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所謂實際的反對論也是不厲害的。它們說，有一個貧窮的人儘力勞動，受了無數的困苦，買到一所房屋，恰恰夠他的全家居住。然而我們現在把他這樣辛苦地得來的幸福剝奪了，反將他驅逐到街上去！這是合理的嗎？其實我們決不會這樣做的。假若他的房屋果然只夠他一家居住，那麼，無論如何，我們都不會叫他搬出去。就讓他培殖他的小小的庭園，我們的人是不會來妨害他的工作的——而且只要用得著幫助的時候，他們也會去幫助他。然而假使他有多餘的空屋租給別人，那麼，人民便要去向那租屋的人說：「同志！你要知道你以後不應該再付一切給從前的房主了。你就在這裏住下去罷，可是不要再付什麼租錢。從前那樣的收租人和收捐人都沒有了；社會主義把那一切都廢止了。」

如果把現在社會中的各個人分開來看，自然，我們不能不承認有多少利己的本能存在的。我們很知道這個。但是我們以為倘使要把人民居住的問題拿給什麼局，什麼委員會去解決（其實就是依賴著任何形式的官吏主義的恩典），其結果便使這種利己的本能復活，而且還要培養它，使之發展。於是一切的惡念都起來了，而且誰是局中最有勢力的人物也成了問題了。稍微有一點不平等的事便會引起爭論和攻訐的。假若某一個人得到了一點極小的利益，這件事便會成為怒罵叫號的根源，——而且這不是沒有理由的。

在這一點上，勞動者的意見是一致的。在巴黎被圍困，無產階級已高唱拒絕房主要求的條件時，這不納租錢居住的觀念已經很明顯地存在著了。在1871年巴黎公社的時代，巴黎勞動者已經期待著公社的會議大胆地決定廢除房租了。在未來的新的革命發生的時候，這便是貧民關心著的第一個問題。

第一，在所有的大都市內現在已經有很多的空屋和住宅足以供所有住在污穢狹小的屋子裡的居民居住的。至於廣大的宮殿和美麗的房屋，許多的工人非到不得已的時候不會去住的。假若沒有許多的奴婢，一個人也難得「保持」著這樣大的房屋。即便是現在住在這些房屋裡的人不久也會覺得有另找較簡樸的居住的必要了。假若那些美麗的貴婦人自己到廚房裡去烹調，她們便會覺得這樣大的房屋是不十分適宜的了。人民會漸漸安定下來。人民不必用槍刺來把豪奢的銀行家逐到擱樓里去，也不必用武裝來護衛貧窮的工人搬進銀行家的大廈里，他們沒有遇到什麼阻力，也沒有感到什麼不便，就會和平地把適當的住房重新分配妥定了。現在的農村公社重行分配田地，並不使分得土地的人感到不便，這樣聰明而良善的方法，誰能不佩服呢？在俄國公社的管理下的田地與常常到法庭去起訴訟的在私有財產權名義之下的田地比起來，前者改換主人的時候較後者更少。難道我們會相信歐洲大都市的居民的智慧和組織力還不及俄九九藏書國與印度的農民嗎？

無論在革命的時候或在和平的時候，勞動者必須有房屋居住的，在他的頭上不能不有屋頂來遮蓋烈日和暴雨。但是，縱使他住的房屋是怎樣壞，怎樣污穢，而房主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將他逐出的。固然，在革命的時候，房主找不到捕役和警察來把勞動者的襤褸的衣服和其他的東西拿出來拋到街上去；然而誰又知道新政府明天要怎樣做呢？誰又能斷言不再用暴力，不再有警察來逼迫勞動者搬出他們所居住的破屋呢？我們難道不曾看見巴黎公社只免除4月1日以前——只是4月1日以前——的房租的布告嗎！①在4月1日以後，雖然那時尚在混亂時期，工業也完全停滯了，但房租仍是必須繳納的。至於那些武裝起來防衛巴黎獨立的革命者，除了每日三十個蘇的薪金外，再沒有什麼東西來養活他一家人了！

假若革命的民眾把房屋充公了，並且宣布對房屋不收租金——即是房屋共有，各家族有得著適當的居住的權利，——那麼，革命在開始的時候，便有了共產主義的性質，方針一定，便向著那方面進行，不容易再動搖。這對於個人私有財產當然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事實看來似乎是這樣，當充公實現的時候，各區、各街、各巷都有志願隊組織起來，並且著手調查房屋的數目，何處是空著的，何處是住滿了人擁擠不堪的，何處是污穢的陋巷，何處是住的人數少而地方寬，應該把那些擁擠在一間小屋子裡的許多人搬些過去，——這些都應該調查得清清楚楚。在幾天之內這些志願隊要把所屬各街、各巷、各區的一切住宅、租屋、公館、別墅等等的房間和整套的房間究竟是衛生或不衛生，大或小，寬或狹，臭穢或華麗等等調查得極清楚，制出全部的表冊來。

