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萬諾維奇的詰問中帶著譏諷的味道，季伯舜覺著很不友好了，畢竟親身參加清浦總同盟罷工的是他，而不是伊萬諾維奇，在具體問題上他比伊萬諾維奇了解得更多，而不是伊萬諾維奇比他了解得更多。

那不是1926年的7月就是8月，好像是在托洛茨基反對派的《十三人聲明》發表后不久的一天。天氣並不太熱，剛下過一場大雨，整個莫斯科都是濕淋淋的。傍晚，伊萬諾維奇的助手托姆斯基來到了學校，先找到了季伯舜，又找到了另外兩個托派學生：李維民和吳國平，說是伊萬教授請他們吃晚餐。他們三人完全沒有思想準備，匆忙換了衣服，又把校方照顧中國同學發給他們而他們又沒捨得吃的兩瓶魚子醬帶著，跟著托姆斯基一起，往伊萬諾維奇的住處趕。伊萬諾維奇的住處離學校很遠，他們坐了兩次車，又走了好長一段路，才在天朦朧發黑的時候趕到。

季伯舜原來還想把鄭少白和自己在那關鍵時刻的表現也說一說的，可話到嘴邊還是咽了回去。後來回憶起這一幕時，他說：他當時雖然具有了追求真理，正視現實的起碼勇氣，但還沒有嚴格剖析自己、進行自我批判的馬克思主義精神。

印象最深的是，那天伊萬住宅附近停了電，空蕩蕩的客廳里點著幾支大蜡燭。躍動的燭光映照著伊萬諾維奇寬闊的脊背，把伊萬諾維奇高大的身影擠壓到了客廳門外。客廳的門是開著的，他們上了台階，走到客廳門口時，伊萬諾維奇便轉過身子向他們迎來，先是熱情地擁抱了季伯舜，季伯舜于熱情之中嗅到了一股濃烈的洋蔥味。而後，教授又張開兩隻臂膀，把李維民和吳國平一齊攬在懷裡，嘴裏還連連說著：「歡迎！歡迎！」

當伊萬諾維奇把期待的目光轉向季伯舜時，季伯舜清了清嗓門說道：「對國共合作而生出的理論問題，我還沒弄得很清楚，但在國共合作的實施過程中，我倒沒發現什麼問題，至少我工作過的清浦是這樣。清浦共產黨員是在1924年春根據上級指示，以個人身份集體參加國民黨的。兩黨同志情同手足，攜手並肩領導了一系列反抗反動軍閥黑暗統治的群眾運動。其中影響最大的一次，就是1925年為支援五卅滬案而發起的總同盟罷工。」

季伯舜在《忠於信仰的人》中這樣寫道：

「……一切都是新鮮的，一切都是感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這裏合法地、權威性地支配著革命的講台，也支配著我們的留學生活。締造了這個社會主義工人國家的老布爾什維克們和匯聚在共產國際的各國革命家們，經常來給我們上課，像親兄弟一樣和我們交談。學校對我們生活上的安排更是無微不至，一切全包下來，每月還發十盧布的零用錢。住是住在一個沙皇時代貴族的府邸，豪華奢侈得像個宮殿。第一次躺在溫暖的床墊上，蓋著厚厚的毛毯，撫摸著那裝飾著錦緞的牆壁，我簡直以為自己是在做夢。我們漫步在莫斯科街頭，經常會遇到一些素不相識的蘇聯同志用俄語或用生硬簡單的中https://read.99csw.com國話向我們打招呼。我因此而覺著，我們不是在異國他鄉，而是在家裡，在一個充滿溫暖、充滿革命情誼的大家庭里。我們拚命學俄語，校方還給我們起了俄文名字，我叫拉舍維奇。當然，那時，我還不知道什麼叫反對派，也沒讀過托洛茨基的著作。我迷上托洛茨基，還是通過波魯揚·揚·伊萬諾維奇教授。他是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重要成員，早年到過中國，是個令人尊敬的老布爾什維克……」

