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批評所云「悖謬狂亂」，大概就指以上內容，但對汪景祺處罪的諭旨只稱汪景祺「作詩譏訕聖祖仁皇帝，大逆不道」。於是汪景祺被定處斬，梟首示眾；妻子兒女發配黑龍江給披甲人（滿洲軍士）為奴；兄弟叔侄輩流放寧古塔；疏遠親族凡在官的都革職，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於牽累的人多，汪景祺僑居的平湖縣城甚至傳出「屠城」的謠言，居民驚惶逃竄，后經地方官曉諭才安定下來。

《讀書堂西征隨筆》原本久佚。據民國間故宮博物院刊印的殘本，內有《上撫遠大將軍年公書》一篇，文內極盡諛頌，至稱年羹堯為「宇宙第一偉人」。又有《功臣不可為》一條，把歷史上「狡兔死，走狗烹」的現象歸罪於最高統治者。文中寫道：

和謝濟世同時充軍阿爾泰的還有陸生楠。陸生楠也是廣西人，舉人出身，以軍功遷授吳縣知縣。引見時雍正皇帝見他應對滯訥，「舉動乖張」，便把他扣下來留京學習辦事，后改除工部主事。再引見時，雍正皇帝見他傲慢不恭的神態，所呈奏摺又寫有「五經四書中如『惠迪吉』、『從逆凶』，何以異於佛老」等話，覺得是諷刺自己。雍正皇帝進而想到他是廣西人，與謝濟世是同鄉，而李紱原先做過廣西巡撫，「平日必有與李紱、謝濟世結為黨援之處」。就憑這毫無根據的猜疑推斷，命把陸生楠革職，發往阿爾泰軍前效力。陸生楠著有《通鑒論》十七篇（似是在阿爾泰所著），誰知這十七篇史論竟害了他的性命。

一項擺布是對曾靜、張熙從寬發落，利用他們作宣傳。發案之初，雍正皇帝對張熙的自投羅網就深感慶幸，說是「上天神明之德，非人力之所能者」。讀過「逆書」（即策反信）后，雍正皇帝自稱先是「驚訝墮淚，夢中亦未料天下有如此論朕也」，接著故作大度，自詡「朕從來秉性，『卒然臨之不驚，無故加之不怒』二句實能之」（《清代文字獄檔》第九輯）。他明白，「逆書」中的「誣謗」別有來源，不是曾靜、張熙二人憑空捏造的，因此一再指示岳鍾琪好生開導張熙，心中已擬定對張熙的基本策略——利用。利用的前提是感化，沒有骨頭的曾、張果然被感化。於是，雍正七年（1729年）十月，雍正皇帝命免罪釋放曾靜、張熙，同時宣布：將來繼位的子孫也不得誅殺他們。他解釋這樣做的理由是：岳鍾琪已與張熙盟過誓，岳鍾琪是國家的股肱大臣，不能使他失信，此其一；因曾靜遣徒投書，朝廷得以順藤摸瓜，查出謗言的製造者，這樣說來曾靜還有功，此其二。當然，這隻不過是託詞，不殺曾靜、張熙的真正原因是要留下他倆現身說法，為雍正皇帝作宣傳。

好了，剛才颳了一陣風，把我的書給翻亂了，這個時候，我一張嘴說出一首詩，兩句：「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好了，這清風的「清」是不是指大清朝的「清」？統統殺掉，統統殺頭。你別活了，你辱罵我們大清朝都是白痴嗎？這種事就叫「文字獄」。好了，晚上我沒事我瞧星星，「抬頭望見北斗星」，想什麼呢？想大明朝呢？推出去殺掉，這就叫「文字獄」。

謝濟世、陸生楠案是一對孿生案件，兩案都源於李紱、田文鏡互參事件。這裏我們首先解釋一下李紱、田文鏡互參事件。

雍正皇帝是個迷信很深的人，他篤信天命，篤信「天人感應」之說，即位后大講祥瑞。臣僚投其所好，所謂鳳凰、甘露、卿雲、靈芝、瑞麥、瑞谷、五星聯珠、黃河水清之類，爭相奏陳頌賀。雍正皇帝乘興賞賜，上下皆歡喜。但也有過不愉快的場合。

查嗣庭戮屍、梟首；其子分別被處以斬監候、流放三千裡外等刑罰；家產抄沒，折銀充浙江海塘工程費用；一兄流放陝西，後來死於戍地；另一兄特許釋歸，不久病死。

那麼，呂留良是何許人也？呂留良（1629年～1683年），初名光綸，字有晦，號晚村，浙江崇德人（康熙元年崇德改名石門，故又稱石門人，即今浙江桐鄉縣西南部）。此人先曾參加抗清鬥爭，順治十年（1653年）中的秀才，后因悔恨獵取清朝功名，在康熙五年（1666年）棄掉功名。康熙十八年（1679年），當時的地方官員向朝廷舉薦他，他誓死不就。康熙十九年（1680年），呂留良又被人舉薦，他仍舊不理睬，乃至削髮為僧，法名耐可，字不昧，號何求老人。因此，呂留良的名氣非常大，享有「東海夫子」之稱。

呂留良處處宣稱「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義」，著作中處處表露憎恨滿、思念明的思想感情。他的事迹和所著《四書講義》、《語錄》以及所評選的八股文等廣為流傳，在士大夫中影響很大，死後立祠祭祀，連浙江總督李衛上任之初也前往瞻仰，題匾頌揚。

呂留良、呂葆中開棺戮屍，梟首示眾；呂毅中斬立決；呂留良諸孫從寬免死，發遣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家產折銀充本省工程費用；嚴鴻逵開棺戮屍，梟首示眾，其孫發遣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沈在寬斬立決；黃補庵（已死）嫡屬照議治罪；刊印、收藏呂留良著作及崇拜呂留良的車鼎豐等四人判斬監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裡外；另外還有十一人受杖責，四人免刑釋放。

彼夫猜忌之主，其才本庸，而其意復怯。當賊寇昌熾時，望烽火則魂驚，見軍書則股慄。忽有奇才異能之臣，起而戡定群凶，寧謐四海，捷書一奏，喜出非常，七寶莊嚴之殊禮寵遇之。遲之既久，則轉念曰：敵人如此其橫肆，兵事如此其周章，而此臣竟翦滅之，萬一晉陽之甲興，誰復能捍禦者？於是而疑心生矣；既而閱所上紀功冊，某處斬首幾十萬，某處拓地幾千里，某處招撫若干，某處虜獲若干，心膽震驚，魂魄盪懾，於是而畏心生焉矣；既建奇功，復膺異數，位崇五等，禮絕百僚，內外臣工以其為朝廷之所重也，無不敬而奉之。諂佞小人趨承恐后，長跪叩首，待之逾于常禮。而且題官則嫌其專擅，奏銷則防其冒濫，敘功則憾其詐偽，鹵獲則謂其私藏，觸處掛礙，爭寵者又從而構之，於是而怒心行焉矣；彼自謂受恩既深，以忠藎為報國，懷光欲去盧杞，李晟思慕魏徵。而愛昵不可遽除，忠言不能入耳，反恨其無禮于君，恃功驕橫，於是而厭焉矣。疑也，畏也，怒也，厭也，以此四者待功臣，有不凶終而隙末者乎？……雖由臣節之未純，亦猜暴之主有以致之也。

