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清楚，全部出版商都是哥倫布，那些成功的作家就是他們的新大陸，與此同時他們也同哥倫布一樣——並沒能夠發現他們希望發現的東西，至少沒有發現他們在出發時希望發現的東西。不過，他們都對此視若無睹，絲毫都不為此感到煩心，他們唯一記得的便是他們發現了新大陸的這個壯舉。他們忘記了，在他們出發時，是懷揣著能夠發現印度的某片土地或是印度的某個角落這一夢想的。

所以，他如今非常不情願背棄他的這些大恩人，這對他那經過訓練的軍人的心來說，這就是對他人的不忠誠。但是，他大概根本不了解事實的真相，要是我沒記錯的話，他第一篇文章的發表就令世紀公司的征訂冊數由十萬冊猛增至二十二萬冊。就拿他剛開始發表文章的那個月來講，世紀公司雜誌上刊登廣告的那幾頁就比過去任何一個月增值了至少一倍以上。據我估算，僅那個月主顧的增加就能值八千塊錢，而且這還是非常可靠的、保守的估價。

我在那天晚上頭一次聽到了一句土話，在當時，這句土話已經非常流行了，但我過去還從來都沒有親自聽人家說過。

我于軍樂隊前的台階上佔了個位置，因為站得高，所以能夠清楚地望見全場。沒過多久，我便注意到了在我邊上有個長得非常樸實的年輕人，他穿著士兵的服裝，別著田納西州陸軍的符號，靠著牆，他似乎因為什麼事顯得有些不安。一會兒，第二個人致詞時，這個年輕人問我：「你和維拉斯上校認識嗎？」我說，人家介紹我們認識過。他坐在那裡沉默了一會兒，便說：「聽別人說，當他激動起來時，會不顧死活！」

與此同時，同債權人有關的事，則交由羅傑斯先生做主進行安排——從一開始，我們便是這樣安排的。公司總共有九十六個債主，他經常會見到他們，同他們一起進行討論、爭辯，可就是從來都不吵架。克萊門斯夫人要將哈特福德給她造的房子，那座歸她所有的房子，轉交給債權人，但是他不允許；我又要將我的版稅收入給他們，他同樣不允許。在韋伯斯特公司垂死的時光里，克萊門斯夫人借了六萬五千塊錢期票給它，希望能夠救它一命，目前羅傑斯先生堅持讓她作為優先債權人，將版稅歸她所有，用來償還期票。他堅持不讓步，終於，債主們也接受了。

時間非常緊迫，提議者派人急急忙忙趕往白宮，阿瑟先生也急急忙忙趕到了國會大廈，只見氣氛激奮而又緊張。這件熱心的事畢竟來得有些太遲。在法案投票聲中，國會任期滿了，不，實際上已經滿了——虧得有個細心人將時鐘回撥了半個小時，法案才順利地通過了，阿瑟先生立刻簽署了文件，並且最終派上了用場。

我說，推銷工作目前正在大力進行著，一切工作全都處於有條不紊地進行當中，諮詢的、征訂的、寄錢過來的，正在絡繹不絕地不斷湧入。如今推銷運動的一半還都沒有完成——如果等到全部都被完成，他的家裡至少能夠收進二十萬元。他聽了之後，流露出特別欣慰的神態，用筆寫出了感激之情。

我掌握著公司百分之九十的股份，公司全部的資金由我提供，所有風險也由我來承擔，未來可能產生的所有損失都由我負責，但韋伯斯特卻是公司的唯一一個主人。這個新情況，再加上我愛挖苦人的壞脾氣，令整個兒氣氛都變了，大家相處起來也特別尷尬。我不僅不能再像從前那樣唯我獨尊，發號施令了，甚至連可能被接受的主張都很難提出了，我簡直成了一個局外人，一個傀儡。

韋伯斯特公司倒閉了，徹底地。公司大約欠我六萬塊錢，是和我借的錢，也欠克萊門斯夫人六萬五千元，是向她借的錢，除此之外，還欠九十六位債權人差不多平均每人一千塊錢的樣子。經濟恐慌一來，我妻子便沒有了任何收入，我的書的收益也不再有了，在銀行里，我們只有九千元錢的存款，因此我們沒有分文用來償還韋伯斯特公司的那些債權人。亨利·魯賓遜說：「將韋伯斯特公司的所有東西全都交給債權人，讓他們同意用這些東西來清償欠債吧。他們會同意的，你看好了，他們會同意的。因為他們知道，這些債務不該由你個人負責，而是應該由公司來負責。」

我的侄子，也就是故去的塞繆爾·伊·莫菲特——本身也是個文人——他也這麼看，他認為這事非常自然。此時此刻，我提到他，只不過是為了將他那句已經傳遍全球的名言回憶一下：「榮譽不是法令所能管得到的事情。」

幾年之前，詩人斯特德曼搞了一個叫做《美國文學叢書》的集子——為九卷或是十卷的八開本，一個辛辛那提州的出版商看好這個選題，曾經試圖將這個買賣搞成功，但結果卻是這套書吃光了那個出版商本人和他全家的錢。假如斯特德曼讓我出這本書，我便會說：「從這本書的內容來看，靠征訂和分批的辦法出書的話，版稅則無法超過百分之四，但在事實上，不管版稅是多少，我們都會被它弄垮，因為像這樣的書，需要幾十萬的現款來作為資金，但我們卻連十萬元都沒有。」

正像我所說的，合同是一位叫做惠特福德的年輕律師起草的。他是紐約州的鄧科克人，這地方出了他，也出了韋伯斯特，至今為止，這個地方還在出產他倆這樣的人，還是同樣的一種風氣。

有一次我去紐約，順便進到了公司裏面，要求看看書，我問韋伯斯特這本書有多少萬字的時候，他居然說不知道，我只好讓他粗略地估算一下字數，他估算了一下告訴了我。我被嚇了一跳，說道：「字數同書價以及大小簡直是太不相稱了，估計差距有五分之四吧，非要墊上一塊磚頭才可以，要不我們乾脆辦一個磚廠得了，並且立刻就辦，因為自己造的磚總要比在市面上買的便宜得多。」

自然惠特福德也的確值點兒錢——二百分之一的錢。這是他頭一次能夠賺到數目還可以說得出口的錢，於是他也便接受了，心滿意足的。「數目還可以說得出口」這話是多餘的，確切一點說，惠特福德從沒有賺到過什麼錢，惠特福德註定永遠都不會賺到什麼錢。這一萬塊錢，或者是這個數目的幾分之幾，都沒有花費力氣便賺來了。有兩件事情，他的做法令公司在經濟方面遭受了損失，至於其他的工作，那都無關緊要，只要是管賬的便全都會做。

那便是演講的末一句話。

格蘭特將軍在7月23日永遠地離開了人世，他是在麥克格雷戈爾山逝世的。九月或是十月時，他的回憶錄正式交付印刷，我們製作了幾個版子，分發給幾家大的印刷廠承印，大批的蒸汽印刷機都在連夜趕印這本書，幾個大型裝訂廠也在忙著裝訂。書為兩卷本，那種大的八開本在市面上要賣九塊錢一本，精裝的更貴些，還特別製作出了兩千套定價為二十五塊的木紋小牛皮精裝本。

過了一會兒，英格索爾又講了那麼一段，說志願軍們流了鮮血，冒了生命危險，目的就是讓媽媽們能夠不失去自己的孩子。這話說得簡直太好了，不管他具體是怎樣說的（我已經記不清了），加上演講的姿態也好，所以剎那間，全場群眾便像一個人似的忽地站了起來，歡呼、跺腳，還紛紛揮舞著揩嘴布，就像雪片飛舞那樣。這種大場面的歡呼持續了差不多有一兩分鐘，英格索爾在那兒站著，等待歡呼聲平息下來。這個時侯，我正好看了那個士兵一眼，當時他正在跺腳、鼓掌、歡呼、還打著手勢，就像真的瘋了似的。之後，再次安靜下來時，他淚眼汪汪地望著我說道：「啊，他沒被打敗！」

我說，他們一定會願意的，因為在美國，沒有任何一個有著好名聲的出版商會不願意出這筆錢的。

我想，這應該說是奧斯古德的首次試辦，而不是第三次，奧斯古德經手《王子與貧兒》沒能取得成功之後，我本應該和他繼續合作的，因為我特別喜歡他。但他失敗了，我也就不得不去了別處。

韋伯斯特做得最為過分的一件事，便是儘可能地將我的一本《亞瑟王宮廷里的康涅狄格美國佬》扣住不發，後來終於悄悄地印了出來，害得我的那些讀者花費了兩三年的時間才最終弄明白了我到底有沒有寫過這樣的一本書。豪厄爾斯同我共同彙編的《幽默叢書》也被他扣下了，並且扣得特別久，後來印時他仍舊那樣偷偷摸摸的，直到今日，我都還很懷疑，美國到底有沒有誰知道有這樣一本書。

弗雷德上校耐心地把合同為我讀了一遍。合同的另一方是世紀公司，合同上建議讓他們為格蘭特將軍出版回憶錄，他們提供給將軍的版稅僅為百分之十。這簡直就是瞎搞！是亂說！——不過據我推測，這樣一個愚蠢的建議被提出應該是由於出版公司的無知，而不是不老實。聽完我馬上表示很高興能及時干預並阻止了這件事。

巴克納將軍在最後說道：「我特別欽佩格蘭特，而這種欽佩是要追溯到我們還是士官生涯的那個時代。他同我的任何熟人一樣，具有非常多的優點和品德，不過有一個致命的弱點，那便是，在借錢方面他簡直不可救藥。他借錢時，只知道一個限度——只要你有的他都要借過去。在我窮時，他從我這裏借走了五十塊錢，在我好不容易才富起來時，他又找到我借了一萬五千元。」

韋伯斯特的心裏還有一個特別有趣的想法，他一直認為我是被他發現的，被他介紹給這個世界的，所以他是我得以在文壇擁有地位和名聲的第一推手。但是對於這件事情，他還是表現得比較謙和，不算大聲嚷嚷，尤其是同韋布以及布利斯他們比較起來，韋伯斯特孵蛋時那咯咯嗒的嘮叨聲要顯得小得多。

我回答說：「我的根據就是你我兩人的作品在商業價值方面上存在的差異。就像我最早兩本書每本都賣出了十五萬冊，按照平裝本每冊三塊五，精裝本每冊四塊錢來計算，扣掉成本最後可以凈賺十五萬塊。但是因為你的作品的商業上價值至少比我多四倍，所以你的書至少能出售六十萬冊，也就是說可以凈賺五十萬元，而作為出版商的我大約可得純利十萬元，即使這樣也還是相當保守的估算。」

在演講中，我抓住謝里登將軍不久前剛生了雙胞胎和各種各樣其他的事大做文章，力爭能令演講別開生面，旗開得勝。其中僅有一點是我非常擔心的，而且即便是萬一發生了不幸，這句話也是絕對不能去掉的。

英格索爾長相英俊，膚色漂亮，行為舉止落落大方，看起來確實是一表人才。

我沒有接受他的這個提議，說我再也不幹冒險的投機事業了。他的出價為每股二十五元，我回答說，不管是什麼價，我都不會再要了。他著急了，堅持讓我接受五百塊錢的股票，他說，他能夠按照我的要價將所有的五百塊錢的股票都賣給我——他讓我收起來，放到高帽子里——說全部這些股票以及帽子總共五百塊錢。但我是個被火燒過的孩子，我那些足夠多的痛苦的教訓令我堅決地將所有這些誘惑都拒絕了，我抵制得非常順利，非常成功，走開時支票還非常完好地躺在我的口袋裡面。第二天，我便從中取出了五千塊錢給我的那個朋友，而所收下的則是沒有任何保證人的票據，三天以後，我的那位朋友便破產了。

奧斯古德是這個星球上最為親切、甜蜜和可愛的人，但對於征訂出版的事情他卻一竅不通，事情也做得沒頭沒腦，笨手笨腳。他非常善於交際，我們在一起打過很多次彈子球，無論白天還是晚上都玩得非常高興，這個時候，他手下的辦事員為我們辦事。我想，我們兩個誰都沒有去過問他們處理事情的方法，也不清楚他們正在做些什麼。

我說：「是這樣嗎？」

這句話讓全場都放下了心，因為見將軍笑得什麼似的，他們也便大為興奮，學著他的樣子笑得異常開心。

第二天一早，我便專程去拜訪了格蘭特將軍，想打聽一下他的寫作情況。最終我來到了他書房裡見到了他，他的兒子弗雷德·格蘭特上校也在。將軍對我說：「請先坐下來，稍等一會兒，等我在一份合同上籤個字。」——接下來又說，這份合同是為了他正在寫的一本書而簽的。

拉芬說：「馬克，就此，你可以發一筆財，沒有任何麻煩，也用不著冒任何風險，並且不需要什麼開支。」

與此同時，我的另外一位老朋友也帶著一項了不起的發明來了，那是一種引擎，或者叫它熔爐，或者是某一種機器，它依靠每磅煤所產生的蒸汽，能夠將百分之九十九的那類東西提取出來。我去了理查茲先生那兒一趟，他在科爾特軍火工廠。我同他講了這件事，想向他討教一下，在這方面他是專家，他對有關煤和氣的知識都特別精通。