①3月30日的公布：此布告廢除1870年10月、1871年1月與4月的房租。——著者

石匠、木匠及其他與房屋的建造有關係的人得著每天的麵包不會欠缺的保證以後，他們除了每天做幾小時他們原來的職業的工作以外，也不再要求什麼了。他們要把那些耗費了無數奴僕的時間建築起來只供給幾家人居住的金殿玉樓改造過，在兩三個月中間便要造出來比現在的更合於衛生更輕便的房屋了。無政府主義的公社會向著那些還沒有得到安適的住居的人說：「同志們，請忍耐一下罷！在我們的被解放了的都市裡，不久會有比任何資本家為他們自己建造的房屋更壯觀更美麗的宮殿出現的，這些房屋是屬於那些需要最迫切的人的。無政府主義的公社並不是為著想增加歲入才來建造房屋的。這些為著市民而建立的紀念物，這些共同精神的產物是要給全人類做模範的；這些都是你們的東西」。

這種辦法實在是和每個正直的人的正義感相和諧的，那麼，我們為什麼還要等著這些組織臨時政府的中產階級中間的幾個社會黨https://read.99csw.com人來採用這種辦法呢？假使要那樣做，我們就只有長久地等待著——其實，恐怕還要等到反動重來呢！

至於房主所花費的金錢，也不是他自己的勤勞生產出來的。這和一切其他的財富一樣，也是由於那種只付給勞動者所應得的工資的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而掠奪了其餘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方法積蓄起來的。

在房屋實行充公的那一天，從來被掠奪的勞動者將知道新的時代來了，勞動不再受富貴權勢的桎梏了，平等是公然地宣布了，革命已經成了真實的事實，並不是象從來那樣的戲台上的假東西了。

這些志願隊自由地互相通聲氣，所以他們的統計，在極短期間內便可以完成。若說虛偽的統計，這是可以在什麼局裡或事務室里製造出來的；然而正確而精密的統計卻非由個人著手擔任不可，而且要由簡單進到複雜。

假使充公的觀念一經人民採用，那麼雖有許多來威脅我們的障礙也不足慮，充公是會漸次實行的。

這裏實在有一個岩礁，會把我們的希望撞沉的。然而假使人民用耳朵來聽聽那些迷惑他們的似是而非的議論，知道新的生活需要著新的社會狀態，假使他們自己起來擔任這個工作，那麼，充公的實行便不會遇到多大的困難了。

曾經仔細注意過社會主義的思想在勞動者中間發達的人，一定會覺得在一個重要的問題（人民的居住問題）上已經不知不覺地達到了一個確實的結論。在法國各大都市和許多小城市中，一般的勞動者已經漸漸地斷定住宅無論如何都不是那些被國家所承認為房主的人的私有財產，這是確實的事實。

雖然萬事都說過，做過了，但是仍還會有一些不平等和不公道的事情存在的。在我們的社會中還有這樣的人，他們久已沉淪在利己主義的泥沼中，雖然遇著絕大的危機，也不能夠自拔|出|來。這時不是將來有沒有不公道的問題，卻是怎樣可以減少不公道的問題了。

自然那些穿著新制服坐在市政廳里靠背椅上的好人物一定要忙著來堆積障礙。他們要談論怎樣賠償房主的損失，制出統計表，做出長的報告書等等事情。他們的報告是極長的，一直會到人民在這種被強制的怠惰的狀態中不能夠再等待了，不能夠挨餓了，可是總不曾見著這些官員的調查得到何種效果，後來便灰心短氣，喪失了對於革命的信念，走向反動派去了。新官僚政治結果會使充公成了萬人疾視憎惡的東西。

Ⅱ

這種思想在人民的心中自然發展起來。他們無論如何都不能相信「所有權」應該擴張到房屋上面去的。

然則，要不是去作那不義的事，誰還敢把在巴黎這樣的都市中的一小塊土地，一所小建築物佔據在自己的手中呢？誰又有權利來出賣這共同遺產中的最小部分呢？

那些擁護法律和秩序的人會說：「你們要把什麼東西都推翻了。什麼驅逐呀，遷移呀，都九*九*藏*書不會有停止的時候。其實不如把大家都叫到門外去用拈鬮的方法來重新分配，這豈不更好？」他們的批評是如此。然而我們卻堅決地相信假使沒有政府的干涉，而一切的變更的事都委託給那些特別組織起來擔任這種工作的自由團體去做，那麼，驅逐和遷移的事一定會比較在現社會制度之下一年中因房主的貪慾而起的這類事情少得多。

