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葬作為一種葬法，在歷史上爭論頗多，是社會生活中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火葬在五代兩宋流行開前，從人們對火葬的恐懼和對於土葬的虔誠，可知它產生的不易，所以我們不妨從唐以前的兩個孝子葬親的事實談起。

然而後世發生了變化。建隆三年（962）三月，宋太祖下令禁止火葬：「近代以來，率多火葬，甚愆典禮，自今宜禁之。」（《續通典·禮典》）這一年是北宋建國的第三年，宋太祖就說民間火葬現象很普遍，說明火葬至遲在五代時期就流行開來了，北宋初年的火葬應是這種風俗的沿襲，不過政府持反對的態度。開寶三年（970）宋太祖詔令開封府，「禁喪葬之家不得用道、釋威儀及裝束異色人物前引」（《宋史·禮志》）。佛教上層人士中流行火化，建舍利塔，宋太祖禁效釋家的詔書，應當包含反對民間火葬的內容。北宋政府禁止火化，有些地方官建立義冢，令人土葬。但火葬仍舊流行，如山西人普遍實行火葬，有的地方人把屍體火化后，將骨灰撒於水中，毫不保存。到南宋紹興二十七年（1157）監登聞鼓院范同上奏，說「方今火葬之慘，日益熾甚」，建議地方官設立義地令貧民葬親，宋高宗批准了他的請求。次年（1158）戶部侍郎榮儗上言，置義冢確為善政，但仍有窮人葬不起，客死他鄉者的後人也難於盡使親屍返里，因而建議「除豪富士族申嚴禁止外，貧下之民並客旅遠方之人，若有死亡，姑從其便」。宋高宗考慮到實際情況，同意他的看法，於是在部分人中禁止火葬，而對另一部分人就聽其自便（《宋史·禮志》）。有些地區，富人、貧人都不遵守政府禁令，實行火葬，在吳縣，有個通濟寺，內設焚化亭，供民間火化親人，骨骸燒不成灰的，投入深淵，絕不埋葬。景定二年（1216），亭子為風雨摧毀，寺僧要求官府重修，引起吳縣尉黃震的反對，寫出《乞免再起化人亭狀》，給我們留下關於該地火葬流行的情況（顧炎武《日知錄·火葬》）。https://read.99csw.com

廉范，東漢京兆杜陵人，官至太守。他父親在兩漢之際的大亂中客死四川，廉范15歲辭別母親，赴川給父親收屍。蜀郡太守張穆是乃父的屬吏，要資助他，他不接受，與雇的人背著屍首步行返里，途中乘船，船觸石沈沒，廉范抱著棺材不放，眾人為他的孝行所感動，設法把他救上來，他終於將乃父埋在家鄉的土壤里（《後漢書·廉范傳》）。他不顧生命危險迎還父屍埋葬，除了孝順思想，還受安葬故土和完屍觀念的支配。

清代也有一些地方的人實行火葬。順治五年（1648）四月，清朝公布喪葬則例，官民人等「有願從舊制焚化者，聽之」（《清世祖實錄》卷三十八）。這裏的允許官民火葬，是遵從滿洲族舊俗。在清代，蒙古族、藏族中一部分人也是火葬。少數民族的葬俗放過不談，清初廣東的一些漢人，就番禺人屈大均所見，窮人因為沒有墳地，有實行火葬或者水葬的（《廣東新語》）。乾隆五十七年（1792）浙江紹興知府李亨把該府歷年禁止的事項，揀出10件「尤為風俗害者」，勒石嚴禁，其中有一條就是「焚燒屍棺」（乾隆《紹興府志·風俗》）。顯然紹興也有火葬的流行。同時期，浙江海鹽舉人吳文暉作《憫俗》詩，敘述當地火葬情景：孝子將棺槨抬到墳地，把棺材劈開，就用作燃料焚化屍體，所謂「槨毀棺開速厝火，赫然焰起如流虹」（張應昌輯《清詩鐸》）。嘉慶道光間，浙江嘉興府桐鄉縣也有火葬的現象，當地人鄭敬懷看不慣，說這是「忍心火葬到骨肉」（《清詩鐸》）。同治時，有些杭州、嘉興、湖州府人對已經土葬親人發冢開棺，把屍體燒化，叫作「明葬」；如果屍體業已腐爛，就燒棺材，叫作「暗葬」；有的屍首僵化了，就用斧頭劈開了燒化。火化時請僧道念經，並宴請親友（《禁火葬錄》）。中原漢人有一些在特殊情形下實行火葬的，如有的嬰幼兒殤逝，家長將之火化；有些無人收葬的野屍，慈善堂收屍焚化；因特種疾病而死，火化以免病菌傳染。九-九-藏-書

