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煙是禁英國等國販運之煙，然而，各地官員在奏摺中竟全然不提英國可能對此事作出的反應。這說明清朝上下當時還未把禁煙與中英關係聯繫起來看，暴露出他們對鴉片走私情況的懵懂，對國際事務的無知。

林則徐又請求給予工作指示，道光帝僅稱，「照從前那樣做就好了」。此後，又多有褒獎之語。

黃爵滋的這份奏摺，要求改變以往重海口、重「夷商」、重查拿煙販和查拿煙館的老方法，將禁煙的目標，直接對準吸食鴉片的癮君子。也就是說，將禁煙的重點從沿海擴大到內地，變為全國範圍內的捕殺癮君子的國內司法行動。

至於辦事認真，當時可謂無出其右者。道光帝以守成、紮實為朝政宗旨，林的認真最合他的脾胃。1832年林則徐在東河總督任上查驗河防各廳準備防堵的料垛，他逐一翻檢，有疑便拆，按束稱斤。道光帝對此大為感嘆，在其兩份奏摺上硃批，贊其「認真」、「勤勞」。1838年林則徐在湖廣總督任上督修江漢堤防，當他報告親赴江堤組織防汛時，道光帝在其奏摺上硃批，又一次稱讚了他。

對於這一則筆記所述情況的真偽，我在緒論中已表示懷疑。即便真有此事，我以為，「邊釁」也似乎並非是琦善的自我判斷。從琦善當時的奏摺來看，從他後來在鴉片戰爭中的表現來看，此人似無如此高超的預見性。案此次與林相遇，是他辦完天津查煙進京請訓后，返回保定任所。他若有「邊釁」一語，很可能是在北京聽說的。

林則徐收到此文後，於1839年1月16日復札。他完全同意龔自珍對於「邊釁」說的駁論，而且稱之「可入決定義」，即確鑿無疑的定義。

清朝官員在奏摺中沒有提到英國的反應，不僅是「天朝」的意象遮攔了他們的視野，還因為他們自己蒙住了自己的眼睛。

檢視黃爵滋和那29份議復的奏摺，不難看出，其中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基本上沒有提到英國。而第一次提到者，仍是黃爵滋，謂：「今入中國之鴉片，來自𠸄咭唎等國。其國法有食鴉片者以死論，故各國只有造煙之人，無一食煙之人。」黃爵滋的用意，自是用英國的法律來證明自己觀點的正確。爾後，廣西巡撫梁章鉅、南河總督麟慶也提到英國，但只是批駁黃的說法，認為「峻酷」的「外夷」方法，根本不足以仿效。除此三處外，別無英國一詞的出現。

林則徐寫此信時，已是待罪之身，心情之不快是可以想見的，言詞中不無自我辯解之意。他所追述的是兩年前在京請訓時與道光帝討論「邊釁」的情況。對於他的這段話，有著不同的解釋。我以為，此中提到的「邊釁」仍是「議論者」阻撓禁煙的借口，對照先前他給龔自珍的復札，不能解釋為林早已看到了「邊釁」，恰恰說明他還不認為會有「邊釁」。同樣，「斷不遙制」一語，也不能解釋為道光帝不怕林在廣東引起「邊釁」，而是道光帝表示，不會因「邊釁」的議論而妨礙林在廣東的禁煙行動。至於「英吉利」等語，自然羼伴著林則徐到廣東以後的認識，不儘是其在京時的想法。

因此，清朝官員們所認定的禁煙的困難和障礙，實際上也暗暗立下主持禁煙人選的標準。這個人必須是公正清廉、辦事認真、有一定地位、能破除官場舊習而起衰振弊的民事長官，而不是一個統帥三軍與「外夷」（當時也不知道何「夷」）開戰的軍事統帥，更不是一個與「外夷」折衝樽俎交涉談判的外交家（因為當時根本不存在近代模式的外交）。