那麼，勞動者必須明白地知道在拒絕付給房租與房主時他們不僅是乘著強權瓦解的機會而行的。他們應該知道房租的廢除是一般人公認的原則；不納租錢而居住是平民高聲宣言的一種權利了。

有人說：「任何人都願意住華麗的屋子，寬大的住宅！」其實不然，這是錯誤的見解。人民從不曾有過把月亮取來放在桶里的妄想。相反的，他們每每著手來矯正某種弊害；群眾的好意和正義心常使我們感動。我們幾時看見他們要求過不能做到的事呢？在1792到1794年的恐怖時代中，或者在巴黎兩次被圍攻的時候，巴黎的人民等候著麵包和燃料的分配，然而他們中間何嘗起過什麼爭奪的事情？他們忍耐力強又能夠放棄權利，在1871年就已經表現出來了，並且常常受著外國報紙通信員的讚美。然而這些忍耐的等待者，也完全知道最後來的人是得不著食物與燃料過日的。

因此，那些熱誠的革命家便排斥制服和徽章等等東西（這是強權與奴隸制的招牌），他們仍以平民的身分生活在平民中間，與民眾共同工作，使房租的廢止和房屋的充公成為事實。他們培養著思想，使思想向著這方向發展；當他們工作的結果應熟的時候，人民便進而著手把房屋充公了，自然總有一些妨礙這個的理論——如什麼要賠償房主的損失，什麼應該先有必要的基金之類，但這是不足慮的。

由此，我們可以料到我們一定會遇著許多的反對論——一部分是理論的，一部分是實際的。因為這是維持不平等的問題，所以反對我們的人自然也要「藉著正義的名義」來反對。他們說：「這不是異常可恥的事嗎？鄉下的農夫住的只是快要倒塌了的茅屋，而巴黎人民獨把這些美麗的房屋都佔據了去」。然而我們不要弄錯。這些熱心正義的人，因為健忘的緣故，卻忘記了他們自己也在暗中防護著這種「異常可恥的事」。他們忘記了即便在巴黎也有無數的勞動者窒息于污穢狹小的房中，然而從窗子里卻可以看見富豪的高樓大廈。他們忘記了世世代代的人民都悶死在連空氣日光也享受不到的貧民窟裏面。革命的第一個工作便是矯正這種不公平的事實。

我們不要被這種愚劣的抗議迷惑住而停止前進。我們知道在革命開始的時候，都市與鄉村間雖不能平等，但這隻是暫時的現象，經過一些時日就會自然改正的。何以呢？因為如果農夫不再作地主、富農、商人、放債的人和國家的牛馬，那時，村落便會立刻著手來改九*九*藏*書良來居住的。難道為著要避免偶然的暫時的不平等，我們便不應該去把從前錯誤矯正么？

而且——這種辦法的罪惡在這一點上是最為明顯的——房屋的實際價值是由房主可以從房屋收得的利潤而定的。這種利潤又是由於那房屋建築在一個都市裡的事實的結果——即是說因為這房屋是建築在千萬所房屋的中間，是在一個有鋪石的街道，有橋樑，有碼頭，有美麗的公共建築物的大都市中，一個有著輝煌的燈光，而且能夠供給居民以農村間所不知道的無數的愉快與便利的大都市中，一個常與其他的都市交通而且自身又是工業、商業、科學、藝術的中心的大都市中，一個由二三十代居民的勞力造成的這樣又美麗、又衛生、又宜於居住的大都市中，所以這房屋才有很高的價值。

一切的歷史，一切的人類經驗，以及一切的社會心理學都給我們指示出來，所謂最良善最公平的方法，便是在於信任那些與這件事最有密切關係的人的決定。只有這些人才會注意到那種官吏的分配所必然忽略了的無數的細小事情，而且會來設法處理它們。