一天，霍利將軍讓我去《新聞報》報館，我去那裡時，那張支票正好在口袋裡裝著。那裡有一個年輕人，說自己曾經在普羅維登斯的一家報館里做過記者，但現在在做其他的行當。他目前在格雷厄姆·貝爾那裡做事，他在為一種叫做電話的新發明做經紀人，他覺得這個生意有可能發大財，勸我接受一些股票。

我原本認為凱斯先生會對自己知情這個說法進行否認，並且表示出不以為然，但他並沒有進行否認：這令我堅信，我的指控是有根據的，所以就又重述了一遍，並對他那個神學院講了一些不太客氣的話。我說：「你們已將七萬五千塊錢放入自己的口袋裡了，還因此非常受誇獎，對於我的那份捐獻卻是提也不提——但我明明是應該有一份的。你們放入口袋的每一塊錢，其中都有一部分是偷自我的口袋。」對這些話，他既沒有表示感謝，也沒有表示道歉，他是個遲鈍而又沒有眼力的人。

奧斯古德又進行了一下嘗試，他出版了《王子與貧兒》。這本書被他印得非常漂亮，不過我的所有收益卻僅有一萬七千塊錢。

到如今，這麼多年來一直同我親密友善的羅傑斯先生已經逝世好幾個月了（寫於1909年），但是如果讓我用適當的語言來將對他的感情以及評價表達出來，我仍舊覺得有些力不從心，不知該從何說起，這是因為他的離開同我們太近了些，他的精神對我們所造成的影響也太強烈了些，至今我仍舊沒有走出他在世時的那種感覺。

我回電報說：「投入聯邦鋼鐵公司」——他按照我所說的做了，只留了一千塊錢沒有投入，兩個月後將錢取了出來，利息有百分之一百二十五。

因為格蘭特和沃德經紀行——其中包括格蘭特將軍、沃德先生（一度曾被封為「金融界的小拿破崙」）以及沃德的同伴菲什三人——已經把格蘭特將軍的所有錢壓榨得一分錢不剩。有一段時間，當將軍已經不知道在哪裡才能找到麵包吃的艱難時候，世紀公司的頭目羅斯韋爾·史密斯要求他給四家雜誌寫關於內戰中的某些戰役的文章，每篇付給他五百塊的報酬。對於正處於絕望中的老英雄來說，像這樣一個提議無疑于就像溺水快死的人看到了傳說中的那根稻草。所以他滿懷感激地接受了這個提議，寫出了那些文章，並交給了世紀公司。事實上，老人憑藉這些文章完全可以得到一萬塊錢一篇的報酬，只是他自己並不知曉罷了，在他看來，輕鬆愉快地隨便寫一寫，卻能得到每篇五百塊錢的報酬，這簡直是神話般的事了。

當時還有其他幾位客人在場，於是大家便說笑開了，有些話是用來取笑巴克納的。

我說：「究竟是怎樣的激動法？你說不顧死活的意思是什麼？」

我對他說：「要不你按照我剛才所說的世紀公司本應該給你的接受條件把書賣給我吧——也就是抽取版稅的百分之二十，或是換個說法，就是這本書出版后純利潤的四分之三歸你，其他所有日常費用，則由我的那四分之一來開支。」

但是格蘭特將軍當場就拒絕了我，就像當初羅斯韋爾·史密斯拒絕他一樣。他說自己不想聽這類事。他說，我們是朋友，萬一我不能從這回憶錄中收回成本的話——他說到這裏就停下了，他絕不願意看到一個朋友為了自己冒這樣的風險。

頭一位實幹家：「今年克萊門斯有多大啊？」

於是我便第一時間前往了紐約。我將靠筆桿賺得的兩萬四千塊錢倒入了錢櫃，我看了看四周，看從哪裡能夠借到錢，但卻沒有發現一處，那正是1893年，發生可怕的經濟危機的年代。我趕往哈特福德去貸款——但卻沒有借到一分錢。我提出，將我們的房子、地皮以及傢具做個抵押，以便借到一小筆款子，我的房產價值為十六萬七千元，用它來抵押，借筆小款應該夠了吧。亨利·魯賓遜卻說：「克萊門斯，我告訴你吧，憑藉你這份產業做抵押，你連三千塊錢都借不到。」好吧，我清楚了，如果這樣的話，即便是憑著一籃子的政府公債，我也無法借到一分錢。

我自己從來都沒有如此偉大過，更是從沒見過像他這麼偉大的人。我自己從來都沒有達到過這種水平，這種高尚的境界，我相信，在屬於人類的品質當中，這是最崇高的。

他要向「志願軍」致祝詞，他的第一、二句話便顯示出了他的能耐，第三句話剛出口，全場立刻掌聲雷動，很顯然，我們的這位士兵一下便高興起來了，頭一次顯示出了有希望的神情。但只因為剛才擔心得確實太厲害了，所以並沒同大家一起鼓掌。

一段時間內，那個年輕人坐得都很不安穩，似乎心裏總是有事的樣子，之後他說：「他能戰勝羅伯特·英格索爾嗎？」

每隔十五分鐘，便會有尼亞加拉瀑布般的https://read.99csw.com頌詞向他身上傾瀉，這種狀態持續了兩個半小時之久。不過一直到這場考驗結束，他還是保持著開始就座時的姿勢，不管是手、腳、頭還是身體上的其他任何部分，都從來沒有移動過。親眼見到一個人在這麼久的時間里一直一動不動地坐著，堅如磐石，心若止水，也沒有什麼激烈的言辭能夠打動他，也沒有誰能令他為之動容，這簡直是一件令人非常驚奇的事。一個人在如此可怕的迫害之下，能夠連續兩個半小時坐在那裡不動，可真是了不起，如果不是我親眼所見，我是無論如何也不能相信的。

一直以來，一件事情總是在日日夜夜地對韋伯斯特的心靈進行著侵蝕與毒害，那便是這越來越讓他感到煩悶的狀況：他，查爾斯·韋伯斯特，是一個大名鼎鼎的偉大的出版商——簡直能夠說是美國出版商中最為偉大的一個——雖然在任何的正式文件上我都從沒有作為公司成員出現過，但在公眾的心目中，卻總是認為只有我才是這家公司的實體，韋伯斯特只不過是我的一個影子罷了。

儘管有萬分的不願意，但是，為了將整個事件完整地敘述一遍，還是讓我寫完這個令人痛苦的故事吧。

如果我還活著的話，我便會依照通常的那套來寫自傳。自然，我還會對韋伯斯特心存怨恨，就如同此時此刻我的態度一樣——雖然我死了——但我卻不會如實地、自由地將它說出來，而是會嘗試著掩蓋：試圖欺騙讀者而又一直無法欺騙成功。他們會讀到我在字裡行間流露出來的懷恨心情，所以便會不贊同我，不過如果我將自己的懷恨心情原原本本地表達出來的話，那就又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了。

之後他將他的同伴惠特福德叫了過來，由他起草了合同。我不明白這個合同——任何合同我都不明白——我便請一位有經驗的生意人，也就是我的內兄蘭登將軍來幫我看一看這個合同。他將合同讀了一遍，說沒有任何不妥的地方。於是我們便簽了字，蓋了印。但是後來我才發現這個合同是單方面獲利的，它將從格蘭特的書中所獲的百分之十的利潤以及全部營業利潤的百分之十都給了韋伯斯特——但卻隻字未提有可能遇到的虧損。

我回了電，並且說道，祝詞這東西已經老掉牙了，至於在宴會上向女士們致祝詞，只要是能說的，前面的人們都已說過了，我實在是找不出任何新鮮的話語，也不願意去花費那個心思。不過社會上有一個階層往往在這樣的場合中被忽略了，如果他們同意的話，我可以向這個階層致祝詞——向嬰兒們致祝詞。他們認為我的提法非常有新意，立刻就表示同意，所以我便準備好了祝詞，動身前往芝加哥。

記得六年前，我正是掉進了這樣一個人的圈套中，而那個時候是羅傑斯先生伸出援助之手，將我搭救了。我們相遇時互相還是陌生人，但半個小時之後，我們分手時，彼此卻已是朋友了。我們的會見純屬偶然，是兩個人都沒預料到的，但是對我來說，這是非常值得懷念的，是我交上了好運。

可能是這句諷刺的話將他惹得怒火中燒、歇斯底里了。這樣的幾句話，這樣一樁小事，竟然能夠產生如此巨大的效果，簡直是令人震驚和感嘆！而所有這一切都足以證明，韋伯斯特確實是我所見過的最敏感的人，他生來便有這種氣質，通常擁有這種氣質的人都比較智慧，但他卻是例外。

我這樣說，似乎同韋伯斯特和惠特福德的事情離題甚遠了，但這沒有什麼，因為這隻是像遠距離觀賞的景物會顯得更加迷人那樣吧。韋伯斯特對《赫克貝里·芬》經營得非常成功，一年之後，他將公司五萬四千五百塊錢的支票交給了我，我原來給他的一萬五千元資金也包含在其中。

雖說格蘭特將軍的病情越來越重，但他仍舊筆耕不輟，頑強地堅持著寫了下去，直到後來整本書大功告成。那個時候，他被送往了麥克格雷戈爾山，生命危在旦夕。再到後來，他便已經說不出話了，需要說話時，就用筆將要說的內容寫到小紙條上。

不自覺地，我們都有一個對別人進行衡量的標準。如果仔細看一下，便能夠知道其實我們那個標準是非常簡單的：我們總是因為別人具有自己所缺乏的優秀品質而對人家表示欽佩和羡慕。英雄崇拜的道理大概就在於此。我們的英雄們正是做了我們所不得不進行首肯的事，以及我們所無法完成因而經常暗暗地引以為羞的事情。在自己的身上，我們沒有找到多少值得誇耀的東西，私下裡，我們總是希望變得像其他的什麼人。如果每個人都對自己心滿意足的話，那世界上就沒有英雄了。

過了一段時間后，我發現他已經同意宣告復活亨利·沃德·比徹所寫的《耶穌的一生》，我倒是建議他應該嘗試著去做有關於拉扎勒斯的著作，因為這一度曾被試驗過，我們有將它做好的把握。但這便再一次將他觸怒了，顯然，他是個最為敏感的人，生性的確是如此。

隔了一段時間之後，我去找牛頓·凱斯——就像過去那樣到他家裡找他——並提出了我的主張，就是將同公司簽訂的合同取消，公司則將書完好無損地還給我，而先前公司從我的《艱苦生涯》、《新舊雜記》、《鍍金時代》和《湯姆·索亞》等書的盈利中詐去的錢財，則作為一種諒解，仍舊歸公司所有。

羅傑斯先生有不少優秀的品質都是天生的，其中我最羡慕的一點，也是我經常因缺乏而感到內疚的一點品質便是，一旦朋友有難，或是事關道義，他便會顯得沒有絲毫的自私自利之心，總會挺身而出，排除萬難。而我則生來懶惰，弔兒郎當，做事拖沓，對人對事都很漫不經心。總而言之，我實在是個懶骨頭。所以對我來說，他實在是了不起而又令人喜歡——他從來都不逃避責任，腦子敏銳，手腳勤快，困難越大，負擔越重，反而心裏越輕鬆，激|情越充沛，幹勁越來越大，越忙越快樂。

也許在此時此地對韋伯斯特進行咒罵並不合適，不過咒罵卻是必需的，這份責任我無可推卸。讓我們繼續講吧，在這本對歷史進行記載的書上，我不是要向任何人表示什麼惡意，我已經死了，不再是個活人了，這一點我希望能向讀者們說清楚。

我進屋時，看見南軍將軍巴克納正在準備離開。他和格蘭特是西點軍校的同窗，那大概是1840年的事情，而稍遲的某個時候，他們又共同參加了墨西哥戰役。在那次戰爭之後，格蘭特（當時屬於正規軍中的一名上尉）奉命前往俄勒岡任軍職，但是不久他便辭職來到了東部。在紐約的時候他身無分文，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了巴克納，並從他手裡借了五十塊錢。1862年的2月，巴克納負責對多納爾森要塞的南軍進行指揮，而正是格蘭特率軍將要塞攻佔了下來，俘虜了一萬五千人。在這之後，這兩個軍人就沒有再見過面，直到二十三年之後，在麥克格雷戈爾山那天。

可是，到了一年半時，公司實在是撐不住了，終於徹底垮了台，這次我從口袋裡再次掏出了兩萬三千塊錢。瓊斯就在紐約，在聖·詹姆斯旅館裏面停留了一些日子，於是我便派萊斯特到那裡去要那兩萬三千塊錢，不過他回來報告說，瓊斯將錢全部投進了各種式樣的企業之中，目前手頭非常緊，要我最好能夠等一下。等到兩三年後，我們煤礦公司的斯利先生提出，讓他去找瓊斯談這件事，我允許了。斯利前去拜訪了瓊斯先生，非常機靈地逐漸將話題引到我的事情上來，不過話還沒有說出口，瓊斯就往上瞪了一下眼睛，說：「你是不是說直到目前為止這筆錢還沒有付給克萊門斯先生？」他立刻寫下了一張兩萬三千塊錢的支票，還說這筆錢早就該付了，如果他知道這個情況的話，在款子到期的那天就會按時支付的。