北京確實有「邊釁」的議論。

可以肯定地說，林則徐在京期間，聽到過「邊釁」的議論，而且還與道光帝討論過「邊釁」的問題。

先是在1836年12月，義律接任駐華商務總監督，為打破當時中英並無實際官方交往的僵局，破例用「稟帖」的形式，自稱「遠職」，通過行商將其任命的情況告知兩廣總督鄧廷楨，並要求進駐廣州商館辦公。鄧廷楨見「來稟詞意恭順，尚屬曉事」，經過一番查訪，遂上奏道光帝，認為「雖核與向派大班不符，但名異實同」，「查照從前大班來粵章程，准其至省照料。」1837年2月，道光帝批准了鄧的請求，並指示「一切循照舊章」。此後，義律又通過交涉獲得了公文封口上稟和遇事隨時駕乘舢板往來廣州的權利。1837年11月，義律接到英國外相巴麥尊的訓令，要求他不經過行商直接與中國官員打交道，並在公文中不書「稟」字。義律立即進行交涉，在公文中精心改用「謹呈」、「呈上台前」等字樣，並要求公文能由廣州府、廣州協的清朝文武官員直接轉收。鄧廷楨對此予以拒絕。read.99csw.com

由此，道光帝收到了29份各將軍督撫議復的奏摺。

如果說反對黃爵滋的主張，就是反對禁煙，那麼，林則徐的使命恰恰是這幫反對禁煙的官僚促成的。這裏面不無滑稽的意味。

從道光帝的個人經歷來看，他對邊釁還是有恐懼心理的。在他登基未久，新疆南部便發生了張格爾叛亂。結果經歷了七年的工夫，耗帑一千多萬兩銀子，動用四萬軍隊，方才捕獲了張格爾，制服支持張格爾的浩罕國（地處今吉爾吉斯共和國一帶）。道光帝為此疲憊不堪。此時，清朝的財政也已難以應付再一次戰爭。道光帝也已年近六旬，施政以守成安靜為歸。他雖然不認為清朝不能打勝下一次戰爭，但絕不願意出現大的戰亂和動蕩了。

然而，此一事件又說明，當時的中英關係處在一種非常矛盾畸形的狀態之中。從政治層面來看，清朝守住了「天朝」的體制，對外緊閉著大門，對當時西方世界普遍採用的外交程序十分警惕，不容絲毫滲透；從經濟層面來看，清朝又因其軍政機器鏽蝕，大門關而不緊，罪惡的鴉片從門縫中滔滔湧入，已經沒有力量將其堵住。這使得後來林則徐在廣東禁煙時，處於一種十分尷尬的境地。

從1839年1月到1840年12月，林則徐在兩信中談到當時在京時對「邊釁」的想法，已有一些游移，但大體意思還是相通的。又過了一年多，林則徐在書信中對此事的說法又作了修正，那是他為了自我辯解而修正了事實（詳見本章第三節）。

8月2日，馬他侖率英艦3艘直逼虎門。8月4日，馬他侖致書關天培，要求代遞他致鄧廷楨的公文。該公文稱，由於鄧廷楨拒收義律的公文，請派人前來與他「面敘」。關天培為此致書馬他侖，聲明「天朝禁令，向不準兵船總領入口」，解釋因義律公文不用「稟」字，致使總督「不肯違例接收」，並詰問英艦逼近虎門，「其意何居」？8月5日，馬他侖復文關天培，聲稱其進逼虎門與義律之事毫無關係，而是虎門清軍截留一英商船，盤問馬他侖及家眷是否在船上，這是對他的污辱，要求「須必解明」。關天培在英艦的壓力下，表示順從，派副將李賢、署守備盧大鉞至英艦，當眾寫下字據，稱此「乃系土人妄言」，「其得罪貴提督言語，即如得罪本提督一也。」馬他侖得此字據，於8月6日撤離虎門。九九藏書

