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物質技術保障的總計劃，通常是先在總參謀部、在紅軍總後勤部長А·В·赫魯廖夫、總軍械部長Н·Д·雅科夫列夫以及國防人民委員部下屬各主要總部首長參加下擬制，然後呈報最高統帥部或國防人民委員會。準備參加當前戰役的各方面軍在受領作戰訓令的同時得到有關物質技術供給的指示。

我們的每一次戰局或戰役都要求作到深思熟慮，這包括周密地制定戰役企圖，準確地規定參戰部隊的總目標和各階段目標、他們的任務以及與目標及任務相適應的戰役布勢和戰鬥隊形。

防空兵力兵器配備得最強的是莫斯科。7月份，莫斯科就已經擁有585架殲擊機、964門高射炮、166挺大口徑高射機槍、近一千具探照燈和大量的攔阻氣球。

最高統帥部只得重新指揮在廣闊地區展開的眾多方面軍的作戰。這當然困難很多，特別是在協調比鄰作戰的幾個方面軍時，更是如此。於是人們開始探索新的指揮方法，並且終於找到了一種能使戰略領導機構直接影響各方面軍活動的有效方式。這樣就出現了一種非常獨特的戰略領導制度，即向最重要地段派出最高統帥部代表的制度。

戰爭期間，我個人以最高統帥部代表的身分去作戰部隊工作不少於15次。

遺憾的是，年齡、工作重擔，特別是疾病使得他未能做到整個戰爭期間部在總參謀部工作。1942年5月，他把職務交給了他的非常稱職的第一副手А·М·華西列夫斯基，他對華西列夫斯基的評價是很高的。1943年6月，Б·М·沙波什尼科夫被任命為К·Е·伏羅希洛夫高等軍事學院院長。

關於蘇軍事先周密組織計劃戰役的情況，可通過1943年的戰事予以說明。1943年，蘇軍在斯大林格勒會戰取得輝煌勝利后，從北高加索趕走了敵軍，接著又成功地在奧斯特羅戈日斯克和沃羅涅日附近進行了另兩次戰役，前出到庫爾斯克弧形地帶。這樣，就使莫斯科方向上的戰線全線拉平，而這在當時是十分重要的。

莫斯科的這樣一種防空體系是十分有效的。實施密集空襲的法西斯空軍遭受了極大損失，但仍然沒有能成批地突入莫斯科。他們參加空襲的轟炸機加在一起有好幾千架，但能夠竄入城市上空的飛機卻是屈指可數的（約佔百分之二、三），而且就是這些少數的飛機也都不得不把它們攜帶的殺人武器盲目地到處亂扔。

「我們派你去不是當朱可夫的政委，而是當國防委員會的代表，因此你必須向我們報告情況。」斯大林嚴厲地說。

從最高統帥部這個高度可以看得特別清楚，在戰爭中，錯誤同錯誤不盡相同：一些錯誤是可以改正的，而另一些錯誤則很難改正。一切都決定於錯誤的性質及其涉及的範圍大小。戰術範圍的錯誤，從以往的經驗看，上級領導可以很快糾正。但戰役範圍的錯誤，改起來就要困難得多，特別是當領導上不掌握必要的兵力兵器或時間以便在需要的地點和時刻投入戰場時，更是這樣。

在方面軍參謀長中，最高統帥特別欣賞的有戰後成了蘇聯元帥的Б·Д·索科洛夫斯基和М·В·扎哈羅夫，以及М·С·馬利寧大將。

「斯大林同志，我每天都在朱可夫呈送給您的報告上籤了字。」馬林科夫回答。

我到現在還是懷著十分尊敬和感激的心情回想起列寧格勒城和波羅的海艦隊的防空人員；這些部隊的戰士和軍官英勇巧妙地抗擊了敵航空兵對城市和艦隊幾乎每天都在進行的大規模空襲。

各次戰略性戰役和戰局的企圖和計劃通常是在作為最高統帥部工作機構的總參謀部準備，並有最高統帥部的有關成員參加。在此之前，政治局和國防委員會需要進行大量的工作：要討論當時的國際形勢，研究參戰國家潛在的政治力量和軍事能力。只是在對所有共同性問題進行了研究和討論之後，人們才做出有關的政治和軍事判斷。最高統帥部所遵循的政略和戰略就是通過這一系列的複雜工作產生出來的。

最高統帥不斷在檢查1944年各次戰役的準備情況。他精力充沛，經常注視所作決議的全面貫徹執行情況，而且特別重視坦克部隊、空軍、炮兵和前後方的黨政工作。

第十次突擊發生於1944年10月蘇德戰線最北部的地段上。這次突擊使蘇聯北極地區和挪威東北部的法西斯德軍遭到粉碎和驅逐。

西南方向總指揮部（總司令為С·М·布瓊尼元帥，軍事委員為Н·С·赫魯曉夫，參謀長為А·П·波克羅夫斯基）。

除去這些主要代表外，最高統帥部還向部隊派出過Н·Н·沃羅諾夫將軍、А·И·安東諾夫將軍、С·М·什捷緬科將軍、Л·З·梅赫利斯將軍等。

游擊隊的總任務由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最高統帥部賦予。這些總任務再由各黨組織和游擊運動的領導機關在現地根據情況加以具體執行。

有人把軍事科學方面的一系列基本原則的制訂，包括炮兵進攻的方法、奪取制空權的方法、合圍敵人的方法、分割被圍敵軍集團並加以各個殲滅的方法，都歸功於斯大林個人。

在國防委員會的會議上，經常出現一些針鋒相對的爭論，而且意見又往往提得很肯定，很尖銳。如果達不成一致的意見，則馬上由爭論的雙方派出代表組成專門的委員會，負責在下一次會議上提出經過協商一致的建議。

前面我們已經說過，最高統帥部和總參謀部領導部隊工作的一個特點是：實施每次戰局和戰略性戰役事先都有周密的計劃。

第七次突擊導致了德國和羅馬尼亞軍隊在基什尼奧夫—雅西地區遭到圍殲。這次突擊的結果是，消滅了敵軍約22個師，我軍前出到羅馬尼亞中部地區。這次突擊解放了摩爾達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導致了羅馬尼亞退出戰爭，並轉向法西斯德國宣戰。接著，我烏克蘭第3方面軍和黑海艦隊的兵力進入保加利亞。保加利亞在1944年9月9日發生了人民革命，從而站到了反希特勒聯盟一邊對德作戰。

國防委員會通常是在克里姆林宮或斯大林的別墅里隨時召開會議，討論並決定各種最重要的問題。各次軍事行動計劃是由黨中央政治局和國防委員會共同審議的，開會時並邀請負責戰役保障的人民委員參加。這使我們一有機會就能在最重要的方向上集中巨大的物質力量，在戰略領導上執行統一的方針，同時通過有組織的後方支援，把軍隊的戰鬥活動同全國的力量結合在一起。

斯大林要求總設計師和軍工廠廠長（他認識其中許多人）在規定期限內生產出各式飛機、坦克、火炮和其他重要技術裝備，並且在質量上不僅要達到，而且要超過外國的水平。

由於進行了改組，總參謀部變成了一個更為得力、更加精幹的機關，從而能夠在整個戰爭期間更有成效地完成所受領的任務。當然，在改組之後，工作中也曾出現過一些缺點，但這隻是一些個別情況，而且是由於碰到了某些複雜的問題。

同樣應當承認的是，國防人民委員和國防人民委員部的負責人對於軍隊戰前準備工作中的缺點是負有一定責任的。而我，作為當時的總參謀長和國防人民委員最親密的助手，對這些缺點也有不可推諉的責任。

游擊隊的作戰行動給敵人帶來了巨大損失，挫傷了他們的士氣，破壞了敵軍的運輸和機動，這一切給德國法西斯統帥部組織的戰役造成了特別嚴重的後果。雖然，為了消滅游擊隊，德軍採取了種種兇殘的手段，但人民復讎者的力量卻在日益壯大和鞏固，蘇聯人民對敵人的深仇大恨和儘快消滅希特勒侵略者的意志卻在不斷增長。

在最重要的時刻，最高統帥部代表親臨作戰地域，不僅在圖上，而且還到現地去就各項任務、具體時間和地區、兵力兵器以及各軍兵種的行動方法進行協調，以便充分發揮它們的作用，做到萬無一失。最高統帥部根據其代表每天關於執行任務情況的報告可以準確地判斷戰役準備的程度。

在戰爭過程中，我們的最高統帥部以較短的時間克服了戰爭初期出現的巨大困難，蘇聯的武裝力量保衛了列寧格勒，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城下、庫爾斯克弧形地帶、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粉碎了德國法西斯軍隊，並從敵人那裡奪取了戰略主動權，以便爾後以毀滅性的打擊使戰爭勝利結束。

事情不是這樣，所有這些最重要的問題，都是同敵人作戰過程中，部隊廣大軍事指揮員深思熟慮和總結經驗的成果。

在卡累利阿地峽和拉多加湖與奧涅加湖地區進行的第四次突擊導致了蘇聯卡累利阿大部地區的解放，並促成了芬蘭退出追隨德國的戰爭。這就使得位於北極圈內的法西斯德軍處於極其不利的態勢之中。

蘇軍的行動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其他戰場的軍事態勢影響甚大。正是由於蘇軍取得了勝利，反希特勒聯盟中蘇聯的盟國才得以在這一時期順利地實施了西西里島戰役和南義大利戰役。

1941年7月19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又發布命令，任命斯大林為國防人民委員。

游擊隊的上述任務及其重要性，說明游擊隊只能有組織地、整個兵團、整個支隊地進行活動。所有的游擊隊和人民復讎者的地下組織都曾參加執行過這些任務。

斯大林不喜歡坐著，談話時他總是在房間里走來走去，並不時停下來，走近交談者，直視著對方的眼睛。他的目光明亮而銳利。他說話聲音很低，一句一頓分得非常清楚，幾乎不藉助手勢。手裡經常捏著煙斗，甚至捏著已經熄滅的煙斗，並喜歡以煙斗壓理短須。他講話時喬治亞口音很重，但他精通俄語，並喜歡運用各種生動的對比、文學典故和隱喻。

