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深秋，我第一次去北大——當時我已從南方一個普通大學畢業，在機關工作一年後辭職——我有點矜持地走在北大校園裡，小職員式的皮鞋擦著地上的落葉，我仍然記得當時的"沙沙"聲，校園很靜。我真希望能碰見幾個行吟詩人、校園歌手，可誰都沒出現，倒是有些人在未名湖邊讀書，但遠遠看去很平庸。大約四點鐘的樣子，我站了一會，突然很思念我的父親母親，我開始不安地四處遊盪起來，越來越餓，像個心不在焉的鬼影……後來我可能經過了燕園，在小路上差點給家屬子弟的自行車撞倒，也許還在三角地布告欄撕過一個GRE培訓班的電話號碼，最後趕在日落之前出了南門，離開。

康德在評價費希特這位學生的時候說：「他是一位為真理獻身的人，在他感覺到自己有一種語言的力量改善人們道德九-九-藏-書的天職時，他就不容反駁地說出一切事物的真理。」在年輕的時候說出「事物的真理」，這需要勇氣——愛過，生活過，戰鬥過——那些勇敢的年輕人！

這時候，我漸漸能分辨閱讀許知遠文章時產生的那種隔膜和敵意是什麼了——生性沉默的我，本能地覺得這個截然不同的少年說得太多了，太饒舌了……在我曾經生活的那個城市，我能從靠窗的座位看到不停東流的江水，悶熱而潮濕的生活讓我經常陷於迷思與幻想，夏天的瓢潑大雨掩蓋、沖刷掉少年的低語，初戀的呢喃……粘稠的氣候模糊了我對青春期的大部分記憶——這也許是個無聊的託詞，但我無論如何記不清了，我的青春……我繼續讀著許知遠的文章，他對北大生活越來越清晰而深刻的記憶、越來越激動地回憶令我越來越感覺不安，他在用他自己的生活、他理想九_九_藏_書化的青春生活攪亂我平庸的過去。慌亂之下，我笨拙地挖掘著有關北大的那些碎片一樣的記憶，那天短暫的遊歷——可那隻不過是北大普通的一天啊，未名湖像個無聲的海，什麼都不說，還有那些沒有出現的詩人、歌手、好看的姑娘，他們什麼都不告訴我，都讓我沮喪。整個少年時代，我都感到沮喪：我似乎從未趕上過那些重要的成長事件，少年尋找靈魂、尋找艷遇的夜行、精神導遊者神奇的出現、太陽下肆無忌憚的性幻想、純真的詩會以及告別純真的詩會……

在擔任圖書管理員期間，博爾赫斯曾經不動聲色地說過一句話：「圖書館里的諸君，年少時誰不是浪跡天涯？」《那些憂傷的年輕人》的選文似乎隱喻了這句話，也隱喻了許知遠1998年—2000年的寫作狀態：他一面迷失在閱讀中，一面盤桓在青春里；他要麼是在九九藏書去圖書館的路上，要麼是在返回校園的途中；有時候把青春搬到圖書館里，有時候把圖書館搬到青春的流放地……在這簡單的循環中，勇敢的少年正在在建造他青春的理想國，讀到這裏的時候我對這個名校畢業的傢伙的敵意突然消失了，一點都沒有了。那些具體的詞語：「燕園」也好，「未名湖」也好，「孔慶東」也好，它們的具體意義突然消失了，對北大的清晰印象和地理符號上的熟悉也變得不再重要了。

三年以後，由於工作關係，我認識了許知遠，現在我們是很好的朋友。我一篇接一篇地閱讀許知遠關於北大往事的文章——初讀時，那些過於具體的細節、地點、符號、人名在我倆之間竟然造成巨大的心理隔膜，我的內心甚至湧現出某種不可名狀的敵意，對那個陌生的人的陌生的青春記憶——顯然，這個意志比我強悍得多的少年九*九*藏*書在大聲地、甚至是霸道地宣告他漫長的青春期，宣告那些令他驕傲的迷惘生活，宣告那些溶解在未名湖裡的驚心動魄……他語調出奇地亢奮和激動——這真令我吃驚！

與許知遠截然不同的是，北大在我腦海里始終只有模糊的印象。

後來，我只在費希特的《現時代的根本特點》里再次感受過這種語調。1804年，也是深秋的時候，青年哲學家面對柏林民眾發表了題為「現時代的根本特點」的17次演講，在同樣的反理性時代，年輕人勇敢的舌頭甚至比心靈的激|情要更加敏銳、昂然有力，「用高傲的態度說出時代精神」（黑格爾）。

我想，這個年輕人的善良和熱情比他的張狂更加強烈——他一面寫，一面在北方乾燥的夏天裡奔跑，告訴所有擦肩而過的孩子們，北方的孩子們，南方的孩子們，清醒了的孩子們，沉睡著的孩子們，「看，我們的青春埋藏在read.99csw.com哪裡……」

這裏必須插敘一件小事:今年春天，我偶然讀到李皖的《五月的鮮花》，我被深深地感動了，我在給作者的信中說：「……《五月的鮮花》幫我重新發現了自己的少年時代——我在另一個人的少年時代中發現了自己的少年時代，所以一下子被《五月的鮮花》感動了……」但世界上還有另一種文章，或者說還有和你截然不同的靈魂——你無法像閱讀《五月的鮮花》那樣對它產生共鳴，無法被溫柔地感動，因為你在其中看到的是自己不曾有過的生活、截然不同的生活——你無法通過感動的方式接受這種文章，你的內心要麼被震撼，要麼一下被刺痛了。

文/鄒波（原《經濟觀察報》設計總監、作家，近著《書與畫像——一部個人化的閱讀史》。）

——康德

傍晚沒有一點風，我一頭扎到附近的麥當勞里，扎回到自己的生活……

要勇於運用你的聰明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