去最後10天腦子可能不清楚，最後5天用來處理一下個人的事，我還有30天時間可以用來工作。」

楊勇一聽就火了，說：「怕什麼？主席不是講要調整文九-九-藏-書藝政策嗎？他們禁演電影，還不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不用怕，有事我頂著。」後來，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這件事又成了楊勇的一大「罪狀」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與世長辭。男兒有淚不輕彈的楊勇，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不禁潸然淚下，他含著淚水召集兩個黨委常委開會。

其實，這位作者本人就在北京，而且江青也知道，她這樣做無非是想指派一下楊勇，讓楊勇為她效力。

更為卑鄙的是，專案組竟然誘逼楊勇自殺。他們對楊勇進行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摺磨后，公開地留下繩子和安眠藥，企圖讓楊勇選擇自殺。但是楊勇心中非常清醒，他告誡自己決不能輕易去死，他要頑強地與對手最後的瘋狂進行鬥爭。

儘管楊勇已處於這般境地，專案組仍是如臨大敵，對其戒備森嚴，派專人押送他去石家莊。幸好負責看護楊勇的小姚是一位善良的戰士，他悄悄地給遠在大西北的林彬發了電報，將楊勇的情況告訴了林彬。

楊勇接到命令后，於6月4日帶著秘書、警衛員輕裝飛赴新疆。當天晚上，在自治區、軍區兩個黨委召開的常委聯席會議上，楊勇牢記周恩來關於首先要搞好民族團結的指示，談了自己的意見：「無論足搞建設還是打仗，離開依靠群眾這一條不行。在新疆，要依靠新疆的1100萬人民，特別是要依靠700多萬少數民族的人民。我們一定要認真落實黨的民族政策，搞好民族團結，這是我們一切工作的基礎。」

楊勇親自主持了自治區和軍區兩個黨委常委會，他在會上說：「我們新疆無論如何不能抓孔子的『徒子徒孫』，不能抓什麼復辟倒退的代表，我們新疆沒有！」

但是他心中不明白，為何這事會如此迅速地驚動最高領導人？他的勇敢和耿直，使他捲入了更深的政治鬥爭的漩渦之中。其實，那一夥膽敢衝擊大軍區司令部，有極硬的後台，他們只不過是一群嘍羅，一夥打手。指派他們行動的就是林彪一伙人。

楊勇忠實坦誠，剛正不阿。在革命戰爭年代里他是這樣，在殘酷的「文革」時期，他依然如此，堅持革命真理，決不屈服，被人稱為勇士中的勇士。

1965年，林彪讓老婆葉群親自去找楊勇，希望北京軍區的人能和「林總談一談」。楊勇明白這談一談是什麼意思，他若是在林彪面前獻點殷勤，哪怕是稍稍熱乎一點，林彪也會把他划人自己的圈子裡的。但是楊勇就是不領這個情，他一直沒登林彪的門，他這樣做也就為自己埋下了隱患。

12月3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前來看望他。楊勇望著自己的表弟，滿含熱淚，用微弱的聲音說：「你的擔子很重，不要再為我浪費時間了。你可要愛惜自己的身體呀！」

楊勇只能回答：「報告主席，這夥人強行衝擊軍區司令部辦公樓read.99csw.com，直接威脅核心軍事秘密，我採取了適當防衛措施！……主席讓我放人我堅決執行，不過為了防止泄密，今後再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我建議仍該採取堅決措施。」楊勇隨即就將那伙人放了。

聽完楊勇的彙報，周恩來舒心地笑了，他許多天沒有這樣高興過了，興緻勃勃地對大家說：「果然不出所料，楊勇一到新疆就有大動作，提出了修築天山公路和南疆鐵路。此事拖了十年，確實不宜再耽擱了。」

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后，楊勇才獲得真正的解放。幾個月後，在周恩來的提議下，楊勇被任命為瀋陽軍區副司令員。

楊勇聽后，鄭重地向周恩來表示：「一定竭盡全力去工作，絕不辜負中央的期望。」

12月底，楊得志前來探望他，他拉著楊得志的手說：「告訴醫生不要再用藥了，不起作用就浪費了。我不願拜浪費國家和人民的錢了！」

面對當時國內政治風雲變幻，面對江青一夥囂張的氣焰，楊勇內心沉重，為國家的命運和前途擔憂。雖然他人在邊疆，但時時關注著首都北京的動態。他也十分渴望能與一些昔日的老戰友見見面，在關係到黨和國家命運的危急關頭儘快交換一下意見。