我只能重複一點，即使在戰前，斯大林也曾十分關心武器裝備和技術兵器的問題。他經常把飛機、火炮和坦克總設計師請去，詳細詢問他們國內外有關上述各種技術兵器的構造情況。應該承認，他在各類主要武器裝備的質量上懂得不少。

當斯大林從Л·З·梅赫利斯的電報中發現他企圖推脫他對蘇軍在刻赤半島招致重大失利所應負的責任時，向他指出：

在進入斯大林的辦公室之前需要先通過А·Н·波斯克列貝舍夫工作的外間和最高統帥私人衛士長的一間小房。辦公室後面是一間不大的休息室。在電話間里備有同各方面軍司令員和最高統帥部代表通話的電話機。

斯大林的功績就在於他迅速而正確地採納軍事專家的意見，加以充實和提高，然後以概括的形式——守則、指令、教令——立即推廣到部隊中去，指導實踐。

可是，不管最高統帥部和各方面軍指揮部採取多麼堅決的措施，各條戰線的情況卻仍在繼續惡化。在敵人優勢兵力的逼迫下，我軍退入了本國腹地。前面我已經說過，在戰爭最初的幾個月里，西部方向和西北方向的情況最為嚴重。蘇軍的戰略防禦是在戰況發展不利於我國的條件下形成的，這種防禦的特點是積極防禦的形式和頑強鬥爭。

給部隊保障物質器材的工作由總後勤部負責。紅軍總後勤部長是安德烈·瓦西利耶維奇·赫魯廖夫大將。後勤工作的組織者和指揮者的活動值得廣泛宣傳。這些活動既是艱巨的，而又不是經常能夠看得出來的，但是後勤在蘇聯武裝力量取得勝利方面所做的貢獻是巨大的，並贏得了蘇聯人民的深切感謝。

第八次突擊是1944年秋在波羅的海沿岸地區進行的。愛沙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全部和拉脫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大部分得到解放。潰敗的德軍殘部被壓縮到波羅的海岸邊的庫爾蘭。9月19日，芬蘭簽署了停戰協定。

要對預定戰役作出計劃並做好準備，這是一件非常複雜、涉及面很廣的事情，它不僅要求有足夠的時間，而且還要求有大批幹部——首先是最高統帥部本身的以及總參謀部和各方面軍領導機關的幹部——去緊張地認真準備和組織力量。擔負這項工作的人，對人民負有十分重大的責任。

在戰前時期，我很難對斯大林在軍事科學領域、在戰略和戰役學方面掌握知識的深度和能力做出評價。我已經說過，當時我到政治局或斯大林個人那裡去，主要是研究一些關於組織方面、動員方面和物質技術保障方面的問題。

斯大林不常發笑，而笑起來也很輕，幾乎聽不見聲音。可是，他說話幽默，愛開玩笑、說笑話。他的視力很好，在任何時間看東西從不戴眼鏡。寫東西常常親自動手。他書讀得很多，知識十分淵博。他有驚人的工作能力和迅速抓住要領的本事，所以能在一天中閱讀和掌握大量各方面的材料，而這是平常人做不到的。

最高統帥部工作所遵循的基本原則是列寧關於集中指揮軍隊的原則。最高統帥部領導了武裝力量在地面、海上和空中九-九-藏-書的一切作戰活動，並通過使用預備隊和游擊隊的力量在武裝鬥爭過程中增強戰略力量。最高統帥部的工作機關，前面已經說過，是總參謀部。

最高統帥十分重視А·И·安東諾夫的意見，甚至在他還不是最高統帥部成員、只臨時代理總參謀長職務時，就已是如此。在最高統帥部頒發的一些訓令上，經常在斯大林的簽名之後也有安東諾夫的簽名。

需要進行全面分析研究的主要問題還有：奪取制空權的方法，組織各種偵察，準備情況資料。

在整個戰爭期間，最高統帥部預備隊始終是出敵意外地從根本上改變戰役戰略形勢的主要手段。讀者可以在本書有關介紹英勇的莫斯科保衛戰、斯大林格勒和庫爾斯克會戰、白俄羅斯「巴格拉季昂」戰役的各章中和其他的一些章節中讀到關於使用戰略預備隊具體情節的描述，讀者還將發現預備隊通常都是在主要方向上集中地投入交戰的。因為這樣可以保證取得巨大的戰果。

按理說，應當採納我們提出的任命斯大林為最高統帥的方案。因為根據慣例，離開斯大林，國防人民委員鐵木辛哥無論如何是不可能單獨做出任何重大決定的。結果出現了兩個最高統帥：一個是國防人民委員鐵木辛哥，這是法定的，是根據決議任命的；另一個是斯大林，他是實際上的最高統帥。這就給軍隊指揮造成了困難，而且勢必會在準備決心和下達命令方面浪費時間。

關於這個問題，我想就我軍最高統帥部所定企圖和決心的效果談點看法。大家都知道，任何一項計劃，如果不是建立在對戰役可能進程、對部隊賴以達成作戰目的的武裝鬥爭方式方法的科學預見的基礎之上，那末，這一計劃就是空中樓閣。蘇軍最高統帥部比希特勒的戰略領導機構看得更遠、更准。蘇軍最高統帥部首先懂得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得出的戰爭總規律；其次，它比敵人更了解前線決定戰事進程的具體情況。因此，通常我軍最高統帥部對德國法西斯頭目們的可能行動總是十分清楚，並經常採取各種措施粉碎他們的企圖，達成自己的目的，所有這一切就保證了我軍作戰計劃的高度效能。

只要每次戰役的基本企圖一經確定以及初步計算出所需的兵力兵器，最高統帥部象往常一樣，就逐個徵求那些準備參加1943-1944年冬季戰局有關戰役的各方面軍司令員的意見。總參謀部在搜集到各方面軍司令員的意見后，立即大力展開各次戰役的準備工作。與此同時，預備隊的組建、訓練和裝備工作也在全力進行。為此，國防人民委員部下屬各總部首長和紅軍總後勤部長曾做出了巨大貢獻。

國防委員會成了集中全部權力的有權威的國防領導機關。各人民團體、黨的組織和蘇維埃組織都必須執行它的一切決定和命令。為了檢查決定和命令的執行情況，在各邊區、各州、各軍事工業人民委員部、各主要企業和基建工程單位，國防委員會都派有自己的代表。

客觀形勢當時要求擴大最高統帥部代表的職權。在白俄羅斯戰役中，賦予最高統帥部代表的權力是直接領導數個方面軍作戰。我個人當時就受領了領導白俄羅斯第2、第1方面軍和烏克蘭第1方面軍的任務。而同我們協同作戰的亞歷山大·米哈伊洛維奇·華西列夫斯基，則負責領導波羅的海沿岸第2、第1方面軍和白俄羅斯第3方面軍的進攻。

對希特勒德軍的第一次突擊是1944年1月在列寧格勒和諾夫哥羅德地區進行的。由於我軍在這次突擊中取得了勝利，法西斯德軍對列寧格勒地區的封鎖便隨之徹底解除。蘇軍解放了列寧格勒州和加里寧州的一部分，並進入了愛沙尼亞領上。

當然，應當說，遠不是所有的最高統帥部代表都具備同樣的工作條件。許多最高統帥部代表不掌握象我和華西列夫斯基所擁有的那種權力。他們同最高統帥沒有直接聯繫，也沒有必要的參謀機構和通信器材等等。這使得他們只得去利用方面軍和集團軍里那些本身已忙得不可開交的參謀人員和通信器材。

儘管歐洲沒有開闢第二戰場，但蘇軍卻使法西斯德國面臨著徹底崩潰。為了使德寇的徹底崩潰成為事實，需要組織和實施一系列新的毀滅性的打擊。大家都知道，最高統帥部組織了這些打擊，並出色地實施了這些打擊。

在敵航空兵襲擊莫斯科的時候，最高統帥不止一次地來到了首都防空指揮所的地下工事，親自觀察抗擊敵空軍的工作。茹拉夫廖夫將軍在這裏冷靜沉著而有條不紊地指揮作戰。空襲以後，斯大林通常還要再呆一會兒，並同指揮所的軍官談話，詢問他們，要使對空防禦能完成本身的任務，首先是能掩護好莫斯科，大本營還應該做些什麼。

可是後來，隨著我逐步積累了經驗並變得比較大胆而自信地談論自己的見解時，我發現，斯大林也就開始越來越注意聽取我所發表的意見了。

從戰爭開始的頭幾天起，到戰爭結束的最後幾天為止，我曾經有機會參加最高統帥部的工作，看到了總參謀部和國防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並且同國防委員會的工作有過直接接觸。可以肯定地說，蘇聯的軍事戰略領導是具有極高水平的。

米哈伊爾·蕭洛霍夫在戰勝法西斯德國25周年的日子里對來訪的《共青團真理報》記者說得好：「不能把那一時期斯大林的活動說得一塌糊塗，並加以貶低。第一，這樣做不正派，第二，這對國家，對蘇聯人都是不好的。之所以不好，倒不是因為人們對勝利者不應該指責，而首先是因為『打倒』就不符合實際情況。」

最高統帥部曾設立過一個研究各種問題的顧問組。實際上這個組是有名無實的，因為所有的顧問很快都接受了其他的任命，同時又沒有另外的人來接替他們的職務。

各次戰役都有其本身的規模，如進攻戰役中軍隊行動地帶的寬度、突擊的縱深和進攻的速度等，因而各不相同。

擔任最高統帥部代表的都是最有軍事素養的軍事首長。他們對情況了如指掌，而且通常都直接參与制定當前戰役的企圖和計劃。最高統帥部始終要求自己的代表對戰役實施領導，要求他們對戰役的實施情況負起全部責任，並且為此授給他們以全權。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想援引1942年5月斯大林拍給派往克里木方面軍的最高統帥部代表Л·З·梅赫利斯的一份電報。

