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在文學走出「傷痕」之後，幾乎在「反思文學」的同時，被稱為「改革文學」的思潮勃然興起，1983-1984 年間描寫社會改革的作品大量湧現，形成了一個小小的創作高峰。如果從文學觀念和文學精神來看，「改革文學」的範圍相當廣泛：凡是反映這一時期各個領域的改革進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會變化、人的心理和命運變化的文學作品，都在此列，讀者從中可以看出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社會各階層精神風貌的急劇變化，體味其新舊歷史交替中的痛苦和歡樂。「改革文學」與之前的「傷痕」「反思」等文學思潮一樣，都是作為知識分子的現實關懷和政治熱情的直接體現，但又因為它在文學的發生和演變上仍延續了當代文學的一個傳統，即並非按照文學的自身規律，而是依仗著強大的時代「共名」而產生，所以，作品往往不自覺地充當了社會或民眾普遍情緒的代言人，它常常提出相當尖銳的政治、倫理或現實主題，引起一陣又一陣的「轟動」效應。這既成為作家們積極關注和貼近現實問題的酬勞與安慰，有時也難免成為供人指責的原由和把柄。

與上述作家的用意不同，高曉聲則一直專註于對普通農民的物質與精神生活變動和滯后的觀察、思考和描繪。從《李順大造屋》到《漏斗戶主》，再到《陳奐生上城》、《陳奐生轉業》、《陳奐生read.99csw.com包產》、《陳奐生出國》，作者旨在對普通農民在農村各個歷史時期的物質和精神變化作追蹤式的描寫。在他的筆下，既沒有叱吒風雲、一呼百應的英雄，也沒有大奸大惡、刁鑽蠻橫的壞人，他所關注的始終是最廣大最普遍的農村小人物的命運，為他們生活境遇的改善而欣喜，也對他們身上因襲的落後精神因素予以細緻的刻畫和溫情的嘲諷。和蔣子龍等作家的初期改革文學作品相比，高曉聲的創作更具有普通平民百姓，尤其是農民的質樸風格，他使我們看到在改革大潮的轟轟烈烈背後更遲緩、更嚴峻、也更博大的文化內涵。

至1981年底張潔的長篇小說《沉重的翅膀》問世，改革文學進入了第二階段。這一階段的創作剖示了改革進程的繁難與艱辛，透射出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所帶來的社會結構的整體變化，特別是思想、道德和倫理觀念的變化。影響較大的有長篇小說《故土》（蘇叔陽）、《花園街五號》（李國文）、《男人的風格》（張賢亮）、《新星》（柯雲路）及中篇小說《老人倉》（矯健）、《魯班的子孫》（王潤滋）、《秋天的憤怒》（張煒）、《臘月。正月》（賈平凹）等。路遙的中篇小說《人生》就是著重表現了處於變革中的農村生活方式、思想觀念、倫理道德的變化，以農村知青高加林的視角作深層九_九_藏_書的探索和思考。高加林對城市生活的嚮往，對事業和個人價值的追求，對愛情的選擇，都可以從中看出商品經濟觀念和現代意識觀念對傳統農村文化生活的衝擊，他的痛苦、迷茫和選擇，給處於同樣處境中的人們以啟示。

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黨內確定了改革開放的政治路線，在全國範圍內開始了經濟和政治的改革浪潮。尤其是1982年中共十二大后，農村相繼實行聯產計酬和承包責任制，城市的經濟改革也進一步加快，改革便真正成為中國大地上的第一重大事件。於是，依仗著強大的社會思潮而日漸興盛起來的文學創作也就有了相應的新的歷史使命。在「五四」傳統下成長起來的中國作家本來就視「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正途，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悲慘歷史階段以後，執政黨糾正「文革」錯誤、否定極左政治路線和制定一系列實現現代化的措施，使知識分子重新看到了國家和民族的希望，同時又激發起他們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在他們看來，用文學來為社會、經濟、政治的改革推波助瀾，是義不容辭的。就社會思潮而言，「改革文學」是中國人在打碎精神迷夢之後的產物，這個剛從迷狂中驚醒過來的民族，需要知道它是否還有救，是否還能振興起來。政治家們已作出了明確的預言式答案：改革就是希望！與此同時，人們需要九九藏書重構精神信仰，重建精神家園，重新樹立民族的自信心，這一切，似乎又成為文學工作的責任。