Ⅲ

Ⅰ

並且一切住房的重新分配也沒有立刻就要得著絕對平等的必要。自然在最初不免有許多不便的地方，然而在實行了充公的社會中，不久便可以把它矯正的。

房屋並不是房主建築起來的。這是由那些求最低的工錢來活命，在木廠、磚瓦製造所和工場里做工的無數的勞動者建築、裝飾、裝置起來的。

譬如說在巴黎某處有一所房屋，價值一百萬法郎，並不是因為造這所房屋所費的勞力值得一百萬法郎，不過是因為這所房屋是位置在巴黎罷了；由於幾百年間的無數勞動者、藝術家、思想家及學者文人的供獻，才使巴黎成了工業、商業、政治、藝術與科學的中心；而且因為巴黎有著它的過去的歷史；又因為靠著文學的力量，巴黎各街市的名稱遍傳於國內和國外；又因為這是五十代的法國國民在一千八百多年間的勤勞的結果，——這樣才使巴黎的房屋能夠有很高的價值。

我們再想想看，房主一個人佔據一二十間屋子，而住在附近的貧窮婦女同她的四五個小孩卻擠在一個小房間裏面。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平民自然要設法使那些空屋變做那貧窮婦女和她的四五個小孩的安舒的家庭了。這與一方面使那貧窮的婦女和她的小孩住在破屋裡受苦，一方面卻讓大人先生坐在高樓大廈里作樂的事比較起來卻是公平多了。而且或者那位大人先生會自動地來做這件事情；他的夫人因為沒有了從前驅使的奴婢，覺得這樣大的房子難得收拾，也會願意讓出一半來的。

於是，那些市民並不等待什麼人的允許，就快快地跑去尋找那些住在污穢狹小的房屋中的同伴，並且向他們說：「同志們，這次是真正的革命了，不要誤解它。今晚上在某處開會；所有的鄰居都會到的。我們要重新分配住房。如果你們嫌那污穢狹小的九九藏書房子不好，那麼，請來選擇一所有五間屋子的住宅，只要你遷移進去以後，什麼事都由你自己處理，無論住到什麼時候都可以，不必害怕。因為人民已經武裝起來了，即使有人敢來驅逐你們，人民也是不答應的」。

你們要問：「然而怎樣呢？要怎樣才能夠呢？」我們要試來答覆這個問題，不過要審慎一下。我們並不想把充公的計劃極詳細地描寫出來。我們早就知道凡是任何個人或任何團體所能夠指示的，總不及實際出現的時候好得多。人們靠著簡單的方法，會成就更大的事業，並且還比較用別人預先想定的方法所得著的結果更要好些。我們現在只指出不待政府的干涉而可以成就充公的方法。我們對於那些斷言這件事是不可能的人們，也不想用別的方法來回答。我們只要答覆說，我們並不絕對地主張何種特別的組織方法。我們所注重的是指示充公只能夠由人民的發意而成功，其他任何方法都不能夠有效。

而且我們不要忘記所有的革命，多少總含著一點擾亂日常生活的意義；那些希望從日社會跑到新社會時，甚至於連資產階級的食桌上的器皿都不會震動的人，不久會覺悟他們的這種見解是謬誤的了。誠然，改換政府的時候，可以不必去攪擾那些正在用午餐的堂堂的紳士，然而社會對於維持養活它的人民所犯的罪惡，決不是由任何政黨的把戲所能救濟的。

其實社會革命全部的萌芽，都包含在房屋的充公裏面。以後發生的一切事情的性質也要靠著充公的成就的情形而定。或者我們一直向著無政府共產主義的道途上進行，不然便仍舊陷在專制的個人主義的泥土裡。

住居

然而假使依各街、各區而組織起來的人民，依著自己的計劃來把住在污穢狹小的房子里的居民移到沒有人居住的中產階級的房屋裡去，那麼，這小小的不便和不平等的事也很容易免除的。我們很少求助於民眾的良善的本能，——這是救助革命時代的沉沒船隻的最後的一個辦法——然而這樣的求助，決不是無效的；勞動者每次都以義勇和獻身的精神來回答這樣的求助聲。將來革命中的情形便是如此。

人民用投票法選舉出輕浮的候補者，這真是大錯而特錯了。這個候補者要求獲得代表人民的榮譽，而且裝出什麼事都知道，什麼事都能夠做的樣子。然而當人民自己去做他們所知道而且和他們有直接關係的事情時，總要比讓什麼官吏什麼代表去做時所得到的結果更要好些。巴黎公社不就是一個適合的例子嗎？倫敦船塢的大罷工不也是這樣的么？而且我們不是在每個村落公社中都見到這個事實的證據嗎？

紛擾是免不掉的；不過我們應該使它不致成為完全沒有意義的損失，而且我們應該設法使它減少。而且——我們不憚煩地重複說著——我們要減少每個人的不便利，只有和那些有著直接的利害關係的團體商量，決不能委諸官廳和委員會；這樣才能夠得到最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