明太祖于洪武三年（1370）下令，禁止浙江等處民人水葬和火葬，如若違犯，治以重罪。這個條令並未完全實行，終明之世火葬仍在不少地方流行，明末清初江南崑山人顧炎武在《日知錄·火葬》中講：「火葬之俗盛行於江南，自宋時已有之。」從語氣可知，他生存的時代仍不乏火葬的。他在《天下郡國利病書》引《永康縣誌》說浙江永康縣有八項弊俗，其一就是火葬。

會稽諸暨人賈恩，劉宋元嘉三年（426）母親故世，還沒有安葬，忽然鄰居家著火，延及賈家，賈恩和妻子桓氏怕把母屍燒化，一邊哭泣，一邊搶救，鄰人也趕來幫助，遂使母親的屍體棺槨完整保存，但是賈恩夫婦卻燒死了。地方官把這件事報告中央，皇帝下令將賈恩的鄉里改名孝義里，免除他家三代的賦稅，追贈賈恩天水郡顯親縣左尉，以示表彰（《宋書·賈恩傳》）。賈恩夫婦以死保護母親屍體，是怕母屍火化，鄰人那樣救助也是怕火化，政府給賈恩的恩榮是旌其孝義，是讚揚他保護母屍。這件事情充分表明南北朝時漢人是多麼懼怕火化。

歷朝政府在從觀念上反對火化的同時，也不能不面對現實。即使再節儉安葬，有的窮人連葬地都沒有，如何讓他實行土葬呢？為解決這個問題，北宋建設漏澤園，用國有土地作為亂葬場，允許沒有祖墳的人安葬。漏澤園後世頗有發展，大都市尤多。漏澤園又成為火葬的逆反現象。火葬產生一些社會反響，引起社會福利的發展，這是火葬先趨者們完全沒有料到的。

宋元明政府屢次禁止火葬，認為它不合禮義。具體說又有兩種含義。一是說它不符合等級規制。葬儀要反映死人在世時的社會地位，政府定有棺槨之品、建樹之制，如果進行火葬，一炬完事，死者的等級身份無從在身後長期表現了。二是要保持屍體完整的觀念。屍、首相異，那是受了極刑，是不得好死，是死者及其親屬的恥辱。戰國時燕國樂毅破齊國都城，圍攻即墨，燕軍挖掘城外墳墓，燒死人，即墨人在城上看見，因辱及先人，憤怒十倍，人人鬥志昂揚，卒有田單火牛陣破燕軍的大勝（《史記·田單傳》）。還有焚燒仇人，以為報仇的。明熹宗裕妃張氏，受閹黨魏忠賢、熹宗乳母客氏的陷害，被打入冷宮，死後還被魏、客焚化，等到崇禎帝繼位，昭雪張妃之冤，才被改行葬禮（《明書·熹宗后妃》）。焚燒屍體歷來是對敵鬥爭的殘酷手段，因為重視屍體的完整與安全，政府法令予以保護，禁止損壞他人屍體，唐律專設《殘害死屍》條文，規定若焚燒、支解屍體，按照斗殺罪減一等處刑，斗殺罪有處死刑的，有判流刑的，毀壞死屍僅比這些刑罰減一等治罪，不用說處刑相當重。這還是對平常人的處治，若子孫毀壞緦麻服以上尊長屍體則完全依照斗殺罪處刑，就有殺身之禍（《唐律疏義》卷十八）。嚴刑懲治毀壞屍體的人，政府保護死屍的態度極其鮮明。毀屍不行，火化親人自然被認為是不合人倫的，不道德的，是人子的不孝行為。政府為維持綱常倫紀也不允許火葬。如清朝政府後來覺得順治五年的允許火葬法令不對，法律就規定不許毀壞親屍，違者處死。同治七年（1868）翰林院侍講學士錢寶廉針對浙江民間火葬的習俗，上書請求嚴禁，得到同治帝批准，在執行過程中，還出現了《禁火葬錄》一書。