伊萬諾維奇和托姆斯基一邊聽，一邊在筆記本上記，很認真的樣子。季伯舜當時就感到，這恐怕不是一般的談工作，而是在為左派反對派抨擊斯大林分子提供中國式的炮彈。季伯舜心裏不由得一陣陣緊張。這倒不是懼怕校內的斯大林分子，而是對自己是否能根據伊萬諾維奇的要求提供這些炮彈有疑問。伊萬諾維奇很明確地講了托洛茨基反對國共合作的態度，他既然擁護托洛茨基，就不能對目前的國共合作持肯定的態度。而他又很難昧著良心講假話，別的地方他不知道，清浦的鬥爭情況他是知道的，在1925年的清浦，在他踏上「大和丸」甲板以前的許多日日夜夜裡，清浦國共兩黨很好地進行了合作，這是不容置疑的。

李維民卻憑著敏銳的政治嗅覺，第一個體會到了。他說，他過去對國共合作問題就有疑問，現在根據托洛茨基同志的指示精神一對照，心裏就透亮了。李維民則列舉了自己在「五卅」運動中的親身經歷和親眼目睹的一些事情，說明了國民黨和共產黨人並沒有真誠合作的基礎。李維民說，他們國民黨和共產黨爭地盤，爭群眾，而每逢鬥爭的關鍵時刻，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又往往動搖不定，甚至做出一些背叛工人群眾利益的錯誤決定。

季伯舜點點頭：「是的，當時我是執委，對罷工的發起過程十分清楚，清浦共產黨人在裏面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清浦的國民黨人也全心全意投入了鬥爭，尤其在商界、學界的發動甚為得力……」

「拉舍維奇，你呢？」伊萬諾維奇懇切地望著季伯舜。

伊萬諾維奇還說：「這不僅僅是他個人的觀點，更是列·達·托洛茨基的觀點，是托洛茨基同志在對中國歷史和中國革命進行了大量的科學研究分析的基礎上，得出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結論。」

「你又怎麼知道清浦的國民黨全心全意地參加了鬥爭呢？他們背著你們共產黨員搞了什麼陰謀，也會向你們通報么？拉舍維奇同志！」

伊萬諾維奇挺關心地問：「後來呢？」

季伯舜勉強點了點頭，點頭的時候就想：為什麼要對國民黨系的中國同學保密呢？兩黨不是正在合作么？共產黨不是以個人身份全體參加國民黨了么？對斯大林分子保密尚可說是因為布爾什維克黨內鬥爭的需要，對同屬革命陣營的中國同志保密又是為了什麼呢？但他卻沒敢把問題提出來。

伊萬諾維奇的觀點新鮮而精闢，是季伯舜在中國上大學、搞工運時聞所未聞的，季伯舜十分信服ｈｔtｐｓ://ｒｅａd•9９ｃsｗ.ｃｏｍ，把這些話全記在筆記本上，也刻在了大腦皮層上。

季伯舜問：「那麼你是不是認為國民黨也會成為我們的兇惡敵人？」

季伯舜想了想，很冷靜地對伊萬諾維奇說：「要相信事實！事實是，清浦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是精誠團結的，國民黨人根本沒有，也不會搞什麼陰謀。在大罷工失敗的危險關頭，是兩個國民黨人留了下來，堅持善後鬥爭。他們一個叫安忠良，是國民黨清浦黨部負責人；一個叫賀恭誠，是國民黨的工人黨員。在關鍵時刻，他們體現了獻身精神，我看到的是這種獻身精神，不是什麼陰謀。」

季伯舜記得，這位教授給他們中國同學頭一次上課，講的頭一句話是：「我是個龐然大物，坐在我面前，你們不感到渺小嗎？」

對最初的懵懂，季伯舜並不迴避，後來1931年在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統一大會前夕，在和那些自稱為「天生的托派」的同志的論戰中，季伯舜曾坦率地說：「……我不是天生的托派，我是在革命鬥爭的實際中逐步認識並進而信仰托洛茨基主義的。選擇這個主義時，我在政治上是單純幼稚的，不知道同在共產主義旗幟下的黨內鬥爭的尖銳性、複雜性和殘酷性。對當時聯共黨內鬥爭的大背景和許多問題的認識也很模糊，甚至很矛盾，但這決不妨礙我今天成為托洛茨基式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