致詞於十點鐘左右開始，我離開了桌子走到大宴會廳的正前方，在那兒可以一眼望到全場的來賓。除去其他的人，維拉斯上校也要致詞，他是威斯康星人，是個非常有名的演說家，他為在此致詞做了特別好的準備。自然還少不了異教徒，能言善辯的英格索爾上校，這個人是自伊利諾斯起的家，他在那裡特別受人歡迎。致祝詞的十五個人的名單上，維拉斯排在第一位，羅伯特·英格索爾則是第九個。

1879年，我自歐洲回來之後，又有一本書將要出版，那便是《國外流浪記》。我請來了布利斯，他就到了我家來對這本書的事進行商量。我說，對於這個版稅我不滿意，我不相信「一半利潤」那個託詞，說這一次他必須在合同上將「一半利潤」的字樣寫明，而不用提版稅——否則的話，我就要去別處出版。

第二位實幹家：「你不妨說成是百分之九十八，那樣會更加正確些。」

說到這裏，正像我所預料到的，笑聲停了下來，只見出現了一片沉默，令人心驚膽戰、毛骨悚然——因為這樣說確實有些太過分了。

果然，皇天不負有心人，九十六個債權人當中僅有三四個主張對我採取苛刻的方法，並堅決不肯讓步。其他的人都說不妨讓我自便，慢慢來，他們還表示，絕不會對我進行阻撓，也不會對我進行起訴。他們所說的這些話都是算數的。至於對另外那三四個人的敵意，我則是從來都沒有進行過抱怨，除了在我的《自傳》當中。但即使是在這裏，我也從來都沒有怨恨過他們，對他們沒有什麼惡意，只是說得有些直率罷了。我絕對不可能傷害他們，因為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本書出版之前，他們便已經會到地獄報到去了。

啊，這個世界可真是奇怪啊！愚蠢、沒有經驗的人經常會得到了他根本就不配擁有的成功，而那些有知識、有經驗的人卻經常要迎接失敗，這個世界是多麼的奇怪啊！

這本書的印刷周期特別長，我在付出最後一筆款子時，才清楚為了將這本書出版我付出的錢已經有五萬六千塊了。說老實話，這筆錢如果由布利斯經手的話，足夠他用來造一座圖書館了。後來，又過了一年，我才收回了這五萬六千塊錢的成本，而在這之後，我就沒有多少錢了。所以，我的第一次獨力經營的嘗試是失敗的。

後來，當我因為這個專利而損失掉了四萬二千塊錢時，我終於清醒過來了，將它轉給了另外一個人，對於這個人我向來都非常厭惡，我也希望他順便能夠因為這個專利而倒霉甚至破產。

羅傑斯先生自然是個生意人——這一點無論誰都不用懷疑。只要是那些僅靠鉛印報告來對他進行了解的人，肯定會認為對於這件事，他要採取同上面那些勸說者相同的態度，但是他們錯了。雖說羅傑斯先生是個地地道道的生意人，但他卻站在我與我的妻子這邊，他是唯一能夠將形勢看清的人，他看出了這次的事和類似的情況具有不同之處。

後來我整整十年都沒有再見到他，而這段時間里，他的名氣仍舊那麼大，我的名氣似乎也比原來更大了些。

在他手上有幾本沒什麼價值的書。他非常歡喜地接下了，因為這些書是別人直接推薦給他的，而沒有向我推薦過。我發現，這些書他一本都沒有讀過，看都沒看一眼便接了下來，就連這些書中有多少個字他都不知道。韋伯斯特作為經紀人算是比較稱職，但對於出版行業本身，他確實是一竅不通，對於和這方面有關的事，他沒有任何天賦，絲毫都學不進去。

經過一段時間，又經過半個階段，再經過一段時間，再經過一個階段，我終於喪失了耐心，將我的朋友辭退了，並將這個專利託付給了查爾斯·勒·韋伯斯特。他同我的一個侄女結了婚，他看起來像是一個幹練的年輕人，為此，我給他開出了一年一千五百塊錢的報酬。但他接手之後，還是每個月都將大烏鴉放出去，結果還是同先前一樣，得到的全是失望，情況並沒有得到絲毫改觀。

那次他搭救了我，並且後來又第二次拉了我一下——那是一兩年之後——第二個人比第一個還要狠。羅傑斯在默默地做這些好事對我進行幫助時，非常注意方式與分寸，既沒有損害我的自信心，又沒有挫傷我的自尊心。對啊，他一直都是將事情做得這麼藝術，就像是我自己做的那樣。他從來都沒有留下過一丁點兒痕迹，從來都沒有給予過絲毫的暗示，也從來都沒有說過一句透露一些有恩於我的意思的話。

你會發現，自己的處境就會像若干年前我一個朋友的朋友w先生的處境那樣。那個人既有錢，心又好，還有眼力，而他妻子的那條性命則是被一家雜貨店的年輕人給搭救的。一天，她騎的馬突然間狂奔起來，幸好那個小夥子拖住了馬。她的丈夫自然萬分感激，感激得無法用語言來形容，感激得情願用一切的行為來進行報答。他認為感激是一種感情，是發自內心的一種情緒，但他卻並不知道這個感激是有價的，並且這個價錢不是他能夠決定的。

我是在1866年秋天或是冬天首次見到格蘭特將軍的，那是在華盛頓召開的一次招待會上。那時他是陸軍五星上將，我也只不過是隨著一大群人同他見了一面，握了握手，並沒有同他談話的機會。也就是在那兒，我頭一次同謝里登將軍見了面。

然後便是1879年，那年將軍完成了他的歐亞之行，剛剛回來，他自舊金山向東部來時，一路上不停地受到群眾們的熱烈歡迎和崇拜，田納西州的那些陸軍退伍軍人——那是受他指揮的第一軍——預備在芝加哥對他進行宴請。事先的準備工作做得周到而又殷勤，應該說弄得同這次宴請的重要性以及隆重性非常相當，祝詞委員會的人給我打了電報，讓我參加盛會，並且到時向女士們致祝詞。

但是天無絕人之路，終於，我又找到了一個不錯的職業。這次，我自己發明出了一種剪貼簿——如果按照我自己的說法，迄今為止，這應該是世界上能見到的唯一一份合理的剪貼簿。我獲得了專利，將這項偉大的發明給了我的那位特別的、向來對專利抱有濃厚興趣的老朋友，很自然地，他從中賺了不少錢。

這個稱號授予了格蘭特將軍。不過他卻將這個稱號放棄了，他做了總統。如今他生命垂危，全國人民都感同身受，齊聲哀悼——只要是他願意將自己的某些希望表達出來，人們是什麼都願意給他的，以藉此來將全國人民對他的感謝表達出來。他的朋友們都清楚，在內心深處，他是希望以將軍的身份死去的。在阿瑟先生任期將滿的最後一天，在國會開會的最後一天，在即將結束時，關於授予格蘭特將軍稱號這一法案被提了出來。

可是，韋伯斯特十分謙遜地提出了自己的反對建議：他的年薪應被提高到三千五百元，我們公司自格蘭特的書中所獲取的百分之十的利潤也歸他，而由我提供全部的資金，利息為百分之七。

我提醒他說，他的公司也許不會對他簽了字的合同橫生枝節吧，接下來，他那少了牙齒的嘴巴笑了一下，用一件被我所忽略的事情來對我的擔憂進行證明：那就是合同是與伊萊沙·布利斯私人簽訂的，合同裏面，並沒有提到過美國出版公司的名字。

再者說，韋伯斯特有一個讓我最為憤怒的弱點，因為我自身沒有這個弱點。那便是，如果提到一件他不懂的事情，他不但不會說對於這個自己不太熟悉來保護自己，反而會想盡辦法去說很多，就怕別人將他的無知看出，連保持沉默這種慎重的態度都不明白。他老是會這些那些地說些什麼，好讓聽者誤認為，對於這個問題他是懂一些的——這種情況其實幾乎沒有，因為他的無知，就像一張罩住整個地球的大毯子，這張毯子上連一個洞都沒有。

我指出，如果按照合同原來的條文，在原有的百分之十中還有一項更令人不愉快的細節，那就是最不知名作者的規定，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這樣駭人聽聞的規定——這個合同不僅對格蘭特將軍規定了百分之十這樣充滿了侮辱的版稅，更規定了這百分之十中還需要扣除一些雜七雜八的額外費用，例如給辦事員的工資、房租、清潔費等以及其他一些莫名其妙的名目——他們簡直是在信口開河，胡說八道。我嚴肅地告訴格蘭特將軍說，他理應得到純利潤的四分之三九九藏書，而至於平常的開支，則完全應該由出版商來支付。

1878年4月10日，我們坐船前往歐洲，共去了一年零兩個月。當我們回來時，看到的頭一件事便是那位夥計已經坐著豪華的四輪馬車四處轉悠了，那些身穿制服的僕人在他身旁伺候著——他所買的那個電話公司的股票令他的鈔票滾滾而來，多到他必須要用鏟子去鏟才行。

結果是他用了好幾個星期才造好了那個東西。在此期間，他每隔幾天就將進展情況向我報告一次，但是，自他的呼吸以及舉止上，我早就注意到了，每個星期，他要在威士忌上花費三十六塊錢。只是我實在搞不懂，他那另一塊錢是如何搞到的。

對於他的種種好心以及大力幫助，我始終都感激不盡，而尤其感激的便是他幫我保住了我的版權——這件事可真是將我和我的全家都搭救了，這令我們不至於貧困，也保證了我們能夠長時期地過上這樣舒適而又稱心的生活。

於是在我第二次同將軍和弗雷德商量此事時，將軍同樣表現出了非常謙遜的態度，這是他的天性。之前謝爾曼將軍已經出版了兩卷集的回憶錄，都是由斯克裡布納公司出版的。實際上，那本書的出版現在已經成了頗有名的事件。格蘭特將軍說：「從前，謝爾曼跟我說過，那本書的純利潤是兩萬五千塊錢，不過，你覺得我的書也能收益這麼多嗎？」

能夠理解的是，當我自墳墓中向世人說這話時，並不是作為一個有感覺的實體在說，也不是作為一個靈魂在說。所有的一切只不過是虛無，是空洞，是渾渾噩噩，既沒感覺也沒意識，更不清楚正在說些什麼，或是根本就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說話。所以我便能夠老實、隨便地講講，這是因為沒有辦法知道是在引起何種痛苦、不安或是冒犯。

對於這個機器，他似乎有些懷疑，我問他這是為什麼。他說，一磅煤所能產出蒸汽的數量是固定不變的，是能夠一五一十算得出來的，我的那位發明家朋友百分之九十九是將這件事情搞錯了。他將一本全是數字的書拿給我看，上面的數字將我弄得頭昏眼花，暈乎乎的，他想藉此對我證明的是，我那個認識的人的機器可以達到的，不可能接近於百分之九十九。我告辭了，有些灰心喪氣，不過我又想，或許是那本書錯了，所以我還是沒聽勸告，帶著強烈的致富願望以及一絲僥倖心理，將那位發明家僱用了來製造機器，每星期付給他三十五塊錢薪水，我來負擔全部的費用。

正像我前面所說的，我將紐約州鄧科克村的侄子韋伯斯特引了進來，來替我經營管理先前的頭一個專利權業務，每年的薪水是一千五百塊錢。這個交易並沒有替我賺到錢，當它整整讓我損失掉了四萬兩千塊錢時，我終於覺得到了該結束的時候了。同時我也認為自己已經被別人詐騙夠了，所以想自己來出版自己的書，並準備讓年輕的韋伯斯特來管這個事。他提出，他這是在對一個陌生的行當進行重新學習，所以他的薪水應該漲到每年兩千五百塊錢。

這件事情表現得最為突出的一點就是，凡是有什麼書想要出版的時候，別人總是會先找到我，而不是韋伯斯特。我連續接到了幾本好書，但是韋伯斯特——居然拒絕了這些到手的香饃饃，因為他認為自己才是主人，才是能夠決定一切的領導者。但是，如果有人帶著書來找他，將他奉承到忘乎所以的地步，他便會看都不看就將書接下來，問題是，他從來都找不到一本能夠站得住腳的書。

我告訴他說，我不僅僅是相信這本書能收入這麼多，而且還是非常確信他的收益會大得多——因為謝爾曼的書是在出版后零售的，但是那本書原本是更適宜於征訂發行的，原本是應該按照事先征訂的方法來出版的。而適宜於這種出版方式的書並不是很多，但像謝爾曼與格蘭特這樣著名人物的回憶錄，則特別適宜於這種出版辦法。一本書，如果其中的內容確實適宜於用這種方式出版的話，能賺到的錢比出版后零售賺得的要高出八倍到十倍不等。

話說借給他這五千塊錢，還有段頗為曲折而又令人心痛的歷史。那是1872年的年初，喬·古德曼自加利福尼亞給我寫信，說我們的朋友，參議員約翰·普·瓊斯要在哈特福德以及旅行保險公司唱對台戲，瓊斯讓喬拿出一萬二千元的股金，他說自己保證不會讓喬吃虧。後來，喬想要將這個機會轉送給我，還說，假如我乾的話，瓊斯一定會對我進行保護，讓我不受損失。所以，我便接受了股票，成為董事。曾經，瓊斯的舅子萊斯特在旅行保險公司做了非常久的統計師，現在他轉到了我們公司，於是我們便開始營業了。我們共有五個董事，其中的三個人出席了一年半以來董事會的所有會議。