至1838年10月23日，道光帝已經收到28份議復的奏摺，仍未下決心採取行動，而是下令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有關部門討論，提出意見。這表明，一切都按照舊有程序按部就班地進行著。

當然，即使嚴禁海口，仍是反走私的國內行動，與外國無涉；即使牽涉到中國境內的外國人，也與外國政府無涉。但這僅是法理上的正確，與殖民主義時代的強權相比，顯得軟弱無力。而且，這也僅僅是我們今天的認識，與清朝官員的意念毫無關係。

按照清朝的法律，殺一人須經縣、府、省三級審理，由省一級判結后，繕寫揭貼13份，送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等有關衙門，同時以題本報皇帝，由內閣票擬交刑部等核議具奏，最後由皇帝勾決。若吸煙者誅，那麼，如此之多的癮君子，必然會給地方官以及屬吏幕客帶來無窮無盡的工作量（看過清代刑部檔案的人都知道一個死罪案件的文牘數量）；更何況這一類案件的審理，很可能牽涉到巨室富戶，那就不僅僅是工作量的問題，而會捲入無窮無盡的麻煩。

按照清朝官員的責成規定，若地方官未能及時宣布本境內消滅了吸食者，無疑是工作不力的表現，應按未完事件例受罰；若地方官宣布本境內已消滅吸食者，那麼，一旦此後發現癮君子，無論該官調遷何處，都應按失察例受罰。這如同第二十二條軍規，地方官無論如何也擺脫不了受罰的命運。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官員不同意黃爵滋的意見呢？

史料之二是1840年12月22日林則徐給他的親家、時任河南河陝汝道的葉申薌的信，談到「邊釁」一事：

因此，他們主張加強查處販煙、售煙。因為販運、銷售的行為可以解釋為過境性、偶然性的，捉住一個便立下一功，捉不住也無責任可究。當然，更聰明的方法，就是將禁煙的責任推向海口，內地官員自可擺脫干係；能夠推到廣東則更妙，禁煙就成了廣東一省官員的事務，其餘省份自可樂得輕鬆。

可就在這時，發生了兩件事。

另一有趣的事件是，就在欽差大臣林則徐去廣東嚴禁海口的一年之後，黃爵滋也被授予「欽差侍郎」的名義，去福建查禁海口。到了這時，他又在奏摺中大談如何嚴禁海口，閉口不談嚴禁吸食。這是他自己觀點的轉變，還是順乎道光帝的意向，就不得而知了。

至於為官清廉，恰是林則徐的優長。在當時官場賄賂公行的惡濁之中，他的操守，他的自律，有著出污泥而不染的清新。

儘管30份奏摺都沒有提到英國的反應，儘管清朝上下都沒有看清馬他侖來華的意義，但是，京城裡對此還是有一個說法的，用的是意義含混不清的名詞——「邊釁」。

史料之一是林則徐的朋友、時任禮部主客司主事的龔自珍，在林臨行前撰寫了一篇《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其中「答難義」的第三項談到「邊釁」問題。所謂「答難」，即對非難的批駁。龔自珍稱發難者為「迂誕書生」，未具體明指何人，但又稱「送難者皆天下黠猾遊說，而貌為老成迂拙者」。由此可見，發難者是京城中一班反對禁煙的人士。龔還提醒林，這一類人物「粵省僚吏中有之，幕客中有之，遊客中有之，商估中有之，恐紳士中未必無之，宜殺一儆百」。

1838年馬他侖來華是一個重要的信號，它用武力的方式表明，英國對其貿易利益（主要是鴉片貿易利益）是不吝惜訴諸武力的。可惜，清王朝上下，無人識得這個信號的真切意義，致使後來陷於被動。

