耘自選集》，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736－737頁。6 參閱黃秋耘《我的文學道路》，該文為《黃秋耘自選集》的序言。7 參閱黃秋耘《"十年生死兩茫茫"》，同上書164頁。8 參閱顏默《為誰寫輓歌－－評歷史小說〈廣陵散〉和〈陶淵明寫

劇藝術論叢》1979年第1輯。 13 《陶淵明寫》，原載《人民文學》1961年11月號，本教才

論》1963年1期。3 引自茅盾《關於歷史和歷史劇》，原刊《文學評論》1961年5期。4 引自舒楠《關於歷史劇問題的討論》，《人民日報》1961年4月5

30頁、19--20頁。 16 據巴人《遵命集》，北京出版社1957年版，引文見該書第40頁。

作為一出公案戲，《十五貫》體現出非常典型的民間趣味，其情節也屬於這類戲「巧合成奇冤 -- 昏官冤枉無辜--清官以奇招破案」的模式。這種戲之所以受民間歡迎，當然與清官形象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其中奇案與破案的趣味性九九藏書。在《十五貫》中，十五貫成了巧合的中心，蘇熊二人因而被冤，真兇在一旁賊喊捉賊更使案件撲朔迷離，這樣的故事很能吸引一般人的好奇心。而況鍾以拆字奇招破案，更與《潘楊訟》中寇準設假陰曹審潘仁美的情節有異曲同工之處：關鍵不在其現實可能性，而在於這種傳奇式的情節所具有的趣味性能夠滿足市井細民好聽奇聞異事的心理。況鍾以「鼠」、「竊」、「竄」及老鼠好偷油（尤）的字面與意義聯想，旁敲側擊，讓婁阿鼠膽戰心驚中說出真話，這段心理戰在劇本中寫得很成功。如果站在精英立場的話，會認為這齣戲荒誕無稽、一無可取，可是它之受民間歡迎正在於其于荒誕無稽中所體現出的民間趣味。

據《陳翔鶴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評述。 14 同注5。 15 崑劇劇本《十五貫》，中國戲劇出版社1960年版，引文見該書第

當然，公案戲中的清官，作為普通百姓在不能主宰自己命運時「幻想中的偶像」，也是這類戲受歡迎的原因。改編本《九九藏書十五貫》中塑造的況鍾形象，去掉了神秘色彩，增加了其內心衝突的描寫。他具有「君輕民為貴」的思想，所以當犯人在刑場赴冤時他能發現疑點，但過問案情超出了他的職權範圍，況且已經三審定案，能否昭雪很成問題，所以他不免猶豫，但看著犯人的冤苦，他又覺得不可草率判斬，「這隻筆，千斤重，一落下，喪二命！既然知，冤情在，就應該，判斷明。錯殺人，怎算得為官清？」終於冒著丟官的危險，下定決心來翻案。對其心理衝突的描寫使其性格有了更現實的內涵。改本對作為陪襯的昏官過於執與老官僚周枕也作了精採的漫畫式描寫。過於執在剛審案時時的場面，典型地表現了其草率、愚蠢、固執的性格：「看她艷若桃李，豈能無人勾引？年正青春，怎能冷若冰霜？她與姦夫情投意合，自然生比翼雙飛之意，父親攔阻，因之殺其父而盜其財，此乃人之常情。這案情就是不問，也已明白十之八九了。……」民間的愛憎，通過這些形象得到了表達。

《十五貫》15根據傳奇《雙熊夢》read.99csw.com改編，刪去了其中巧合的情節與神明託夢破冤獄的思想，從而成了一出較純粹的「公案戲」. 其基本情節是：無賴婁阿鼠殺死酒徒尤葫蘆並盜其十五貫錢，尤的繼女蘇戍娟當夜因父親戲言要賣她出走投親，路遇客商熊友蘭身上恰該帶十五貫錢，昏官知縣過於執於是以之為據，妄斷蘇熊二人盜錢、殺父、淫奔，判其死刑。清官況鍾監斬時發現冤情，越權過問，在仔細查勘后發現兇手的蛛絲馬跡，於是化裝成拆字先生微服私訪，以拆字奇招誘使真兇婁阿鼠招供、將之緝拿歸案，平了蘇熊二人的冤獄。

日。5 引自黃秋耘《空谷足音--〈陶淵明寫輓歌〉讀後》，參見《黃秋

若語見同書357頁附錄郭氏信中語。 12 轉引自王行之《劇作家之歌--簡論話劇〈關漢卿〉》，原載《戲

改本《十五貫》的成功典型地體現了官方、知識分子和民間對歷史的不同想象和寄託。整體來看，改本《十五貫》仍然是一出有濃厚的民間趣味、民間感情、民間意識的戲曲作品。但官方與知識分子，卻對之作了九*九*藏*書「為我所用」的理解。官方從中看到了「現實的教育作用」，把它的主題解釋為反對官僚主義、主觀主義、教條主義，使之可以在現實的整風運動中起到作用。象巴人這樣的知識分子則從中看到了人道主義、用筆的嚴肅性等等。巴人的雜文《況鍾的筆》16從況鍾「那枝三起三落的筆」聯想到他「善於在筆底下看到人」的人道主義精神，並對現實中官僚主義者用筆的不負責任與惡毒作了讓人悚目驚心的刻劃：他們「滿足於自己的高官厚祿，閉著眼睛簽發文件，而又討厭下屬提出不同意見，為了去掉不順手的幹部，就故意設下陷阱叫你跳下去」. 文章得出的結論是「一個對人負責的人，一定會得到人民力量的支持，就會有大勇氣；而一個得到人民力量支持的人，一定能集中群眾的智慧，就會有大智慧」。 由《十五貫》聯想到用筆（筆在這裏象徵著權力）的嚴肅性與人道主義精神，雖然在劇本中也有根據，但並非該劇的要旨，而是知識分子巴人的引申。這一方面有勸諫之意，另一方面也是站在知識分子的立場上批判現實。rｅａd•９9ｃｓw•cｏm聯繫當時的現實，可以發現這是深有感觸之言。即以批評界來說，在「扣帽子」「打棍子」式的批評盛行的年代，筆的誤用造成的惡果已到了觸目驚心的程度，在其惡性發展即大批判開路的文章中，更是到了「以筆殺人」的境地。巴人強調用筆的嚴肅性、「筆下有人」的人道主義精神，在其思想發展中有其來由，同時也有其現實所指，「況鍾的筆」只不過給了他一個立論的由頭而已。[[註釋：]]1 引自吳晗《論歷史劇》，《文學評論》1961年3期。2 參考李希凡《歷史劇問題的再商榷－－答朱寨同志》，《文學評

1956年5月18日。 11《關漢卿》初發於《劇本》1958年5月號，后經多次修改，本教才

輓歌〉》，《文藝報》1965年2期。9 參閱洪子誠《1956：百花時代》，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

16--18頁。 10 引自《人民日報》社論《從"一齣戲救活了一個劇種"談起》，

據《田漢文集》第7卷，中國戲劇出版社1983年版。下文所引郭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