同年冬天，浙江道監察御史謝濟世根據從刑部侍郎陳學海那裡聽來的材料（陳學海曾赴河南調查田文鏡事迹），上疏參劾田文鏡十罪。雍正皇帝不悅，把奏疏退還，而謝濟世卻堅持要上疏。雍正皇帝一怒之下把謝濟世革職逮捕，大學士、九卿、科道會審擬斬。由於謝濟世所劾與李紱所劾內容完全一致，都為黃振國鳴冤，黃振國是蔡珽所薦，蔡珽與李紱關係親密，雍正皇帝於是認定這幾個人在搞朋黨，作如下處置：謝濟世減死發配阿爾泰（今新疆阿爾泰）軍前效力；蔡珽降為奉天府尹；李紱調為工部待侍郎（后因別的事革職）。

案發後，查嗣庭赴贛行李、在京寓所和浙江老家都被徹底搜查。雍正皇帝從搜得的日記（似即《維止錄》）中找出許多「極意謗訕」康熙政治的言論。如認為裁減閑散京官是翰林院的一大災難；認為戴名世獄及康熙五十年科場案是因語言文字而殺人；認為引見百官罷黜不合格者有失作賢之道；認為九卿會議是做樣子，欽賜進士是例行公事，不能識拔奇才；認為殿試不完卷者黜退不取是殺一儆百、無罪而罰等。日記「謗訕」前朝，試題「謗訕」當今，這就是清廷所宣布的查嗣庭的兩大罪狀。

汪景祺、錢名世是因雍正文字獄卒的第一批受害者。他們的得禍是出於同一原因，即投獻文字攀附年羹堯。

謝濟世，字石霖，廣西全州人，康熙末年進士，因疏劾田文鏡而得禍已見上文。此人頗有讀書人的迂氣，審問中，刑部尚書勵廷儀問他受何人指使，他回答說：「是孔、孟指使。我自幼讀聖賢書，只知道事上忠藎。見奸不攻，不是忠臣。」到阿爾泰后，他受到平郡王福彭的敬重和優待，得以講學、著書，著有《古本大學注》、《中庸疏》。後來錫保率軍進駐阿爾泰，奉命監視充軍的士大夫，謝濟世等人的日子漸不好過。

雍正十二年（1734年），江蘇崇明人施天一因與同鄉沈倫爭田產結仇，遂控告沈九*九*藏*書倫所著《大樵山人詩集》有「狂悖」字句。結果，兩江總督趙弘恩逮捕沈倫嗣孫沈自耕及收藏詩板的沈蒼林（沈倫先已病故）。雍正皇帝在趙弘恩的奏摺上批道：「凡似此狂妄之徒，自應徹底嚴懲，以靖悖逆風習。」（《清代文字獄檔》）

雍正皇帝以全部身心聽政理事，目光敏銳，事事精明，留給後世數百卷《硃批諭旨》等，令人驚嘆。其訓斥臣下、咄咄逼人之詞，使人不寒而慄。在他的獨裁下，朝政、吏治的確得到整飭，但文風士氣卻被摧折殆盡。雍正十一年下詔征舉士人，想重開博學鴻詞科，誰知響應寥寥，只得作罷。人才凋零，文治廢弛，一至於此，「以吏為治」和文字獄的消極影響於此可見。雍正皇帝雖然放寬言路，但大家都無話可說。監察御史李元直不識時務，上任才半年就上了數十道奏章，指責大臣唯唯諾諾無所建樹，說朝廷「有堯舜，無皋夔」。雍正皇帝責問他說：「有其君必有其臣，如果像你說的朝列沒有皋、夔，我又怎能做堯、舜呢？」李元直抗辯不屈，眼看就要得禍。不料雍正皇帝卻把他看作「諍臣」，召他入宮中當面獎勵。李元直化險為夷，比謝濟世、李紱幸運多多。

裘璉是浙江慈溪人，他少時曾戲作《擬張良招四皓書》，內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賢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語句，當時頗為傳誦。康熙末年，70歲的裘璉中進士，後來致仕歸鄉。雍正七年（1729年），85歲的裘璉突然被捕，原來有人告發他那篇代張良寫的招賢信是替廢太子允礽出謀劃策。次年六月，裘璉卒于京師獄。少年戲筆，老年得禍，真所謂「人生識字憂患始」。

吳茂育是浙江淳安人，官宛平縣丞，著有《求志編》，大約雍正十一年或十二年，被族弟告發。浙江總督程元章審問後上奏清廷，認為該書評古論今，「語言感慨，詞氣不平，肆口妄談，毫無忌憚」；李沛霖所題序用干支紀年，不寫雍正年號，更屬「狂悖」。雍正皇帝硃批命他嚴加審究，認為這種思想犯比「盜賊」危害更大，更難破除。

福建上杭縣童生范時傑讀過《大義覺迷錄》，便向福建觀風整俗使劉師恕上呈文斥責曾靜，頌揚雍正皇帝，想以此作進身之階，果然得到劉師恕的表揚。當福建學政戴瀚按臨汀州考試學子時，范時傑又上呈文駁斥曾靜的「悖逆」言論，為雍正皇帝辯護說：「皇上的帝位是三兄（誠親王允祉）遵父命讓給他的，皇上得位正當，沒有殺兄屠弟的事。」戴瀚當即拘審范時傑，追問「三兄讓位」之說從何得來？范時傑答稱汀州城裡人人都這樣說。戴瀚上奏清廷，雍正皇帝命他會同總督、巡撫進一步審究。范時傑最後供稱是自己想當然說的。雍正九年六月，經戴瀚等人奏准，范時傑交原籍地方官嚴格管束，令他每月初一、十五兩日宣讀《大義覺迷錄》。這個拍馬屁的小人沒有想到拍馬屁也會出差錯，弄巧成拙，自尋煩惱。

另外，還搜到了很多的書籍，主要有：曾靜家中「大逆之書」三冊；張熙家中「逆書」二冊及策反信原稿（張熙隨身攜帶的《擬生員應詔書》、《呂留良詩鈔》及劉之珩刻印的《握機圖》等，先已被岳鍾琪搜繳而去）；呂留良及其弟子的所有著作，有講義、語錄、詩文集、日記等。

次日依計行事，岳鍾琪單獨見「張倬」。「張倬」仍不吐實情，只說湖廣、江西、廣西、廣東、雲南、貴州六省他能夠做到「一呼可定」。於是岳鍾琪使出了最後一招——假意與「張倬」盟誓，表示願意聘請「夏靚」同謀舉事。「張倬」見岳鍾琪慷慨激昂，信以為真，終於說出了寫信人和自己的真實姓名及鄉貫住址，第二天又說出了「同謀」者的情況。

