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間，武帝一直閉著眼睛，似聽非聽。一直等到賀琛陳辭結束，武帝終於睜開眼睛，說：「你講完了嗎？呵，今天，你終於把自己積蓄很久的話講完了，你也就痛快了。古人說，來而不往非禮也，現在，就請允許朕就您的奏本作幾點回答。其實，你上書的內容並不新鮮，早在天監時期，朕就在公車府設立磅木、肺石二函，聽取各方意見。朕執政四十多年來，公車府送來的每一條意見我都認真地看，認真地聽。只是苦於時間有限，不能一一回復。你不必說自己是何等卑微，其實，你是早有預謀。今天，你終於將你積蓄已久的憤懣一併發泄。剛才你在發言時，朕就在想，如果你只是希望增加知名度，你只要站在大路上，向路上行人炫耀說：『我敢直接向皇上上書，我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就行了。你所列舉的案例並不具體，你要說清是哪一位刺史橫徵暴斂，是哪一位太守貪婪殘暴，是哪一位尚書、蘭台奸詐狡猾，又是哪一位欽差魚肉百姓？這些人奪取了誰的物品？你應該明確地說出來，好讓朕對他們或殺頭或罷免。說到士大夫的婚喪嫁娶，你認為宴請過度奢華，假若加以嚴禁，該怎麼禁？難道說讓政府執法人員到他們的密室，挨家挨戶地搜查嗎？如此一來，恐怕到時候像你這樣的人又會在朕的頭上增加一項騷擾百姓的罪名。你既然沒有指出具體人名，看來你指的是朝廷，或者就是朕本人了。眾所周知，早在天監初，朕即下令禁用牛、羊、豬三牲作為祭祀用品，你可調查清楚，建康城很久沒有屠宰牲畜的現象了。朝廷如有宴請，也只是一些蔬菜瓜果，你不能要求朕連一些蔬菜瓜果也禁用了吧。如果這樣，朕就成了一日就死的蟋蟀了。如果你認為供佛過於奢侈，但朕要告訴你，那些供品都是朕自家菜園裡的東西，是朕的親自種植。即令如此，為了節約，朕還是下令把一種瓜改做幾十個品種，把一種菜改做幾十種味道，因此才有供桌上的多種花樣。顯然，所謂奢侈浪費與你所反映的事實並不相符。平常的日子里，如果不是出席國宴，朕從不吃國家的酒食，這種自我約束朕已堅持很多年了。說到寺院的建築，那些請來的工匠或建築寺院所用的材料，都是朕自己九-九-藏-書的多年積蓄，決沒有動用國庫一分一厘，這些都是有帳可查，有根可據。你所說的驕奢淫逸，也與事實不符。眾所周知，朕斷房室三十余年，朕的居室一丈見方，只能安置幾排書架和一張床榻。朕一冠三年，朕的木棉蚊帳是十年前所制，如今仍是補補連連。過去皇帝的衣服從來不洗，換過就扔，朕的衣服卻已經洗得失去原來的顏色，這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朕每天三更就起床公務，事情少時，午前即可結束，事情多時，僅日中一食。如有更忙，直到傍晚才喝上一碗稀粥。朕以前腰圍超過十圍，如今只有兩尺余，舊的腰帶仍在宮中，你有興趣可以去看。」

事實上，能夠從太平盛世中看到危機的不可避免者，並不僅僅陶弘景一人。早在梁普通三年（公元522），就有郭祖深上封一事。當時，郭祖深曾在上書中列舉南梁朝政的種種弊端，共有十九條內容。在這些內容中，郭祖深特別指出朝廷在對待百姓與對待士大夫問題上兩種截然不同的做法，「急於黎庶」而「緩于權貴」，對生活在下層的百姓是如此苛刻，對上流社會的士大夫們是如此寬宏。雖然郭祖深在上書中同時指出佛教濫殤所帶來的社會矛盾將不可避免，但就整個上書而言，這隻是十九條中的其中一條。或許是因為郭祖深上書的言辭並不激烈，蕭衍對郭祖深的上書採取了寬容的態度。

所有的文武大臣，包括太子、諸王等，都知道那是一封怎樣的奏本了。有人開始為賀琛捏起一把汗。就在一年前，荀濟的上書曾讓皇上勃然大怒，荀濟如果不是逃得快，或許早就命喪黃泉了。現在，賀琛居然又將一封令武帝不快的奏本直接遞交給皇上，賀琛真是不要命了。

賀琛已經豁出去了，他索性丟掉奏本，放開直言：「當今社會，奢靡之風盛行。一些官員利用婚喪嫁娶大操大辦，同級官員竟相攀比，每次宴會，必是酒池肉林，果品堆積如山，縱有百兩黃金，仍不夠一次酒宴的費用。這些錢，他們是哪裡來的？是他們俸薪所得嗎？當然不是。不僅如此，現在的官員驕奢淫逸，蓄養妓|女成風，有的甚至姬妾成群，兒女上百，這些都需要巨額資金。一些官員離任后才覺得錢不夠花，於九_九_藏_書是那些在任的官員便加倍斂財。因為短暫的荒淫之後，錢像水一般流逝，方恨所斂之少，便再繼續利用職務收受賄賂，盤剝聚斂。這種現象非一人，一地，而成全國趨勢。官員貪污賄賂成風，百姓對國家失去信任，各地暴民起義風起雲湧。長持下去，國之大廈必遭傾覆。」

