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連孔聖人也對這類話題有興趣，何況庸常。偶爾讀點歷史的一種用處，就是認識自己心中各路角色的面目。誰心裏沒有個焦芳，誰心裏沒有個楊元慎呢？只是有時我們不能自見，有時見而不知其名罷了。

爭鬥總是為利益所驅動的。但人們爭來爭去，往往忘了當初的目的，或那目的早已不復存在，則只剩下無聊了。楊元慎的論辯術，至今仍在流行，一是人們歷兩千年也學不會個邏輯，二是人總是無聊的時候居多，一無聊便會縱容自己的不良情緒，而不管其高下了。

明代一位首輔李賢，說江西人把河南人的錢都弄光了。另一個叫王士性的人，說江西商人善做無本生意，「張空拳以籠百物，虛往實歸」，意思相當於今天人們說的「空手套白九_九_藏_書狼」。農業社會對商人的最初反應，便是如此。焦芳敢和江西全省的人作對，因時乘便罷了。只是他的心理實在問題不小，余怒未了，又把整體的南方人罵在一起。在朝中每次罷退一位南方人，就欣欣自喜，高興上老半天。

但對有些人來說，什麼事情都會演成讓人詫異的形態。明代中葉的大臣焦芳，對江西人的憤怒，幾至常情難以測度。焦芳因為黨附太監劉瑾，在明代的名聲很不好。其實，他的劣跡並不豐富，只是性格褊急狹隘，每生一點恨意，便存在心裏任其醞釀。他日常專以說江西人的壞話為樂，曾裁減江西的鄉試名額，主修孝宗實錄，則對江西籍的大臣任意醜詆，還舉前朝名臣如王安石、吳澄的例子，說他們敗亂國政，結論是不能「九*九*藏*書濫用江西人」。

在我們今天看來，這些主張都很可笑，不能服人，反自見其狹隘。清儒顧炎武論南北學術弱點，說北方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楊元慎的說辭，字字句句倒是言不及義。話說得越鏗鏗鏘鏘，越顯得有所不能自喻，不然為什麼這麼憤怒？後來陳慶之病了，楊元慎還跑到人家家裡，說了些更難聽的話，號稱咒鬼，實則罵人。人常以攻擊性的行為掩飾不安，此即一例。

那時江西人善做生意，在農業社會，這已足夠成為嫉恨的理由了。遠在更古的時候，齊地的人因為長於經商，屢被各地的人攻擊。楚王曾當著晏子的面諷刺齊人善盜，悻悻之意，溢於言外；直到南北朝的時候，仍有人詈罵齊地風俗淺薄，專慕榮利，給齊read.９９ｃsｗ•ｃｏm地士子起外號叫「慕勢諸郎」，甚至流傳一個「懷磚」的故事，說太守初上任，齊地的百姓懷裡揣著一塊磚來磕頭奉承（磚觸地會很響），等到太守卸任，又懷磚而來，這次是來砸他。這種故事，一聽就是編排的。

通常以為，焦芳受過江西籍閣臣的氣，故移怒於全省。但官場中的摩擦，本是頂普通的事情，何至如此？此人大概與人交往有一點障礙，積累下許多怨恨，江西云云，不過適得其會，易於發泄耳。明代人原本喜歡說江西人的壞話，《金瓶梅》中有段對話，一位說，那人這麼蹊蹺，肯定是江西人；另一位說，他雖然確是江西人，但並不蹊蹺，——可見江西人常給戴上「蹊蹺」的帽子。

南北之爭是老話頭。元明之後，這一爭論本來已近平復。熱鬧的時候九_九_藏_書是在北宋，太祖趙匡胤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明令不得用南人為宰相。這一離奇的政策施行了兩朝，直到宋真宗時王欽若入相，才告終結。但那時分歧仍然存在，有名的寇準，便一直排擠南人。他試圖壓抑晏殊，理由只是晏殊是江西人；又曾在真宗面前敲邊鼓，擠掉了一位南方人當狀元的機會，下朝後洋洋得意地說：「又為北方人爭得一狀元。」北宋前期，北方狀元二十四人，南方狀元七人，便有地域歧視的成分在，而不能據此認為那時北方人的書念得更好。

寇準的洋洋得意，與焦芳的欣欣自喜，是很不一樣的笑容。宋人平和，南北之紛紜從未構成禍端，或引出激烈可駭的言論。後來，大家一古腦兒跑到江南避難，更是不要提了。真正的南北之爭，出在東晉至隋這麼一個長長的時代里九*九*藏*書，因其牽扯了政權、文化、士族、民族諸多方面，利益相涉，表現得格外激烈。

一次著名的辯論，發生在公元五二九年。主辯的雙方，一是南梁的使臣陳慶之，一是北魏的大夫楊元慎。陳慶之在酒席間說到北方是蠻夷猾夏，正統還是在南方政權，引出楊元慎一大篇演說。楊元慎第一攻擊南方的風土，說那裡氣候潮濕，多生蟲蚊，人皆斷髮文身，舟行水息；第二攻擊南方的口音；第三攻擊南方的政治，舉劉劭、山陰公主等為例，以證其荒暴。

地域的話題，有時是危險的，有時是有趣的，儘管任何時候都是無聊的。肆口批評其他地方的人，既排遣心中多餘的惡意，又可取悅自己的族群，自古是人們喜歡的娛樂。在普通的時代，在普通的性格中間，它多半無傷大雅，只要機智的成分，遠超憤怒或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