對呂留良的文字著作，諸臣提議禁毀。禮部侍郎錢以塏甚至提議禁毀天下所有私蓄家刻之書。雍正皇帝一概不同意。他認為書是禁毀不盡的，不如留給後世辨別是非真偽。「理學名臣」朱軾等人先已對呂留良的《四書講義》和《語錄》作過逐條指駁，請求印發學校，雍正皇帝應允了。

一起是「明史獄」。浙江烏程（今吳興）人庄廷攏買得鄰居明大學士朱國楨的明史遺稿，邀集名士加以編輯，並增補明末崇禎一朝事，定名為「明書」，作為自己的著作。書中頗有犯忌之處，如直書清朝先人的名字，指斥明將降清為叛逆，又不著清朝年號，卻用南明永曆等朝的年號。書編成后，庄廷攏死，其父庄允城為之刊行。不料有人告發，庄允城被逮入京死於獄中，庄廷攏被掘墓開棺焚骨，凡作序者、校閱者及刻書、賣書、藏書者均被處死。因此獄先後牽連被殺者共七十餘人，被充軍邊疆者達幾百人。

六、論宰相。陸生楠認為：「當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諂誤國，許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即或不當，亦不得使相臣知之。」又說：「為君為臣，莫要于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跡。然亦不可無術相防。」雍正皇帝予以駁后表白雲：「朕於人言，必決之以理，揆之以情，未嘗拒人之言，亦未嘗輕聽人言。」

因這次事件，引出了謝濟世案、陸生楠案兩起同時發生的文字獄。

雍正七年（1729年），駐守阿爾泰的振武將軍、順承郡王錫保上奏，說謝濟世已招供他參劾田文鏡是受李紱、蔡珽指使（謝濟世可能被迫說了違心話）。雍正皇帝得奏，命斬黃振國，把李紱、蔡珽投入監獄。李紱論罪當斬，雍正皇帝特予赦免，讓他戴罪纂修《八旗通志》。蔡珽判斬監候。

《大義覺迷錄》後來經過刊發后，頒發全國所有學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認真觀覽曉悉，玩忽者治罪。又命杭奕祿帶領曾靜到江寧、蘇州、杭州等地宣講這部奇書，爾後把曾靜交湖南觀風整俗使衙門聽候使用；命兵部尚書史貽直帶領張熙到陝西各地宣講，爾後把他送回原籍候旨。雍正皇帝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顯示自己光明正大、問心無愧，不怕人們對他的種種貶毀，使謗言不禁而止。對於謗言的製造者，他下令徹底追查。地方官秉承他的意旨節節追蹤，最後追查到已經敗亡的允禩集團，據說是允禩身邊的幾名太監在流放廣西、雲南途中散播的。這樣，雍正皇帝打擊殘餘政敵又有了新的借口。

岳鍾琪是四川成都人，康熙末年以軍功累官四川提督，雍正初年隨年羹堯平定青海立大功，封三等公，授川陝總督，握三省重兵。這個重要職位向來由滿洲人擔任，雍正皇帝破例授予岳鍾琪，說明他對岳鍾琪的格外信任。赤心事清的岳鍾琪感恩圖報，恨不得肝腦塗地。而當時朝野都傳說他是岳飛的後代，臣僚，尤其是滿洲貴族中的許多人對岳鍾琪懷有嫉恨和猜疑，誣陷他、說他靠不住的密疏有一大堆，雍正皇帝一概置之不理。岳鍾琪本人也聽到一些風聲，心中惴惴不安，曾上疏辭職，雍正皇帝特予勉慰。如今竟有人上門投書策反，通天大案，非同小可。

曾靜、張熙案件中牽涉到大量的「反面教材」，最觸目的如曾靜列舉雍正皇帝十大罪狀：謀父，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懷疑，株忠，好諛任佞。具體事實如寫雍正皇帝與父皇「為仇為敵」；說仁壽太后之死是被迫自殺；說允礽、允禩、允禟之死是被殺害；說年羹堯、隆科多二案是「誅忠」；說雍正皇帝收納了廢太子的妃嬪，常帶著大臣在圓明園飲酒作樂；說雍正皇帝私下派人從四川販米到蘇州發賣等。當然這些都是道聽途說得來的。按理說，這類讕言應嚴格保密，防止擴散，可是雍正皇帝卻有意公開，經加工后大作宣傳。他下令編輯兩年中關於此案的《上諭》，附以曾靜口供及其《歸仁錄》，合成《大義覺迷錄》一書，大量「反面材料」充斥其中（當然都經過《上諭》批駁），堪稱古今一絕。

到了乾隆皇帝的時候，他當了六十年皇帝，在這六十年期間，製造了一百七十多起文字獄。

署理廣東巡撫傅泰閱讀《大義覺迷錄》，從張熙供稱欽仰廣東「屈溫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學者屈大rｅad.９９csw•ｃｏm均號翁山，猜想「溫山」是「翁山」之訛。於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詩外》諸書，果然發現其中「多有悖逆之詞，隱藏抑鬱不平之氣」。這樣，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發。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來縣教諭）自動到廣州投案，繳出父親的詩文著作和雕板。案情上報，刑部擬屈大均戮屍梟首。雍正皇帝念屈明洪自首，免戮屍，僅將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詩文禁毀。

呂留良對清朝不滿，尤其不以效忠夷狄政權為榮，他還開辦學堂，教育自己的弟子站穩華夏的民族立場。因為呂留良這個堅定的立場，又因為他的理學家聲望，所以當時有許多人投拜到他門下，大有「窮窮晚進有志之士，風聞而興者甚眾」之勢。

二、論建儲（立太子）。陸生楠就漢武帝戾太子事件發論，認為「儲君不宜干預外事，且必更使通曉此等危機」，又說「有天下者不可以無本之治治之」。雍正皇帝駁斥說，太子應該博通古今，體察民情物理；不立太子是本朝規矩，本朝國本「至深至厚」，「愚人固不能知」，斥陸生楠借古諷今，「實為彌天不可赦之罪人」。

陸生楠又說後世政治昏昧，是由於「天下統於一，相既勞而不能深謀，君亦煩而不能無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萬世」的緣故。雍正皇帝認為有賢君就有良相，隱隱以「知人之主」自居，斥陸生楠「肆意妄言，支離繆戾至於如此」。