當在內戰中聲名顯赫的那些將軍們陪著格蘭特將軍走向前面來就座時，全場立刻起立鼓掌，併發出了震耳欲聾的歡呼聲，那聲音持續了足有兩三分鐘之久。在這樣的場景下，台上的軍人沒有一個不被此深深感動的，只是除了那個被歡迎的格蘭特，我看見他臉上的表情沒有任何變化。

九十年代初期，韋伯斯特出版公司徹底垮掉的時候，負債足足超過總資產的百分之六十六。在道義上我對此負有責任，雖然不是法律上的責任。那個時候，經濟恐慌正鬧得凶，四處都有企業在倒閉，那些債權人紛紛對資產進行瓜分——有多少便分多少，其餘的另當別論。同行業的老友對我說：「生意歸生意，感情歸感情——這是生意，將資產交給債權人，這樣便了結了，人家別處有些債權人連百分之三十三都撈不回呢！」

不過在內心裡，我仍舊對投資事業蠢蠢欲動，滿懷期待。我又四處進行張望，看看還有什麼其他的冒險事業可做。還是那位有些特別的老朋友，他又將另一項專利準備好了，又一次將我說服了，而我卻為此在八個月間花掉了一萬塊錢。然後我就將這個專利給了一個人，我非常關心這個人的家庭經濟狀況，我希望他快點兒輸光全部的積蓄。顯然他非常感激我，但是這一次，他好像對這類似的事情已經有了經驗，多少有些懷疑那些賜恩惠給他的人，無論如何，他都不願意接受這個天上掉下來的大餡餅，所以我也只好隨他去了。

啊，布利斯已經死了，我沒有辦法同他清算十年裡他詐騙壓榨我的陳年舊賬了。如今他死了已經快有二十五年了，我對於他的怨恨也伴隨著歲月的流逝而逐漸減退消失了，剩下的一些情緒，也只是對他的可憐，從心底里對他這個骯髒而又齷齪的騙子感到可憐，如果能有一把扇子將地獄之火扇得更加旺盛的話，我肯定會送他一把。

對於我的這番話，凱斯先生表示異議，不過我告訴他，我的話不可能改變，還指出來，對於布利斯在1872年對我所做出的欺詐行為，他以及聖經班的其他人是知情的——做的時候是知情並且默許的。他反對我將董事會叫做聖經班。我說，如果這樣的話，以後董事會在開會時就應該將以祈禱開始這樣的程序停止——尤其是當董事會正準備對一個作者進行欺詐時。

當然，捎帶著，他的老毛病便又犯了：韋伯斯特覺得正是他將書推銷出去的。他認為，雖然和格蘭特將軍的巨大名聲有一定的關係，但是書之所以能夠取得巨大成功，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他。韋伯斯特的這些匪夷所思的妄想都能夠說明這一點，那便是，他只不過是個平常人，只不過是個再平常不過的出版商人。

其實那個時候正是我的一個很好的機會，一個可以同出版公司將問題攤開，進行徹底解決的好機會。但是我當初顯然是看不到這點的，對於機會，我一直都是等到它遠離了、消失了時才能看到。現在我對出版公司的內幕已經非常清楚了，本來我是應該堅持的，應該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堅持要求公司付給我一筆賠償金，這筆錢應在一直收到版稅同一半利潤之間的差額自公司的口袋轉向我的口袋，從而令公司對我的掠奪全部勾銷時為止。不過在當時我自然沒有如此清醒的頭腦，當時我沒有這樣做，而是相當幼稚，唯一想到的就只是潔身自好，只想要早點從這個骯髒的氛圍里脫離出去。我想要做的就是從公司里取回那些書，拿到別處去。

這些期票被不時地寄往義大利，要求我延長償還期限，我看都不看便簽字將它寄回美國。到了後來，我發現借款的數目又增加了，但事先卻沒有誰告訴過我，也沒有得到過我的同意，於是我便開始發怒了。為此我寫信給霍爾，說自己需要一份和營業情況有關的詳細報告。

但是，將軍聽了我的話后很不以為然，並且態度非常堅決地表示，世紀公司絕對不會同意出這個價的。

這是他的見解——一位金融家的見解，一位對金融界非常熟悉的人士的看法，一位同鐵路、銀行、汽油、銅、鋼、電報等關係很深，也很熟悉的一位資本家的見解。但是，在我看來，關於書籍，他能懂什麼呢？如果他對版權價值的觀點同有經驗的老出版商的觀點出現了矛盾，那還會有什麼可取之處呢？

將軍要出自傳的消息像雪片那樣傳了出去，說格蘭特將軍將要寫回憶錄了，而書的出版公司則是查爾斯·勒·韋伯斯特公司。正像我所預料的以及希望看到的那樣，這個新聞立刻便在全國引發了轟動，全國人民都因為這件事情而感到非常高興、非常激動，這種心情在全部的報紙上都有所表現。

到了秋天時，我和喬治·威·凱布爾到東部和西部進行了為期四個月的朗誦旅行——這是我在美國所做的最後一次旅行演講了。當時，我便下定決心，從此之後，我再也不要靠演講來掠奪老百姓了，除非是經濟困難、我被逼得非干不可。不巧的是，十一年後，我果然陷入債務危機當中，我再一次地為經濟所迫，又開始做了已被我丟失多年的老本行，不過這次旅行演講的地點已經不再是美國，而是全球各地。

大約在這年的年底（也有可能是在1878年年初）時，我扯了一條電話線，自我家通到了《新聞報》的報館，這是市內的唯一一條電話線，也是在這世界上應用於私人住宅的首根電話線。

說實話，同韋伯斯特搞挖苦是錯誤的。這將他的虛榮心嚴重地傷害了，最為主要的是，他的武器庫中，沒有任何知識可以作為武器來對別人的挖苦進行反擊。我用一個有關於智力的武器，來對這樣一個沒有絲毫智力武裝的人進攻，實在是有損豪俠風度。事實上，我也曾嘗試過想要改變一下，但就是改變不了。本來，我應該寬宏大量地對他那樣一個頭腦一般年輕人的虛榮心進行容忍，但我沒有這樣做，要知道，有時哪怕是我想原諒自己的虛榮心，也很困難。

他又對我說：「在伊利諾斯這裏，我們認為，沒有誰能夠趕得上羅伯特·英格索爾。」

「演講！別人說他的言行舉止就像是閃電。」

經過這一生的經驗和教訓，我懂得了自己平生最容易上那些小氣鬼和冒險家的當。這種人通常會神不知鬼不覺地到我身邊來，對我撒謊，將我狠狠地掠奪一把，然後便溜了。緊接著另一個又來了，做著同前一個騙子一樣的勾當，唯一有所不同的便是，他沒有得到那麼多，只是將前一個剩下的東西又都颳去了。

頭一個合同一切太平，沒有產生什麼意外。合同將全部的義務、開支、負擔和責任都放到我的身上，認為虧了本由我負責。

不過，我們將門面弄得那麼寬敞而又顯眼，也倒是不錯，這樣給人的印象深刻——也就是說，門前沒有遮擋，特別開闊。在我看來，這樣一個有著浮華外表的地方，非常容易讓那些沒有見過世面的鄉下人上當，然後便將他們嚇走。我曾經提過這樣的建議，為了不至於將那些潛在客戶嚇走，韋伯斯特可以在門內註明：「這裏不是走索賣藝之處，請進。」

在新住處安頓下來前，韋伯斯特便建議將原來的合同取消，去改簽一個新合同。這樣很好，我便照辦了。對於這所謂的新合同，大概我從來都沒有認真看過。也許我稀里糊塗地便簽了字，從那之後，便再也不去理會這件事了。後來我才知道，按照頭一個合同，韋伯斯特是由我出錢雇傭的傭人；而按照新合同，我反而成了他的奴隸，不給薪水，徹徹底底的奴隸。

羅傑斯先生非常偉大。從沒有人否定過對他這個人的評價。他在很多方面都非常偉大——這些「很多方面」也有其他偉大的人，他並不是唯一的，但是在我所說的特性方面，他確實是偉大的、獨特的，幾乎是獨一無二、無可匹敵的。如果能夠給予性格崇高的人一枚勳章的話，我看毫無疑問地，他應該被授予嘉德以及金羊毛勳章。

事情便這樣定了下來。我不能一直閑散下去了，必須振作精神，東山再起，再次幹起來。我必須寫出一本接一本的書來，我必須重新返回講壇去。我的妻子鼓勵我說四年中我便能夠將所背的債還清。而羅傑斯先生則更為謹慎、保守些，也更加大方。他說，我希望多少年便是多少年——開始的話，不妨是七年。他這是在說笑話，如果他不開玩笑的話，那便是睡著了。我在私下裡想，其實他所說的七年，可能會比克萊門斯夫人所說的四年要更切合實際一些。

要知道，他現在正跟一個文人打交道。他清楚地了解文人輕浮、羅曼蒂克而又不切實際的特點，所以文人在生意方面，往往就只憑一腔熱血與一股傻勁，卻不懂得如何揚長避短、躲避風雨。但是他並沒有說我這個想法是心血來潮的、異想天開的、毫無價值的之類的話，這隻是因為他為人太仁厚，而不願說這樣傷感情的話。事實上，他也不必說出來，因為他的神情非常堅決，而這個堅決的神情恰恰是很能說明問題的。據我看來，或許只是為了把談話進行下去，他問我這個想法的根據到底是什麼——如果我有什麼根據的話。

他給了我們一些自己的建議，實際上，他的意思是說，生意有生意的規矩、習慣和法則，那是正確的，但文人的名譽就是他自己的生命。假如一定要進行選擇的話，他能夠忍受在錢的方面窮一些，但在品德方面卻不能差了分毫，所以你必須一分一毫地賺回來，將欠債還清。

實際上，他的看法的確是無比睿智的。韋伯斯特公司垮台後，我的書便有七本拋到了我的手裡，當時我請三位一流的出版商收進，但他們都不要。如果羅傑斯先生任憑克萊門斯夫人與我的主張實行的話，那麼版權便早就給了出版商了。

我成立韋伯斯特出版公司的目的是令我自己的作品能夠「肥水不流外人田」，我對自己的書是有信心的，事實上，一直以來，除了自己的書以外，我壓根沒有想過要幫助別人出書。不過，後來由於很偶然地發生了一件事，使我離開了這個宗旨，那便是格蘭特將軍那值得紀念的回憶錄。

韋伯斯特的腦神經痛得非常厲害。他服用了德國新出產的一種叫做非那西汀的藥物來止痛。對於服用此類藥物的劑量醫生是有規定的，但韋伯斯特卻有辦法大量搞到。我們這種制度自由的國家裡，只要肯花錢，不管是誰，就都能自己毒害自己。這個葯，他服用的次數越來越多，劑量也越來越大，實際上，藥物已經將他麻醉了，將他弄得就像在夢中一般。平常他不上班了，只是隔一天來一次。他一來，就肯定要對自己的權威進行行使，令營業遭殃。像他的這種情況，其實他也無法對自己所做的事情負責。

在我們的這個世界里，當你兩手空空時，人家只會對你不理不睬。無論買什麼東西，我們所要付出的代價，都要比別人多出百分之五十，受到五百的恩惠，就必須付出一千元的價錢。實際上，當我們受到恩惠的時候，也便負了一筆債，通常這筆債是越積越高，似乎遭到了敲詐勒索一般，你越付，債便越高。總有一天，你會體會到別人給你的好處只不過是害了你，而這時候你會但願從來都沒有過這回事。

於是我連忙寫信請布利斯來對這件事情進行商討，他來到了埃爾邁拉，如果當初我對出版行業的了解能像現在這樣多的話，我肯定會向布利斯要求獲得除去成本之外全部收益的百分之七八十，而這個數目再公道不過了。不過對於生意，我一直都是一竅不通，並且也不願意去學，我只是告訴布利斯說，我不想離開這個公司，也不想提過高的條件。我說，除去成本之外，我想獲得一半純利潤，聽完之後他興奮地說那是完全應該，完完全全應該的。

啊，我花費了九年或是十年的時間才清楚他所發的這個誓是假的，只有對虔誠信教的人或是真正的君子來說，賭咒發誓才有效力，事實上，那百分之七點五的版稅都不到利潤的四分之一。但是這段時間之內，我已經將自己的幾本書全部交給了布利斯出版，抽取的版稅為百分之七點五，非常明顯，在這之外的錢都被他騙走了。

羅傑斯先生：「五十八歲。」

他說：「是的，在我們看來，沒有誰能夠超過羅伯特·英格索爾。」接下來，他便有些憂鬱地說，「但是，人家的確是說維拉斯也幾乎是顧不上死活的。」

韋伯斯特所做的頭一件事就是搬出了他那相對較為樸素的住處，找了一個更好的地方，以便能夠和他國內最為顯赫的出版商這一重要地位相匹配。他的新居位於一座高樓的第三或是第四層，這座高樓正好面對著商界的豪華所在——統一廣場。他原來的住處兩開間不到，現在的新居卻足有整整一個樓層。不過在我看來https://read.99csw.com，韋伯斯特真正需要的不過是一條後街上的一處小房間，能夠容得下起錨上錨架的長形滑車就可以了，這間小屋還能夠用來做辦公室。至於什麼儲藏室和地下室，他是根本就不需要的，因為那本偉大的回憶錄的裝訂者、印刷者們會為公司將那些紙張和本本保管好的，他所要做的只不過是負責收取保管以及保險費用，偉大的作品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實際上，格蘭特將軍的出版者們也無處可逃，推銷員、經紀人們肯定會找到他。所以，一個小房間便足夠了，差不多全部的業務都能夠通訊辦理，而通訊又只是同十六位經紀人，而不是同一萬名推銷員通訊。

