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爾·利特曼告訴我說，「達爾文進化的問題在於，你要有足夠的進化時間！」可是，誰能等上一百萬年呢？在將人工進化注入到製造系統的各種努力中，要加快事物的進化速度，一個辦法就是向其中加入學習。人工進化很可能需要一定的人工學習和人工智慧，才能在人類可接受的時間尺度內上演。

學習加上進化，正是文化的一箋配方。通過學習和行為將信息傳遞給基因，是遺傳同化；反之，由基因將信息傳遞給學習和行為，就是文化同化。

人們在最近幾年才開始研究學習、行為、適應與進化之間那令人興奮的聯繫。絕大部分工作都是通過計算機模擬進行的。生物學家們曾經或多或少地輕視這些工作——不過情況已經今非昔比了。有一批如戴維·艾克利和邁克爾·利特曼（1990年）、傑弗里·韓丁和史蒂文·諾蘭（1987年）這樣的研究人員已經通過模擬實驗明確無疑地揭示了會學習的生物族群是如何比那些不會學習的生物族群更快地進化的。這裏所說的學習，是指通過改變行為來不斷搜索種種可能的適應性。用艾克利和利特曼的話說，「我們發現，能夠將學習和進化融為一體的生物要比那些只學習或只進化的生物更成功，它們繁育出更有適應力的族群，並能一直存活到模擬實驗結束的時刻。」在他們的模擬實驗中，生物所進行的探索式學習實質上是一個對確定問題的隨機搜索演算法。而在1991年12月舉辦的第一屆歐洲人工生命會議上，另兩位研究人員帕里西和諾爾夫提交的實驗結果顯示，由生物群自行選擇任務的自導向學習具有最佳的學習效率，生物的適應性也由此得到了加強。他們大胆斷言，行為和學習都是遺傳進化的動因之一。這一斷言將愈來愈被生物學所接受。reaｄ.９９csｗ.ｃｏｍ

文化隨我們的軀體而進化，反之亦然。沒有了文化，人類就失去了獨有的天賦。（一個不那麼恰當的證據是，我們無法把由動物養大的「狼孩」培養成有創造力的成年人。）文化和肉體融合成一種共生關係。在丹尼·希利斯的概念中，文明的人類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共生體」——文化和生物行為互惠互利、互為依存——這是一個最絕妙的共同進化的例子。如同所有的共同進化一樣，它也遵循正反饋和收益遞增的法則。

人類歷史就是一個文化傳承的過程。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類的學習與傳授技能與生物學意義上繼承的記憶與能力是遙相呼應的。

隨著動物不斷進化出複雜行為，進化開始從達爾文枷鎖中掙脫出來。動物們能對外界刺|激作出反應，能夠做出選擇，還能夠遷徙到新環境和適應環境的變化，這些都為準拉馬克進化創造了條件。而隨著人腦的進化，人類創造了文化，文化又催生了真正具備獲得性遺傳的拉馬克進化。

「貫穿冰河時代的、如同冰川一般緩九_九_藏_書慢而堅定的文化成長，改變了進化中的人類所面對的選擇壓力，對人類進化起著主要的指導作用。儘管細節難以回溯，但工具的完善，有組織的狩獵和採集活動，真正的家庭結構，火的發現，更重要的是，在交流和自我約束中對符號系統（語言、藝術、神話、儀式）的日漸依賴，凡此種種，都為人類創造了不得不去適應的新環境……我們不得不放棄試圖通過基因來精準、規律地控制我們行為的道路……」

我想說的是，拉馬克進化的優勢是如此顯著，以致於大自然找到了使其發生的方式。在達爾文的語義下，我會這樣來描述它的成功：進化無時無刻不在細察這個世界，不僅僅是為了找到更適合的生物體，更是為了找到提升自身能力的途徑。它每時每刻都在尋求在適應上有所寸進。這種不間斷的自我鞭策形成了一種巨大的壓力——如同整個大洋在尋找一絲可以滲漏的縫隙一樣——迫使其提高自身的適應能力。進化搜尋著行星表面，尋找讓自己加快速度的方法，使自己更具靈活性，更具「進化性」——這並非出於它的主觀努力，而是因為不斷加速的適應性就是失控了的軌道，它行駛其上，身不由己。它搜索著，力圖找尋拉馬克進化而不自知；拉馬克進化正是那絲更加通暢、更具可進化性的縫隙。