每辦一案都盡量有所創造，盡量在整治風俗人心方面做文章，以擴大「戰果」，這是雍正文字獄的一大特點，是世宗操縱文字獄的「高明」之處。

七、論王安石。陸論大意批評王安石剛愎自用，不信天命。雍正皇帝抓住個別字句故作異論，以顯示高明，斥陸生楠「文詞議論險怪背謬，無理之甚」。

錫保在疏劾陸生楠的同時，對謝濟世也參了一本，說謝濟世所著《古本大學注》毀謗程朱，書隨本繳上。雍正皇帝讀過後頒諭內閣，認為謝濟世不僅毀謗程朱，而且對時政「恣意謗訕」。疑心極重的雍正皇帝尤切齒于《注》中「拒諫飾非必至拂人之性，驕泰甚矣」一句，咄咄逼人地問道：「試問謝濟世，數年以來伊為國家敷陳者何事？為朕躬進諫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諫？所飾者何非？除處分謝濟世黨同伐異、誣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命朝臣議謝濟世應治之罪。眾臣擬謝濟世與陸生楠一同處死，雍正皇帝卻玩了個花招，密諭錫保在殺陸生楠時把謝濟世一同綁赴刑場，裝作要殺的樣子，最後宣布謝濟世免死。謝濟世被假斬把戲玩弄后終於不死。

查嗣庭結案后數月，隆科多得禍，四十一條大罪中有一條是「保奏大逆之查嗣庭」，查嗣庭的罪狀中也有「趨附隆科多」一條，這說明查嗣庭獄與隆科多有直接關係。但作為文字獄，查嗣庭獄基本上是獨立的事件，不像汪景祺、錢名世二獄那樣緊緊依附於懲戒朋黨的政治鬥爭。

這時雍正皇帝又來了一招「出奇料理」，他命令各省學臣就呂留良該不該照「大逆」律治罪這一問題，向所有生員徵求意見。生員必須就這一問題明確表態，向學臣出具結狀，再由學臣匯總上報。同時規定，如果生員還有別的話要說，可以自行出具呈文獨抒己見，交學臣轉奏，這樣做，名義上是說要聽取天下公論，猶如孟子所云「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以顯示「大公至正」，其實是一種恐嚇性的宣傳。徵求公意的結果可想而知：全國的讀書人都一致擁護照「大逆」律治罪，沒有一人有異詞（有異詞也無人敢轉呈）。既然「國人皆曰可殺」，雍正皇帝於是名正言順依諸臣所擬裁決：

年羹堯死後七天，汪景祺被斬首示眾。

曾靜讀過呂留良的著作，對呂留良深為仰慕，受其思想影響，對清王朝的不滿日益強烈。所謂「江南無主遊民」，就是表示抗拒滿清統治。出於對呂留良及其學說的崇拜和信仰，案發前一年，曾靜曾經特派張熙到呂留良的家鄉去訪書。張熙在呂家抄錄了呂留良的一些詩文，拜訪了呂留良的幾個門人，沿路又聽到貶毀雍正皇帝的一些傳聞。雍正皇帝自即位以來一直受謠言攻擊（可能是爭位失敗的政敵暗中活動所致），遇上天災人禍，民困人怨，謠傳更多，曾靜在老家也聽過不少。張熙浙江之行的所見所聞使希望「變天」的曾靜產生一種將要「變天」的感覺。當時民間傳說岳鍾琪上書指責雍正皇帝（實無其事），曾靜於是選定岳鍾琪為策反對象。他與張熙商擬了策反信，派張熙前往投呈，囑咐張熙見機行事，路上倘若感覺時局不利就返回。張熙由川入陝，聽聞路人議論都說皇上是好皇帝，不由得心中發怵，本該返回，轉而想既然來了一趟，索性豁出去，沒想到中了岳鍾琪的圈套。張熙上路后，曾靜預料凶多吉少，便在衣服的底面寫了幾句話和「蒲潭先生卒於此」的字樣，準備一旦發生意外好讓別人認屍。

這場大獄是從曾靜投策反書開始的。

年羹堯受誅，錢名世當然在劫難逃。雍正皇帝給他加的罪名是「曲盡諂媚，頌揚奸惡」、「詩語悖逆」。但沒有殺他，只是把他革職逐回原籍。卻又御書「名教罪人」四字，命錢名世原籍地方官製成匾額，掛在錢家中堂上（一說大門上）。賜字題匾本是康熙皇帝臣僚的慣用手段，如為範文程祠堂題「元輔高風」，為李光地題「方重醇深」等。雍正皇帝也仿效，如為楊名時題「清操夙著」，為田從典題「清謹公方」等。雍正皇帝「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是能變其意而用之，易褒為貶。奇恥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錢名世本人無臉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孫孫都抬不起頭。雍正皇帝還命常州知府、武進知縣每月初一、十五兩日去錢家查看匾額懸挂情形，如未懸挂則呈報警、撫奏明治罪。

受呂留良思想的影響，嚴鴻逵等人仇視滿清一如其師。嚴鴻逵在日記中別有用心地記載災異，曾懷著幾分幸災樂禍的心情記述了索倫（今內蒙古海拉爾市）地震和熱河（今河北承德市）大水，說在熱河中淹死滿洲人二萬多。大學士朱軾推薦嚴鴻逵修《明史》，嚴鴻逵以死相拒。沈在寬則作詩云：「陸沉不必由洪水，誰為神州理舊疆？」又雲：「更無地著避秦人。」（《清代文字獄檔》）又抄錄呂留良弟子黃補庵詩：「聞說深山無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蔣良驥《東華錄》卷三十）

至此，雍正皇帝的「出奇料理」可以總結一下了。計有三奇：謀反重犯免罪，思想「教唆犯」處重罪，此一奇；「反面教材」印發全國大作宣傳，此二奇；定罪量刑廣泛徵求士人意見，此三奇。此外，案發之初，審問官與犯人盟誓，也堪稱一奇。最後還有一奇：老子定案，兒子翻案。

在文字獄方面，雍正皇帝的指導思想是藉助文字獄整肅朝廷風紀，戒毖風俗人心。雍正一朝歷時雖短，文字獄卻很頻繁，重大案件前後相望。雍正皇帝以其特有的敏感和深刻的用心，從而在文禍歷史上創造了不可磨滅的「業績」。

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天象出現「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的奇觀，臣僚上表稱賀。身為川陝總督的年羹堯也依例獻表。雍正皇帝從他的表文中找出兩條毛病：一是字體潦草；二是成語「朝乾夕惕」寫作了「夕惕朝乾」。「朝乾夕惕」出自《易經·乾卦》卦詞：「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意思是終日謹慎，寫作「夕惕朝乾」意思不變。年羹堯賀表用變換詞序的成語頌揚皇帝，雍正皇帝卻認為年羹堯「自恃己功，顯露不臣之跡，其乖謬之處，斷非無心」。群臣聞風而動，發起了對年羹堯的圍攻。同年四月，年羹堯調為杭州將軍；六月，削太保，剝奪一等公；七月，黜為閑散旗員；九月，下刑部獄；十二月，議政王大臣劾年羹堯犯九十二條大罪，雍正皇帝令年羹堯自裁，家產籍沒，親族、同黨或斬或流或貶，一大批人受到清洗、處罰。