雖然將軍還在堅持，但是弗雷德·格蘭特上校開始被我說服了。他主張將世紀公司的合同先放在桌上二十四個小時，而在這段時間里，不妨把情況研究透徹，討論清楚。他說，現在絕不是動感情的時候，現在應該是純粹地做生意，只需要從做生意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理智的生意人都不應該在自己的生意中摻雜私人的情感。他有關感情和生意的勸告明顯起到了作用。

除了讓我不要放棄版權的事之外，羅傑斯先生還對這兩件日後對我產生意義重大的事情進行了堅持：當前債權人必須要以韋伯斯特目前所擁有的資產為限；債權人必須要給我時間，以便想辦法來對公司其餘的債務進行償還。他將他們說服了，他將道理說得非常清楚。他的態度、聲調、口吻，以及他的眼睛所流露出來的好心與誠意，都自有一種無法言說的獨特魅力，足以讓每個有頭腦的人為之心服。

總要想個辦法出來才好。據惠特福德說，沒有其他的辦法能將這一危險因素去掉，除非出錢令韋伯斯特將那個職位放棄。不過這事應該怎麼辦才好呢？對於應該屬於他的錢，韋伯斯特總是趕快收下。至於我的書款——那十萬塊錢，已經早就被他浪費掉了。生意已經被做得快要斷了氣，所有生意都不值一塊半錢。那樣的話，用股金的十分之一來計算，我要付多少錢才算是公道呢，經過反覆的磋商和通信商量，從其他的什麼人那裡透出來一個口風，說韋伯斯特願意用一萬兩千元錢來湊合了結，離開公司。於是我便開了支票。

最後，為了這項事業，我花去了五千塊錢，才將這部機器完成了，但機器並不靈。它確實能將每磅煤所產生的蒸汽省下百分之一，但這算不了什麼，這可是連燒茶水的吊壺也可以做得到的啊！後來我便準備將機器轉給某個人，他的家庭是否將要破產也是我所關心的，但我沒有成功，他不接受。

但是，我要向那些對他並不熟悉的人說明的是他的心地，是他那獨一無二、善良寬宏的好心腸。

正像我剛才所說的，我本來應該堅持同他們清算這筆賬的，但我沒有。我潔身自好，下定決心要從那惡臭的氛圍中脫身出來，將下一本書送到了位於波士頓的詹姆斯·勒·奧斯古德，也便是過去的那個菲爾德·奧斯古德公司。我所說的那本書便是《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這本書由奧斯古德公司印製，我來負擔費用，在徵求訂戶后，書出版了，從我的版稅中扣除了經辦費用。

那件事發生在一八八四年十一月的一個晚上，我結束了在奇克林大廈的演講，走在回家的路上。那是一個令人討厭的下雨天，路上根本看不到幾個人。走在兩盞路燈之間的黑影里，我發現有兩個模糊的身影正好出了大門在我前面走著，只聽到其中一個說道：「你聽說了嗎？格蘭特將軍終於下決心要寫回憶錄了！今天他就是這麼說的。」

這時我突然有了一個主意，為什麼我自己不幫將軍出書呢？直到這時我才意識到我自己也是一個出版商啊，很奇怪我之前卻偏偏沒有想到這一點！我急忙說：「將軍，要不您把回憶錄賣給我吧，我本人就是一個出版商，而且我願意出雙倍的價錢。我口袋裡現在有一張支票，你可以現在就拿到一張五萬塊錢的支票，讓我們馬上籤訂合同吧。」

弗雷德·格蘭特顯然是親自審查過這份合同。他對這份合同還是比較滿意的，他也是這麼對他父親說的。格蘭特將軍於是就走到桌子邊，拿起筆準備簽字。當時，如果我能抑制住自己的衝動，任憑他自己愛怎麼做就怎麼做的話，也許結果會更好一些，可是我卻沒有這樣做，我阻止了他的這個舉動，說：「將軍閣下，請等一下，請讓弗雷德上校將合同讀給我聽一下。」

韋伯斯特同他的律師結合得非常愉快。對於我來說，如果這兩個人無知的程度被加到了一起，那簡直是到了令人萬分恐懼的地步，就像親眼看到銀河垮了下來，一片片、一塊塊地從天空中穿過那樣。平時他們總是斤斤計較，但是當真正遇到需要勇氣，不管是道義上的還是生理上的勇氣時，他們就不行了，絲毫不敢前進，總是遲遲的退後不前。

格蘭特將軍身體有病，但寫起回憶錄來，便會像負了傷的戰士重返戰場那樣，鬥志再次被激起，激|情又一次煥發，意志決定他的體能，他完全變成了一個健康人，並且還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不過斯特德曼非常明智，並沒有將書拿來找我，而是去找了韋伯斯特。頓時，韋伯斯特認為自己非常有面子，心裏感到特別高興，也便立即接受了這本書，版稅為百分之八，從而保證了查爾斯·勒·韋伯斯特公司的慢性自殺。實際上，因為背上了這個要人命的沉重包袱，我們足足掙扎了兩三年。在韋伯斯特之後，可憐的小霍爾也被拖了進去，不得不前往惠特福德任董事的一家銀行借錢，憑藉我做擔保的期票去借錢，動不動就要求延期償還。

我進行這種思量與研究的結果，便是認為韋伯斯特已經給我們的勞資歷史創造出了全新的篇章。除此之外我還想到，假如一個年輕的鄉下佬，試著前來紐約開始生活，但又沒有什麼能耐，沒有什麼可以確定的長處，也沒有長進的可能，但是他卻能夠連眼都不眨一下地公開主張花別人的錢來對一個新行當進行學習，還要恩主每年付給他一筆相當可觀的錢，而這筆錢又恰好比美國一位總統，從對這個星球上除去愛爾蘭外最難對付的國家進行經營所得的薪俸中剩下來的錢還要多些，那麼這樣的人纔則肯定是舉世難覓的了——非要馬上招攬才行——不然的話他便會跑掉了。我看，如果能將他對首個行當的巨大興趣轉向保護第二個行當上來，那麼，對我來說簡直是發了大財了。

好多天以來，他們這些真實的對話都一直在我心中回蕩，激起了種種令我感到不安的凶兆，任我怎麼排解都排解不開。就我所見到的來說，像我這樣的情況，能夠說是沒有什麼排解的餘地了。如果真的像他們所議論的那樣，一個58歲的人，有百分之九十八是失敗了便再也站不起來了，那我還能擁有百分之九十九和百分之百的運氣嗎？

我只聽到這麼一些——而正是這句話——讓我有了一點好奇心，之後甚至連我的出版原則都改變了。現在想來，我能無意中聽到這句話，可以說是我上輩子修來的福氣呢。

他說他非常願意寫上去，因為那樣做是對的、公道的，假如公司董事們想要對此進行反對、刁難的話，他就會退出這家公司，他自己親自來將這本書出版——他說得多好啊。不過我知道這家公司他是大老闆，只要他簽過的合同，公司都必須接受，所謂別人的反對根本就不存在。

當我收到下一批郵件的時候，我也同樣收到了霍爾寄過來的詳細報告，根據報告所說的，企業的資產同負債相抵，還盈餘九萬兩千元。看到了這樣的數據，我終於覺得好受了一些。但是卻還不是能夠好受些的時機，因為那份報告應該倒過來去讀。不久之後，可憐的霍爾便來信說，需要更多的錢，並且立刻需要，否則的話，公司就要垮了。

我的這話讓格蘭特將軍頗為煩惱，他擔心，這麼一來，自己會被陷於不義的地位，成為一個卑鄙的掠奪者了——出版商的掠奪者了。我勸他說，如果他認為這是一樁罪過，那完全是因為他所受到的教育有限。我反覆地對他說，這不是罪過，而是與他的聲名以及地位相匹配的正當而又合理的權益，這是在天堂也要用兩輪光圈來酬報的事情——如果這世界上真有兩輪光圈的話，肯定會得到這種報酬的。

對於我來說，毀滅並不可怕，這是因為我早在出生之前便已經做過試驗了——那大約是在一億年之前——而且在今生的這個時刻，我所遭受的痛苦，要比在一億年當中所經歷的全部痛苦的總和還要厲害。我相信在這個世界上另外還有一種太平、寧靜，一種無愁無惱、無憂無慮、無失落也無困惑的境界，一種一億年才有的節日的欣喜以及滿足之情。我對此無限地嚮往和渴望，希望只要機會一到，便能夠再享受一次。

這個消息立刻通過電報通知給了格蘭特將軍。當這份電報被交到他手上時，我同其他幾個人全都在場，每張臉上都流露出興奮和激動——只有一個人除外，那便是格蘭特將軍自己。他讀過那份電報之後，鐵一般的面容依舊那麼威嚴，絲毫沒有欣喜的表情。我相信，他的感情激動的深度，要深過全部在場人的總和，但是他能將自己控制住，不表現出來。

這份帶有他親筆簽字的合同放在那張用來打彈子球的桌子上。從《傻子國外旅行記》出版以來，他便已取得了在他們公司的發言及決定權，他總是不管其他董事怎麼說，自己干自己的。他曾不止一次地對我說過，他強迫董事們去做他們所不願意做的事，揚言如果他們不聽從的話，他就要離開公司，同我一起干。

我還記得非常清楚，我們在密西西比河上時，一個見習領港不僅沒有薪水，而且還要給某些領港一筆現款，而他自己掏不出這筆錢——這筆錢數目還很大呢，我自己就是這樣過來的。曾經，我給了比克斯比一百塊錢，這還是從我姐夫那裡借來的。那時候還有一個自稱正在學習怎樣做牧師的人對我說，甚至在開始航行的六個月，諾亞都沒有薪水——一部分原因是因為不好的天氣，另一部分原因就是因為他還處在學習領航的階段。

但是將軍仍然無動於衷，他甚至要我列舉出願意跟他做這件高尚的事的出版商名字。於是我便隨便提了哈特福德的美國出版公司，但是將軍隨後便要求我證實自己的說法。我承諾可以通過電報，在六小時內拿出能說服他的證據來——發報到哈特福德大概需要用三個小時，而由布利斯興高采烈地回電錶示接受提議，也要用三個小時左右——要是他希望更快地得到答覆，我甚至可以自己到哈特福德跑一趟，親自把合同拿回來。

轉眼間，距離我上次作全球旅行演講又有十年之久了。在這十年當中，我再也沒有因為錢而演講過，我只為公共慈善事業進行免費演講。上個月的十九日，在羅伯特·富爾頓紀念碑基金捐獻演講會上，我做出了一件過去自己從沒有做過的事，我公開地、正式地向人們宣布了自己將要離開講台的消息。

我有些懷疑，有些疑心，但也不能確定，於是我問他能否就此進行賭咒發誓，他立刻伸出手來，進行賭咒和發誓，又將他剛才所說的話，一字不漏地重複了一遍。

到了最後，我想將自己的合同買下來。不過他說，讓董事會考慮將合同出賣，那是無法做到的，這是因為他們公司的生計，十有八九是靠我的書來維持的，如果我將書拿走的話，公司的生意就做不下去了。後來有一次，一位董事，暫且不管他的名字是什麼吧，告訴我說，我所說的是對的，布利斯對我進行欺詐的時候，董事會是完全知情的。

於是，韋伯斯特便找到他自己的律師起草了一份合同。從那一刻起，我便開始特別欣賞韋伯斯特，並且因為事情正在進行當中，我由於一時高興，慷慨大度的脾氣便再次發作起來了。在根本沒有進行仔細思量之前，便宣布除去薪水之外，將公司所獲利潤的十分之一無償地送給他，精明而又誠實的韋伯斯特馬上便將這一饋贈謝絕了——當然照例表示了對我的萬分感謝。

不可否認，規模龐大的世紀公司對出版雜誌是相當內行的，我想誰都沒有資格就這一方面來批評他們什麼。不過在當時，對於征訂出版圖書這件事，除了零售，他們大概沒有任何經驗。甚至連在零售方面，他們也沒有什麼真正具有價值的經驗，否則的話，他們也不至於按照對待一位不知名或是沒什麼聲望的作者的版稅辦法來對待我們所尊敬的格蘭特將軍了。

在那個走索賣藝般的屋子內，韋伯斯特終於登上了至尊的寶座，他如願以償了。他自美國的十六個地方召集到了十六個經紀人來簽合同。他們都來了，韋伯斯特就像在西奈山上那樣向他們頒發了律令。他們耐著性子，沒發脾氣，這可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奇迹。他們提供出了需要的債券，接下來他們又簽訂了合同，歡歡喜喜地走了。按照通常的情況，他們會對年輕人的那份傲慢表示不滿的，但這回的事情卻非同一般，對於每個經紀人來說，這份合同能值好幾千塊錢，這點他們是清楚的，而這就足以讓他們自動壓下他們的怨恨之心了。