自五代至今，火葬已有1000年的歷史，時間不可謂不久，應該說是一種古老的傳統了。不過它不是在全國普遍實行的，在時間上又是時斷時續的，所以後人並不了解這種傳統。對於火葬的封建倫理的認識，更使人產生對它不良的印象，實行火葬的又多是窮苦人，也讓人看不慣。歷史上少數民族有實行火葬的，據司馬光說漢人火葬是學習的羌族葬法（《續通典》卷八十二引司馬光《儀書》）。早期滿族人實行火葬，這是前面說過的，順治皇帝就火化了，但是他的後人以火葬為不光彩，在歷史記載中故意含糊其辭，經過近人的考證才把這件事情弄清楚。所以火葬儘管不乏實行者，但卑視的觀念歷來濃重，要想改變它，不花大力氣是辦不到的。九-九-藏-書

漢人為什麼要實行火葬呢？最重要的原因是貧窮埋葬不起。古代人囿於科學知識的貧乏，以為另有一個陰間世界，也像陽間需要金錢物質，所以對安葬的要求很高，要像生前那樣有必需的和充足的用品，於是在棺槨之外，要有很多陪葬物，要建造像樣的陰宅。這是厚葬的辦法，窮人生存都難維持，哪有餘錢去土葬，有的人連巴掌大的地方也沒有，往哪裡去埋葬親人呢？而火葬則不同，只需要火化費，陪葬物用不著，墳地也不要，最容易打發，窮人只能採用這個方法。從這方面看，實行火葬還是針對土葬中的弊俗而來。葬禮中擺排場講形式的風氣歷來很盛，即如唐代，皇家園陵規模之大，內藏之豐富，從永泰公主等人墳塋的出土物，已令人可以想像帝后陵寢隨葬物之多了。在官民之家，唐代宗大曆七年（772）規定送葬之家的設祭，只准在家中和塋所兩處，不許在街肆擺設祭盤，禁令當然是針對街市設祭狀況的盛行而言的。憲宗元和六年（811）條令，規定官民喪葬所使用的扛夫、輓歌人數，明器數量，以及出殯儀仗物裝飾品的規格（《唐會要·葬》）。唐穆宗長慶三年（823）下令，民間喪葬祭奠不能用金銀、錦繡做飾物，不得陳設音樂。這項法令又告訴我們當時喪葬有以錦繡裝裹、金銀裝飾和用音樂的風尚。後唐明宗長興二年（931），繼唐憲宗條令之後，又一次規定官民出喪時使用的扛夫、輓歌人數，明器件數。如用違禁之物，賞給巡查出來的官員；如用樂，則責罰伶人（《宋史·禮志》）。唐朝五代厚葬弊俗如此之盛，五代北宋興起的簡樸的火葬，應當是它的逆反產物。北宋還產生停喪不葬弊俗，司馬光說：「今世俗信術者妄言，以為葬不擇地及歲月日時，則子孫不利，禍殃總至，乃至終喪除服，或十年，或二十年，或終身，或累世猶不葬。」（《家范》卷五）因為要發達子孫，選擇葬地和安葬的年月日時，選不出吉利時，就長期停喪不葬，這又是一種弊俗，流傳到清代。這也是窮人所做不到的，只有焚化最省便。https://read.99csw.com

元代北京路百姓父母身亡，往往置於柴薪之上以火焚燒。順帝至正十五年（1355），北京路同知高朝上言，表示反對，禮部討論，認為四方風俗不一，民族習慣不同，不能強行一致，建議把從軍應役、遠方客旅及色目人除外，土著漢人一律土葬（《續通典·禮典》）。《鄭氏規範》記載一條鄭氏家規，講勸人「勿用火葬」，無地的人允許埋在他家的義冢里，反映元代浙江窮人火葬的事實。

火葬史表明，一種風俗的流傳有曲折，流行了可能中斷，中斷了又會興起，這倒符合一般事物的發展變化規律，火葬就是這樣演變的。火葬手續簡易，經濟節省，有骨灰可供永久紀念，對個人、對社會都是少浪費財富。還有一點應當看到，就是火葬節約墳地。清代杭、嘉、湖是地狹人眾的地方，農桑發展，但土葬佔地面積大，與農田爭土地，人們焚屍是為騰出地方，好種桑養蠶，發展生產。錢寶廉說，「鄉民無知，堅持蠶桑為重，營葬即有礙種桑之見」，故而有「火葬之舉」（《禁火葬錄》），把火葬與保留耕地的關係說得很明白。因此我們說火葬是有利於發展生產的好葬法，它應當是有生命力的事物，在遭到嚴重壓抑的時代都能維持下來，在人們普遍認識它的好處后，會更能流行了。在火葬問題上，改變人們的認識看來是重要的事情，有的人還沒有達到幾百年前火葬先行者的認識水平，這種現象能不引起深思嗎？能不迅速改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