查嗣庭，字潤木，號橫浦，浙江海寧人，康熙四十五年進士，選入翰林，經隆科多保奏授內閣大學士大夫，后又經左都御史蔡珽保奏授禮部左侍郎。雍正四年（1726年），查嗣庭派充江西鄉試正考官，被人告發試題「怨望、諷刺」。這年九月，查嗣庭剛從江西返抵京師就被捕入獄。案件尚九九藏書未了結，查嗣庭即病死獄中。

李鳳翥官工部侍郎，建昌（今江西永修）人。他奏上《賀瑞芝表》，自稱「蓬蓽陋儒」。另表又稱「擲地才疏，敢含毫而賦五色」。雍正皇帝讀後挑剔了一大堆不是，說李鳳翥既然以儒者自居，就應另倍敬慎，怎能信口開河。沒有作賦而稱「賦五色」；如果真的作了賦，為何又不獻進？說李鳳翥從前聽「阿其那」（指八阿哥允禩）指揮，還能以儒者自命嗎？說李鳳翥在貼黃（奏摺內容提要，用小紙條寫出貼在奏摺上）內把「賚」字寫成「齎」字，莫不是譏笑他濫行賞賚？如此輕慢疏忽，還像「儒者」的樣子嗎？

三、論府兵制。陸生楠讚美唐府兵制，認為應當實行於今，使「國無養兵之費，臣無專兵之患」。雍正皇帝斥陸生楠「懷蓄逆亂之心，郁不得逞，故以『無養兵之費』搖動人聽，冀或更制以紊亂軍政，所謂『執左道以亂政，言偽學以疑眾』者，王法之所以不宥」。

雍正皇帝在連篇累牘的《上諭》中狠狠批駁了呂留良、嚴鴻逵等人的上述思想言論，斥為「悍戾凶頑，好亂樂禍」；「喪心病狂，肆無忌憚」。他認為：「呂留良生於浙江省人文之鄉，讀書學問非曾靜山野窮僻冥頑無知者比。且曾靜之謗訕由於誤聽流言，而呂留良則自出胸臆，造作妖妄，是呂留良之罪大惡極誠有較曾靜為倍甚者也。」（《清代文字獄檔》）他把呂留良視為「教唆犯」，認為浙江之所以「風俗澆漓，人懷不逞」，之所以出現汪景祺、查嗣庭等「悖逆」之徒，都是呂留良流毒作怪。為浙江一省的「風俗人心」著想，雍正皇帝示意要對「名教中之罪魁」呂留良處以極刑。有司秉承他的意旨，比照「大逆」律論擬呂留良身後之刑。

五、論人主威權。陸論雲：「人愈尊，權愈重，則身愈危，禍愈烈。蓋可以生人、殺人、賞人、罰人，則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雖怒之而不敢泄，欲報之而不敢輕，故其蓄必深，其發必毒。」雍正皇帝自辯稱：「朕臨御以來，日理萬機，皆奉若天道，因物以付，未嘗以己意生殺人、賞罰人。」斥陸生楠自蓄逆志，「狂悖惡亂」，「肆為咒詛」。

岳鍾琪即時派人密邀陝西巡撫、滿人西琳來署會審。西琳因事未到，岳鍾琪等不及，便單獨接見「張倬」，不動聲色地詢問他師徒情況，想套取口供，而讓按察使、滿人碩色在隔壁密室監聽，以作見證。「張倬」心存警戒，不肯說實話，問到謀反動機，只說：「百姓貧窮，只為救民起見。」傍晚時分，西琳也來了，詢問變成審問，還動了大刑，「張倬」寧死不招。岳鍾琪改變主意，與西琳商定明日由他設法騙取口供，而讓西琳在密室監聽。

我們說，在文字獄的歷史上，最善於作「奇文」的無過於雍正皇帝；在雍正皇帝的文字獄「奇文」中，規模最巨的無過於曾靜、呂留良之獄：

其中，與懲戒朋黨有關的案件有以下幾個：

案情線索基本摸清后，雍正皇帝傳諭浙江總督李衛捉拿呂留良親族、門生，搜繳其書籍著作；派副都統海蘭到長沙會同湖南巡撫王國棟捉拿曾靜、諸「同謀」及各家親屬。十月，除已經去世的呂留良、呂葆中父子及呂氏弟子嚴鴻逵（名賡臣）之外，其餘數十名重要人犯全部捕到。主要有：曾靜及其門人廖易；曾靜熟識的劉之珩及其門人陳立安；劉之珩的老友譙中翼；張熙父張新華、兄張照、堂叔張勘；呂留良之子呂毅中；嚴鴻逵的門人沈在寬；為呂留良師徒刊刻著作的車鼎豐、車鼎賁兄弟；為呂留良編過文集的孫學顏；人所共知的「大俠」甘鳳池等人。

與隆科多案有關的查嗣庭案結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數月。

汪景祺是浙江錢塘（今杭州）人，原名日祺，字無已，號星堂。他潦倒文場近四十年，雖然中了舉人，總與富貴無緣。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恆任陝西布政使，是年羹堯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訪，乘機投書年羹堯，做了年羹堯的臨時幕客。汪景祺這次西遊著有《讀書堂西征隨筆》二卷，獻年羹堯收藏。年羹堯得罪抄家，《隨筆》被繳進宮中。雍正皇帝讀後咬牙切齒地在首頁題字雲：「悖謬狂亂，至於此極！惜見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種得漏網也。」

該《隨筆》有些條目對當時的官吏選拔制度和官場風氣表示不滿，據說還有詩譏訕聖祖「皇帝揮毫為值錢」。又非議聖祖謚號及雍正年號，所作《歷代年號論》說「正」字拆開為「一止」，是不祥之兆，歷史上凡以「正」字為年號的都沒有好下場，如金海陵王（年號「正隆」），金哀宗（年號「正大」），元順帝（年號「至正」），明英宗（年號「正統」），明武宗（年號「正德」）等。

覽虛實，不禁淚流滿面。卿此一心，天祖鑒之。此等誓盟，再無不消災來罪、賜福延生之理。朕嘉悅處實難筆諭。朕與卿君臣之情，乃無量劫之善緣同會、自乘願力而來協朕為國家養生者，豈泛泛之可比擬。朕實嘉悅之至。（《清代文字獄檔》第九輯）

徐駿是雍正初年任過刑部尚書的徐乾學的兒子，江蘇崑山人，康熙末年中進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此人自幼佻達、狂躁，業師周雲陔督責嚴厲，竟被他毒死，因而得「藥師佛」之號。他做官后本性不改，到處結怨，因作詩有句「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被怨家指控為思念明朝，毀謗本朝。執法官比照「大不敬」律將徐駿處斬，詩稿焚毀。時為雍正八年（1730年）。其實，徐駿並無反清思明的意念，「清風」、「明月」不過是套用詩家陳詞。

很快，盛怒中的雍正皇帝沉住氣，極力安撫岳鍾琪，同時派刑部侍郎奕祿、正白旗副都統覺羅海蘭到湖南審理曾靜一案。曾靜供出他的思想來源於浙江已故文人呂留良的觀點，這一下子，雍正的精力便集中在這件案子上了。這案中涉及的人牽一掛五、拉三攜四，他們的口供使受到株連的人多達幾萬人，牽涉的地域之廣也無他可比。

