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通常把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時期認作是改革時代或鄧小平的時代。然而，在這段時期，鄧小平既不是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也不是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儘管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曾擔任過書記處的總書記，並兩次擔任過國務院代總理的職務，但在70年代和80年代，他就不再擔任這些職務了。1989年11月，鄧小平的退休要求被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正式批准之後，他就不再擔任任何的正式職務了。人們認為1980年華國鋒辭掉共產黨的主席之後，鄧小平就以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身份對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改革開式了領導。然而實際上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

在國內外，鄧小平要比那些曾經正式擔任過高級職務的那些人影響要更大。人們幾乎都認為整個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到90年代，鄧小平是中國唯一最重要最有影響的人物，與毛澤東和周恩來齊名。鄧小平完全有理由被認作是中國共產主義發展史上的一位主要人物之一。鄧小平取得了比其他任何人都大的成就，主要表現在他領導了對毛澤東晚年在政治和經濟上所犯的錯誤進行的撥亂反正；領導了把中國帶入21世紀的現代化進程。

在西方，鄧小平在人們的心目中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形象。一個形象是資本主義世界完全可接受的共產主義的維新派。

這種形象，首次出現在西方人的眼中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戈爾巴喬夫、葉利欽、蘇聯的解體和東歐共產主義的崩潰之前的那些年中，鄧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拋棄了「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強加在中國人頭上的那種政治枷鎖，制定了現代化的藍圖和政治改革方向。中國急需在國外和對外關係中改變它的形象。鄧小平在這種努力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在聯合國發表演講，以政府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出訪美國、日本、西歐和東南亞各國，在休斯敦，鄧小平戴著寬邊高頂的牛仔帽在電視上露面，使人們覺得他的中國不再具有危險了。鄧小平，一個圓臉的矮個子，就像一個和靄可親的大叔一樣受到了大家的喜歡。對於美國政府來說，在對蘇聯的戰略中，鄧領導下的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同盟，美國政府隨時可以打中國牌。1979年鄧甚至被提名為美國《時代》雜誌本年底的世界風雲人物，這是一個共產主義者首次獲得此項殊榮。鄧的第二個形象，西方一些人不大喜歡，就是1989年6月4日天安門事件所留給西方人的複雜印象。

這本傳記對鄧小平這兩種形象之間的關係，提供了一種解釋。與實際情況相比，這兩種形象可能是過於簡單化了。實際上，任何矛盾的表面現象大都超越了其真實性。在西方，有一種傾向，認為經濟現代化運動一般與民主政治的出現是形影相隨的，這種情況可能最終在中國發生，但並不一定說那些在毛后的時代倡導經濟現代化的人肯定就是政治上的開明人士，只是這些人更願搞經濟發展而不願搞階級鬥爭。

鄧小平的青年和中年時代是一個有獻身精神的共產主義者。他這種理想的追求可能同樣也是他的一種組織活動和他的社會責任。他16歲在法國時與那些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和團體的領導人建立了聯繫，這些人中的一些人沒多久就在共產黨的領導中產生了巨大影響，從那時起，黨不僅支配了鄧的生活，而且是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了。中國共產黨派他去莫斯科，把他培養成為一名政治組織者，然後又返回中國，在黨的領導下，在共產黨1949年取得政權之前，鄧為共產主義事業而戰鬥的足跡遍布了全中國。儘管共產黨可能在形式上沒有決定他應該與誰結婚，但是肯定對他婚姻的選擇和離婚有關，在他女兒寫的《我的父親鄧小平》中說：鄧的所有三次婚姻都是由共產黨的同事作媒，就是明顯的證明。

在1949年後，鄧不僅有榮升為高級官員的資格——特別是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50年代中期擔任了黨的總書記，而且也有受迫害和誹謗的資格。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鄧被撤了職，作為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第二號人物（僅次於劉少奇之後）受到了嚴厲批判，在1976年毛的最後的那些日子里，鄧又遭到了「四人幫」的迫害，又一次遭到批判並被撤了職務。由於葉劍英和廣州軍區的暗地保護和支持，鄧的這次離職沒有遭到太大不幸，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可沒有這麼幸運。然而，就像在1933年鄧受到紀律處分時所表現的那樣，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這兩次，鄧也是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式——儘管這種批評絕對不會有什麼結果的——接受了黨的紀律處分，他是以近乎禁慾者的方式接受處分的，等待有機會對他的案子重新申訴。

鄧小平也是一位熱心的現代化的制定者和強烈的民族主義者，他決心使中國在世界上成為經濟和政治上的強國。他對馬列主義絕不盲從，顯然他認為社會主義發展成功的道路，並不總是在馬克思、列寧或毛澤東的著作中。甚至到了90年代，鄧始終還是號召中國人民緊跟毛澤東和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但他並不是毛式共產主義政治模式的翻版。鄧認為在毛澤東思想中重要的是精神實質和毛所期望的中國的發展方向，而不是那些書面上的文字。

