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在原則與權變之間的選擇，並非易事。城濮之戰前，晉文公向咎犯和雍季問計。咎犯說，打仗的事，詐偽是沒關係的，請君用詐。雍季說，詐偽雖可得志於一時，卻斷了後路，請君用正。晉文公用咎犯的建議打敗了楚軍，回來行賞，雍季在上，理由是雍季講的是萬世之利，咎犯講的是一時之務。

宋襄公與楚國交戰，宋軍已經成列，楚軍正在渡過泓水，軍官勸宋襄公擊其未濟，他不同意。楚軍既已渡河，尚未成陣，宋襄公又一次拒絕進攻。直到楚軍結陣已成，這才鳴鼓而攻。宋軍大敗。

打了敗仗，國人抱怨宋襄公。他辯解說：君子不傷害已經受傷的人read.99csw.com，不擒捉上了年紀的老人，不攻擊尚未成陣的敵車。我雖然是亡國之餘，也不忍有違這些古禮。

連晉文公這樣的人物，也不再有了。孫子的兵法，清清楚楚地說要「乘人所不及」，吳子的兵法，也明明白白地說「行列未定可擊」。當年秦軍襲鄭，路過天子之城的北門，僅僅脫去頭盔以示敬，而未按禮法要求的去甲束兵，有人議論說，這樣無禮的軍隊，一定會吃敗仗。——那一仗秦人雖然打敗了，最後得天下的卻是他們。

春秋前期，舊禮猶存，戰爭有規則可講。兩國打仗要宣戰，偷襲是要被人看不起的。又不能趁著人家有國喪九九藏書的時候開戰，陳成公卒，正準備伐陳的楚軍聞喪乃止；晉國的士匄率軍侵齊，聽說齊喪，立刻還軍，都是例子。當然也有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如秦國。

所謂「亡國之餘」，指的是宋國是殷商後裔。周人滅亡商朝，在其故土建立一個新公國，把遺民集中起來，有方便管理之意，亦有存亡續絕之德。這些後裔不肯放棄遺民身份，其禮制和宗教，和周人都有不同。他們在文化上的驕傲，使別國的人側目而視，認為他們既頑固又迂闊。

先秦的笑話，主角往往是宋人，如野人獻曝的故事，「資章甫而適諸越」的故事，以及有名的守株待兔的故事。韓非子還講過一個九_九_藏_書故事：有一個宋人，看到書里講「紳之束之」，就給自己繫上兩重腰帶，別人對他的裝束不解，他就說：「書言之。」——韓非喜歡諷刺宋人。宋人的風格，與韓子正相抵牾。

《左傳》對泓之戰的記錄給選在中學語文課本里，題目卻叫《子魚論戰》。子魚是駁斥宋襄公的人，多聽他的聰明話，想必能幫助孩子成長。課文沒有講的是，宋襄公敢和強大的楚國交戰，是仗著自己是仁義之師，以為仁者無敵。這種信念，果然是講也不是，不講也不是。

那時車戰用方陣，戰陣十分重要。陣形一旦被衝散，如《國殤》里說的「凌余陣兮躐余行」，多半就要「首身離兮心不逞九九藏書」了。當年周武王伐商，每行進十來步，就要停下來整頓隊形，並不是為了樣子好看。戰陣不整而致失敗的例子很多，如著名的鄢陵之戰中的楚軍。

而伐喪，到了戰國便已屢見了。但古義畢竟是古義，伐喪一直是有爭議的。劉表之死，魯肅說孫權「伐喪亂之國，克可必也」，孫權欣然；劉裕死，崔浩勸阻北魏的皇帝伐宋，皇帝不從，便是兩邊的例子。至於隋朝高熲督師伐陳，聞喪而還，則如王夫之所論，只是形勢使然，裝裝樣子，惠而不費的事。

宋襄公是在遵守古義。《司馬法》中記錄了一些古代的軍禮，其中一條便是「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宋襄公是驕傲的人，在他看來九-九-藏-書，自己是中原舊國，商王之後，楚國是南蠻子；與楚國打仗，如果不講身份，豈不把自己降低到對手的水平？

宋的復國只是夢想。不過，宋襄公倒是有個後人當上了「素王」。孔子正是襄公的後裔，他長大后，還要回到宋國，穿一穿故國衣冠。孔子重仁，重禮，有襄公遺風。

宋人秘密地懷有復國的抱負。《詩經》的最後一篇《殷武》，可能便是宋襄公的詩。詩里歌頌祖先伐楚的功績，有滋有味地懷念商朝的「赫赫厥聲，濯濯厥靈」。泓之戰的幾年前，曾有六隻水鳥倒退著飛過宋都的天空。宋襄公以為這是明顯的預兆，預示著霸業可成。他的不自量力，急於求成，也可能是覺得時不我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