因此，1945年最後戰局中各次戰役的準備和實施就再沒有最高統帥部代表參加了。在東普魯士、維斯瓦河—奧得河等戰役中，各方面軍的行動是直接由最高統帥部從莫斯科指揮的。而整個戰爭的最後一次會戰——柏林戰役的情況也是這樣。在這次會戰中，最高統帥親自承擔了對各方面軍的指揮。只有С·К·鐵木辛哥元帥一直留在烏克蘭第2和第4方面軍工作到歐洲戰爭結束。

當然，最高統帥部和國防委員會的這樣一種工作方法對於這兩個機構的成員來講，實際是負擔很重的。但是，當戰爭正在進行時，誰也沒有去想這些，因為每一個人都是全力以赴地在進行工作。大家都在看著斯大林，而斯大林儘管上了年紀，但卻總是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當戰爭結束和出現了比較平靜的勞動生活時，斯大林卻不知怎麼地一下子老了起來，他開始變得不再那麼活躍，更不愛講話，老是在思考問題。過去的這場戰爭和所有與這場戰爭有關的因素，對斯大林的影響是很大的，也是很明顯的。

最近，這一任務在一系列的軍事歷史著述中正在獲得解決。可是，編寫一些有重大價值的科學著作的必要性早已成熟，這些著作要能夠對戰爭時期政治機關多方面的活動做一些全面的探索。總政的工作，自1942年年中黨和國家的著名活動家、政治局候補委員、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書記和莫斯科市委書記亞歷山大·謝爾蓋耶維奇·謝爾巴科夫擔任主任職務以來，成績特別顯著。

最高統帥對待最高統帥部的各個委員遠不是一樣的。例如，他對蘇聯元帥鮑利斯·米哈伊洛維奇·沙波什尼科夫就十分尊重：他稱呼沙波什尼科夫只用其名字和父名，而且在跟沙談話時從不提高嗓門，即使不同意沙所做的彙報，也是這樣。Б·М·沙波什尼科夫是斯大林准許在他的辦公室里抽煙的唯一的一個人。

1941年6月30日，根據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決定，按照外國軍事干涉和內戰時期列寧工農國防委員會的大體形式建立了以斯大林為首的國防委員會這一非常機關。

後來，斯大林又在他的辦公室召集了少數幾個人，提出了有關實施1944年戰局新樣式的問題。事先他已分別徵求了這些同志的意見。

最後，還有一個起重要作用的情況是，斯大林直到最後時刻，即直到希特勒開始進攻蘇聯之前，還沒有放棄推遲戰爭的希望。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束縛了國防人民委員，使他直到1941年春都沒有能向斯大林提出建立統帥部的方案。

最高統帥部代表不直接指揮各方面軍。這一權力仍掌握在各方面軍司令員手裡。但最高統帥部代表卻可利用上級賦予的巨大職權去影響所在地區激烈戰事的進程，及時糾正方面軍領導和集團軍領導的錯誤，並具體幫助他們向中央索取物質技術器材。在我的記憶中，拒絕執行最高統帥部代表建議的情況是沒有的。

斯大林在重要問題上的意見，很大程度是根據派往部隊的最高統帥部代表的報告得出的，是根據總參謀部的結淪、各方面軍司令員的意見、建議和專門報告得出的。

最高統帥對報告和文件中的弱點特別敏感，他很快就能發現這些弱點，並嚴厲批評當事人。他具有驚人的記憶力，對講過的東西記得很牢，他不放過機會嚴厲申斥那些丟三落四的人。因此，我們在擬制司令部文書時總是根據戰時條件儘可能作得認真仔細些。

總參的工作人員和最高統帥部代表常常就是把地圖攤在那張大桌上，站著向最高統帥彙報各方面軍的情況，偶爾看看筆記。斯大林通常是一面聽著，一面邁著大步在辦公室里緩慢地來回走著。他不時地走近那張大桌子，彎下身子，凝視著打開的地圖。有時，他回到自己的辦公桌邊，拿起「黑塞哥維那弗洛爾」牌的煙盒，抽出幾支煙捲，捏得粉碎，並把煙絲慢慢地裝進煙斗。

我想不妨在這裏再談一談最高統帥對各方面軍司令員和參謀長的看法。據我觀察，斯大林最看得中的方面軍司令員有蘇聯元帥К·К·羅科索夫斯基、Л·А·戈沃羅夫、И·С·科涅夫和Н·Ф·瓦杜丁大將。最高統帥最注意的集團軍司令員有А·А·格列奇科和К·С·莫斯卡連科（現均為蘇聯元帥），坦克兵元帥П·С·雷巴爾科、П·А·羅特米斯特羅夫、Д·Д·列柳申科大將、И·И·費久寧斯基大將。

斯大林在戰爭期間一人身兼五職。除最高統帥外，他還保留著聯共（布）中央總書記的職務，同時他又是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和國防人民委員。他經常緊張地工作，每晝夜達十五、六小時。斯大林高度評價總參謀部的工作，並且給予完全信任。通常在事先沒有聽取總參對情況的分析意見和沒有研究總參提出的建議前，他是不會作出重要決定的。

1941年7月30日，當我被任命為預備隊方面軍司令員時，Б·М·沙波什尼科夫又重新當上了總參謀長。他十分熟悉總參業務，迅速採取了一系列組織措施，從而改進了最高統帥部下屬的這一主要工作機關的工作。Б·М·沙波什尼科夫本人熱愛勞動，善於和群眾一起工作，這大大促進了作戰軍隊指揮藝術的提高。特別是促進了總參謀部指揮軍隊藝術的提高。

誠然，在戰爭初期直到斯大林格勒會戰之前，最高統帥也有過錯誤。這些錯誤正象人們所熟知的那樣，在每個人身上都可能發生。他深深地思考過這些錯誤，不僅深感痛心，而且極力從中吸取經驗教訓，避免以後重犯。

人們有時候問我，為什麼與法西斯德國開戰前，我們實際上沒有完全準備好對戰爭的領導和對各方面軍軍隊的指揮呢？

我記得曾經有過這麼一件事。那是在1942年的9月底，最高統帥把我和Г·М·馬林科夫從斯大林格勒地區叫到了最高統帥部。在我彙報完情況之後，斯大林嚴厲地問馬林科夫：

當然，建立蘇聯戰略領導機構曾花費了一定的時間，經歷了一系列大的變動，這些變動是由戰爭進程和當時軍事戰略形勢的特點所造成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蘇聯軍事九*九*藏*書科學根據早在偉大衛國戰爭之前就已積累的武裝鬥爭經驗，在軍隊指揮問題上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

希特勒死後，整個情況全都倒轉了過來：被指責的人成了指責者。現在他們公開宣稱：造成這次戰爭中德國失敗的罪魁禍首是希特勒，他們對自己積极參与對蘇戰爭的行徑卻「謙虛地」一字不提，而他們其中的許多人卻是蘇聯土地上法西斯德軍暴行的直接參与者。

最高統帥參加德黑蘭會議回來后說：

此外，在戰役保障方面、在建立戰略預備隊方面、在組織技術兵器生產方面，總之在為前線提供一切必需品方面，我坦率地說，最高統帥表現出是一位傑出的組織家。如果我們不承認這一點，那是不正確的。

最高統帥部的活動是與斯大林的名字分不開的。戰爭時期，我經常同他見面。在大多數場合，同他見面都是為解決戰爭指導問題而安排的正式會見。可是，甚至簡單地請去吃一頓午飯，我們也總是用來談論有關這方面的問題。使我深感滿意的是，斯大林的工作中沒有一點形式主義。凡是按最高統帥部和國防委員會由他安排的工作，他總是要求這兩個高級機關作出的決定馬上得到貫徹執行，決定執行情況則由他本人認真地親自檢查，或由他指定另一些領導幹部或機關檢查。

但不管是希特勒制度也好，希特勒的將軍們也罷，鑒於他們所犯的罪行，人民的法庭將永遠把他們判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斯大林通常是在克里姆林宮自己的辦公室里辦公。這是一間寬敞而又光線充足的房子，四壁鑲有染色的柞木板。室內陳放著一張覆蓋著綠色呢絨的長桌。牆上掛著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像。戰爭期間，還增掛了蘇沃洛夫和庫圖佐夫的像。再就是幾張黃色的椅子。此外，就沒有任何多餘的陳設了。隔壁的一間房子里放著一個大地球儀，旁邊有一張桌子，牆上掛著各色各樣的世界地圖。

斯大林格勒戰役以後，蘇軍各級指揮機構，直到最高統帥部在領導軍事行動方面都達到了高度完善的地步。大部分方面軍和集團軍司令員在這方面的表現都很好。希特勒統帥部，由於喪失了主動權，無法克服在組織和實施戰役過程中所出現的困難，這就大大加速了他們的徹底失敗。這也是法西斯德國總崩潰的開端。

德軍在1943年夏秋戰局中遭受的失敗徹底動搖了法西斯德國各僕從國對希特勒制度的信任。於是法西斯集團開始瓦解。這就為蘇軍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戰略形勢。最高統帥部巧妙地利用這一形勢為1944年的戰役進行了準備。

為了糾正最高統帥部和某些方面軍在1942年夏季所造成的戰役戰略性錯誤（這一錯誤使希特勒的軍隊得以前出到斯大林格勒地域和北高加索），需要全國作出極大的努力。

兵力兵器方面的對敵優勢，蘇軍手中的主動權，軍隊的有利配置，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後備以及其他有利因素使我們有可能在現在按一種新的方式來解決蘇德戰線的戰略任務。蘇聯後方頑強而不間斷的工作，保障了對作戰部隊一切必需物資的計劃供應。現在我們已能夠不僅在一兩個方向上，而且在整個戰略戰線連續準備和實施大規模的戰役。與此同時，敵人抗擊我軍這些突擊的能力卻大大減少了。