無法考察武帝的這些國號的典故，我們只能從字面上去理解這些帶著濃厚佛教色彩的名號所象徵的意義。雖然武帝在同泰寺的佛號聲中日漸沉迷，但在他的心中，謀求南北統一，追求中華大同，沒有哪一天不是他為之夢想的內容。

武帝似乎知道賀琛上書的內容，他展開賀琛的奏本，只是在那上面瀏覽了幾眼，就清了清嗓子說：「你終於耐不住寂寞，終於忍不住發話了，多麼好啊。現在，就請你把這封精心炮製的上書當著大家的面念一遍吧。」

明堂里開始有了不斷的低泣，在場人們被武帝的陳述深深感動了。這些年來，武帝就像一個真正的苦行僧人，他在宮中的生活，甚至夠不上一個普通百姓的生活標準。這樣的皇上，難道還有什麼可以指責的嗎？

武帝看了看那些受感動的大臣們，稍作停頓，繼續說道：「你說朕周圍多奸佞小人，可否請你說出姓名？如果你認為哪位官員不適合在朕身邊工作，你可否為朕推薦一個更為合適的人？這麼多年來，朕一直記住古人的教誨，專聽一面之辭，就會產生奸佞小人；獨任一方，必生禍殃。當初秦二世把國家大事委託給趙高，漢元帝的皇后把一切託付給了王莽，結果造成趙高指鹿為馬，王莽顛倒是非，朕當然不能去效仿他們。你說朝廷各大機構宏大，工作人員臃腫，現在諸官署衙門、各王府官邸、各駐京辦事機構等，你說哪些機構應該革除，哪些人員應該精簡？你說現在工程太多，你說哪些工程可以停建？哪些賦稅可以減輕？休養生息絕非一句空話，治理國家也並非若若空談。朕願意聽你的繼續陳言，傾聽你重新奏報，並會重新審查，並請尚書省向全國頒布，讓改革維新的美譽，能再現當今。但假若你所列舉的事實仍不具體，朕則認為你有嘩眾取寵之嫌。」

就在南梁皇帝蕭衍為他的國運長久，創晉、宋以來歷史之最而自我陶醉時，在北九_九_藏_書方的大地上，那個叫北魏的國家就像一截麵糰，在一個又一個政治家狂野的揉捏下，終於分成兩半，史稱東魏和西魏。歷史證明，每一次的大分裂，無不以人民的血肉之軀作為代價，無論是東魏還是西魏，他們都以正統自居，並隨時做好吞併對方的準備。於是，說不定是在什麼時候，又將會有新的血肉之軀去為鋪平通往帝座的道路而作出新的犧牲。好在無論是東魏還是西魏，都開始意識到自己的今不如昔，在強大的南梁帝國面前，再也不能橫刀立馬，便不得不一次次派出使者前來建康，謀求通和。這讓本來就十分自負的南梁皇帝蕭衍更有一種成就感，也更加相信他的以佛治國是一條成功之路。

公元535年，南梁皇帝蕭衍改國號大同。這一年即是大同元年。

賀琛又說：「英明的陛下，古人說，一葉以障目。當前人們只看到一派盛世，歌舞昇平，卻看不到在這盛世之後掩藏的社會矛盾，有的士大夫明明看到，卻不肯放言直陳，這是十分可怕的事情。」

大同元年（公元535）十一月，南梁帝國丞相徐勉病死於他的府宅，享年七十七歲。徐勉是繼范雲之後南梁帝國又一位重要的守門人。徐勉雖辦事穩妥，對朝廷忠心耿耿，但在品德和才學上都不及范雲，也缺乏范雲那樣的骨鯁正直。臨死前，武帝前來與他作最後的道別，徐勉忽然想起當年范雲對他的教誨，讓他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一定要堅持自己的立場，千萬不要隨順皇上。徐勉從床側取出當年范雲交給他的武帝親筆書寫「第一直臣」四字，頓時淚流滿面，雖然他已不能言語，但武帝還是能夠明白徐勉此時的心境。

大同三年（公元537），一名叫荀濟的大臣再次上書朝廷，與以往上書者的內容不同，這次荀濟上書的內容只有一個：佛教誤國，僧尼妖孽。同時，荀濟批評武帝一味沉迷於佛教，造成南梁大廈將傾的嚴重後果。武帝一反過去對郭祖深、江四子上書的寬容，對荀濟的上書大動肝火，當眾表示要破殺戒，對荀濟治以死罪，嚇得荀濟連夜逃往東魏。

皇家祖殿明堂里一片沉寂，似乎能聽到武帝衰老的心臟激越的跳動聲。賀琛接過奏本，他知道，現在，他只有豁出去了。於是他清了清嗓子九*九*藏*書，開始說道：「尊敬的陛下，在我發表以下意見之前，請原諒微臣的大不敬。但微臣要說的，並非微臣一人之言，而是大家之言。」