楊勇得知此事後勃然大怒，說：「有什麼事找我，追問一個小戰士幹什麼？」

於是，總參在全軍率先舉行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的大討論。

對於楊勇的冷淡，林彪又氣又惱，於是他便開始對楊勇和北京軍區的工作橫加指責，多次在公開場合批評北京軍區。「文革」開始后，楊勇也就劫難難避了。

楊勇是林彪的老部下，兩人彼此比較了解。林彪一直想把楊勇拉人自己的核心圈子裡，而楊勇卻一直不肯上林彪的船。建國初期，林彪借病深居寡出，一度失去毛澤東的信任。直到1959年7月，彭德懷因耿直上書，與毛澤東產生強烈衝突，被罷免了國防部長職務，林彪趁機出山，當上了國防部長。他一面釆取各種辦法竭力博取毛澤東的歡心，一面迅速擴大自己的勢力，加強自己的力量。楊勇作為林彪的老部下，自然成了林彪拉攏的主要對象。

楊勇的勇敢和忠誠在黨內有口皆碑。毛澤東也沒有忘記他。1969年4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沒有看到楊勇的面孔，就問道：「北京的楊勇是怎麼回事？……這些人總還是有功勞的吧！」

機會終於等到了。新疆自治區成立20周年慶祝活動時，陳錫聯率代表團來了。楊勇抓住機會與陳錫聯徹夜長談，他對黨和國家的憂慮，對老戰友的擔心，都得到了滿意的答覆，他為陳錫聯仍然保持清醒的頭腦而激動。

「九大」閉幕後，周恩來總理在幾次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講話，努力「解放」一批老幹部。楊勇的妻ｈｔｔｐs://ｒｅaｄ.９9cｓｗ•coｍ子林彬當時下放到寧夏平羅幹校，她聞知毛澤東在「九大」上關於楊勇的講話后，就和孩子們商量，讓準備回京結婚的兒子楊小平出面去見見父親。

專案組的人被斥得啞口無言。他們不願放棄這次謀害揚勇的機會，硬逼著一名缺乏手術經驗的年輕醫生給楊勇做手術。楊勇心中明白，這個匆匆決定的手術裏面一定包含著陰謀，他正在為難之時，收到了林彬從北京拍來的加急電報，告誡楊勇千萬不要做手術。林彬是在見到楊勇后，旋即趕到了北京，去找周恩來求救的。關鍵時刻還是周恩來伸出救助之手，他親自下令將楊勇接到北京進行手術。

聽了他這香話，人們禁不住都熱淚盈眶。這位奮鬥一輩子即將耗盡人生的勇將至死都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林彪一夥倒台了，但江青一夥還把持著重要權力，中國當時的局勢仍然潛伏著巨大的危機。

會議經過討論，提議三點請示中央，即：1、治區黨政軍聯合召開追悼會；2、派出新疆代表閉去北京參加追悼會；3、以自治區黨委和軍區黨委的名義，在北京召開的追悼會上敬獻花圏。

死亡，對於每一個人來說都是可怕的，但對楊勇這位忠勇戰將來說，面對死亡他沒有一絲一毫的畏懼。他從容地面對一切，把自己僅剩下的日子安排得井井有條。

楊小平回到了北京，找到專案組，提出要同父親會面的要求，專案組的人用「我們無權答覆」的理由拒絕了。

顯然，楊勇的彙報，慰藉著周恩來那顆為國為民的心，他多麼想儘快把新疆的建設搞好啊。現在有了楊勇這員幹將，他的願望可以實現了。

「四人幫」被打倒后，楊勇出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謀長。1978年的一天，他在《光明日報》上看到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的文章，閱讀過後立即感到這篇文章的分量。他放下報紙，當即打電話給當時的副總參謀長兼總參政治部主任遲浩田，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這是一個帶有方向性的重大理論問題，我們軍隊不能迴避，應該認真學習和討論！」

1983年1月6日凌晨1時，虛弱的楊勇把全家人召喚到床前，說：「我這一生沒有什麼遺憾的，黨對我很好，我也無愧於黨。我死後，你們要靠自己去生活，不要向組織提出任何要求啊！」說完這段話不久，他就與世長辭了。

林彬和孩子探望楊勇過後，林彪一夥又把楊勇轉移到北京軍區的裴堡農場繼續關押。直到1970年4月，才宣布恢復楊勇的軍籍，但仍未解除對他的看管。

楊勇表示服從組織分配，身體也還可以，只是多年沒搞地方工作了，在地方兼職怕難勝任，可否免兼區黨委第二書記。

陳錫聯是楊勇的老戰友，當時所處的地位舉足輕重，江青一直設法拉攏陳錫聯，楊勇為此很為老戰友擔心，一直在尋找機會想和陳錫聯交流一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