編練總部負責解決的問題有：補充和建立經過訓練的各兵種預備隊以及檢查督促為各方面軍作戰部隊從後備部隊和教導部隊提供補充兵員的工作。

我同斯大林的直接接觸開始於1941年2月，當時我剛擔任總參謀長的職務。關於斯大林的外表，人們已經描寫過不止一次了。斯大林身材不高，外貌平常，但談起話來卻給人以深刻印象。他從不裝腔作勢，而是使交談者感到平易近人。斯大林那種無拘無束的談吐，明確表達思想的能力，善於分析的頭腦，淵博的學識和罕見的記憶力，使得甚至一些有經驗的知名的人物同他談起話來也要集中精力，全神貫注。

在斯大林格勒地域和北高加索的法西斯德軍遭到粉碎之後，希特勒最高統帥部已無力應付前線出現的情況。由於主動權業已喪失，德軍最高統帥部採取的一些愚蠢的決心，只能加速第三帝國的最後崩潰。

在辦公室最裡邊靠著關閉著的窗邊放著斯大林的寫字檯。上面經常堆滿文件、紙張和地圖。這裏還放著載波電話機和克里姆林宮的內部電話機，以及一筒削尖的各色鉛筆。斯大林通常用藍色鉛筆寫字，字寫得很快，筆劃清晰易辨。

游擊運動的任務基本上可歸結為：給希特勒軍隊造成無法忍受的處境，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技術兵器和物質器材，打亂其後方工作，破壞法西斯佔領軍軍事政權和行政機關所採取的措施。游擊隊的行動增強了那些暫時處於被佔領土上的蘇聯人的信心，從而使他們也能在我國最後戰勝敵人的事業中積極展開對侵略者的鬥爭。

首先是最高統帥部的成員，其中包括：К·Е·伏羅希洛夫、Г·К·朱可夫和С·К·鐵木辛哥。最高統帥部在部隊的常駐代表則是總參謀長А·М·華西列夫斯基。

當然，斯大林不去研究那些需要由部隊和各級首長在周密準備集團軍、方面軍或方面軍群戰役時必須仔細研究的全部問題，這對最高統帥來說，也不一定就有必要。遇到這種情況，他自然要同最高統帥部成員、總參謀部以及炮兵、坦克兵、空軍、海軍、後勤供應問題專家商量。

戰爭的每一階段和每次大規模戰役都有其明顯特點。1944年戰役的明顯特點是，我軍在戰略戰線各個不同地區實施的突擊，既威力巨大又出敵不意。我們的作戰行動所力求達到的是：儘管敵人機動兵力兵器，但它卻到處趕不上需要；敵人減少兵力的地方，正是我們下次突擊的目標。應當說，最高統帥部的預見經常是十分準確的。

「你所採取的是一種對克里木方面軍的行動不負責任的、旁觀者的奇怪立場。採取這樣的立場十分方便，但卻是極其惡劣的。你在克里木方面軍不是—個旁觀者，而是最高統帥部的負責的代表，對方面軍的一切成敗負有責任，你有義務糾正方面軍領導的錯誤。你應當和方面軍領導共同對方面軍左翼不堪一擊的狀況負責。如果整個『情況表明，敵人一早將要進攻！』你不採取各種措施來組織抗擊，只是消極地進行批評，那對你就更糟。這就是說，你還沒有懂得，派你到克里木方面軍去，不是當監察員，而是當最高統帥部的負責的代表。」

最高統帥部對各方面軍的情況掌握得十分清楚，一有變化，馬上就能做出反應。它通過總參謀部細心地注視著戰役進程，不斷對部隊的行動作出必要的改變，並根據新出現的情況給部隊明確或提出新的任務。必要時，最高統帥部為達成戰役目的和完成下達的任務，也變更原兵力兵器部署，而在某些特殊場合甚至中斷戰役進程。

但也有根本無法糾正的錯誤。如象希特勒德國法西斯當局決定冒險進攻蘇聯的錯誤。這一錯誤之所以出現，原因在於他們離奇地過高估計自己的力量，而對蘇聯這樣一個存在著社會主義制度，軍隊、人民、黨和政府一致的國家的潛在能力卻估計不足。

當方面軍的首長和司令部進行工作時，總參謀部的工作也十分繁重而又帶有創造性，它要擬制戰役計劃和組織各方面軍之間協同動作。總參謀部還要給各偵察機關、遠程航空兵、敵後游擊隊以及負責調運補充兵員、最高統帥部預備隊和各種儲備物資的軍事交通部門明確任務。

當然，所有這些在戰役或戰局準備階段所必須解決的問題遠不是最高統帥部的全部活動。最高統帥部活動的內容及其複雜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實施戰役的地點、時間、作戰對象及使用的兵力兵器。

所有這一切都說明，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基礎之上的蘇聯軍事學術比德國法西斯的戰略、戰役和戰術優越。我最高統帥部深刻分析當前的戰略戰役形勢，準備和採取克服困難的有效措施，並把前後方的力量，整個人民的力量組織在一起，以便最後戰勝敵人。希特勒及其同夥們背信棄義地對蘇聯發起了進攻，他們所碰到的是一支新型的軍隊，是一支以蘇聯愛國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教育出來的，具有著明確的奮鬥目標——保衛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蘇聯士兵的特徵在於他們對本身負有的解放使命具有高度的覺悟，他們隨時準備為了自由和祖國的獨立，為了社會主義作出自我犧牲。

指派最高統帥部代表的制度幾乎一直沿用到戰爭結束。只是在進行最後一次戰局時，這種做法才失去了意義。單單這一事實已足以雄辯地證明，在戰略領導體系中保持這樣一級指揮機構不但非常必要，而且無疑是有用的。

在這一年的春末，我只得又一次而且是堅決地要求國防人民委員向斯大林報告，說明有必要研究一下總參謀部起草的有關組建統帥部的計劃方案，同時請求批准組織一次大規模的首長司令部演習來實際檢驗這一設想。這一次，向斯大林作了報告，而且斯大林同意進行這樣一次演習，只是距國境線要遠一些，提出要在瓦爾代—奧爾沙—戈梅利—普肖爾河一線進行，然後再向他呈報關於統帥部的編製、職權範圍和工作機構的設想方案。

西方向總指揮部（總司令為С·К·鐵木辛哥元帥，軍事委員為Н·А·布爾加寧，參謀長為Г·К·馬蘭金）；

這時，我開始直接同斯大林在一起工作。過去我沒有同他這樣接近過，因此，開始階段，當他在的時候，我感到有些拘束。加上我在戰略問題上又缺乏足夠的經驗，對自己提出的一些估計是否準確也沒有把握。

在我這本書的許多章節中還將談到軍隊指揮方面的錯誤，特別是戰爭第一階段（直到斯大林格勒反攻戰役開始）的錯誤。當然，在我們這一最艱苦的階段中，也不全都是錯誤。就在這一階段中，我們準備並實施了一些大型戰役，取得了一些勝利；我們還打破了敵人奪占列寧格勒的計劃，並在莫斯科城下粉碎了法西斯德軍。這一些和另一些戰鬥和交戰使指揮人員學到了許多東西。我們的軍隊在成長，軍隊的領導工作在改進。克服了第一階段的困難之後，最高統帥部和各方面軍首長對武裝鬥爭的領導就大為改進了。

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清醒地分析了1942年我方戰役失利的原因，依靠社會主義社會和國家制度無可爭辯的優越性，出色地動員了全國的力量奮起抗擊敵寇。由於人民忘我的支援，蘇聯最高統帥部找到了最適合於當時情況的鬥爭方式和方法，終於從敵人的手中奪取了主動權，然後使戰爭進程發生了有利於我的轉變。

這次會議，象往常一樣，是不做什麼記錄的。大家討論的問題是：為了進一步摧毀敵基本力量和徹底粉碎法西斯集團，究竟應當把兵力兵器集中到哪裡。結果，這樣的地區在整個戰略戰線共有十處。討論結束后，最高統帥命令總參謀部作出有關在這十個地區實施突擊的初步設想。

「羅斯福已明確表示將於1944年在法國廣泛採取行動。我想，他是會履行自己的諾言的。」

這一時期，已經沒有一個法西斯德國的盟國和中立國相信希特勒制度能夠避免徹底崩潰。但是，最主要的問題還在於，甚至連德國那些曾經把希特勒捧上了台，並在以後多年千方百計給予支持的人物，都對希特勒的統治喪失了信心。德國許多被戰爭初期輕易的勝利沖昏頭腦的人現在已經懂得：他們在整個法西斯統治時期犯了致命錯誤，德國是不能夠同得到反希特勒聯盟加強的蘇聯武裝力量相抗衡的。

應當說，自從斯大林被任命為國防委員會主席、最高統帥和國防人民委員之後，在總參謀部、國防人民委員部下屬的中央各部、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以及政府和國民經濟的其他機關便立即感覺到了他那堅強而有力的領導。

希特勒及其周圍的軍政官員們，由於被以往那些輕易取得的勝利沖昏了頭腦，竟認為他們的軍隊將勢如破竹地踏遍蘇維埃國家，就象他們過去在西歐所經歷過的那樣。但沒有出現這種結果。按冒險主義、民族主義的法西斯思想行事的希特勒分子，沒有能力搞清楚決定戰爭結局的各種問題。這些問題都是在準備戰爭時就需要懂得，就需要根據研究社會和戰爭的科學冷靜地加以解決的。

