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前者（「巧思者西蒙斯」）是他做為推理小說家的紮實基本功，後者（「直感者西蒙斯」）才是他耿耿一念的用心所在。西蒙斯很早就說過，二次大戰以後的小說家，已經不能把「正義終將伸張」視為當然，推理小說不能只是考慮布局解謎的「誰乾的」（whodunit）而應該同時探幽發微的「何以為」（whydunit）。他身體力行，在作品中強調個性與動機，結合了巧局與意外，並且對道貌岸然的犯罪者其背後的深沉動機有著極富深度的洞視。他自己就曾經說：「在我們的時代最吸引我的事，就是可敬面貌背後的暴力。」（The thing that absorbs me in our age is the violence behind respectable faces.）

和安東尼·鮑查一樣，朱利安·西蒙斯的貢獻也不限於書評，西蒙斯自己也是在推理小說有很高成就的創作者（他自己的百大推理小說書單和推理歷史著作，都謙遜地不提自己的名字和作品，讀者和出版社看不過去，出版社不得不在再版時找人補上一個附註，對西蒙斯的作品提出他應得的評價），他又是推理小說類型歷史的重要史家（【謀殺專門店】的老讀者極可能看到店長一再引用西蒙斯的推理小說史名作《血腥謀殺》，已經到了三步一頌的地步了），他為兩九九藏書位推理作家愛倫·坡（Edgar Allen Poe，1809-1849）與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所寫的傳記，現在也成了定本；除此之外，西蒙斯的創作範圍更包括了詩歌、文學評論、軍事史與其他領域人物的傳記，他博學多聞與多才多藝的驚人程度，絕不讓大西洋彼岸另一位天才安東尼·鮑查專美於前。

在西蒙斯口中，促成這段姻緣的文學主編李納德·羅素倒是一個頗有意思的人物，他精力旺盛、慷慨大方、新點子源源不絕、對新構想極富熱情卻也極容易衰退；他是倫敦文藝圈的一個社交核心，家中邀宴與訪客不斷，文豪與名流穿梭不息，誠然是往來無白丁的景況。但李納德·羅素也是極有主見兼好大喜功的媒體人，常常胸有定見，喜歡把想法強加于他人的見解之上（眾多作家的回憶錄或自傳里：永遠不缺這樣強勢操縱型的編輯人物，有時候不免讓我們懷疑有許多作家的誕生，背後另有看不見的黑手）。

台灣的年輕讀者或遠離文壇的朋友，可能不知道我援引這一段文章心中別有所指，因為西蒙斯筆下的李納德·羅素，活脫脫讓我想起七〇、八〇年代縱橫台灣文壇、造就無數作家的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

朱利安·西蒙斯晚年曾經回顧起撰寫推理書評的往事，他自己覺得有點像是無心插柳的意外，過程又充滿文壇恩怨九九藏書的八卦。他去世那年出版的推理雜文集《犯罪行徑》（Criminal Practlces，1994）里，在導論中他就回憶起撰寫推理小說書評的緣起與經過，以我在台灣編輯圈近三十年的老驥經歷，讀起來感覺是無比的親切與興味盎然，且讓我在這兒簡述一番……

針對這段話，另一位知名的推理小說作家兼評論家威廉·迪安德瑞亞（William L.DeAndrea，1952-）主張說，西蒙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應該是《二月三十一日》（The Thirty-First of Feburary，1950），這個看法倒是深獲我心，特別把它選入【謀殺專門店】之中，也許讀者諸君可以自己體會一下……

西蒙斯曾經自謙是「二流詩人」（minor poet）出身，因為詩詞是他最早的文學因緣（出版過五本詩集）；完全自學苦讀的西蒙斯年輕時就有志於文學，他在企業里擔任繁瑣辛勞的文職工作，卻用得來的微薄薪水支持並主編一份銷量很小卻很有影響力的文學刊物《二十世紀詩刊》（Twentieth Century Verse）。一九三九年，他讀書之餘一時興起，戲作了一部嘲諷古典推理的小說《非關緊要謀殺案》（Immaterial Murder Case），隨即置諸抽屜，不再過問，直到一九四五年他太太整理抽屜時發現塵封此稿，鼓ｈｔtps://ｒｅaｄ•99ｃsｗ•coｍ勵他出版，才讓他無心插柳走上了推理小說家一途。