「改革文學」經歷過一個自我完善的發展過程。自1979年夏蔣子龍的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的脫穎而出，「改革文學」開始了它的發軔期，這一時期的作品大多揭示舊的經濟體制、極左政治路線影響與改革家的改革事業的矛盾衝突，並且預言了一個「只要改革，生產就能搞上去」的神話。《喬廠長上任記》就是這樣一部典型的「烏托邦」作品。它敘述了某重型機器廠經歷了十年動亂后，生產停頓，人心混亂，成了一個爛攤子，喬光朴赴命于危難之際，立下軍令狀當了廠長后，大刀闊斧地整頓隊伍，建立新的生產秩序和獎懲制度，激發了職工的工作熱情和主人公精神，很快改變了全廠的渙散狀態，扭轉了生產被動局面。這是最早的一篇自覺地「寫四化，寫四化的阻力，寫克服阻力的鬥爭」的文學作品，它寫工廠卻突破了以往「車間文學」的模式，把眼光從車間、工廠放大到社會，揭示改革的困難、鬥爭和已經出現的變革與轉機；它還著力塑造了改革家喬光朴的英雄形象，寫他的堅毅剛強和困惑苦惱，寫他感情世界的波濤起伏和對待愛情的果敢態度，性格鮮明突出，有稜有角，這正好應和了變革時代的人們渴望雷厲風行的「英雄」的社會心理，一時間引起了讀者九-九-藏-書和批評家們的盛情讚揚。雖然蔣子龍後來還寫了反映改革浪潮中城市青年和津郊農民生活的小說如《赤橙黃綠青藍紫》、《燕趙悲歌》等，但其聲譽都未達到《喬廠長上任記》的程度，「喬廠長」成了改革者的代名詞，之後的改革小說中，便出現了一個與「喬廠長」有血緣關係的「開拓者家族」的人物系列，如《改革者》（張鍥）、《跋涉者》（焦祖堯）、《禍起蕭牆》（水運憲）、《三千萬》（柯雲路）等。

與正麵塑造時代英雄，鼓舞民眾信心相對應，另一些作家則在作品中對歷史因襲和現實問題而造成的種種社會弊端予以尖銳的揭露和批判，呼喚理想的英雄和新的社會秩序。劇作家沙葉新（與李守成、姚明德合作）的六場拱劇《假如我是真的》幾乎與《喬廠長上任記》同時問世，卻正好從另一個側面呼應了社會思潮和民眾的這種期待心理。劇本以現實生活中的一起詐騙案為原型加以虛構改造，敘述了一個名為李小璋的插隊知青冒充高幹子弟，斡旋于幾個不同職務的幹部之間，以非正當手段辦完回城的調動手續，終而被識破的故事。它的問世很快在全國引起了反響，也導致的一場激烈的爭論。客觀地說來，《假如我是真的》一劇及其作者的遭遇並不奇怪，因為在創作的一開始，作者就不是意在作品的文學和審美效果，而是以文學為工具，通過對現實事件的暴露，ｈｔtps://rｅａd•９9ｃsw•coｍ放大現實事件社會影響，以直接產生干預現實政治的效果。

到1985年之後，作家們已不再滿足於僅僅表現一部分人的改革熱情或鐵腕行動，改革精神也更多地成為普通勞動者的自覺要求，存在於他們的日常生活的情態之中，這些作品在題材的開拓上，更趨於生活化和多視角，從歷史文化的角度，寫改革與人心世態、風俗習慣的變化，與前兩個時期相比，描寫改革已經很少那種理想主義的色彩，而是交織著多種矛盾和鬥爭，具有更加強烈的悲劇性。其實從文學發展的整體來看，「改革文學」已無法涵蓋許多新的現象，或者說，對社會改革敏感和表現已經融入作家們的一般人生觀念和藝術想象之中，作為一種文學思潮和創作現象則已經結束。

從文學史的經驗來看，「改革文學」似乎又重複了50年代國家政權利用文學創作來驗證一項尚未在社會實踐中充分展開其結局的政策的做法，改革事業本身是一項「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性工作，文學家並不能超驗地預言其成功和勝利。但不同的是，50年代的文學家們僅僅是作為國家政策的喉舌來宣傳政策，而80年代的「改革文學」則表現出作家們對政治生活的強烈參与精神。他們不但堅定不移地宣傳改革政策的必要與必然，更注重對現實社會中存在的不利於改革的因素的批判，包括對來自執政黨內的權利鬥爭和社會腐敗風氣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