最高統帥分析了當時的情況並考慮到國家要地防空狀況的不利前景便精力充沛地著手加強對空防禦。他請來了一批防空部門的領導幹部，限他們在兩天之內提出關於加強防空兵力兵器、改進防空系統的組織結構和指揮的原則性意見。紅軍炮兵主任Н·Н·沃羅諾夫將軍，以及М·С·格羅馬htｔｐｓ://read.99csｗ.cｏm金將軍、Д·А·茹拉夫廖夫將軍、П·Ф·日加列夫將軍、Н·Д·雅科夫列夫將軍等人曾給斯大林提出了大量有用的意見。

回顧以往，我可以說，沒有任何一個別國的軍事政治領導能經得起類似的考驗，能從當時所面臨的極端不利的處境中找到出路。

軍事史上有過這種先例。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最高統帥機構也曾把自己的代表直接派往前線，給予戰役進程以重大影響。在偉大衛國戰爭的頭幾個月里，鑒於當時的情況，一些蘇軍將軍也曾受最高統帥部委託，到作戰部隊去工作，他們運用上級賦予的權力，促成了戰場形勢的好轉。而在經歷了一年戰爭的現在，在前線特定地段工作的最高統帥部代表，他的活動的目的更加明確。從這時開始，最高統帥部開始只向當時負有主要任務（如決定最重要戰役或戰局的進程）的方面軍或方面軍群派出代表。

最高統帥要求最高統帥部代表每天向他口頭報告或書面彙報戰役的準備情況和實施進程。一些特別重要的情況判斷和有關組織新戰役的建議，根據斯大林的指示，要手抄一份，由А·Н·波斯克列貝舍夫轉送給他。如果最高統帥部代表因某種原因未能在24小時內把報告送到，那最高統帥就會親自用載波電話機問你：「你怎麼啦，今天沒有可報告的情況嗎？」

我們已經說過，最高統帥部和總參謀部整個戰爭期間都在莫斯科。當德軍逼近首都時，總參謀部曾一分為二。一部分由第一副總參謀長А·М·華西列夫斯基率領留在莫斯科同最高統帥部在一起；另一部分由Б·М·沙波什尼科夫率領，臨時轉移到設有預備指揮部的地區，可是後來這一部分很快又回到了莫斯科。

斯大林很尊敬和信任亞歷山大·謝爾蓋耶維奇。直到1945年，А·С·謝爾巴科夫還同時兼任蘇聯情報局局長。在1941年英勇的莫斯科保衛戰時期，А·С·謝爾巴科夫屬於那種善於在首都保衛者的心中燃起對法西斯匪徒熾烈的仇恨之火的人，法西斯匪徒曾不惜任何代價力圖攻佔莫斯科。

我們還曾建議吸收第一副總參謀長Н·Ф·瓦杜丁參加最高統帥部的工作，但斯大林沒有同意。

不可能把所有得到斯大林信任的人全都列舉出來。我想說明的只有一點，即他對這些人都有直接深刻的了解，並且很珍惜這些人的知識和對黨事業的忠誠，因此，每當出現特別重要的任務時，首先總是交給這些人去完成。

現在我們再回過來談論偉大衛國戰爭的嚴峻事態。

斯大林對А·М·華西列夫斯基特別尊重，華西列夫斯基對戰略戰役情況的判斷總是準確無誤。正足因為這一點，斯大林常派他到蘇德戰線的重要地段上去充當最高統帥部代表。在戰爭期間，他作為高級軍事首長和深湛的軍事思想家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在斯大林不同意他的意見的情況下，華西列夫斯基能夠以有力的論據使最高統帥確信，在當時情況下，除了採納他的建議，就不可能有其他選擇，В·М·莫洛托夫也曾受到斯大林很大的信任。當最高統帥部研究戰略戰役問題和其他重要問題時，他幾乎總是出席的。在他們之間經常出現分歧意見和激烈的爭論，通過爭論最後才得出正確的決定。

希特勒領導集團竟毫無根據地認為，紅軍是抵擋不住法西斯德軍的，因為領導紅軍的都是一些現代戰爭閱歷不足的年輕將領。

斯大林在領導整個武裝鬥爭方面得力於他的天賦的智慧、政治領導經驗、巨大的洞察力和淵博的知識。他善於從戰略情況中找出主要環節，並抓住這個環節，採取對策，組織相應的進攻戰役。毫無疑問，他是當之無愧的最高統帥。

希特勒統帥部在為實現第三帝國的戰略企圖而制訂對蘇戰爭和戰役計劃時，非常關心這些措施的嚴格保密。應當承認，這項任務德軍統帥部是完成得不錯的。由凱特爾和約德爾領導制訂的「恆情報計劃」的實現對德國並不是沒有好處的，這一計劃的目的在於造成一種似乎德軍正準備入侵英國的假象。在戰爭開始時，德軍的這種做法使得我們當面的整個情況變得十分複雜。

在海軍將領中，斯大林對蘇聯海軍上將И·С·伊薩科夫的評價是很高的。

當然，最高統帥部的活動不可能局限於只領導武裝鬥爭的主要戰役。戰爭要求最高統帥部能夠堅強地領導整個戰略戰線，即能照顧到陸上、水上和空中。而實施各宅要戰役的兵力又需要次要方向上協同作戰部隊的支援。例如，在進行斯大林格勒反攻戰役時，蘇軍就曾在其他戰線準備和組織了一系列進攻戰役。組織這些戰役的目的在於牽制或消滅希特勒統帥部可能用以增援決定性戰役地段的兵力兵器，因為敵人在那裡連遭失利，急需預備隊。在我國南方，1942年底和1943年初，西方面軍和加里寧方面軍的情況就是這樣；1943年1月，突破德軍對列寧格勒的封鎖也是這種情況。

由於國防委員會和最高統帥部的領導都是同一個人——聯共布）中央總書記和人民委員會主席，因而隨著國防委員會的組成和最高統帥部的建立，也就完成了國家系統和軍事系統戰爭領導機構的組建。黨中央委員會則負責保證黨、國家、軍事和經濟機構的統一行動。

我從來沒有見到最高統帥部召開過全會。甚至在討論有三四個方面軍參加的極重要的戰役和戰局時，參加最高統帥部工作的也只有最高統帥約請過的那幾名委員或某些在當前戰役中負有特殊任務的人。

除了總司令部，一些共和國和州都建立有游擊運動司令部，而在各方面軍司令部則設有游擊武裝聯絡處。這樣，我們就真正有可能去使整個游擊隊積極地配合軍隊活動，並協調好游擊隊同各方面軍戰役之間的關係。

亞歷山大·米哈伊洛維奇·華西列夫斯基也同樣多次到過各方面軍。我們曾不止一次地一同出發去作戰地區參加象斯大林格勒戰役、庫爾斯克弧形地帶會戰、進攻烏克蘭第聶伯河右岸地區和解放白俄羅斯等大規模戰役的準備工作和組織實施。凡是同華西列夫斯基一起工作過的人，總要談到他淵博的知識和精確而清晰的思維能力。А·М·華西列夫斯基不能容忍工作上的敷衍塞責現象和「碰運氣，想當然」的作風，而總是要求準備戰役的參謀人員提供高度準確的情報資料和說理充分的分析意見。我經常總是十分滿意地回憶我們在組織和實施各次戰役中·融洽友好的工作經歷。

總參謀部這些參謀的忘我而有益的勞動在我們的軍事歷史文獻里還沒有得到應有的反映。這都是一些熟悉本行業務、堅定勇敢的軍官。其中有許多人為了勝利而獻出了生命。這些在戰爭中勤勤懇懇工作的人值得我們永遠感激和深切懷念。

說到這裏，我認為有必要也來談一談自己對於法西斯德軍最高統帥部的看法。正象前面已經指出過的那樣，希特勒軍政領導集團在奪佔了歐洲大部分地區以後，自以為是地認為，法西斯德國的軍事學術已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種極端盲目的自信不是偶然的。它是建立在人種優越這一法西斯思想體系之上的，是建立在已不止一次把德國拉向了災難邊緣的普魯士軍國主義的傳統基礎之上的。希特勒及其將軍們動員的不只是德國而且實際是整個歐洲的全部軍事工業，他們把自己的賭注全都壓在通過閃擊打垮蘇聯這張王牌之上。他們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和能力，過低地估計了蘇維埃國家的人力、物力和潛在能力。

1944年10-12月，蘇軍在匈牙利境內的蒂薩河和多瑙河之間展開了第九次突擊的進攻戰役。這次突擊使德國實際上失去了它最後的一個盟國——匈牙利。紅軍直接幫助南斯拉夫解放了首都貝爾格萊德。

希特勒把「巴巴羅薩」計劃破產和其他各次戰役朱敗的全部過錯全都推到了他手下的那些元帥和將軍的身上。他說，他們這樣平庸無能，實際上無法實現他的「天才的」計劃。

最高統帥規定了一套嚴格的制度，要求總參謀部每晝夜向他呈報兩次標有各方面軍情況變化的地圖，圖上並附有總參謀長的簡短說明。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國防委員會對我國國土防空的狀況極為關心，因為德國法西斯的空軍活動得很瘋狂。敵人對其空軍曾寄予了極大希望。他們指望用大量飛機的突擊來破壞我國西部地區的動員，打亂我淺近後方、運輸和國家機關的工作，摧毀我國人民的抵抗意志。希特勒對這批空中強盜及其首領戈林倍加寵信，大肆獎賞。

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認為最高統帥是憑地球儀來研究情況和定下決心的，這與事實不符。當然，他不去研究戰術要圖，而且這對他也無必要，但他對戰役情況圖卻是很熟悉的。

斯大林要求每天向他報告各方面軍的情況。在去向最高統帥彙報之前，必須很好進行準備。如果說，帶去的地圖上留有某些「空白點」，彙報的都是些籠統。甚至誇大的情況，那是通不過的。他不允許想當然的回答，他要求詳盡而又明確。

正如我已經指出的那樣，沒有斯大林的批准同意，任何型號的武器裝備都不可能列入部隊裝備或從部隊裝備中取消。這種做法，一方面束縛了國防人民委員及主管紅軍武器裝備的副國防人民委員的主動性，但另一方面應當承認，這種做法在許多情況下卻促進了新設計的各種技術兵器的儘快投產。