收支平衡賬目將這些年來美國出版公司對我所做出的流氓行徑揭露了出來，我氣憤難當，站起來便高聲訓斥了牛頓·凱斯以及他的同謀犯——其他的那些道貌岸然而又行為猥瑣的董事們一頓。

1898年年底，也有可能是1899年年初的一天，羅傑斯先生拍來了一份電報，那時候我正在維也納：「所有債權人的欠款已被不折不扣地如數清償，尚餘一萬八千五百元，怎樣處理，盼告知。」

終於，維拉斯站起來開始致詞了。這位年輕人立刻顯得勁頭十足，急得像什麼似的。維拉斯說得興奮了起來，於是人們開始鼓掌，他說出了一句警句，人們便大聲地叫道：「站到桌子上去！站到桌子上去！在桌子上站起來，現在我們看不見你！」於是便有許多站在那兒的人將維拉斯抱了上去，讓他站到了桌子上，讓全場聽眾看個清楚，之後他便繼續講下去。那個年輕人同其他人一起鼓掌，但我可以聽到那位年輕人在嘴裏嘟嘟囔囔的，不過聽不清他具體在說些什麼話。過了一陣之後，維拉斯似乎拋出了什麼精彩的話語，全場立刻掌聲雷動，於是這位年輕人便用略帶些絕望的調子說：「沒辦法，英格索爾無法爬這麼高。」

所以，我只好將這件事情扔到了一邊，再看一下有什麼新鮮的事情可供我折騰。但是此時此刻，我已經對蒸汽變得特別的熱心，在這種熱心的促使下，我購買了一些哈特福德公司的股票，這是因為這家公司正在準備對一種帶有新式蒸汽滑車的東西進行製造、出售和革新。這個蒸汽滑車可實在是不簡單，因為接下來的短短十六個月當中，它就將三萬二千塊錢從我的口袋裡拖走了，結果還是沒有任何收穫。為此，我再次變得形影相弔，甚至連個職業都沒有了。

就在昨天，年輕的韋伯斯特還默默無聞，似乎是個還未出生的嬰兒，今天，他便儼然成為了一個大名鼎鼎的人物，美國的每一家報紙都刊登了他的名字，他顯然真的成為一個明星了。他還年輕，也具有人類的常情，自然要將自己一時間的名氣誤解成為聲名遠播，聲望卓著，結果便是帽子必須越戴越高才行。看到年輕人如此愛慕虛榮，真是件有意思的事情。

我對五十年後人口達到兩億時的美國進行了描寫。我說在這未來的偉大時代中，那些總統、海軍上將等各種各樣的人物，如今都正躺在搖籃裏面，分散在這個國家的廣袤國土裡。

啊，我是多麼感謝上帝啊！曾有上百次，我試圖用筆將這一樁樁難受的事情記錄下來，但卻做不到。總是在我還沒有寫到一半時，就感到非常厭惡，寫不下去了。但這一回，我發狠了，和盤托出了所有的內容，一吐為快，希望從此我能夠不再提這些令人痛心的往事。

致詞的人都是那些非常著名的以及才能特別出眾的人。

在書出版三個月後，公司的股東們舉辦了一次年會，作為該書的半個合伙人，我參加了這個會，會在我的一個鄰居家舉行，那個鄰居名叫牛頓·凱斯，在公司一開辦時就是董事。會上宣讀了有關公司營業的一份賬目，對於我來說，這是個莫大的啟示，書共賣了六萬四千冊，而屬於我的利潤的一半應是三萬二千塊錢。1872年，布利斯是這樣對我說的，即版稅為百分之七點五，約合每冊兩角錢多一點，那就是利潤的一半！而實際上如果在先前，這錢還不到利潤的六分之一，這是因為雖然現在的光景不太好，但還得五角錢才算是利潤的一半。

與此同時，除了寫作之外我還進行了一次接一次的商業冒險。

然後頌詞便開始了。那時候，謝爾曼和謝里登都在場，謝菲爾德、洛根和半打的軍界著名人物也都在場。演說家們一直將種種光榮傾瀉到格蘭特身上，就像尼亞加拉瀑布那樣。他們總是走過來，站到他身邊，近距離地將榮譽的尼亞加拉瀑布自上而下地向他身上傾倒。但是他仍舊無動於衷，似乎是一尊銅像，巋然不動。每個演說者總是逐個地從格蘭特談到謝爾曼，之後再談到謝里登和其他一些人，他們總是向他們身上傾倒一桶桶熾熱的頌揚之詞。

對於憑藉這種辦法來擺脫困境，我並沒有多加考慮，我同克萊門斯夫人說時，她更是連聽都不肯聽。她說：「這房子是我的，應該還給債權人。你的書則是你的財產——你應該將書也交給債權人。你要想盡一切辦法來盡量償還債務，能多還些就要多還些，只要你的人還在，就能夠再幹起來，將餘下的欠款賺回來並且還清它。不用怕，欠下的每一塊錢，我們到時會償還它一百分。」這一段預言說得非常有道理。正在這時，羅傑斯先生站了出來，用盡一切辦法來對那些債權人進行規勸。他說，他們一定不會要克萊門斯太太的房子——他們說她應是優先債權人，韋伯斯特公司的六萬五千塊錢的期票，那筆借自她手的錢，應該放棄。接下來他又說，他們不會要我的書，我的書並不是韋伯斯特公司的資產，但是對於那些韋伯斯特公司的東西，他們是每個人都有份的。他還說我借給公司的那六萬塊錢應該一筆勾銷，當前我的任務便是竭盡自己所能地來賺錢償還韋伯斯特公司剩餘的債務，如果可能的話，每塊錢應償還一百分，但絕對不能將這當成諾言來看待。九_九_藏_書

為了給自己的全球旅行演講做細緻的安排以及事先的約定，我必然要花去不少的時間與精力來處理這些瑣碎的事情，但是後來這費勁的事情終於搞好了。於是我們在1895年7月中旬出發，開始實施為期一年的計劃。

後來他對我說，他將合同給其他董事們看過了。除此之外，他還說，他準備將書轉給公司去做，利潤是這本書的四分之一，還有他要求為他和他的兒子弗蘭克加薪，如果這些條件不能被滿意地解決，他便準備脫離公司，自己去出版這本書。這樣的話，董事們便同意了他的要求，將合同收下了。布利斯親口向我講了這些事情，這一事實本身就是毋庸置疑的證據，說明這些話並不真實。在距離此書正式發行還有六個星期時，有一次，布利斯告訴了我真實的情況，想看一下我的反應，看一下我的心裏到底是個什麼滋味，不過他過於緊張，死了。

以上我所說的是1884年年初的事。我將一筆充足的資金給了韋伯斯特，同時，還將《赫克貝里·芬》的手稿給了他，韋伯斯特的任務就是擔任總經紀人。具體來指定全國各地的經紀人，是他的事。那個時候我們共有十六個代辦所，代辦所下面又有一些推銷員，專門進行推銷。在紐約市，則是由韋伯斯特親自兼任經紀人。

他們將校樣或是修改稿送到格蘭特將軍手中時，也順便送給了我一份，這格蘭特是知道的。我有時也偶爾會翻翻校樣，但卻沒有看具體的內容。後來，格蘭特將軍家裡有個人告訴我說，將軍對我從來都沒有對回憶錄的文筆發表過意見而感到頗為不安與失望，還說，我只要說一句鼓勵的話，都將會對他的寫作產生很大的幫助。

他聯繫、接受並出版了兩三本關於內戰方面的書，但是沒有賺到什麼錢。除此之外，他還接受了另外一本書，為此他將經紀合同分別寄了出去，對價錢做了規定（市面上的價格為每本三塊五毛），還同意將提前兩三個月將書印好。

這本來就是他性格中的特點之一。在一次比較重要且又值得紀念的場合上，我曾親眼見識到了格蘭特將軍掩飾自己激動情緒的本領有多高。那是1879年，在芝加哥，他環球旅行凱旋之後，由芝加哥各界人士和受過他指揮的第一軍——田納西軍——共同歡宴三天。在一座劇院的舞台下面，劇院里擠滿了屬於這個軍的活著的英雄們和他們的夫人，那時候我的座位正好和他的座位非常靠近。

不過他們的好心勸說很明顯是無效的，韋伯斯特還是堅持己見挑選他做了經紀人。我們後來將書給了他，果然他的生意做得非常興旺，他在這次格蘭特回憶錄的買賣當中，總共賺取了三萬六千塊錢，不過最後韋伯斯特連一分錢都沒有拿到。

自然，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終於慢慢懂得了。然後他向雜貨店的那個年輕人說道：「這五百塊錢你拿去吧，從此你走你自己的路，你以及你們這一伙人馱在我的背上已經整整三年啦！如果還有一個人救下我老婆的這條命的話，他則需得買個棺材，留給他自己用。」

一次，有些人在一家生產私人卧鋪車的公司內談起了喬治·艾略特以及她的文字作品。我看出韋伯斯特又想要發議論了。當時我實在是沒有什麼能夠用來阻止他的辦法，如果一塊磚頭，或者是一本《聖經》，或者是其他什麼東西，能用來砸中他的頭，將他砸昏過去，從而將他搭救下來，那就好了。不過那樣做的話，又實在是引人注目，所以我只好看著他丟人現眼。不出我所料，人家的話音剛剛落下，他便立刻丟了人。他非常得意地說：「因為成見的問題，我從來都沒讀過他的書。」

我等了片刻，讓這個沉默蔓延開來，讓它深入人心，然後便轉過頭來對著將軍補充道：

在接下來的一個鐘頭里，他一直保持著自己那靠著牆的姿勢，似乎失魂落魄了似的走了神，顯然早已忘了身在何處。再後來，羅伯特·英格索爾走上了台，他的這位崇拜者只不過是顯示出全神貫注的樣子罷了，也沒有明顯地表示出對他抱有多大的希望。

我說我準備將韋伯斯特派去巴爾的摩。我看準了這次好機會，試圖將這件事情搞好，但卻始終沒有做成功，這是因為韋伯斯特連碰都不碰這件事，就好像跟錢有仇似的。假如沃爾特斯想要出版的是本平庸的書的話，其實他只需要同韋伯斯特說一下就行了，韋伯斯特肯定會在第一時間內趕往巴爾的摩親自處理這件事，一切都會被弄得妥帖順利的。但沃爾特斯先生選錯了人，要清楚，我們的韋伯斯特雖然才能不足，但傲慢卻是有餘的。

我又進一步地說明了為什麼，因為這個版稅標準完全是錯誤的，不公正、不公道的。我建議道：「劃掉百分之十，改成百分之二十，或者乾脆改為純利的百分之七十五。」

我真是不理解在當年，為什麼我已經那麼大了，還會那麼單純、天真，以至於相信他的一切謊言。我早就該想到，說這種話的人，要麼是傻瓜，要麼便是他確信我是傻瓜。然而，事實證明后一種情況是正確的，我才是個純粹的傻瓜，竟然連如此簡單而又起碼的智慧都不能掌握。

哈，真是沒有想到，多年以後，我們的總統先生仍舊將十多年前見面的場景記得如此清楚，這個細節也表明，他對於一些小事的記憶和對於大事的記憶同樣好。這次宴會是我出席過的最著名的一次，大概有六百人到場，參与者主要是田納西州的那些退伍軍人。謝爾曼將軍，和內戰中幾乎全部還在人世的將軍，他們都一律坐在貴賓席上，圍著格蘭特將軍。我想，光這一點就足以令這次宴會成為我出席過的最著名的一次了。但是，還有其他的事情也為宴會增了不少色。

他不怕麻煩，但我卻最怕麻煩，不管是自己，還是人家的，只要是足以妨礙我安閑、舒適的事情，我全都怕得要命。而我唯一的應對方法便是躲得遠遠的，哪怕因此得來恥辱以及罵名我也都在所不顧。所以，眼看著他自找麻煩，年年月月，無止無休，又如此有耐心，如此有智慧，如此安詳和鎮定，如此心甘情願，如此全神貫注——即使事關旁人，也一直是如此真心實意——這些不能不令我驚嘆。也許他從來都沒有想過要以此自誇，不，他所想到的，只不過是愛慕人家所應具備而自己身上卻缺乏的優秀品質。

我回答道，自他那想要掩蓋但又掩蓋不住的狂喜眼神來看，我知道他覺得我的主張非常有價值，他自己也在對擺脫支付傭金的某些似乎可行的辦法進行設想。我經常自告奮勇地為他提一些關於金融方面的新主意，而反過來，他也經常自告奮勇地——為我提一些將文章寫得更好的主意。不過，結果仍舊是毫無所得，我們兩個人還像原來那樣窮困。

但是我倒並不具有這種希望。這樣漫長的今生為我所經歷，已經足夠了；至於來生，那便又是另一次實驗了，但我想還不是同這一次的一模一樣，換湯不換藥罷了，對於來生，我並沒抱有多大希望。如果我能夠倖免，不用參加這另一次的大試驗，那就真的是謝天謝地了。