雍正皇帝繼位之初，有兩個最受親重的人物，一個是年羹堯，一個是隆科多。隆科多是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國維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軍統領、理藩院尚書，雍正初年襲爵一等公，授吏部尚書，加太保。和年羹堯相似，隆科多也是個「招權納賄，擅作威福」的人物，從而引起了雍正皇帝的注意。辦理年羹堯案時，雍正皇帝處處把他與年羹堯相提並論，逐步貶削他的恩榮與官爵。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譜）罪付審，諸王大臣合議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條大罪，得旨永遠圈禁，家產追補贓銀，其二子也受處分。第二年，隆科多死於禁所。

不僅如此，由於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雍正皇帝進而遷怒於浙江士人，恨浙江士風不正。查嗣庭下獄的次月，即雍正四年十月，清廷特設浙江觀風整俗使，專職監視士人，整頓士風。接著，東南各省相繼設立觀風整俗使。作為處罰，十一月，又下詔停止浙江士人鄉試、會試。吏部侍郎、錢塘人沈近思上疏擁護，說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吳山蒙恥」，條陳整頓風俗、約束士子的十條建議，雍正皇帝批轉浙江巡撫和觀風整俗使議行。雍正六年八月，經浙江總督李衛請求，雍正皇帝才解除了停止鄉會試的詔令，兩年後又撤銷了觀風整俗使。

雍正皇帝手下的大臣們認為「若非由內及外，由滿而漢，誰能以影響天下之言論為可信」，他們認為這些民間的傳說來自官場，其本源必定在宮廷大內。結果是什麼人都受到懷疑，就連流放的犯人也成了傳播這些隱秘的嫌疑犯。

雍正四年（1726年）十二月，河道總督齊蘇勒、漕運總督張大有及河南、山東、陝西、山西等省巡撫相繼奏報黃河水清。向來傳說黃河清是聖人出世、聖人在位的瑞應，雍正皇帝喜不自勝。於是「皇恩浩蕩」，給知縣、參將、主事以上的文武官員每人秩加一級。太常寺卿鄒汝魯想乘機表忠揚名，便效法劉宋時的鮑照作了一篇《河清頌》獻上去。內有「舊染維新，風移俗易」句，原不過是套語，意思是說皇帝新政，天下風俗都變好了，所以有河清之瑞。沒想到雍正皇帝閱罷大怒，說他即位以來，事事效法皇考，恪守舊章，沒有做絲毫改弦更張之事。遂責問鄒汝魯九*九*藏*書：「所謂『舊染維新，風移俗易』，所移者何風？所易者何俗？舊染者何事？維新者何政？」鄒汝魯當然答不上來，於是革職，發往湖北荊州沿江堤岸工程處效力。鄒汝魯一心獻諛，沒有注意迴避雍正皇帝的大忌，即「不孝」之名。謗議都說雍正皇帝用不正當的手段襲位，甚至說他毒死聖祖。雍正皇帝為了洗刷惡名，用盡百計千方。鄒汝魯諂迷心竅，文字失於推敲，活該倒霉。

清朝的文字獄始於康熙年間，康熙在他六十一年的皇帝生涯中一共前後處置了十幾起文字獄。清代最著名的文字獄首先發生在康熙一朝，共有兩起。

雍正皇帝先誅心、后誅人，對《通鑒論》批駁后，提議將「罪大惡極，情無可逭」的陸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擬陸生楠應治之罪。從官當然遵旨惟謹，這一年年底，陸生楠在阿爾泰軍中處死刑。

後來民間也有附會，說查嗣庭所出題中「維民所止」一句（語出《禮記·大學》），「維」、「止」二字是把「雍」、「正」砍去了頭。這大約是因為查嗣庭著過一部《維止錄》，後世附會從這部書的書名產生。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這位小說中的「英雄」、「大俠」甘鳳池並未表現出什麼英雄氣概，而是在李衛的誘逼之下，叩頭乞求寬恕，並出賣了鄉朋，後來甘鳳池等人被判處死刑。

另一起是「《南山集》獄」。方孝標曾到雲南做吳三桂的官，後來及早投降清朝免死，著有《滇黔紀聞》等書。戴名世見其書，在所著《南山集》中加以引用，被認為有「大逆」語。其實二人著作並無什麼詆毀清朝的「大逆」之語，只是方孝標的書中說到南明永曆政權未可稱為偽朝，戴名世的書中提到南明弘光帝及其年號，又揭露了康熙皇帝殺掉明太子的真相。結果此獄也波及數百人，戴名世被斬首，方孝標已死被戮屍，兩家男子16歲以上者均被殺，女眷等則被沒收為奴婢，方氏同族人都被充軍黑龍江。

十一月，雍正皇帝派刑部侍郎杭奕祿到長沙審問曾靜等人。杭奕祿遵照旨意，向曾靜等人宣講清朝列祖列宗的「深仁厚澤」，及雍正皇帝的「天地之量，堯舜之仁」。經過一番攻心戰，曾靜當場痛哭流涕，俯首認罪，後來照清廷的安排寫了悔罪頌聖的《歸仁錄》，頌揚雍正皇帝得位之正和勤政愛民的聖德。

雍正一朝的文字獄重點打擊兩類人，第一類是標榜「華夷之辨」，宣揚反清排滿思想的人；第二類是攻擊雍正皇帝本人或其父祖，或依草附木妨礙他獨裁的人。第一類人中呂留良、嚴鴻逵最典型，但有的案件事主未必有反清思想。如以下幾個案件：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在陝西西安的一條大街上，川陝總督岳鍾琪正乘轎回署，突然有個男子攔轎投書。岳鍾琪在轎中接過書函，見封面所寫收件人名號是「天吏元帥」，不由得十分詫異，當即把投書人帶進署中交巡捕看守，自己連忙拆讀書函。原來「天吏元帥」是寫信人對岳鍾琪的敬稱，言「南海無主遊民夏靚遣徒張倬上書」。信中對雍正皇帝極盡指斥、責罵之詞，為雍正皇帝定下十大罪狀，即「謀父，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懷疑，誅忠，好諛任佞」。曾靜認為岳鍾琪既然是抗金英雄岳飛的後裔，以岳飛抗金的事迹激勵岳鍾琪掉轉槍頭，對準金人的後裔滿洲人，為宋、明二朝復讎。

年羹堯是漢軍鑲黃旗人，進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征戰四川、青海、西藏等地（當時川藏一帶有叛亂），功勛卓著，康熙末年授定西將軍兼理川陝總督。他一向依附雍親王胤禛，妹妹是雍親王胤禛的側福晉。雍親王胤禛繼位為雍正皇帝以後，年羹堯備受寵信，先後擔任川陝總督、太保、撫遠大將軍等職務，爵封一等公，終因恃功驕縱、目無王法而失寵。雍正皇帝覺得留下他是條禍根，決計殺一儆百，於是一連串的打擊相繼出台。