此時，馬他侖率艦隊抵達，義律以此為後盾，於1838年7月29日，未經行商，直接向廣州城門投遞了未寫「稟」字的公文，告知馬他侖的到來。鄧廷楨將此公文交行商退回。

林則徐去廣東，為的是查禁鴉片。而他的使命，又肇因於黃爵滋。

用這個標準來衡量，林則徐無疑是最合適不過的人選。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29份奏摺中，竟有19份主張禁煙的重點在於查禁海口，這與黃爵滋的奏摺中查禁吸食的意見相左；在這1https://read.99csw.com9份奏摺中，除桂良、陳鑾、蘇廷玉外，又都不同意對吸煙者採用死刑，這就與黃爵滋的意見截然對立了。更引人注目的是，19份奏摺中的8份，言詞直指廣東，上奏人分別為直隸總督琦善、盛京將軍寶興、湖北巡撫張岳松、陝西巡撫富呢揚阿、浙江巡撫烏爾恭額、河南巡撫桂良、廣西巡撫梁章鉅、江蘇巡撫陳鑾。其中又以張岳松、烏爾恭額、桂良三人言詞最為激越。他們稱言，禁煙須正本清源，鴉片的來源在廣東，要禁煙，須在廣東切斷毒源。

林則徐，福建侯官（今福州）人，1811年中進士，入翰林院。散館后以編修在國史館、譒書館、清秘堂充職，當過御史。1820年，嘉慶帝在去世前兩個月，發現這個人才，放為浙江杭嘉湖道。以後平步青雲。儘管因父母病故而兩次丁憂，但復官即補實缺，由按察使、布政使、河督、巡撫而於1837年授湖廣總督。

可是，道光帝選派欽差大臣，為什麼選中了並沒有在奏摺中力主嚴禁海口的林則徐呢？

1838年12月26日到1839年1月8日，首尾十四天，林則徐在京請訓。期間於12月31日，道光帝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查辦海口事件，所有該省水師，兼歸節制」。林則徐的使命由此定局。

至於禁煙決心，林則徐正是首行者。當他收到道光帝要求對黃爵滋奏摺「各抒己見」的諭旨后，不待進一步的指示，率先動作，起獲煙膏煙土1.2萬余兩。道光帝在上諭中稱讚他：「所辦甚屬認真，可見地方公事，果能振刷精神，實力查辦，自可漸有成效。」

於是，他提出了一個新方法，制定一項新的法律，限期一年戒煙，爾後查獲吸食者誅。

從這些奏摺可以看出，當時清朝官員僅僅是從國內事務的角度來考慮禁煙的。就連道光帝由內閣明發的讓他們「各抒己見」的諭旨，也是通過「刑部咨會」或「戶部咨會」，而不是由「禮部咨會」或「兵部咨會」的方式傳到他們的手中。他們認為，禁煙難就難在地方官的玩忽、胥吏的庇縱、兵丁的貪贓、奸民的枉法。其中許多奏摺已經點明而另一些奏摺雖未點明但也暗諭，禁煙最大的障礙在於充斥于鴉片交易中的賄賂，及由此引起的貪官污吏的暗中抵制。他們沒有看到，英國的阻撓才是禁煙真正的終極障礙。

在當時的政治體制下，作為漢人的林則徐能如此騰達，與道光帝的器重是分不開的。1822年，林則徐在召對中第一次見到道光帝，便獲天語溫嘉：

道光帝收到如此奏摺，自然不會十分看重，僅指示鄧廷楨「相機籌辦」，「外示鎮靜，內謹修防」。而後來收到馬他侖離華的奏摺，僅硃批「知道了」三字便了事。

1838年10月4日，馬他侖率艦2艘離開澳門，而另一艘軍艦則於8月18日先行離去。義律試圖不用「稟」字、不經行商的公文程序，仍為廣東當局所拒。

從這29份奏摺來看，同意黃爵滋吸煙者誅的主張的，僅8份，上奏人分別是湖廣總督林則徐、兩江總督陶澍、署四川總督蘇廷玉、湖南巡撫錢寶琛、安徽巡撫色卜星額、河南巡撫桂良、江蘇巡撫陳鑾、東河總督栗毓美。其餘的只主張對吸食者加重處罰，而不必殺頭。但是，所有的奏摺都主張加強對販煙、售煙的緝拿，並加重罪罰。以此看來，所有的奏摺都不同意黃爵滋前引奏摺中的第三點分析。