文化重塑了生物（確切地說，是讓生物重塑了自己），使之適於更進一步的文化發展。因此上，文化趨於一個自提速的過程。如同生命會繁衍出更多數量和種類的生命一樣，文化也會孕育出更多數量和種read.99csw.com類的文化。這裏我所指的是一個強化了的過程：在文化引導下的生物，從生物本質上更適於從事生產、學習和適應等工作，而且是以文化而非生物的方式。這意味著，我們之所以擁有能創造文化的大腦，是因為文化需要併產生出這樣的大腦。也就是說，人類出現以前的物種，不管曾擁有怎樣微末的文化碎片，對於後繼者們創造出更多的文化都會有所助益。

更進一步講，韓丁和諾蘭推測，鮑爾溫理論最有可能適用於那些特別「崎嶇」的問題。他們認為，「對那些相信進化空間中地勢起伏都有規律可循的生物學家來說……鮑爾溫效應沒什麼意義，而對那些質疑自然搜索空間有著良好結構的生物學家們來說，鮑爾溫效應就是一個重要機制，它允許生物利用其體內的適應過程大大改善其進化空間。」生物體開創了屬於其自己的可能性。

文化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對此做了總結：

對此我沒有絲毫生物學上的證據。我從史蒂文·傑·古爾德等人那裡聽過一種說法：「人類自2萬5千年前的克魯馬努人以來就沒有發生任何形態上的變化。」不過我不知道這個說法對我的主張意味著什麼，也不確定古爾德等人的聲稱到底有多準確。從另一方面說，生物退化的速度之快令人咂舌。棲息在全黑洞穴中的蜥蜴和老鼠據說隨時都可能喪失它們的視覺功能。在我看來，肉體只要有機會就會將它每天背負的苦差事甩掉一部分。九*九*藏*書

威爾遜和拉姆斯登認為，基因和文化的耦合是如此緊密，以致於「基因和文化不可分離地連為一體。任何一個發生變化都將不可避免地迫使另一個也發生變化。」文化進化能塑造基因組，但也可以說基因對文化也存在必然的影響。威爾遜相信，基因變化是文化衍變的先決條件。如果基因的靈活性不足以適應文化的變遷，就無法在文化中長期生根。

從這點來看——這個觀念其實由來已久——由先前的人類所獲得的每一個文化進步（刀耕、火種、書寫），都為人類心智和軀體的轉變預備了「可能的空間」，從而使昔日的生物行為轉化為日後的文化行為。隨著時間的推移，由於文化承擔了部分生物性的工作，人類的生物行為逐漸依賴於人類的文化行為，並更有效地支持了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孩子們從文化（祖輩的智慧）而非動物本能中每多傳承一分，就使得生物學的人類多一分機會，將這種文化代代相傳下去。

對人體來說，這種朝向信息系統的加速進化似乎意味著生物性的萎縮。從學習和知九-九-藏-書識積累的角度看，文化是一種自組織行為，它以生物性為代價來做大自己。正如生命無情地侵入物質並將其據為己有一樣，文化也將生物性據為己有。在此我宣稱，文化修改我們的基因。

如果我們把文化看作是一個自組織系統——一個具有自己的日程和生存壓力的系統——那麼，人類的歷史就會顯得更有意思了。理查德·道金斯曾經表示，那些自複製的思想或文化基因體系能迅速累積自身的事務和行為。我認為對於一個文化來說，最本原的動力就是複製自身以及改變環境以有利於其傳播，除此之外，別無其他。消耗人類的生物資源是文化這個自組織系統得以存續的一個途徑。而人類在一些特定的工作上也往往善假於物。書本使得人類的頭腦從長期存儲信息的負荷中解脫出來，得以去做些別的事情；而語言則把笨拙的手勢交流壓縮為省時省力的聲音。經過世代的變遷，文化會承載起越來越多的機體功能。社會生物學家威爾遜和查爾斯·拉姆斯登利用數學模型發現了他們所謂的「千年規則」。計算表明，文化進化能帶動基因的重大變化，使之在一千年內就能迎頭趕上。他們推斷，在過去千年裡人類所經歷的文化上的巨變可能會在基因上找到一些影子——儘管基因層面的變化可能是我們還無法察覺的。

達爾文進化作為一個學習過程不僅緩慢——用馬文·明斯基的話來說——而且「愚鈍」。當最原始的腦組織誕生時，進化發現，引入主動學習可以加快進化的步伐。而當人類的大腦誕生后，進化終於找到了預見並引導自身進程所需的複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