這還不夠，當錢名世離京時，雍正皇帝又命京官自大京官大學士、九卿以下都作諷刺詩為錢名世「贈行」，結果共有385人奉詔作詩。雍正皇帝一一過目后，交付錢名世輯成專集，集名就題為「名教罪人詩」，刊印后頒發給全國的學校，讓天下士子人人知曉。諷刺詩作得夠味的給予表揚，不夠味的給予處分。正詹事陳萬策詩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異亮工奸」，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雍正皇帝的誇獎；翰林侍讀吳孝登則因詩句「謬妄」，被發配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了；他的同僚陳邦彥、陳邦直也因詩句「乖誤」而革職。

此外，據說《維止錄》首頁有這樣一條記載：「康熙六十一年某月日，天大雷電以風。予適乞假在寓，忽聞上大行，皇四子以即位，奇哉！」被認為是借災異咒謗雍正皇帝即位。雍正皇帝深信天命，求「祥瑞」唯恐不多，查嗣庭竟敢唱反調，有人認為這是他得禍的真正原因之一。

雍正皇帝用人的特點是倚重實心辦事的吏才，不喜歡徒逞筆舌的文化之士。他的心腹幹吏中有一個叫田文鏡，此人監生出身，從州縣小吏歷練而上，雍正二年擢受河南巡撫。田文鏡政令嚴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員辦事懦緩，接連劾罷三四員州縣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黃振國，系左都御史蔡珽所薦。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隸總督的李紱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鏡循例迎送。科甲出身的李紱忍不住指責田文鏡，說他不該有意蹂躪讀書人。於是田文鏡上密疏參劾李紱因與黃振國等人科舉同年，所以有意袒護，言下之意是說李紱等科甲人私結朋黨。不久，李紱入京覲見，向雍正皇帝陳述田文鏡貪虐及黃振國等人冤抑情狀，雍正皇帝先已得到田文鏡的密疏，胸有成見，對李紱的話置之不理。李紱接著上疏參田文鏡。雍正皇帝雖然不高興，還是派人去河南調查，果然發現田文鏡的一些劣跡，但不盡如李紱所參。根據一些跡象，雍正皇帝越發懷疑李紱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黨，因而對田文鏡愈益信任，寵益有加。

其他牽連得罪的有：江西鄉試副主考俞鴻圖革職；江西巡撫降四級調用；布政使丁士一革職發往福建工程上效力。傳說浙東諸家橋鎮（所屬府縣不詳）關帝廟中有當地某學究題的一副門聯：「荒村古廟猶留漢，野店浮橋獨姓諸。」此句被查嗣庭采入《維止錄》中，案發後殃及該學究。

以上四五起文字獄或多或少都有懲戒朋黨的用意，戒除朋黨是雍正皇帝整飭風紀的主要目標，他即位之初就以《御制朋黨論》頒示臣僚，要諸臣「洗心滌慮，詳玩熟體」。《御制朋黨論》駁斥歐陽修《朋黨論》「君子以同道為朋」的說法，認為「君子無朋，惟小人則有之」。雍正皇帝把宋代以下的朋黨之風歸咎於歐陽修的「邪說」。經過雍正皇帝的嚴厲整飭，順治、康熙以來的朋黨現象大為減少，文字獄從中起了一定的作用，這也是「以毒攻毒」的一例吧。

所謂試題「怨望、諷刺」，指《論語》題「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孟子》題「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心矣」。雍正皇帝進一步懷疑查嗣庭所出的《易經》第二題「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第三題「其旨遠，其辭文」及《傳經》第四題「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包含更隱秘的諷刺。按照雍正皇帝的理解，是咒罵「雍正」年號的。「其旨遠，其辭文」二句是暗示兩道題中的「正」、「止」二字有呼應關係。

「文字獄」，顧名思義，因寫文字而坐牢。寫字就可以坐牢嗎？這是很常見的，在大清朝，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他非常怕漢族知識分子有反抗的心，所以他時刻在提防著漢族的知識分子：你寫的每一個字我都要過目，我都要檢查你有沒有反叛的心。

原來，「江南無主遊民夏靚」的真姓名叫曾靜，是湖南永興人；「張倬」真名叫張熙，湖南安仁人，是曾靜的學生。曾靜原是縣學生員，因考試劣等被革退，於是放棄學業在本地教書，人稱「蒲潭先生」。曾靜失意無聊之中常雜記一些道聽途說的東西和讀書心得，以抒發憤懣，所著《知己錄》、《知新錄》中多有「悖逆」文字。如《知新錄》稱「華夷之分大於群臣之倫……為域中第一義」；「夷狄侵陵中國，在聖rｅａd.99csｗ.ｃoｍ人所必誅而不宥者，只有殺而已矣，砍而已矣」。諸如此類，都是對滿清統治極端仇恨的言論。

1729年（雍正七年），兩省所有在押人犯解到京師對質定罪，等待最後處置。成竹在胸的雍正皇帝在硃批中向寵臣田文鏡、鄂爾泰「吹風」說：「遇此種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傾耳以聽可也。」（《硃批諭·鄂爾泰》七年四月十五日硃批）

雍正皇帝在他擔任皇帝的十幾年當中，亦前後處置了幾十起文字獄。

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查嗣庭案件終於結束，有關人犯作如下處置：

雍正皇帝於十三年（1735年）八月駕崩。十月，已經繼位尚未改元的乾隆皇帝違背父訓，公開翻案，命將曾靜、張熙解到京師，於十二月把二人凌遲處死。他所持理由很簡單：「曾靜之罪不減于呂留良，而我皇考于呂留良則明正典刑，于曾靜則屏棄法外者，以留良謗議及於皇祖，而曾靜止及於聖躬也。今朕紹承大統，當遵皇考辦理呂留良案之例，明正曾靜之罪，誅叛逆之渠魁，泄臣民之公憤。」同時，乾隆皇帝還下令收回《大義覺迷錄》，嚴禁臣民收藏。呂留良的著作也遭禁毀。在寧古塔的呂留良的後代後來有開面鋪的，有開藥鋪的，有行醫的，有的還捐了監生。乾隆皇帝把他們流放到更荒遠的黑龍江，給披甲人為奴。

這類刻薄的惡作劇只有清世宗一人想得出來，做得出來！

雍正皇帝的「出奇料理」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歸納起來，大致為兩項擺布。

四、論隋朝君臣。陸論雲：「后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為隋之君臣者幾希。」雍正皇帝指出文帝與煬帝的區別，說煬帝自取滅亡，不關天命。

一、論封建（分封制）。陸生楠主張恢復封建制，說：「封建之制，古聖人萬世無弊之良規，廢之為害，不循其制亦為害。至於今害深禍烈，不可勝言，皆郡縣之故。」雍正皇帝追溯秦漢以來郡縣制、封建制的沿革與變遷，說如今天下大一統，有何禍害，斥陸生楠「狂肆逆惡」，「實天下所不容」。