話說一九五八年初，朱利安·西蒙斯接到來自《星期日泰晤士報》的文學主編李納德·羅素（Leonard Russell）的一通電話，問他是否願意成為該報的推理小說評論特約作者，每個月交兩篇稿子，一年的酬勞是六百英鎊。六百英鎊在當時是個誘人的大數字，而當時西蒙斯本來的書評工作也讓他感到厭煩，很想試試新鮮的領域，他沒怎麼多想就一口答應了，沒想到這一寫竟寫了三十五年，而他也成為英國最受歡迎的推理小說書評家。

文藝復興式的博雅作家朱利安·西蒙斯（Julian Symons，1912-1994）在英國文壇的地位十分類似在美國的安東尼·鮑查（Anthony Boucher，1911-1968），他們都是讓「推理小說變得受人尊敬」的關鍵人物。

正因為西蒙斯是重要的評論家，他又絕口不提自己的作品成績，討論他的推理小說反而必須引用其他高明的見解，也許我們可以先試試他的評論接班人英國作家亨利·基亭（H·R·F·Keating，1926-）吧。

有一次，李納德又為一個新鮮的點子所吸引，他興緻勃勃要朱利安挑選出心目中史上「最佳100推理小說」，準備在報上大事宣傳，創造一個大話題，朱利安·西蒙斯遵命照辦，百般思九*九*藏*書索，終於交出了一張書單與他的解讀；李納德突然又覺得只用一個人來挑選恐怕代表性不夠，又興沖沖邀了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1890-1976）、席瑞爾·海爾（Cyril Hare，1900-1958）、尼克拉斯·布雷克（Nicholas Blake，1904-1972）、雷克斯·史陶特（Rex Stout，1886-1975）等諸多名家共同來「改進名單」，做了若干修正；後來又靈機一動，認為應該只選九十九本，留下一本給讀者票選，讓大眾有更高的參與感。本來好脾氣的西蒙斯忍不住抱怨說，那些名家挑選的作品固然很好，但絕不是他心目中的「最佳百選」，而讀者票選出來的作品，更是他絕不會考慮的作品。

鮑查自一九五一年起在《紐約時報》寫一個推理小說書評專欄，寫了十七年共八百五十二篇，幾乎關照了所有同時代推理小說的創作者，影響廣闊深遠。而西蒙斯比鮑查稍晚，長期在倫敦的《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藝文版上撰寫推理小說書評專欄，他的慧眼獨具發掘了無數新人，他的洞見幽微也讓許多本來不受注意的推理傑作得見天日，他的淵博敏感、寬宏視野與細膩論述又讓讀者在心領神會之餘，驚覺原來推理小說曾經做到了那麼多事。

即使如此，這份書單對李納德·羅素來說還是太「冷門」了，他發現書單中的選擇竟九九藏書有三分之一是絕版書，很多作品也是對通俗大眾毫不知名的僻作；他又要求西蒙斯刪去絕版書，改選書市上買得到的書。西蒙斯在文中所回憶的，就是這樣一種既受知遇又受干預的編輯與作者的愛恨交織關係（一直要等到李納德·羅素過世之後，西蒙斯才有機會真正出版他「原版的」心目中百大推理小說）。

基亭在20世紀80年代，重選了一次《犯罪與謎題：最佳推理100選》（Crime and Mystery：the 100 Best，1987），在他心目中歷史上的一百本傑作中，西蒙斯入選了兩種，基亭提出他的理由。他說，就好像西蒙斯在愛倫·坡的傳記里，看出文學上其實有兩個愛倫·坡，一位是「邏輯的愛倫坡」（Logical Poe），另一位則是「靈視的愛倫坡」（Visionary Poe）；基亭受到啟發，注意到推理小說里呈現的西蒙斯也有兩位，一位是以布局結構為中心的「巧思者西蒙斯」（Symons the Ingenious），一位則是以心理感受為中心的「直感者西蒙斯」（Symons the Perceptive），兩者都成就非凡，所以他要為每一位西蒙斯都選一部代表作，結果他選了《殺死自己的人》（The Man Who Killed Himself，1967）和《棋手與棋局》（The Players and the Game，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