這種政治氛圍無疑深深地影響了二十二歲的季伯舜。儘管季伯舜當時對蘇聯聯共黨內大辯論的實質問題並不是十分明了，可托洛茨基輝煌的歷史和顯赫的聲威，以及他對中國革命的高度關注，不能不引起季伯舜的欽敬，季伯舜懵懵懂懂地選擇了托洛茨基這面旗幟。

猶豫了好一陣子，季伯舜還是決定講真話。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是應該有勇氣講真話的，看著別人臉色講話的人決不可能成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伊萬諾維奇點點頭：「是的，拉舍維奇同志，也許你在這個具體問題上是對的，也許應該在評價國民黨這個組織時，有分析地具體地評價其中的黨員。不過，有一點必須清楚，革命的同路人，決不等於革命的同志，孟什維克也曾是革命的同路人，但隨著革命性質的演變，同路人會變成敵人，甚至是很兇惡的敵人！」

在1926年的莫斯科，季伯舜無法預測自己的一生，無法知道對托洛茨基的信仰對他的未來意味著什麼。他只知道托洛茨基是個了不起的偉人，是十月革命的實際領導者和卓越組織者，是蘇聯紅軍的締造者，斯大林對他的貶斥和排擠是不公道的。那個時候，蘇聯布爾什維克黨內的全黨大辯論已全面展開，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的反對派聯盟業已形成，著名的《十三人聲明》已經問世。莫斯科的街頭巷尾，中山大學校園內外，到處都在談論著左派反對派和托洛茨基。中山大學的中國同學也無形中卷進了這一政治漩渦，很多中國同學在校長拉狄克和反對派教師的影響下，從對托洛茨基的同情，步入了托洛https://read.99csw.com茨基的信仰者和支持者的行列。

「這很好。我們這次談話的內容，對校內的那些斯大林分子要保密，對你們的國民黨系的中國同學也要保密，不要泄露出去，大家能做到么？」

三人都點了頭。

晚餐並不豐盛，伊萬諾維奇請他們來吃晚餐顯然意不在餐。

伊萬諾維奇手一揮：「積極是假象，反動才是實質！民族資產階級在革命的被壓迫民眾面前是無比軟弱的，和他們結盟，決不能增強中國無產階級的力量！」

同學們都笑了，教授卻不笑，高揚著碩大的腦袋，翹著那部好鬍子，用粗大的指節敲打著桌面，嚴肅地說：「我叫波魯揚·揚·伊萬諾維奇，這名字很難記，是不是？你們就叫我龐然大物伊萬好了！龐然大物是你們中國成語，很好記，對么？在我這個龐然大物面前，你們不要感到渺小。你們中國歷史是偉大的，中國革命是偉大的，所以，你們是偉大的！社會主義不可能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成功，要依賴中國革命的成功，世界革命的成功，所以，你們是偉大的……」

「謝謝！謝謝你們，我也代表托洛茨基同志謝謝你們！有你們，中國革命即便遭受重大挫折，其前途也必將是無比光明的……」

季伯舜一下子就對伊萬諾維奇產生了非凡的好感，伊萬諾維奇的話音一落，就和同學們極感動、極熱烈地鼓起掌來。

「是的，這我不否認，可我認為他們全心全意參加鬥爭，總比半心半意參加鬥爭好，比不參加鬥爭更好。現在畢竟是國民革命……」

伊萬諾維奇常到學校上課，給季伯舜和中國學生剖析中國歷史和中國社會。伊萬諾維奇說，中國商業資本的形態形成很早，可以上溯到秦漢時代。中國的歷史很獨特，沒有經過奴隸社會，也沒有農奴制，很早就實行了土地的自由買賣和以貨幣為支付手段的地租形式。歷朝歷代，大商賈都是無冕之王，皇朝有什麼大事，都要與大商賈商量。鴉片戰爭以後，隨著帝國主義勢力的入侵，中國社會在殖民化的同時，也更加商業資本化了，而且逐步發展了工業。城市資本主義化了，農村也逐漸資本主義化了。所以中國是資本主義佔主導的社會，目前的中國革命不但能夠，而且完全可以演變為社會主義革命……