使希特勒匪軍完全感到意外的是，他們在蘇聯國上上碰到了一場可以說是在兩條戰線展開的戰爭：一方面要同紅軍的正規部隊作戰，另一方面還得對付後方有組織的游擊隊武裝。

同往常一樣，斯大林在心情好的時候，總是不慌不忙用「黑塞哥維那弗洛爾」牌的煙葉裝滿煙斗，巴噠巴噠地抽將起來，吐出一團又一團的煙雲，同時在辦公室的長條地毯上踱來踱去。

第二次突擊是在烏克蘭第聶伯河右岸地區進行的。這次突擊很複雜，包括許多作戰行動，主要是1944年2-3月在科爾松—舍甫琴柯夫斯基和南布格河地區進行的一系列大規模進攻戰役。結果德軍遭到了粉碎，並被驅逐到德涅斯特河的西岸。由於進行了這次突擊，整個烏克蘭第聶伯河右岸地區獲得了解放。蘇軍前出到一片有利的地區，從而可以進一步向東南歐和巴爾幹發動深遠的進攻，以解放當時尚由安東尼斯庫法西斯獨裁政權統治的羅馬尼亞和霍爾蒂掌權的匈牙利，並消滅其他敵對力量。

這裏我還不能不說幾句關於А·В·赫魯廖夫的好話。最高統帥很重視赫魯廖夫的意見，經常就部隊廣泛的供應問題同他商量。

斯大林在戰勝法西斯德國及其同盟者的事業中作出了巨大的個人貢獻。他的威望是極高的。因此，任命斯大林為最高統帥是得到人民和軍隊熱烈擁護的。

最初，斯大林很少跟我談話。可以感覺得出，他正在仔細地觀察我，當時他對我這個總參謀長還沒有形成固定的看法。

在對各方面軍司令員的報告進行仔細研究之後，斯大林批准戰役計劃和實施時間，並指出那些需要特別注意的問題；然後確定專人充當最高統帥部代表以協調各方面軍之間的行動，並規定具體人選；以檢查部隊的物質技術保障和督促各部隊以及最高統帥部預備隊及時地變更部署。

列寧曾經指出，只要帝國主義存在，就存在著戰爭危險：我們的黨牢記列寧這一教導，特別重視武裝力量的建設和武裝鬥爭方式方法的研究，以便經常使陸海軍處於高度戰備狀態。與此同時，也運用以往戰爭的經驗。我們這些蘇軍的老戰士，偉大衛國戰爭的參加者高興地看到，我們的知識和經驗，即使在火箭、無線電和原子時代，對於社會主義祖國也是需要的和有用的。

經常有人問我，斯大林究竟是不是軍隊建設方面的傑出的軍事思想家和通曉戰略戰役問題的軍事家？

第六次突擊由烏克蘭第1方面軍于利沃夫地區進行。紅軍部隊強渡了維斯瓦河，並在該河的對岸桑多梅日以西建立了大片橋頭堡。與此同時，白俄羅斯第1方面軍在華沙以南也建立了兩個橋頭堡：一個在莫馬努謝夫地區，另一個在普瓦維地區。這時，蘇軍各方面軍已具備發起決定性突擊——進攻柏林的有利條件。

各地平常對游擊武裝的領導由我黨的地下組織負責。這些地下黨組織的工作，意義非常重大。地下共青團組織是黨的積極助手。我們的年青一代必須了解過去那些由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所從事過的英勇活動，他們組織和鼓舞了暫時處於希特勒分子統治下的蘇聯人起read.99csw.com來同敵人作鬥爭。

對蕭洛霍夫的這些話未必能再做任何補充。這些話是真實而又公正的。最高統帥為使最高統帥部及其工作機構——總參謀部、各方面軍軍事委員會成為黨在戰勝法西斯德國的事業中真正傑出而能幹的軍事助手盡了自己的一切努力。

通常，次要方向的戰役不是按照事先擬訂好的戰局計劃，而是根據整個形勢的發展、臨時按最高統帥部的指示進行的。這些戰役的準備時間有限，規模較小。它們同主要戰役合在一起構成整個戰局。

國防委員會的每一個委員都受領有具體任務，並對國民經濟計劃的執行情況嚴格負責。有的負責坦克生產，有的負責炮兵裝備生產，有的負責飛機生產，有的負責彈藥、給養和服裝的供給等等。斯大林親自責成各兵種司令員直接同國防委員會的各委員聯繫，以幫助他們保質按時地完成一定的軍工生產計劃。

當然，新的作戰樣式和方法要求軍隊指揮系統作某些組織上的調整。通過採取一定措施，總參謀部把一部分職能交給了其他部。總參謀部本身的工作涉及到所有軍兵種，即陸軍、海軍、空軍等。它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戰役和戰略問題上，集中在全面深入地研究情況，集中在分析最高統帥部所定下的決心，並從組織上保障其貫徹執行。

最高統帥部派出過哪些人到作戰部隊去充當自己的主要代表呢？

「為什麼你，馬林科夫同志，三個星期來不向我們報告有關斯大林格勒地區的情況呢？」

整個戰爭期間，我既沒有失去過同總參謀部的個人聯繫，也沒有失去同它的工作聯繫，它對我在前線準備和實施各次戰役有過很大幫助。總參謀部通常總是熟練而迅速地起草最高統帥部的各種訓令，嚴格注視著最高統帥部指示的執行情況，它還領導著各軍兵種司令部的工作，說理充分地向最高統帥部報告重大問題。

在一般情況下，分析從研究敵情開始。戰爭的經驗表明，領導機關善於組織對敵偵察、迅速分析所獲得的資料並做出正確結論的能力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應當說，最高統帥部在整個戰爭期間，除初期的某些時候外，一直正確地領導了各種偵察活動。我們的偵察機關及時而又高質量地執行著自己受領的任務，並學會了很好地分析情況。

每當組織準備一次新戰役時，斯大林總是把總參謀長和副總參謀長叫到身邊，同他們一起仔細地研究整個蘇德戰線的戰役—戰略情況：各方面軍部隊的狀況、各種情報資料以及各兵種預備隊的準備情況。

最高統帥部是一個對武裝力量的軍事行動實行集體領導的機構。委員制和單一首長制的合理結合構成了最高統帥部的工作基礎。最後決定權在一切情況下均屬於最高統帥。

最後，要規定各方面軍司令員來最高統帥部彙報方面軍戰役划的日期。通常最高統帥聽取他們彙報時，有總參謀長、副最高統帥和國防委員會的某些委員參加。

戰前的計劃工作是建立在及時充分佔有偵察資料的基礎之上的。這就使最高統帥部能夠準確掌握敵人的意圖和情況。

在研究對戰爭的政治領導和軍事戰略領導時，應當特別談一談象紅軍總政治部、海軍總政治部、各方面軍和各艦隊的軍事委員會和政治部這樣一類重要的黨的集體領導機關。這些機關在偉大衛國戰爭時期，在保證戰勝德國法西斯方面所起的作用跟所有的黨政機關一樣，是巨大的。值得專門詳細地加以分析研究。

預備隊的組建和訓練遠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為了領導和檢查督促組建預備隊、及後備部隊和教導部隊的工作，為了訓練開赴前線的補充兵員，1941年成立了以正集團軍政委級的Е·А·夏堅科為部長的紅軍編練總部。在內戰時期，夏堅科是騎兵第1和第2集團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委員。他是一位要求很嚴格的人和能幹的組織者。

蘇軍在1944年取得的巨大勝利，充分說明那一階段最高統帥部在計劃戰略行動時所採取的方法是正確的，也雄辯地證明了我最高軍事領導人的遠見卓識。敵人的主力遭到了最慘重的失敗，蘇軍則前出到有利於實施歐洲最終戰局的出發地區。

根據在戰爭時期的長期觀察，我深信斯大林完全不是那種不允許別人提出尖銳問題，不允許別人同他爭論以至堅持己見的人。如果有誰得出相反的結論，我就要直截了當地對他說，他的結論是錯誤的。

可是，方向總指揮部建立以後不幾個月，就表明它起不了這種作用。最高統帥部仍象過去一樣直接領導各方面軍。在當時的實際情況下，方向總司令並不掌握用於影響軍事行動進程的預備兵力和物質器材。沒有最高統帥部的同意，他們就不能做出任何重大決定。這樣，方向總指揮部便成了一級單純的轉達機構，終於在1942年撤銷了。

為了改進對各方面軍的指揮，1941年7月10日，國防委員會建立了三個方向總指揮部，即：

然後，斯大林又把紅軍總後勤部長、各兵種司令和國防人民委員部負責保障當前戰役的各主要部的首長叫到最高統帥部來。

我這本書第一版的讀者不止一次地問我，最高統帥部和作為最高統帥的斯大林在工作中是否有過錯誤？

除了負責直接在現地貫徹最高統帥部某個戰役的決心的全權代表之外，最高統帥部還派出過軍兵種代表。他們到部隊去的任務是幫助部隊領導人和最高統帥部主要代表組織不同軍兵種作戰。

我可以肯定地說，斯大林通曉組織方面軍和方面軍群戰役的基本原則，並且熟練地指揮了這類戰役，他精通重大的戰略問題。最高統帥斯大林的這方面的才能，從斯大林格勒會戰開始表現尤為突出。

要知道，不管標在圖上的企圖和計劃多麼好，如果沒有相應的兵力兵器保證，那仍然是一紙空文。戰局和戰役的勝利直接取決於部隊在預備隊、武器裝備、彈藥、燃料以及其他物質器材方面的保障程度，取決於醫治傷員和歸隊工作的好壞。