但是不久后，正當我將要分得我所應得的那份收入時，他的公司破產了。當時我對這個情況並不知情，因為他沒有向我透露過任何信息。直到有一天，他要我借五千塊錢給他的公司，並說願意出七分利，用他公司的票據作為擔保。我說這沒問題，不過要有保證人，他聽完之後大為詫異，說如果保證人那麼容易找的話，他就不會向我借錢了，隨便去哪兒都可以借到錢。我想他的說法也有道理，就將五千塊錢爽快地交給了他，但沒到三天，他們就垮台了。兩三年後，我只找回了兩千塊。

我們清楚，在這種場合，似乎總是演講人將一團團火倒往別人的身上，那些讚美之詞就像是某種特殊的武器令人猝不及防，但犧牲者卻總是在烈焰中進行輾轉掙扎。在三英里之外，我用小望遠鏡，正好能夠望得見誰成了犧牲者。在烈焰一般的頌揚聲中，很顯然，沒有誰能夠坐得住，大家都覺得不自在，只有格蘭特除外。

當我們相信靈魂不滅時，我們總是有個理由的，倒不是有什麼真憑實據，或是以貌似有理有據的事來作為原因，因為這些我們都不具有。我們之所以願意對這種夢幻表示相信，原因還在於，因為我們不明白的某些緣故，我們的內心深處老是希望靈魂不滅。

格蘭特夫人能自這本書中獲益五十萬塊錢，在我看來並不是什麼值得驚奇的事，這本書並沒有將她害得負債纍纍倒是一個天大的奇迹。我們只有一個韋伯斯特對於她來說是幸運的。在這之後，我沒有再找一個像他那樣的人來管理公司，那是我不應該有的疏忽。

他為此大笑著問我，這樣一來，還能剩下多少利潤給我呢？我很正式地回答說，六個月內十萬塊錢。

這件事發生在1877年春天。口袋裡有了這張支票后，我開始再次打算髮筆什麼洋財。讀者們可能會因為受到我前面所說的和冒險行徑有關的話的騙，馬上推斷出，我肯定是馬上又找到了一個能夠發財的機會。事實上我根本就沒有進行尋找，我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被燒傷過的孩子最怕火，我發現自己不是干投資的料，也沒有發財的命，於是便決定對它敬而遠之，不再願意問津投機事業了。

我說，好的，我很滿意這個安排。

我說：「那我倒不知道。」後來我們隨同大家共同鼓掌，但這位年輕人似乎只是無意識地跟著大家鼓掌。

「假如說，兒童只不過是人類之父，那麼便只有極少數的人才會對他的成功進行懷疑。」

大約是在1872年，我寫了另外一本叫做《艱苦生涯》的書。那時候我已經將《傻子國外旅行記》出版了，版稅是百分之五，也就是說大概每冊兩角二分錢。現在又有好幾家其他的大公司為我提出了更加優惠的出版條件，其中一個公司願意出百分之十五的版稅；另一個則願意將全部收益都歸我，條件非常簡單，只要在我的書中為他們的公司印些廣告就行了。

頭一位實幹家：「一個五十八歲的人，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可能是再也起不來了。」

原來生活竟是如此殘酷！原來我不被人看好竟是如此地有理由！

我向來都對自己的復出充滿信心，不過有一天，我卻被嚇了一跳——這一次可將我嚇得非常不輕。那天，我在無意中聽到了羅傑斯先生以及兩個有經驗的實幹家的簡短對話：

當由於職業以及平時訓練的關係，那些利欲熏心而又鼠目寸光的出版商們，註定瞎了眼，對我的作品看不出絲毫價值時，為什麼偏偏他能夠看到未來，將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呢？這隻不過是他心靈所有的奇異之處中的一例罷了，對他熟悉的人還能夠舉出非常多的事例來。

但是將軍還是直搖頭，他仍然想照合同上原來的條文來簽字。

「是的，」我說，「據說他是個大演說家。」

第一次，一位有些特別的老朋友轉讓了自己所投資的一個專利給我，價錢為一萬五千元，實際上這個專利沒有任何投資價值，所以這一兩年來他不斷在虧本。但是我並不清楚這些真相，因為他忘了講，不知道是故意的還是無意的，總之他忘了講。他說，如果我買進這個專利的話，他就可以幫我負責製造和銷售，聽完之後我信以為真，便傻乎乎地承接了下來。接下來現金便開始外流，流量為每個月五百塊錢。每三十天，這隻大烏鴉便會定期從方舟里飛出去，但是回來的時候卻沒有帶任何東西，而鴿子則永遠沒來報到。

惠特福德也在場，他一直都在韋伯斯特身邊待命，出謀劃策，這是因為韋伯斯特如果沒有法律方面的參謀就不敢做任何事。如今他所需要的任何法律方面的參考意見，是都能夠聽到的，因為他已經將惠特福德常年雇傭了。他每年付給他一萬塊錢，這錢是由我付的。

在他臨終時，有一次我去他那裡看他，他用筆將想對我說的話寫了下來，很明顯是非常擔心地問我：他的書是否能夠對他的家庭有些幫助。

宴會舉行之前，要舉行大規模的遊行，根據事先的準備，格蘭特將軍將在檢閱台上進行檢閱。檢閱台是特地為了這個節日而修建的，建在位於帕爾默大廈的二層樓的陽台上，檢閱台上面鋪上了地毯，還掛著旗子之類的東西。

啊，我又一次經歷了一次新生。在我看來，我再生的次數多於任何人，只是除去訖哩什那。

我接著說：「在這時，在美國國旗下的某個地方的搖籃裏面，美國軍隊未來顯赫的總司令並沒有為將來的威信和責任而發愁，而是正在將他那充滿戰略思想的心思整個兒放到如何將他的大腳指頭伸進自己的嘴巴里這個問題上。這不是對今晚到此的顯赫貴賓有什麼不敬，只是在說，五十六年前，他正在將所有注意力都放到這個上面。」

我毫無拘束地談到了韋伯斯特，因為我預期自己將來的編輯們會具備充分的判斷力以及充分的慈悲心腸，將本書早些版本中的那些章節全部不予發表，在今後的一個個版本中也是這樣，直到那些可能因此而感到痛苦的人都安息在墳墓中的那一天。但在這之後，還是要印出來的，這就是我的願望。到那時，日子已經離得很遠了，再也不會對其他什麼人造成任何傷害了。

那個年輕人沒能將五百塊錢的股票向我推銷掉，但他倒是成功地將五千塊錢的股票推銷給了哈特福德的一位老年紡織業夥計，而這五千塊錢正好是那位夥計的所有家當。他省吃儉用一輩子才將這筆錢積蓄下來，這筆錢就是他的一切，並且他這個傻瓜又急著想要發財，所以便冒了這麼大的風險，將這前途渺茫的股票買了下來，這事情是多麼的奇怪啊。當我聽說這件事的時候，心裏非常替那個人難過，我想，如果我事先能夠有機會將我的經歷告訴他的話，也許是能夠搭救他的。

我感到非常詫異，就像看到哥倫布的廚師在指導哥倫布應該怎樣航行而感到大為詫異那樣。我無法預料，別人的幫助以及鼓勵能對格蘭特將軍要做好的事情起什麼作用。但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證明他確實是一個很謙遜的人，當他試著做一個新行當時，正如新船員在陌生的海上行駛，需要聽到鼓勵的話語，就如同任何一個普通人那樣。他居然想聽一下我的意見，將軍期盼著聽到我的意見，這對我來說是莫大的敬重，於是一有機會我便將談話巧妙地引向這個方面，既提出了意見，又不至於顯出扯著耳朵朝里灌的樣子。

在美國的歷史上，只有唯一的一個軍官擁有這樣一個最為崇高、莊嚴，並且只用一個詞便可以描述的稱號：「將軍。」但也可能是兩個軍官享有這項殊榮，我有些記不清了。自美國獨立革命直到南北戰爭的這段漫長歲月里，還沒有什麼人擁有過這樣的稱號，這個職稱的性質相當特殊，它不屬於我們的軍銜授予範圍。而只不過是根據國會所通過的法案，以及法案中特別提起的名字才可以授予的，是不能被繼承的，也不能由提升而取得。

於是，我開始為美國出版公司遊說格蘭特將軍父子。爭論說，這家公司是所有同行里首個要求出版格蘭特回憶錄的，理應比世紀公司更應該得到優先出價的機會，這個消息對於格蘭特將軍來說彷彿是個新聞一樣。於是，我提醒他說，在格蘭特和沃德經紀行生rｅad.99cｓｗ•coｍ意興隆的那些日子里，我曾有一天到他的私人辦公室里去拜訪過他，並且陪他共進午餐，還請求過他寫回憶錄、並交給美國出版公司出版。當時他拒絕了我，而且非常堅決，說他不需要錢用，而且他不是個文人，更不會寫什麼回憶錄。

他回到了自己的旅館，擬好了合同，下午便帶到了我家。我發現其中有些問題，合同上並沒有出現「一半利潤」這樣的字眼，取而代之的事百分之七點五的版稅。我讓他解釋一下，我說，當時的說法不是這樣嘛。他說：「是啊，不是這樣，但是，為了簡便起見，就寫成了版稅多少——因為這百分之七點五的版稅正好代表了一半利潤，還能夠略多一些，並且這還是按照賣十萬冊來計算的，只有銷售量超過十萬冊時，出版公司所得的那一半收入才會略多於你所得的。」

我將韋伯斯特安置到一家公司裏面——名字就是韋伯斯特出版公司——還將他安排到統一廣場下面（我記不清具體|位置在哪兒了）一座樓房中三樓的幾間寫字間裏面，租金非常公道。還為他配了助手，其中的一個是女孩，另外一個是男的夥計，他們的薪水都是差不多每年八百塊錢。韋伯斯特還曾雇傭過另外一個助手，這個人長期從事征訂書籍的工作，業務十分精通，能夠帶一帶韋伯斯特——後來的確也教了——但是學費是由我付的。

然而，這種焦慮而又憂鬱的心情並沒有持續多久，很快便過去了。因為在克萊門斯夫人了解了我的煩惱之後，便拿起她經常備在手邊的筆和紙，非常清楚地、令人信服地將我們在四年中多能夠預料到的進款算了出來，算清了結局會是多麼的順利。我可以看清楚，她是正確的。確確實實，她一直都是對的。不管是論遠見，還是論智慧，論盤算的準確，還是論將問題看得全面，在我所認識的人中，除去羅傑斯先生之外，便沒有任何人能夠趕得上我的妻子。

按照我同韋伯斯特訂立的合同，他每年只有兩千五百塊錢的薪水。他果斷地謝絕了將公司部分利潤無償給他的提議，因為他異常謹慎，不喜歡擔任何風險。如今，我又一次建議要將公司利潤的十分之一送給他，這可不是小數目，明白人都應該看得出來——與此同時合同中的其他細節均保持不變，該付給他的錢照樣會付。

生意方面，韋伯斯特非常膽小，膽子小到不敢冒任何險，除非有律師來保證他不會吃官司。有事沒事，他總是去請教律師，以致律師簡直就成為了他的一個工作人員，就像那個小姑娘助手以及征訂專家那樣。不過既然韋伯斯特、惠特福德都沒有什麼管錢的經驗，他們的胃口就還不是很大，所以他的律師費用也不會太多，雖然也許他認為憑藉他那些本事，這些費用已經算非常不少了。

我讓韋伯斯特的一個可憐的候補者在一段時間內擔任了經理，他是個年輕人，叫做弗雷德里克·傑·霍爾，也是一個鄧科克人，我們的所有人才全部來自那裡的種馬場。可憐的霍爾用心很好，但他根本就不稱職，他憑藉年輕人的血氣方剛和敢作敢為，發狠似的幹了一陣，但卻有一項障礙早晚會導致他的失敗。這個可怕的障礙是這樣的：

我預料自己的演講會非常順利，結果的確非常順利。

但我卻早已將所謂的靈魂不滅的信念拋掉了——甚至對於這個說法本身，也早已絲毫不感興趣了。如今我能夠將我活著時所不能說的話全部說出來——能將那些令人聽了感到震驚的事，也就是我活著時所不能說的事說出來，因為在那時我自己不會感受到那種震驚，所以就必然會令自己免於遭受那種痛苦。

有一次，我偶然將格蘭特將軍的回憶錄同愷撒的《紀事》作了比較，從而令自己有條件來作出判斷。我誠懇地說，兩本書都有非常大的特點——明晰、樸素、直率、誠實，不裝腔作勢，對於朋友、敵人的評價都非常公正，具有戰士所應有的滿腔熱忱與樸實無華。我認為兩本書的水平不相上下，至今我都還是這個意見。後來我得知，對於我的這個判斷，格蘭特將軍感到非常高興。這就表明他正如其人，是一個具有人性的人，是一個作家。一個真正的作家對於讚揚的話總是非常看重，即便說的人有沒有資格這麼說還有待研究。

他的這一舉動令我越發地賞識他了。我自己是非常清楚的，我的這個決定便是給他一份合夥的股金，非常明顯，幾個月後，他所收入的錢便能是他薪水的兩三倍，只不過他自己不清楚罷了。我曾經預言過，《赫克貝里·芬》將會在讀者中擁有非常大的市場，具有非常高的商業價值，韋伯斯特冷靜地而又明智地對這個預言打了一個折扣。這便又是一個新證據，說明有了韋伯斯特，的確是有了一顆明珠，有了一個不會隨便激動，不會輕易喪失理智，遇事小心謹慎，不會在自己不熟悉的領域內冒險的人。當然，我要進行補充說明的是，這全部都要除非是在對別人利益進行犧牲的條件之下。

