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擺官架平易近人是周總理的一貫工作作風。記得我剛到部隊時，連里老兵都喊一名1968年入伍的河南兵「小八路」。後來才得知這是周總理送給這位小戰士的雅號。事情是這樣的，1968年國慶節前一天的晚上，周總理親自到天安門前檢查警衛工作，當來到金水橋上時，看到了正在這裏站崗的小個子戰士高盡忠一臉稚氣，就走上前去拍了拍小高的肩膀，親切地問他是哪裡人，多大年紀了，適不適應部隊生活，想不想家。小高第一次與總理直接交談，開始很拘束，後來看到總理就像一位和藹的老人與晚輩拉家長，頓時打消了顧慮，自然地與總理交談起來。總理看到小高個子雖小，但很機靈，便對陪同他的衛戍區領導同志說，這小鬼就像我們當年的「小八路」。就這樣，在我們連隊里便出現了一位「小八路」。在連隊眾多的執勤點上，其中有一處賓館執勤點是專供外國黨和國家要人居住的地方。像原巴基斯坦總統布托從當外長到當總理每次來中國都在這兒住。有時候，總理出於禮九*九*藏*書節，便前來賓館拜訪這些外國首腦。總理每次來都和執勤人員熱情打招呼，從不擺總理架子。1973年夏的一天，越南的黎德壽（當時任在巴黎與美方談判的越方春|水團長的顧問，後任越南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在參加巴黎談判后途經北京，住在我們警衛的賓館，總理考慮到中越關係非同尋常，便破格親自前來賓館看望這位在當時並不顯赫的越南同志。當總理的車來到賓館門口時，我們的三位禮賓哨兵同時向總理敬禮，總理便讓司機把車開得很慢，拉開車窗，向哨兵們微笑著打招呼，使我們的哨兵頓感一股暖流湧上心頭。

斗轉星移，冬去春來，敬愛的周恩來總理離開我們已經30多年了，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的腦海中映現，令我思緒萬千，久久難以平靜、難以忘懷。

用「日理萬機」對周總理每天繁忙的工作評價是再恰當不過了，無論酷暑寒冬，不管是中午還是深夜，我們經常可以看到總理的車從天安門前匆匆駛過。他不是到機場迎送外賓，就九-九-藏-書是到人民大會堂處理各種國家大事或參加外事活動……有時到了凌晨，總理的車才從人民大會堂出來。每當見此情景，我們擔任路線警衛的同志都向從眼前駛過的總理車致以深情的注目禮。有一次深夜兩點，忙完工作的周總理從人民大會堂乘車回中南海，當總理的車從天安門前的長安街駛過時，前來檢查警衛工作的團參謀長發現此處沒有布置路線哨，當一位因疏忽忘記了按通知布哨的排幹部被這位參謀長叫醒后，驚出一身冷汗，悔淚頓涌，痛責自己對不起夜以繼日工作的總理，要求給以處分。每遇重大外事活動，總理都要到我營另一個連隊警衛的北京飯店一樓理髮。每次理髮他都是邊理髮邊讓秘書在一旁念文件給他聽，就連理髮這點時間他都要利用起來工作。由於工作過於忙累，有時理著發他就睡著了。理髮師傅不忍心打撓他，只好讓他在理髮椅上睡一會兒，而總理每次醒后，總是自責自己因睡著覺而耽誤了工作。

我在北京衛戍區服役的7年多時間里，經歷了周總理九*九*藏*書人生最後5個春秋；目睹了敬愛的周總理在首都的心臟地區參加各種國事活動的情景。

不知內情的人總認為當總理經常在舒適的環境中生活。其實也不盡然，有時也是非常艱苦的。記得1973年寒冬的一天，當時的巴基斯坦總統布托正在人民大會堂與周總理會談，由於布托這次來訪比較成功，加之又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中國政府打破對外國元首只搞歡迎不搞歡送儀式的慣例，決定周總理與布托總統最後一次在人民大會堂會談后，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隆重的歡送儀式，然後由總理陪同送到首都機場回國。當時天氣特別的冷，北風吹得我們這些穿著棉大衣的哨兵直想打哆嗦。等候在廣場上的數萬名群眾也被寒風吹得略顯隊伍不整。正在這時，信號車開過。全廣場的花環綵帶頓時舞動起來。只見周總理身穿呢子大衣頭戴呢子帽，與布托總統同乘一輛敞蓬車向歡送群眾頻頻招手致意。這是我第一次見總理戴帽子。望著在寒風中前行的總理，我們真替這位75歲高齡老人的身體擔心。

周總理雖九九藏書然離開了我們，但他那和藹可親的音容笑貌將永遠留在我們心中。

人民總理愛人民，人民總理人民愛。這兩句發自人民肺腑的話語，深刻揭示了總理與人民之間的血肉深情。1975年，周總理因病住進了醫院，從此以後，我們再也沒有看到他的車影和身影。1976年元月8日噩耗傳來，周總理與我們長辭了，這對我們是多麼大的打擊啊！天安門廣場人潮如海，花圈遍地，我們警衛戰士人人都戴上了黑臂章，以寄託我們對他老人家的無限哀思。周總理的遺體從北京醫院向八寶山火化場護送經過天安門時，我們從沒看到過這樣的場面。黑壓壓的無組織的群眾自動排成多行，無人走動，無人說話，就連每個人的呼吸好像都能聽到，人們都在默默地流淚。彷彿空氣凝固了，人群凝固了，萬物凝固了。周總理的骨灰被護送到勞動人民文化宮后，各界群眾前來弔唁，我們最後又擔負起弔唁周總理的警衛任務。由於時間有限，弔唁人數是嚴格控制的。多數群眾不能參加弔唁，人們便聚集在文化宮門口外側哭九九藏書泣。有些情緒難以自抑的就拚命往裡闖，都被我們拉到一邊進行勸解。一批批外國友人送來了花圈，前來弔唁，特別是當我們看到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主席金日成用專機送來的用鮮花做成的花圈時，我們在場的警衛人員心裏無不一陣酸楚。一位日本朋友再過兩小時就要飛往東京，拿著弔唁票匆匆趕到文化宮，但由於時間已晚，停止入場，這位朋友在門口徘徊了很長時間，連說遺憾，無奈，只好在門口向里深深地鞠了三個躬，以表對總理深切的懷念。

還有一件事，就是70年代在北京飯店即將竣工那年冬天，我們剛剛執行完警衛周總理到首都機場為扎伊爾總統蒙博托送行的任務，突然接到到北京飯店施工工地執行任務的命令。吉普車急速地將我們從天安門西側拉到北京飯店。剛布完哨，從機場回來的周總理便驅車來到了新北京飯店工地，在幾名有關同志的陪同下，站在施工用的高大電梯上直接上到了飯店的頂層進行視察。望著隨電梯徐徐上升的總理日顯憔悴的身影，我心中升騰起一團難以言表的敬愛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