最高統帥部建立於1941年6月23日。它的組成同國防人民委員部提出的方案有一些不同。它包括的成員有：С·К·鐵木辛哥（主席）、總參謀長Г·К·朱可夫、И·В·斯大林、В·М·莫洛托夫、К·Е·伏羅希洛夫、С·М·布瓊尼、Н·Г·庫茲涅佐夫。

蘇聯軍事領導對戰爭進程深刻的科學預見是正確制訂各次戰局和戰略性戰役計劃的根本條件。根據這種預見，最高統帥部正確地規定了必要的兵力兵器，做到既保證能在戰役中迅速殲敵，又能為爾後的行動創造有利條件。

在斯大林這次談話之後，1943年12月在他的辦公室召開了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國防委員會和最高統帥部部分成員的聯席會議。會上全面研究了我國的軍事政治形勢。為此，把我和А·М·華西列夫斯基從前線叫了回來，當時我們在部隊擔任最高統帥部代表。最高統帥確定由華西列夫斯基和他的第一副總參謀長А·И·安東諾夫做關於前線形勢的報告。

應當說，我軍務方面軍和集團軍司令員有一點是值得讚揚的：他們經常牢記自己對祖國、對黨應盡的天職，不斷頑強地學習複雜的統帥藝術，並逐漸成為精通這門藝術的專家。

正當前線形勢極其嚴重（特別是戰爭初期），戰時條件下的生活秩序尚未最後建立的時候，感謝總參的領導成員，他們很快便在整個總參謀部里建立了一種實事求是和富有創造性的氣氛，儘管當時的工作緊張到了極點。

在總參謀部機關係統，除作戰部的一些主要工作人員，即所謂方向參謀外，還有個特殊的總參謀部軍官團，他們是總參謀部機關係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直接在部隊、包括在進行戰鬥的地區做了大量的工作。總參謀部這個軍官團的數量相當龐大，從而保證了每個方面軍、集團軍、軍和師都有總參的常駐代表。

眾所周知，戰略完全取決於政治，全國範圍的軍事政治性錯誤是很難糾正的。這樣的錯誤只有那些進行正義戰爭並擁有必要的軍事力量和物質條件的國家才有可能糾正。相反，如果戰爭的目的不符合人民的切身利益，那末，這樣的錯誤通常就會導致徹底垮台的後果。

在本書分析戰爭具體情節的那些章節中，我談了關於領導武裝力量工作中發生過的某些錯誤和失策。前面我已經說過，隨著作戰經驗的日益增多，錯誤和失策都得到了成功的糾正和彌補，並變得越來越少。

由於我們在希特勒統帥部寄予很大希望的庫爾斯克會戰中粉碎了法西斯德軍的突擊集團，我們在1943年爾後的各次夏秋戰役中就在整個蘇德戰線為自己創造了有利條件。在所有這些戰役中，德軍在人員、武器裝備和技術兵器上都遭到了極其巨大而又無法補償的損失，其中最主要的則是法西斯德軍的士氣大為下降。

在戰爭過程中，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蘇聯政府十分重視領導武裝力量的問題。戰爭期間，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黨中央委員會組織部和書記處共召開了200多次會議。會議通過的關於外交政策、經濟和戰略等問題的決定則分別由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蘇聯人民委員會、國防委員會或最高統帥部負責貫徹執行。

在這次會議上得出的主要結論是：蘇聯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已取得對敵的軍事經濟優勢。我方的優勢現在決定著爾後的戰爭進程。因此，我們必須確定利用這一優勢的最有效方法。

「如果他不履行自己的諾言，」斯大林大聲接著說，「那我們靠自身的力量也足夠徹底打垮希特勒德國。」

軍隊的整個政治工作、黨對廣大戰士的領導和影響是通過政治機關和黨團組織直接在部隊和分隊實現的。部隊的司令員和各級指揮員廣泛地依靠這一普遍的黨政工作系統來進行工作。各政治機關、黨團組織對每一部隊的狀況及其戰鬥力負有特殊的責任。它們力求做到，使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在艱難複雜的情況下帶領廣大戰士前進，並堅決同驚慌失措和無組織的現象進行鬥爭。黨政機關經常推廣戰鬥經驗，推廣英勇、主動、機智以及在戰鬥中互相支援的先進事例。部隊的政治工作不斷地改進，曾起到較好效果，這對取得勝利具有重大意義。

在組織戰役時，最高統帥部特別重視搞好各方面軍和集團軍之間以及各軍兵種之間的密切協同動作。一切有關協同動作的規定事項，包括兵力兵器數量，首先均標示在總參謀部和各參戰方面軍的地圖上。但這還不夠。

1941年5月，對演習地區進行了勘察，但演習卻沒有能進行。由於沒有時間，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原因，實際籌備統帥部及其機關的措施也沒有得到研究。

整個戰爭期間，國防委員會通過了將近一萬項有關軍事和經濟方面的決定和決議。這些決議和命令得到了嚴格而堅決的執行。圍繞著這些決議和命令，人們展開了緊張的工作，以保證黨領導國家生活的統一方針能在這一艱難的時期得到貫徹執行。

依靠黨中央的全力支持、地方黨的組織工作以及同法西斯奮戰的蘇聯人民的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最高統帥成功地履行了他在這個最高職位上所擔負的職責。

結合敘述自己經歷的各次戰局和戰役，我還將多次地在本書談到最高統帥部及其各工作機關的活動情況。這裏我認為有必要再指出一點，即：每一具體戰役都有其本身的特點。這些特點與作戰目的、部隊任務和敵人的特徵（它的意圖、編成、戰鬥力、兵力兵器配置、機動性以及突襲我軍的能力）有關。

1944年的4-5月間，紅軍在敖德薩和克里木地區進行了第三次突擊。通過這次突擊，蘇軍從希特勒的佔領下解放了敖德薩、塞瓦斯托波爾和整個克里木半島。

國防委員會和最高統帥部是在戰爭期間根據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蘇聯人民委員會的決定而建立的兩個獨立的非常機關。但是，由於斯大林既領導國防委員會，又領導最高統帥部，因此，通常不講究形式上的那套東西。國防委員會開會時經常請最高統帥部的成員參加，同樣，最高統帥部在研究某些重要問題時也有國防委員會的委員參加。兩個單位經常在一起工作，好處很多：不會在研究貫徹執行各項任務時浪費時間，而且還可使這兩個國家機構中的人經常掌握情況。

在許多情況下，最高統帥部在考慮當前戰役的武裝鬥爭的進程時，不只是研究解決戰役—戰略問題，而且還研究解決重要的戰術問題，如各兵團戰鬥隊形的編成、炮兵和坦克的使用方法等。有時甚至還要解決某些直接與方面軍、集團軍、軍、師關鍵地點上戰鬥行動有關的戰術問題，例如，在斯大林格勒防禦戰以及爾後的反攻作戰中都曾有過這種九*九*藏*書情況。

在戰局準備階段，最高統帥部雖對戰局的核心內容保密，但它必須給各方面軍司令員下達從屬於當前總作戰企圖的具體任務。各方面軍司令員則根據接到的指示進行準備，然後將本人對制訂方面軍戰役計劃的意見報告總參謀部。總參謀部對提出的計劃還要進行研究，分析和修改，然後同方面軍領導一起向最高統帥部彙報。

正確地分析總的軍事態勢和我軍本身的力量及可能也十分重要。作戰軍隊、人力資源和物質器材的後備情況是最高軍事領導經常首先要考慮的問題。此外，蘇聯進行的是聯盟戰爭，因此，對反希特勒聯盟中各同盟國的企圖和行動也要考慮。

斯大林的作息時間是有些與眾不同的。他主要是在晚上和夜間工作。他起床的時間不早於中午12點：為了適應斯大林的作息時間，黨中央委員會、人民委員會、各人民委員部和各主要國家機關及計劃部門都要工作到深夜。這就大大增加了人們的疲勞。

軍隊的指揮受到丫重視。顯然，斯大林已認識到戰爭初期在這一問題上所犯的錯誤，他在派我和А·М·華西列夫斯基去前線充當最高統帥部代表時，不止一次地要我們細心觀察各司令員指揮軍隊的情況。

很難說出他具有哪一種性格特徵。斯大林是一個有著多方面的才能和天賦的人，但他不夠平穩。他具有堅強的意志，性情深沉而又容易衝動。他在一般情況下是冷靜而理智的，但有時就激動起來。出現那種情況時，他就會喪失客觀態度，眼看著完全變成了另一個樣子，臉色更加蒼白，目光也變得遲鈍而嚴峻。能夠經受得住斯大林的怒斥並給予回敬的大胆人物我是知道得不多的。

西北方向總指揮部（總司令為К·Е·伏羅希洛夫元帥，軍事委員為А·А·日丹諾夫，參謀長為М·В·扎哈羅夫）；

在戰爭的後幾年，對空防禦一直在繼續不斷改進，並在消滅希特勒侵略者的共同事業中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只是在整個戰略戰線已縮短一半以上，方面軍一級的軍團數量已有所減少的情況下，最高統帥部代表才變得再無必要。這時，各方面軍司令員均已成長為出色的統帥，而他們的司令部也已取得了組織領導大規模戰役的經驗。

在1944年戰局的準備工作中，各類偵察機關擔負著特別複雜的任務。它們圓滿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對敵情的介紹是相當全面的。

戰役戰略一級的指揮和政工幹部以及參謀人員基本上都是挑選得好的，而且都是從年輕的、精力充沛、能力強的軍官和將軍中挑選的。他們工作熱情高，經常注意提高自己在戰略和戰役學方面的知識。總參謀部、海軍總司令部、國防人民委員部下屬各機關、各方面軍、海軍艦隊、各軍區的司令員和他們的司令部，在使軍隊保持最大戰鬥力和贏得勝利方面做了許多工作。