我以為，如此之多的地方大吏之所以不同意黃爵滋的意見，是因為他們害怕此舉可能會給他們帶來危險。

從1839年1月8日至3月10日，林則徐或舟或車或轎，歷直魯皖贛而至廣東省城，一路辛苦，他彌感委任之逾恆，倍悚責任之重大，肯定想了許多許多。但是，他絕不會想到他面對的將是比「天朝」還要強盛的英國，也不會想到他將揭開中國歷史新的一幕，使得一百多年來，人們不斷地稱頌他，批責他，ｈttps://reａｄ.9９ｃsw.com談論他，研究他。

第二天，11月9日，道光帝下了一道特別的諭旨，「林則徐著來京陛見」。

有論者認為，這是琦善等反禁煙派（弛禁派）玩弄花招，改良手法，破壞禁煙的行動。對此，我已經在緒論中表示了不同意見。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中，官員們以揣摩皇帝旨意為能事。當道光帝在諭旨中已明顯表露其傾向時，沒有一位大臣敢用自己的烏紗帽開玩笑，以步後來許乃濟之後塵。僅從奏摺的表面言詞，還難以完全看清他們的內心世界。

英國是鴉片走私的主凶。這在廣東民間，已屬常識問題，廣東官員在此之前也曾在奏摺中提及。但是，「天朝」不屑於過問「外夷」之事，「天朝」的官員也無需了解「英夷」之情。他們在奏摺中未把英國放在話上，是因為他們在心目中把一切「外夷」都放在話下。

一是10月25日，道光帝得到報告，庄親王奕𧷏、鎮國公溥喜在尼僧廟吸食鴉片。煙毒已侵染皇室！二是11月8日，道光帝收到琦善的奏摺，稱其在天津拿獲鴉片13萬兩。這是1729年清政府禁煙以來，一次查獲煙土最多的大案！而且琦善還奏明，這些鴉片是廣東商人在廣東購買從廣東運來的。

1839年1月8日，北京，天氣明朗。欽差大臣、湖廣總督林則徐拜別了絡繹不絕的賓客后，于中午時分，開用欽差關防，「焚香九拜，發傳牌，遂起程」。由於是欽差大臣，禮儀規格殊榮，林則徐一行由正陽門出彰儀門，一路南下，直奔廣東。

由此看來，道光帝選擇林則徐主持廣東禁煙，是有其理由的。而後來林則徐在廣東的驚世表現，也證明道光帝的眼光不錯。若要派其他人去，很可能流為轟轟烈烈走過場。

此時，在道光帝的心目中，各地大吏中最得其意的大約有4人，各有特點。一是兩江總督陶澍，為政老練寬達；二是直隸總督琦善，辦事果敢銳捷；三是湖廣總督林則徐，理政細密周到；四是雲貴總督伊裡布，善於鎮撫邊務。其中陶澍職在海口，又年老多病，此時已幾次給假調理；琦善在天津查禁鴉片事件未完；伊裡布的長處是處理與少數民族的關係。林則徐自然成了首選。

1838年7月13日，就在各地將軍督撫奉旨討論黃爵滋的奏摺之時，英國駐印度海軍司令馬他侖（Frederick Maitland）率英艦兩艘開到了廣東虎門口外。

第二天，7月30日，馬他侖直接致書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以溫和的語言，將其保護鴉片貿易的目的隱隱露出，並以「水師船隻隨時來粵」相要挾。然而，廣東官員完全沒有領悟出這段話的真實含義。