李維民、吳國平也點了點頭。李維民在點頭的時候就奉承說：「用不著等歷史來證明了，歷史能證明，卻不能預演，今天我們既然相信託洛茨基同志的正確主張，就該身體力行，按托洛茨基同志的要求去做，這才是最最重要的！」

李維民插話說：「拉舍維奇同志就是在這次大罷工失敗后，奉命撤往旅順口，而後轉到中山大學學習的，他當時是國共合作的總同盟罷工委員會執行委員。」

當時，季伯舜確實對許多問題的認識很模糊，很矛盾，一方面對托洛茨基的理論，尤其是關乎中國革命的理論十分信服。一方面，在把托洛茨基的理論用於檢驗中國革命的實際時，又不免生出許多困惑。

伊萬諾維奇被李維民的話語打動了，重重九-九-藏-書地拍著李維民的肩頭說：「好！說得好啊，同志們！我要把你們的話轉告托洛茨基同志，我想他會為此，為有你們這樣志同道合的中國同志而感到欣慰的！」

伊萬諾維奇嘴上說聽他們講，可一開口還是先來了一大篇，而且把談話的基調也定了下來，季伯舜聽了總覺著什麼地方不對勁。「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兩件事他都是知道的。據共產國際同志傳達：「……很難因此而判定這是國民黨的政治陰謀……」而蔣介石本人也並不是什麼新軍閥，人家是共產國際主席團的名譽委員，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問題的極大憂慮季伯舜完全體會不到。

李維民、吳國平有點受寵若驚，異口同聲表示，一定保守秘密。

倒是襟懷坦蕩的伊萬諾維奇把話挑明白了：「我主要想聽聽國共合作后中國國內的一些實際情況。托洛茨基同志對共產國際在指導中國革命問題上所表現出的右傾機會主義態度極不滿意。國共合作從根本上來說是錯誤的，在理論上是說不通的。因此當革命高潮來臨時，就應當毫不猶豫地建立蘇維埃，反對代表資產階級的國民黨，並且一旦有機會就應該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共產國際執委會並沒有這樣做，他們在斯大林的操縱下，對托洛茨基同志的一次次正確勸告置若罔聞，實際上已在中國問題上深深埋下了悲劇的種子。我不清楚你們聽說沒有，三個月前，新軍閥蔣介石就策劃製造了『中山艦』事件，前不久又提出了一個整理黨務案，限共反共的目的已十分明顯。為此，你們的總書記陳獨秀認識到了以往的錯誤，提出了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同國民黨實行黨外合作的意見。這和托洛茨基同志的一貫主張是不謀而合的，托洛茨基同志也再次通過拉狄克同志向共產國際執委會建議，命令中共正式退出國民黨。而共產國際卻一意孤行，堅持其不負責任的錯誤立場，這引起了托洛茨基同志極大的憂慮……」

托洛茨基這個名字，就這樣通過伊萬諾維奇和一個個教授的嘴，走進了季伯舜的心中，漸漸佔據了他的身心，使得他此後的一生都和這個名字聯繫在一起了。

季伯舜感到奇怪，伊萬請他們談中國革命？中國革命的問題不都裝在伊萬教授的大腦袋裡了么？他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呢？

