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這種個人的生存智慧之外，他有時也不禁發出對瘋狂時代的輕蔑與不屑：「今世許多人外貌是人，而實際很不象人，倒象一架機器。這架機器里裝滿著苦痛、憤怒、叫囂、哭泣等力量，隨時可以應用。即所謂『冰炭滿懷抱』也。他們不但不覺得吃不消，並且認為做人應當如此，不，做機器應當如此。」他說「我覺得這種人可憐，因為他們畢竟不是機器，而是人。他們也喜愛放棄俗念，使心地暫時脫離塵世。不然，他們為什麼也喜歡休息說笑呢？苦痛、憤怒、叫囂、哭泣，是附著在人世間的，人當然不能避免。但請注意『暫時』這兩個字，『暫時』脫離『塵世』是舒服的、營養的。」在一個煽動人與人之間的仇恨的年代，豐子愷的這種人生哲學與藝術哲學，表面上看來真是「卑之無甚高論」，而且其聲音之微弱渺小在時代「高亢」的、洋溢著「革命激|情」的「戰歌」聲中幾乎被淹沒，可是正是這種微弱的聲音代表了人性與良心的存在。正是在這方面，《續筆》顯示出其意義深遠read.99csw.com。

豐之愷的《緣緣堂續筆》11是作家在1971至1973年間利用凌晨時分偷偷寫成的。在一個舉國狂亂的大浩劫年代，這些散文疏離於時代共名之處而保持了作家平和的風格，在對舊人舊事與生活瑣事的滿懷興緻的記憶與書寫之中，它們體現了作家的生存智慧，並由此流露出在喧囂與混亂之中人性的生趣與光輝。在《暫時脫離塵世》中，他引用夏目嗽石的話：「苦痛、憤怒、叫囂、哭泣，是附著在人世間的。我也在三十年間經歷過來，此中況味嘗得膩了。膩了還要在戲劇、小說中反覆體驗同樣的刺|激，真吃不消。我所喜愛的詩，不是鼓吹世俗人情的東西，是放棄俗念，使心地暫時脫離塵世的詩。」12大體說來，這段話可以概括《續筆》的創作特點。

「使心地暫時脫離塵世的詩」並不是意味著否定生命與脫離人生，像一般人對佛教所理解的那樣（豐子愷是著名的居士），而是意味著遠離時代的喧囂與瘋狂，把目光投向雖然細小卻真正代表了人九_九_藏_書生的真趣的小人物與小事情。正如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說的：「鐵工廠的技|師放工回家，晚酌一杯，以慰塵勞。舉頭看見牆上掛著一大《冶金圖》，此人如果不是機器，一定感到刺目。軍人出征回來，看見家中掛著戰爭的畫圖。此人如果不是機器，也一定感到厭煩。」倒是一些微小事物，如「兒童遊戲」與「西湖風物」之類，讓人縈心注目。所以在《續筆》之中，他津津樂道的或者是「吃酒」、「酒令」、「食肉」之類瑣屑之事，或者是「牛女」、「清明」、「酆都」、「塘棲」之類的時令風物，或者是「癩六伯」、「五爹爹」、「王囡囡」、「阿慶」之類的市井細民，或者乾脆就叫做「瑣記」，在這些小人小事之中，他發現了人生的真趣味。以《吃酒》為例，文章記取不同情況下喝酒之四事，以記述喝酒之因緣，「回想上述情景，酒興頓添。正是『昔年多病厭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淺』」，舊時喝酒之種種情事，對於別人來說，其實也不見得多麽有趣，可在作家心中與筆下，reａｄ.99cｓｗ.com這些舊事種種，因為記取了幾個「酒徒」的真性情，也體現了作家自己的真趣味，所以寫得分外細膩生動。以其中吃酒的兩種情景為例，一是與老黃在日本江之島就「壺燒」吃日本黃酒的往事（壺燒是一種大螺，燒殺取肉切碎，再加調味品放入殼中，作為佐酒佳品），在美景入畫之處，吃著美酒「佳肴」，「三杯下肚，萬慮皆消。海鳥長鳴，天風振袖。但覺心曠神怡，彷彿身在仙境」. 另一種情景在杭州西湖之畔，偶遇一釣蝦之人，頗有隱士之風，與世無爭，悠然自得。他每次只釣三四隻大蝦，在開水裡浸過之後下酒，「一隻蝦要吃很久，有此可知這人是個酒徒」，「自得其樂，甚可讚佩」. 在豐子愷的筆下，浸透了一種對人生平和而親切的真性情，這種真情表面看是一點也不偉大的，可是它卻沒有絲毫偽飾，在一個充滿了虛假與誇張的革命激|情的年代，這種平和的聲音代表了人性的聲音。

也許由於這個原因，他特別欣賞那些能夠「自得其樂」的人，《癩六伯》、《阿慶》九-九-藏-書中的兩個人物，就是這樣的代表。癩六伯「孑然一身，自耕自食，自得其樂」，每日做完生意，就在席棚低下從容不迫地吃時酒，這種酒「醉得很透，醒得很快」，喝到飽和程度，就在橋上罵人，「旁人久已看慣，不當一回事。……似乎一種自然現象，彷彿雞啼之類。」他家中環堵蕭然，別無長物，卻很好客，而且不乏生活的樂趣，牆上貼了幾張年畫，竹園裡「有許多支竹，一群雞，還種著些菜」，自得其樂，很可羡慕，彷彿羲皇上人。阿慶也是這樣孑然一身而能自得其樂的人，他以打柴為生，唯一的生活樂趣是拉胡琴，「皓月當空，萬籟無聲。阿慶就在此時大顯身手。琴聲婉轉悠揚，引人入勝。……中國的胡琴，構造比小提琴簡單得多，但阿慶演奏起來，效果不亞於小提琴，這完全是心靈手巧的緣故。」阿慶勝似癩六伯之處，在於他有一種精神寄託，「他的生活樂趣，完全寄托在胡琴上。可見音樂感人之深，又可見精神生活有時可以取代物質生活。感悟佛法而出家者，亦猶是也。」作家之欣賞這九*九*藏*書些小人物，就因為他們身上這種對自在的生命的欣賞以及自發的對精神生活的追求與作家自己的精神追求與人生智慧有相通之處。這種智慧具體說來就是達觀以及知命。在《放焰口》中，他由《瑜伽焰口施食》的悲哀的文辭引發議論說：「讀了這些文辭，慨嘆人生不論貴賤貧富、善惡賢愚，都免不了無常之慟。然亦不須憂慟。曹子建說得好：『驚風飄白日，光景逝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復何憂。』」在明白了人生的「無常」之後，不是陷於絕望、瘋狂，而是以平和的心態繼續生活於人間，決不象俗人那樣執迷，但對人間卻仍然保留一種平和的愛戀，這種智慧是典型的東方智慧，所謂「入世出世間，不離世間覺」. 由於有這種達觀與知命的智慧，作家才能在那個混亂的瘋狂的年代，既沒有混同在時代的喧囂之中，也沒有因連綿而來的批判的衝擊而暈頭轉向，而依然能保持頭腦冷靜、靈台明澈，保持不為物役的獨立品格，在自己心靈之中，保持了一塊人性的綠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