英國在此時有所動作。

然而，鄧廷楨等人在8月15日奏報此事時，襲用當時官場慣行的粉飾手法，稱馬他侖來華的目的有二：一是「稽查商務」，二是「改變舊章」（即不用「稟」字）。對前者僅提了幾個字，對後者卻大發議論，「伏思中外之防，首重體制」，「在臣一字之更，何關輕重，惟平行於疆吏，即居然敵體于天朝，體制攸存，豈容遷就」。對於馬他侖致關天培的公文，一字不提。對於英艦進逼虎門之事，更是一派謊言。甚至還無中生有地編造了一段馬他侖在遭關天培駁詰后賠罪的話，結論是，「該夷目無所施其伎倆」。此後，鄧廷楨還兩次奏報情況，描繪馬他侖等人「恭順」之狀，並報告其離開中國海面的情況。

這隻是一個方面。

龔自珍認定根本不可能發生「邊釁」，他對「邊釁」說的批駁也顯得毫不費力，游筆自如。按照龔自珍的分析，禁煙免不了用兵，但他意念中的用兵規模，大抵相當於今天反走私的警察行動，只不過當時沒有警察而已。rｅad.99ｃｓｗ•coｍ

1838年6月2日，就在林則徐出京前的7個月，以「遇事敢言」而得到道光帝青睞的鴻臚寺卿黃爵滋，上了一道嚴禁鴉片的奏摺。他認為，鴉片屢禁不止，愈演愈烈，原因在於以往的禁煙方法不當。

正為白銀外流而困擾的道光帝，看到這個頗為新奇的建議，沒有立即下決心，而是將此奏摺下發各地將軍督撫，令他們「各抒所見，妥議章程，迅速具奏」。

黃爵滋的這一主張，與他三年前的態度正好相反，那時他主張嚴禁海口。

正因為如此，我們下面將會看到，林則徐在廣東時，又是怎樣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保證，不會發生大的戰爭。

林則徐在京期間，道光帝八次召見，每次二至三刻，兩人密談的時間超過4個小時。他們究竟談了什麼，林則徐後來雖有透露，但沒有細說。上引這封信證明，他們已經談到了「邊釁」。然而，從龔自珍、林則徐的書信往來和林致葉申薌的信來看，從林則徐到廣東后的眾多奏摺來看，我們可以推定，道光帝此時給林的訓令是：鴉片務須杜絕，邊釁決不可開。

有關「邊釁」的記載，並不多。其一是我在緒論中提到的林則徐1838年12月22日在進京路上，路遇琦善，有一則筆記材料稱，琦善囑其「勿啟邊釁」，該筆記作者指責琦善是「論是公而意則私」（我以為關於此等大事，建言者出於公心還是私心，已無關緊要）；並稱林則徐「漫應之」，即沒有公開辯論但心中頗不以為然。

他稱言：若禁于海口，因稽查員弁貪圖從中獲利，「誰肯認真查辦」，「況沿海萬里，隨在皆可出入」，防不勝防。若禁止通商，不但損失了粵海關關稅，而且販煙外國船停泊在大洋之中，自有奸民為之搬運，「故難防者，不在夷商而在奸民」。若查拿煙販，嚴治煙館，無奈關津胥吏、衙役兵丁、世家大戶不肖子孫、地方官幕友家人從中層層阻撓，難以奏效。若以內地種植替代進口，然「食之不能過癮」，非但外煙未絕，反而內地又生一害。

圓球終於脫出常規，天平終於傾向一邊。但我們不妨仔細想一下，從黃爵滋嚴禁吸食的建議，到道光帝的決策，事情似乎在空中轉了一圈，仍舊回到嚴禁海口的老位置上。所不同者，只是朝廷不再依賴廣東的職官，而打算在他們之上另派一名欽差大臣。

馬他侖率英艦的來訪，是應駐華商務總監督義律的請求，並奉倫敦方面的命令，目的在於向中國展示英國的武力，以支持當時的鴉片走私活動，支持義律為中英平等交往而作的努力。對於前一點，英方自然不會明說，但也作了暗示，希望清政府能夠體會；對於后一點，義律立即付諸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