幾個月後，沉迷在同泰寺香火中的南梁皇帝蕭衍得到他昔日好友、著名的茅山道士陶弘景故去的消息。陶弘景與蕭衍，這兩個不同的人物曾經因為同一種愛好走到一起，後來，卻又分道揚鑣。一生沉醉於道教的陶弘景死了，死在他八十一歲這一年。按照道信徒們的理解，陶弘景是飛升上天了，但直到臨死前，陶弘景都沒有放下這個現實世界的芸芸蒼生。他留給他昔日好友的蕭衍的絕筆信是一首意味深長的詩：「王衍任散誕，何晏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陶弘景的這首絕筆詩很少有人能夠讀懂，連他的昔日好友蕭衍也似懂非懂。陶弘景畢竟是出世的，只有出世的人才能從出世的角度更加深刻地認識到這個所謂太平盛世的危機所在。面對這個太平盛世中士大夫們清淡成風，不務實際的現狀，陶弘景預感到一場危機即將暴發。

這幾年，武帝蕭衍不停地更改國號，由天監而普通，由普通而大通，再改為中大通。現在，是第六次改國號了。或許這位年邁的南梁皇帝覺得他在位時間太長了，長得有些讓人極不耐煩，於是，他便以這種頻繁更改國號的遊戲讓自己對他的帝國始終保持一份新鮮。

在這過程中，賀琛早已大汗淋漓。武帝言畢，朝中大臣相繼發言，對賀琛的狂放言論進行批駁。批判的調子越來越高，態度越來越激烈，最後竟上升到敵視朝廷、目無綱紀的高度。賀琛只得跪伏在地，表示要收回自己的言論，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大臣們激動地揮舞著手臂，喊著口號，現場的氣氛越來越激烈。

於是賀琛又繼續說道：「自從范雲逝后，陛下身邊只有阿諛，沒有直臣。阿諛小人又測得陛下內心，只報喜，不報憂，以騙取陛下信任。這些人因陛下的信任而大權在握，利用這些權力，他們剷除異己，結黨營私，貪污腐化，惡貫滿盈。長期的南北戰爭，給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現在戰爭結束，南北通和剛剛開始，朝廷卻開始了永遠也完成不了的各種工程，人民在結束戰爭恐懼之後，接著又是日日加重的徭役負擔。再加上帝國政府機構愈加龐九九藏書大，各級官員愈加臃腫，落實到百姓頭上的各種攤派越來越多，以致民不聊生，民怨沸騰，犯罪率居高不下，社會矛盾日漸突出。」

有人開始阻止賀琛的繼續發言，武帝卻揮揮手說：「讓他把話說完，否則他會憋死。」

賀琛開始對他的奏章照本宣科：「在英明的吾皇陛下的統治下，我南梁帝國日漸強大，令北方的敵國東魏臣服。為此，我強大的帝國應該適時讓百姓休養生息，國家正可以利用這大好時機積蓄財力，以應對新的戰爭和各種危機。但國家苛捐雜稅太多，各級官府只知橫徵暴斂，不顧民生危艱。百姓苦不堪言，不得不流離失所，境內戶口嚴重減少的事實有目共睹。政府大員時常到郡、縣出訪，每次出訪，前呼後擁，百姓不敢說話，官員滿載而歸。事實上是，每下去一位官員，百姓就受到一次騷擾。下級官員們垂手聽從上級官員的盤剝，又借這一名目對更下一級官員加重盤剝，盤剝到最後，只有百姓遭殃。這樣的結果是，雖然朝廷年年降旨要人民恢復生產，多次下令減免賦稅，而百姓的負擔卻越來越重，不得不四處流浪。」

隨著這一年的逝去，蕭衍已是一個八十二歲的老人了。這一年正月，當武帝在南郊完成了他每年一次的祭祀天地后，御史中丞賀琛忽然越過中書舍人朱異，將一封奏本直接遞交到武帝的手裡。賀琛的舉動讓在場的所有人都大吃一驚。

大同二年（公元536），又有江四子上書，指出朝廷在政治上的一系列失誤，其中謹慎提到武帝將太多時間耗費在同泰寺的香火中，以致某些地方民不聊生的社會現實。武帝蕭衍雖然對江四子的上書略有不快，但他對上書的內容基本認同。他甚至在江四子的上書後批道：「屋頂漏雨，屋底下的人應先知道；朕居於屋頂之上，看不到屋頂下的漏雨，希望大家替朕多看著點啊，以免有一天大廈將傾。」武帝雖然是這樣說，但熟悉他的大臣們都知道，隨著晚境的漸至，武帝越來越好人佞已。他只願意聽讚歌，並不願意聽反調。這或許是很多老人的通病，於是，任憑屋頂漏雨，大家淋著就淋著點吧，別給自己惹上什麼麻煩才好。然而總有人不肯淋這個冷雨，總有人當看到屋頂漏雨，大廈將傾，會不由自主發出自己另類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