隨著蘇軍進攻戰役規模的擴大，最高統帥部代表的責任也有所改變。例如，在1944年的夏季戰局中，我軍在西部戰略方向執行「巴格拉季昂」計劃。根據這個由最高統帥部、總參謀部和各方面軍軍事委員會共同制定的計劃，我四個方面軍、遠程航空兵和游擊隊同時對敵人實施突擊，任務是粉碎法西斯德國主要軍隊集團即「中央」集團軍群。

第五次突擊於1944年6-8月在白俄羅斯地區進行。突擊對象是德軍負責掩護通往德國各主要的和最短道路的「中央」集團軍群。我軍先在維捷布斯克、莫吉廖夫、博布魯伊斯克地區沉重地打擊了德軍，然後在明斯克以東圍殲了德軍20多個師。蘇軍在追擊過程中解放了白俄羅斯、波蘭東部的大片地區和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大部分。德軍把這些遭遇看作是他們在白俄羅斯地區「巴格拉季昂」戰役中的徹底失敗。

可是，由於我們在法西斯德國發動進攻的時刻缺乏象最高統帥部這樣一種最高軍事領導機關，因而在一開始就不能不影響到軍隊的指揮，不能不影響到初期戰役的結果和總的戰役戰略態勢。何況敵人已經在歐洲取得了不少關於組織戰爭、以突擊兵力突然入侵他國的經驗。應當承認，各方向總指揮部和各方面軍首長在戰爭初期的軍隊指揮方面是有重大缺點的。這也對武裝鬥爭的結果產生了不良影響。

例如，為了進行庫爾斯克弧形地帶會戰並發展這一戰役，我們在1943年春天就花了3個月時間進行計劃準備工作。後來的每次戰局也部是在進攻開始前的兩三個月就動手進行計劃準備。

由於黨的政治工作發揮了作用，軍隊指揮的藝術有了提高，同時又積累了一定的武裝鬥爭經驗，因此，對敵人的抵抗得到了加強。各軍兵種的指戰員在戰鬥中都表現得英勇頑強，奮不顧身，軍隊的紀律有了明顯的加強。

當然，我們首先應當衷心感謝蘇聯人民，他們為了完成黨所提出的戰勝敵人的任務，什麼也可以放棄，他們廢寢忘食，盡了自己的一切努力。

得到斯大林好評的還有遠程航空兵司令А·Е·戈洛瓦諾夫空軍主帥，紅軍炮兵司令Н·Н·沃羅諾夫炮兵主帥。一些重要任務，他都是親自賦予他們的。

國防委員會原打算通過建立方向總指揮部來協助最高統帥部更好地指揮部隊，更好地組織各方面軍以及空，海軍之間的協同動作。原先設想，方向軍事委員會應比方面軍首長更善於利用當地的人力物力來支援武裝鬥爭。

這樣對待沙波什尼科夫是完全應該的。鮑利斯·米哈伊洛維奇是我國軍事學識最淵博的學者之一，他既有軍事科學的理論知識，又在戰略戰役問題方面有豐富的實際工作經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展開的情況下，解除Б·М·沙波什尼科夫紅軍總參謀長的職務，任命他為負責修建築壘地域的副國防人民委員，我個人認為是錯誤的。

最高統帥部的決定以最高統帥和總參謀長簽署訓令的方式下達到各執行人。有時，訓令也由斯大林和他的副手簽署。自1943年開始，最高統帥部的訓令由斯大林和А·И·安東諾夫共同簽發，因為這一階段，副最高統帥和總參謀長經常在部隊活動。在準備一些規模不大的戰役時，通常各方面軍司令員不到最高統帥部來，而是根據最高統帥部的要求書面彙報各自對組織實施戰役的意見。

我很早就認識波諾馬連科。他是一個堅定的共產黨人。他沒有辜負黨對他的信任，成了一位組織人民復讎者活動的真正領導者。

總參謀部派到部隊工作的參謀以及在總參謀部機關工作的方向參謀，都是最高統帥部尊敬而又得力的助手。

斯大林的工作作風一般都是實事求是的，不感情用事，准許大家把自己的意見全都講出來。最高統帥對誰都一樣嚴格而又非常嚴肅。他善於聽取那些有真知灼見的報告。他自己講話不多，也不愛別人多講，他經常用「講短點！」、「講清楚點！」一類插話打斷對方的發言。他主持開會時，從不講開場白一類的話。他的發言，聲音輕，口齒好，能抓住問題實質，言簡意賅，表達思想清晰。

當時對空防禦最主要的任務是：掩護莫斯科、列寧格勒和其他那些生產坦克、飛機、炮兵裝備，開採石油，有重要鐵路交通幹線通過，以及擁有動力和通信設施的大工業中心。

但是，人們很快就已看清，從整個來說，「巴巴羅薩」計劃是難以實現的。這一計劃的基本思想，據我們所知，在於包圍和殲滅配置在邊境軍區的紅軍主力。敵人原指望，只要消滅上述兵力，蘇軍最高統帥部就再也沒有力量來保衛莫斯科、列寧格勒、頓巴斯和高加索了。但是，這些任務，法西斯德軍統帥部未能實現。

接著，最高統帥、副最高統帥和總參謀長討論我軍的戰役—戰略能力。總參謀長和副最高統帥還負責考慮和計算我軍在即將實施的這一或那一戰役中的作戰能力。通常，最高統帥給我們考慮和計算的時間為四至五天。經過四五天的考慮和計算即可定下預先決心。然後最高統帥讓總參謀長徵求各方面軍軍事委員會對當前戰役的意見。

1941年7月10日，為了改善對軍隊的領導，根據國防委員會的決定，統帥部改組為總統帥部，而8月8日，總統帥部又改組為最高統帥部（戰爭期間參加過最高統帥部工作的總參謀長依次有：Б·М·沙波什尼科夫，А·М·華西列夫斯基，А·И·安東諾夫。最後一次變動發生於1945年2月17日，當時國防委員會通過一項決議，確定最高統帥部由И·В·斯大林，Г·К·朱可夫、А·М·華西列夫斯基、А·И·安東諾夫、Н·А·布爾加寧，Н·Г·庫茲涅佐夫組成。——作者注）。從那時開始到戰爭結束，斯大林一直擔任最高統帥。

整個戰爭期間，最高統帥部一直在莫斯科，這有著巨大的精神作用。7月初，鑒於敵空襲的威脅，最高統帥部自克里姆林宮轉移到了基洛夫門街區一家不大的院子里。那裡有安全的工作場所和通信聯絡設施。一個月之後，作為最高統帥部工作機構的總參謀部的作戰指揮人員，也遷到了離這個院子不遠的地鐵基洛夫車站站台工作。

法西斯德國政府和納粹軍事領導原來錯誤地指望蘇聯不堪一擊。他們萬萬沒有想到，蘇聯人民在生死攸關的危急時刻，緊密地團結在共產黨的周圍，以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奮起抵抗。這一點，他們很快就在聽有的戰略方向上感覺到了。

我認為，最高統帥部採取的這種措施，在當時使它的代表得到了廣泛的主動權，因此能夠靈活自如地指揮軍隊。各部隊受領的任務完成得很順利，紅軍解放了蘇聯的白俄羅斯全境、立陶宛和拉脫維亞的大部、烏克蘭的西部各州和波蘭的東南部地區。

在整個戰爭期間，作戰的方法不斷得到改進，最高統帥部用以影響戰事進程的手段不斷增多。兵力兵器部署的變更越來越巧妙，各方面軍之間、陸軍同空海軍之間的協同動作也組織得越來越好。我軍作戰指揮幹部學會了給部隊規定目標，確定合理的分界線和在必要時改變這些分界線。

首先我想公正地指出，當時的國防人民委員部和總參謀部的許多領導人過於迷信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大部分戰役戰略一級的指揮人員，其中包括總參謀部的領導幹部，理論上都已懂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作戰特點和作戰方法上都已經發生了變化；但實際上他們卻按老框框準備戰爭。他們錯誤地認為，大的戰爭與過去一樣從邊境交戰開始，然後敵人的主要兵力才開始進攻。但是這次戰爭卻出乎預料，希特勒德國的所有陸軍和空軍從一開始就立即採取了進攻行動。

1941年7月3日斯大林向蘇聯人民發表了廣播演說，1941年7月中旬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又做出了《關於在德軍後方開展鬥爭》的特別決定，在此之後，凡是法西斯軍隊侵入的地方到處都有由地方黨組織建立和領導的游擊隊積極展開活動。早在1941年，在敵占區開展工作的就有18個地下州委，260多個地委、市委、區委和其他一些地下黨的機構，以及300多個共青團的市委員會和區委員會。人民復讎者的戰鬥活動和地下工作的秘密戰線成了具有巨大軍事政治意義的因素，應當善於運用這些因素來削弱和消滅敵人。

游擊運動總司令部一直存在到1943年底。1944年初，蘇聯大部分領土獲得解放，游擊運動總司令部隨之撤銷，游擊武裝的領導全部轉由共和國和州的黨組織負責。

對於這樣一份把最高統帥部代表的責任規定得極其清楚的文件，未必還需要作什麼解釋了。

最高統帥部和總參謀部計算了我軍的全部能力，深刻地分析了從巴倫支海到黑海一線整個戰略縱深敵軍的狀況。通過分析表明，戰爭進程的轉折為我們開闢了廣闊的前景。

如果說戰爭頭一年在游擊運動的領導方面還缺乏應有的組織計劃性和集中統一指揮的話，那末，在以後的幾年，最高統帥部指揮敵後的軍事行動時就顯得既自信又堅定。這是因為1942年5月30日最高統帥部建立了以白俄羅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書記П·К·波諾馬連科為首的游擊運動總司令部。

建立在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和國家制度的優越性基礎之上的蘇聯軍事科學是保障戰勝法西斯德國的極其重要的因素。住衛國戰爭期間，軍事科學有了很大發展，併為戰術，戰役學和戰略範疇的極寶貴經驗所豐富。；迄今為止，它一直忠實地服務於並將服務於蘇軍的訓練工作和我們偉大祖國國防的鞏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