然而沒有「以文詞諂媚奸惡有惡報」的人，雍正皇帝同樣「以文詞為國法」。康熙末年，工部侍郎揆敘（滿洲正黃旗人，大學士納蘭明珠的次子）依附八阿哥胤禩，為其爭太子，死後謚「文端」。雍正皇帝繼位后削奪揆敘謚號，把他的墓碑文字磨去，改刻為「不忠不孝陰險柔佞揆敘之墓」。八阿哥的另一黨羽阿靈阿的墓碑也被改刻為「不臣不弟暴悍貪庸阿靈阿之墓」。雍正皇帝還把八阿哥改名為「阿其那」，十阿哥胤禟改名為「塞思黑」。二名均為滿語，意思據說是畜生、豬狗。

錢名世處罪在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他雖然沒有殺頭，但遭遇不比殺頭好受。

以上是雍正皇帝在《上諭》中批駁《通鑒論》的大要。雖然陸生楠的觀點不盡正確，雍正皇帝的批駁也有合理之處，但作為最高統治者而與一小臣爭是非、論長短，未免顯得胸懷不廣。至於說陸生楠借古謗今，或許多少有一點兒，但也並非罪大惡極、非誅不可。

古人云：「士可殺不可辱。」人生至此，錢名世真不如索性吃一刀，可是「聖主」偏要拿他尋開心，辱而不殺。據說他參与修《明史》時，曾把萬斯同寫的幾篇傳稿據為己作。身為翰林清望官，作詩討好跋扈的邊將，也的確有失身份。但不管怎樣說，雍正皇帝也做得太過分了，他在諭旨中解釋說：「伊既以文詞諂媚奸惡，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詞為國法，示人臣之炯戒。」

岳鍾琪後來因進討準噶爾失利，被大學士鄂爾泰所劾，下獄判斬監候，到乾隆初年才獲釋。所謂「君臣之情」，如此而已。

八、論無為之治。陸生楠主張君主「不人人而察」、「不事事而理」。雍正皇帝主張以漢宣帝、光武帝和唐太宗為鑒，「勤勞自勵」，對陸生楠的言論加以駁斥。

謝濟世後來改任湖南糧儲道，繼續註釋儒經，陸續刻印成書。乾隆皇帝聞知，于乾隆六年（1741年）九月傳諭湖廣總督孫嘉淦，指出謝濟世標新立異，「足為人心學術之害」，命查明謝濟世所著書中違背程朱、標榜他人之處，然後燒毀其書並印板。孫嘉淦遵旨回奏說謝濟世所注書有「四書」、「五經」等多種，印一百五十四本，刻板二百三十七塊，已全部燒毀；注中雖有違背程朱學說之處，但立說淺陋，不足以惑世盜名，似不必逐條指謫。至此，謝濟世注書案方告結束。他沒有死於文字獄，一是情罪較輕，二是居官盡責，兩朝君主對他的為人印象都不算壞。雍正、乾隆二帝處罰人往往憑個人印象和一時愛憎。陸生楠的得禍，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雍正皇帝對他的印象不好，兩次引見都引起憎惡。

錢名世，字亮工，江南武進（今江蘇武進）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進士，殿試一甲第三名，授翰林編修，升侍讀。他與年羹堯是鄉試同年（兩人都是康熙三十八年中舉，一在南闈，一在北闈），大概因此而有交誼。雍正二年，權勢赫赫的年羹堯進京覲見，錢名世贈詩諛頌，有「分陝旌旗周召伯，從天鼓角漢將軍」、「鐘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句。康熙末年，十四阿哥胤禎授定遠大將軍，出征青海、西藏，聖祖曾為他立碑褒揚。十四阿哥胤禎曾是爭奪太子位的重要角色，雍正皇帝即位后立即解除十四阿哥胤禎的兵權，後來又加以禁錮。他本是最不該提起的人物，錢名世竟不知迴避。

在李紱等人遭罪的同時，田文鏡連連陞官受褒獎，隸籍也由正藍旗抬升為正黃旗。李紱、田文鏡互參事件終於以李紱等人慘敗、田文鏡獲勝而告終。

「出奇料理」的第二項擺布是對呂留良、嚴鴻逵等人從嚴處罪，為風俗人心立戒。呂留良繼承先儒「華夷大防」的思想，在其著作中宣揚「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義」，把元滅宋、清滅明看作歷史上的大災難。他記述南明永曆帝在緬甸被俘遞解回國時，滿、漢官兵都傾心下跪；處死時「天地陰霾，日月無光」，百里以內的關帝廟都遭雷擊。他的筆下稱清朝為「清」、「北」、「燕」、「彼中」等，而不依功令稱「大清」、「聖清」、「國朝」等。此外，他還對康熙年間的時政表示非常不滿，如文集內稱：「今日之窮為羲皇以來所僅見。」

謝濟世在阿爾泰充軍九年，乾隆初釋歸復職。他仍然不忘自己的著作，將《古本大學注》和《中庸疏》獻進，請求頒行天下，並說明已把《注》中被指為謗訕的幾句話刪除了，分章釋義依據古本（即《禮記》本），不遵朱熹的「四書」本。當時學者鄙薄宋儒，所以謝濟世敢明目張胆地排斥程朱，但官方仍扶植程朱學說，尊為正統。乾隆皇帝把書退還，傳旨嚴斥。

以上是曾靜使張熙投書策反的由來。張熙向岳鍾琪所提供的情況當然沒有這樣詳盡。他所交代的「同謀」，實際上僅僅是他和曾靜平時所認識或聽說過的一些人，這些人與策反活動毫無關係。所謂六省「一呼可定」，完全是張熙說大話。岳鍾琪一時也難辨真假，六天內他連上三道密折詳細彙報案情。雍正皇帝震驚之餘，懷著慶幸和感激的心情作硃批讚揚岳鍾琪，指授辦案機宜。他在岳鍾琪折敘及盟誓的一節文字旁邊加批語云：

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錫保疏劾陸生楠小字書寫《通鑒論》十七篇，文中「抗憤不平之語甚多，其論封建之利，言辭更屬狂悖，顯系排議時政」，《通鑒論》隨本繳進。雍正皇帝得奏，於七月初三日諭內閣，對《通鑒論》中的「狂悖」議論逐條加以批駁。雙方觀點大致如下：

雍正皇帝崇信佛、道二教，但不許佛徒、道士干政，對他們防範很嚴。僧人迦陵性音曾是雍正皇帝舊友，死後哀榮顯耀，但後來卻說他「好乾世法」，剝奪哀榮，並下令嚴格約束其徒子徒孫，不許保留迦陵性音的筆記文字。道士賈士芳經常入宮為雍正皇帝驅邪治病，據說一次因咒語中有「天地聽我主持，鬼神歸我驅使」之語，被雍正皇帝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