這時，電燈突然亮了，季伯舜看到伊萬諾維奇站在客廳門口的燈光下，頻頻點動著光斑跳躍的大腦袋，向他們揮手告別。那手勢沉重而疲憊，透著某種悲涼的意味，使季伯舜沒來由地把他和自己年邁而慈祥的父親聯繫在一起了。

最典型的事例，是那年夏天他和他所尊敬的伊萬諾維奇教授的一場爭論。

季伯舜心中一驚：「會這樣么？從中國目前的現狀來看，在現階段和民族資產階級結成統一戰線，是合乎情理的。就我所知，在清浦總同盟罷工中，民族資產階級的總商會就有積極表現，也起了積極的作用……」

電話鈴再一次響了，他們一行這才戀戀不捨地離開了客廳。

沒容季伯舜想下去，伊萬諾維奇又說：「我知道你們都九_九_藏_書是托洛茨基同志的擁護者，又都在中國國內從事過基層工運的實際工作，還都是共產黨員吧？」

季伯舜還想再辯駁，偏在這時，客廳里的電話響了，中山大學校長拉狄克請伊萬諾維奇去參加一個十分重要會議。晚餐在不太愉快的氣氛中匆匆結束了。

臨告別時，伊萬諾維奇握著季伯舜的手，寬厚地說：「拉舍維奇同志，我們不爭吵了，有些問題並不是三言兩語可以爭辯清楚的，但請您，也請你們兩位中國同志記住我今天晚上說的話：在中國革命的問題上，托洛茨基同志無疑是正確的，有遠見的。他看問題的高度和深度，我們目前無法企及，甚至還不理解，但是，歷史將證明托洛茨基同志的英明正確。托洛茨基同志的思想，遠遠走在了一個時代的前面，記住吧！記住我這個老布爾什維克今天講的這些話吧！」

伊萬諾維奇顯然有些失望，用筆桿敲打著筆記本，插話道：「拉舍維奇同志，這是表面現象嘛！實質問題是，國民黨在利用工人群眾，他們當然也知道，推翻帝國主義封建軍閥的反動統治是離不開千千萬萬被壓迫的工人群眾的！」

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波·揚·伊萬諾維奇教授是個挺有意思的人物，身高六英尺，體重不下二百五十磅，蓄著一部令中國學生們肅然起敬的大鬍子。

令人感動的不僅僅是波魯揚·揚·伊萬諾維奇教授一人。在1926年那個陽光明媚的春天，整座中山大學，整個莫斯科都令季伯舜和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大為感動。革命已經成功的社會主義蘇聯，對革命尚未成功的中國，對來自中國的一批批年輕的革命者們，敞開了自己熱烈的胸懷。

果然，往他們每個人酒杯里倒伏特加時，伊萬諾維奇說話了：「今天請你們三位中國同志來，主要不是吃飯，而是想談點工作上的事，我想聽你們談一談中國革命的情況。在學校里，你們聽我的，今天，我聽你們的。為什麼要請你們到這兒來呢？這裏氣氛好一些，大家可以談得更隨便一些。」

「請向托洛茨基同志轉達我們中國同志的崇高敬意！」

「後來，賀恭誠被反動軍閥槍殺了，那個國民黨負責人安忠良也被捕入獄，至今生死不明。我是在離開旅順前兩天聽說的，我聽了以後心裏很難過。」

季伯舜帶著困惑，也帶著由衷的崇敬點了點頭。

伊萬諾維奇道：「是的，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這是中國革命的性質決定的，共產國際的嚴重錯誤就在於沒有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一味要求共產黨服從國民黨，托洛茨基同志指出：他們實際上正在葬送中國革命，葬送中國共產黨！」

吳國平也說，中國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歷史不長，從總體上來看，對鬥爭的實質還認識不清。國共合作一來束縛了工人階級鬥爭的手腳，二來也在工人階級隊伍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亂。一般的工人群眾都把國民黨、共產黨看做一回事，都看做革命黨，許多基層的工人就參加了國民黨，而共產黨的力量則很難發展壯大，而且也從根本上喪失了獨立性。吳國平也舉出了一些具體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