而最大的效益還在後面，因為鑒於那個月增訂戶數量增加了一倍的趨勢，肯定會持續好多年，這註定會令這家雜誌的廣告收入六年內都以每個月都增加八千塊至一萬塊錢的幅度上升。就像我說過的那樣，格蘭特將軍的文章，每篇都值一萬塊錢，而絕不是只值可憐的五百塊錢。我甚至還可以說，他那四篇文章每篇都可以值二萬五千塊錢，而且這個價錢一點也不過分。

早先在對經紀人進行挑選時，韋伯斯特曾挑中了自己認為最合適的一個人來擔任西部經紀人。那個人過去做過牧師，是一個職業的福音傳教士，是上帝有鑑於衣阿華州所犯過這樣或是那樣的罪孽，才將他特意安頓到衣阿華州的。全部經紀人的其他候選人都憑藉自己的種種親身經歷對韋伯斯特進行警告，讓他千萬不能去沾他的邊。他們對他說，不管是惠特福德還是其他的什麼人，他們怎麼聰明，都敵不過這位福音傳教士與生俱來的偷盜本性。

將軍對於自己的回憶錄是否能夠真的收入兩萬五千塊錢這件事仍然很懷疑。他的理由是他自己已經試驗過了，並且已經找到了不可能實現的證明與結論。我很詫異他是從哪裡如何找到的證據與結論。他解釋說，他曾經向羅斯韋爾·史密斯提出，將自己的回憶錄全部賣給世紀公司，作價兩萬五千塊錢，但是這個提議卻把史密斯嚇壞了，而且嚇得他連氣都喘不勻了，甚至連拒絕的話幾乎都說不出來了。

就這樣，我們暫時把合同的事擱在了一邊，想等到第二天上午再提出來討論。在那段時間里，我想了很多。我清楚地知道，美國出版公司絕對是非常樂於得到格蘭特將軍的回憶錄的，而版稅也絕對是四分之三利潤歸他，而其餘四分之一歸他們。但是，我也知道，全國再沒有一家出版商——我是說那些了解征訂出版這一行當的出版商——會不願意按照這樣的版稅條件把書接下來的。所以，我很希望立即就把這本回憶錄交給弗蘭克·布利斯（美國出版公司的負責人之一），讓他們那幫爬蟲發點小財，可是轉念一想，這家公司掠奪我都已經掠奪了這麼多年了，甚至他們用掠奪我的那些錢造起了神學工廠。既然如此，我為什麼還要幫他們賺錢呢？如今也輪到我出出氣了！

我自墳墓里向外面說話的唯一原因，便是為了有時候能一一講出心裏的話，而不是要將那些高興或是悲傷的事一個個全部收藏起來，只留給自己享用。我自墳墓里向外面說話，能夠說得比大多數的歷史學家都更加坦白一些，因為他們不會有死的體驗，不管他們是如何想要也不行，而我卻可以做到。對於他們來說，那是假死，不過對於我來說，那卻不是假裝。

惠特福德享有那樣的一份光榮，能夠在自己的簡歷中標註像「亞歷山大和格林公司」這種富有威力的字樣。這個公司是個大公司，生意做得大，又很賺錢，遠近聞名，他們簡直就是天理的代表。他們只不過是良心方面有些差勁，從來不肯讓自己受損失——上個月發生的地震便是一個突出的事實證明，那個地震簡直是震出了其他三大保險公司的五臟六腑。亞歷山大和格林公司的辦公地點在互濟大廈，他們花錢養著一批廉價律師，總共是二十五人，其中有一個便是惠特福德。這個人的脾氣特別好，對人親切，只是非常無知，他愚蠢的程度，小而言之是能夠繞地球四周的。

威廉·姆·拉芬對我說，巴爾的摩的沃爾特斯準備弄一本包裝精美的書，將他所收藏的珍品以插圖的形式來做細緻的介紹，還說他準備從巴黎請最優秀的畫家來作插圖，並且書由他親自來負責，使之能夠完全同他的藝術風格相符。同時，為此他準備花費二十五萬塊。他希望發行時能夠將價錢定得高些——書本包裝非常華美，書價也相應的貴一些。至於書所帶來的收入，他決定不要一分，出版商只是負責發行以及收取全部的利潤，別無他事。

現在，我必須要說，羅傑斯先生是多麼有先見之明啊！當為了我的版權的事情，他不屈不撓地鬥爭，堅決捍衛我們一家的權益時，我還不太明白為什麼他將這件事情看得那麼嚴重。他一直在強調，這是一筆非常大的資產，但我卻並沒有將它們的價值看清，我說這壓根就算不上什麼資產，甚至即便我心裏一百個願意，版權也不太可能送得出去。他說，你要耐心，再等一等，等經濟恐慌緩和過來，生意也復甦起來時，你便會懂得這些版權會比先前更值錢。

他們在任何時候都能夠憑藉一種可以說得過去的方式體會到，在墳墓里對他們進行代表的，是有知覺的實體，能夠意識到自己在對別人進行議論，是個能夠感覺到羞恥的實體，是個不願一五一十說實話的實體，這是因為他們還相信靈魂不滅。他們覺得，死亡只不過是睡上一覺，之後便會很快醒來。他們的靈魂能夠意識到這個世界上正在有什麼事情發生，會對他們所愛的以及不愛的生者的快樂和憂愁繼續表示關注。

就這件事情，我們討論了很長時間。最後，格蘭特將軍發電報給他的好友——費城《紀事報》的喬治·威·蔡爾茲，要求他到紐約來為自己提供一點建議。蔡爾茲來后，我說服了他，讓他相信了韋伯斯特公司的機器設備是完整無損的，印刷能力是綽綽有餘的，營銷計劃更是有理有據的。最終蔡爾茲為我們作出了裁斷：「把書交給克萊門斯。」這個提議馬上得到了弗雷德·格蘭特上校的支持。於是，我們當場簽訂了合同，而我的韋伯斯特則馬上將所有力量投入到了這項新業務之中。

上面提到的這些具體計劃實施之前，細心的韋伯斯特便主張在沒有真正開始做之前，先制訂一個合同，簽好字，蓋好印，便令一切都有了一個憑據。這樣做似乎是頭腦清楚的表現，雖然我自己竟沒有想到這些——我的意思是說想到這樣做是頭腦清楚的表現，因為我自己壓根就沒有想到這些。

這個時候也正是韋伯斯特萬分得意的時候，當他還是小商人，默默無聞時，他的帽子號碼為六又四分之一，到了後來他開始得意時，他的腦袋甚至連一隻桶都套不進了。他喜歡對這本書的奇迹進行滔滔不絕的敘說；他喜歡對統計數字進行列舉；他喜歡說書皮上的燙金字是用了十三英里長的金箔印成的；他喜歡講三十萬套書相當於多少噸。

到了後來，奧斯古德認為自己通過零售便能夠搞成出書的事，他自認為自己向來都有零售出版的經驗，對於征訂的試驗一直都有些不高興，希望能夠對零售出版的這種方式進行一下嘗試。我將《被偷走的白象》給了他，這主要是一些無趣的小品文集子，我同他打賭，說在六個月之內，他推銷不出去一萬本。他接受了打賭，賭注是五塊錢，但是後來還是他贏得了那筆錢，只不過贏得有些勉強。然而我認為，我在出版上一本書之後就沒有繼續弄下去，那種選擇是錯誤的。

當時，比徹先生的經濟情況不佳，他便預付給了比徹五千塊錢的版稅，由比徹先生將原書修訂好，在我看來，還不如說是將書繼續寫完。我能夠看出，他先將兩卷中的第一捲髮表了，但後來卻發生了要命的醜聞，令出版計劃遭受到了破壞。在我看來，第二卷還沒有開始寫哩，目前比徹先生正在著手進行第二卷的寫作，如果在規定的時間內寫不成，他就要將錢退回來，果然，後來他沒有寫成，錢也最終被退回了。

按照我這種金融外行人的看法，我主張增加名義資本到十億元，這樣的話第二年的分紅便能夠跌到百分之四或是百分之五，同年的利潤能夠照樣不變，而那些通常的風暴就不至於發生了。假如我的記憶沒錯的話，我記得他提出反對意見說，稅收增加十倍有些過重了。

我對這件事進行了一兩天的考慮，進行了一個全面且又透徹的研究。就我所見過的所有新聞來說，這確實是個非常有創意的新主意。我記得自己當年做排字學徒工時壓根就沒有薪水，後來我通過調查，得知石匠、泥瓦匠、白鐵匠等全部是這樣，學徒工都是白做。我還進一步發現，甚至實習律師或是實習醫生這種所從事的職業帶有相當腦力含量的人，在剛入自己的行業進行學習時，也是沒有薪水的。

我第二次同格蘭特將軍見面則是在他的首任總統任期內。內華達參議員比爾·斯圖爾特提出帶我去看望總統，我便和他一起去了，我們看見總統穿著辦公的服裝，身上披著一件破舊短小的亞麻布灰外衣，上面布滿了點點的墨水痕迹。我曾在紐約的《論壇報》上發表過幾篇通訊，對一些我乘「教友市號」週遊世界途中的所見所聞進行了報道，因而稍微有些名氣。我同格蘭特總統握了下手，接著我們便都沉默了片刻。我不清楚此時此刻自己該說些什麼，所以便只是默默地望了下將軍那嚴峻的面孔以及堅毅的神色。我們就這樣沉默了一會兒工夫后，我打破了沉默，說道：「總統先生，我覺得在你面前自己有點兒發窘，你呢？」他微笑了一下，那神態假如能夠見之於鐵鑄的塑像的話，對塑像應該也算不上什麼辱沒。在那之後我又連珠炮似的對他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之後才告辭。

格蘭特將軍的回憶錄在12月10日公開發行了，結果沒有超出我的預料，之前我曾經向格蘭特將軍說過，他的書會銷六十萬冊，結果真是這樣。一開始我們便賣了二十萬套。付給格蘭特夫人的首張支票為二十萬元整，幾個月後產生的第二張支票為五萬元整，至於後來的那部分支票有多少我已經記不清了，不過在我看來，付給格蘭特夫人的總數差不多在五十萬塊左右。

喬·傑斐遜寫信告訴我說，他已經將自己的自傳寫好了，希望能由我們公司來出版，我自然是一口就答應下來，接受了那本書。接下來，我將他的自傳拿給了韋伯斯特，要他好好安排一下事情。韋伯斯特沒有直接拒絕這本書，但他採取了迂迴戰術，對書稿採取不理不睬的態度，絲毫都沒有將這件事情放到心上。

1895年7月15日，克拉拉、克萊門斯夫人以及我開始了我們的環球演講之旅。在一年又零一個月中，我們邊演講邊掠奪，賺到了不少錢。我寫了一本書，也出版了。演講收入和書款一抓到手，我便儘快地將錢款寄給了羅傑斯先生，他將錢存入銀行儲蓄起來，用來應付那些債權人。我們對他進行懇求，讓他馬上對那些戶頭小的債權人進行償還，因為他們急等錢用，但他不肯。他說，他要等我擠幹了這個世界上所能賺的錢，然後再總的進行結算，按照比例將錢分給韋伯斯特公司的那些人。

要對遊行隊伍進行參觀，最好的地方肯定就是檢閱台了。所以，趁著台上還空蕩蕩時，我便逛了過去，希望人家可以准許我坐在那兒進行觀看。那裡的確非常顯眼，因為人們的眼睛都盯向那裡，而下面也是人山人海。隔了一會兒，便有兩位紳士自旅館沿窗的地方出來，走到了檢閱台上，又朝前走，走到了正前方。台下廣大的人群里立刻便響起了一陣雷鳴般的掌聲以及興奮的歡呼聲，我認出了兩個人中的一位是格蘭特將軍，而另一位則是芝加哥市市長卡特·哈里森，這個人我也認識。他恰好也看見了我，於是便走了過來，還問要不要將我介紹給將軍，我說要。他便同我一起走過去說道：「將軍，請允許我向你介紹克萊門斯先生。」我們握了下手，按照慣例沉默了片刻。之後將軍便說：「我倒沒有覺得發窘，你呢？」

和金融方面有關的事，我從來都沒能為他指點些什麼，儘管我也曾經努力嘗試過，但卻絲毫都不能將他打動。只有一次，事情似乎出現了一線希望。事情是這樣的，美孚石油公司發出通告分紅，照例引起了一股怒潮。這一次，它通告的一億元資本中百分之四十或是百分之五十分紅，這照例又引發了一場風暴。對於局外公眾來說，百分之四十或是五十的分紅只意味著一件事——這個托拉斯巨人窮凶極惡地從孤苦伶仃的老百姓身上榨取了一筆很大的利潤。事實並不是它所宣布的那樣，那托拉斯巨人只不過是取出了實際投資總額中的百分之五或是百分之六，而投資總額要高出一億元八倍或是十倍。

我的演說很榮幸地被安排到了非常受優待的地位，我是名單上所有講話人中最後的一個，不過也許這個榮譽從來都沒有人追求過，要到清晨兩點才能輪到。但是，當我站起來時，我無論如何，情形是有一點對我有利的：我的演講肯定能夠得到在場男子中的十分之九的人，和擠在門口的每一個已婚或是未婚女子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