在毛逝世后和粉碎「四人幫」之後，準確地講，如果不是鄧對毛澤東思想認識的解釋，那麼毛澤東思想將是鄧復職的主要障礙。因為毛澤東親自選定的接班人華國鋒，一段時期曾以「兩個凡是」為口號發動了一場攻勢。這「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逾地遵循」。鄧在其政治流放中，就強調指出這種論調太僵化了。這是對毛澤東思想錯誤的解釋。1977年7月，鄧復職后不久，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三中全會上所做的講話，以他自己的觀點闡述了對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解釋。

事實上，鄧在他的講話和著作中也反覆強調具體時間、具體情況要具體對待。鄧有句蜚聲中外的比喻：「不管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儘管這句話直截了當，簡明易懂，但是人們對它更深層的含義並不太清楚，某些人還認為這種話是鄧的實用主義的具體體現，甚至在中國有人把這句話還作為課題研究。然而當資深的黨的領導人薄一波問鄧對「黃貓黑貓」這個說法現在怎麼看？鄧回答：第一，我現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針對當時（1962年）的情況說的。後來一些評論家說鄧從來就沒有什麼原則和政治見解。照此推論，鄧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一個「遵章守紀勤奮的職員」，他把自己的責任只看作是為黨和黨的領導服務並貫徹執行中央的指示。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鄧對如何進行中國的現代化，和實現現代化過程中共產黨應起什麼作用，肯定有一種獨到的見解，正因為如此，使他黨內的對手有了罷免他職務的機會和借口。鄧對社會主義發展的認識起源於30年代初在江西他和毛第一次共事的那些日子里。後來就是在延安制定和執行的那些政策，抗日戰爭期間，鄧結合具體情況成功地把延安經驗應用於他所領導的太行區時，他對社會主義發展的認識得到了首次全面的具體體現。

30年代在江西，毛從中國的最低層展開了一場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那時的毛對革命事業既不是教條的墨守成規，也不是急於求成，他知道改造中國需要時間，這場革命的每一階段所需要的是民眾的參与和支持，同樣也需要一個合理而又堅固的經濟基礎。比如在土改過程中並不是所有農民的土地都被剝奪了，土改的目標僅僅是剝奪那些大富翁的土地，然而在當時甚至這些大富翁也允許從土改中獲得某種好處。絕大多數人，其中包括那些相對來說相當富有的中農，絕對不會感到共產黨運動的威脅。以這種方式毛和後來的鄧都希望既可最大限度地獲得民眾的支持又可極大地提高經濟的增長。這些能夠導致緩慢而又穩定發展的原則正是毛後來在四十年代開展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共產黨在戰爭條件下接管全國政權的政策雛形。實際上這些原則在1949年之後的一段時期也還行得通，直到毛的個人權威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達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時才結束。

總之，鄧是一個注重實效的人而並非是一個實用主義者，在他整個政治生涯中他是一個堅定的革命者，為確保共產黨奪取政權和中國的現代化事業一直在不懈地奮鬥。在鄧小平看來，共產主義不僅僅是一種有組織的社會力量，而且也是解決二十一世紀中國所面臨問題的最明智的辦法。現在所需要的是一個統一的中國，強有力的領導和人民的力量，鄧認為，所有這一切只有依靠共產黨才能獲得，這種觀點雖然不一定對，然而這正是鄧小平的觀點。

中國寫人物傳記的傳統方式不同於在西方已經通用的那種方式，其目的不是進行有分寸的客觀評估而是在進行大量說教，由此寫成的人物傳記往往是偶像化的傳記，並且缺乏屬於西方傳記精華的那種科學的分析方法。趣聞軼事、甚至還有馬路新聞傳統上講一直是中國傳記的主題。西方的傳記是靠個人的回憶錄，靠採訪親戚、朋友和有關人士；靠個人或公開的文件寫成的。一般通用的辦法是等到被寫的人物死後再寫。

正如本書的文獻書目顯示的那樣，80年代後半期和90年代在中國出版的資料和文件為傳記的寫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出版了大量有關鄧小平個人的回憶錄（儘管這些回憶錄並不完全可信），甚至還能對有關的人進行採訪，儘管不可能採訪鄧小平本人。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在1993年8月也出版了《我的父親鄧小平》的上卷。實際上在鄧小平1989年退休之後，出版有關鄧小平書籍的工作已經全面展開，熟悉西方政治家的那些人往往把這種情況聯想為一場奪取政治權力的運動，而不是鄧的退休。然而正如派伊等人所說的那樣，這種解釋是對文化差異的一種誤解：在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中，真正的權力往往處於幕後，而位置顯赫的權力往往有名無實。

從實際的和學術的高度來看，這是一部政治傳記。儘管在中國國內和國外開展了對鄧的研究，然而目前能夠獲得有關鄧個人情況的材料還很少。特別是缺乏有關主人翁政治經歷和歷史背景的資料，這是撰寫政治評傳的一大障礙。比如：

很難搞清楚鄧在參与某項政治活動或某一政策制定的過程中，他究竟起了什麼樣的作用。這種情況在改革時代成了更突出的問題，因為這時中國國內有一種一切功勞都應歸功於鄧小平的傾向。據認為，人們曾試圖弄清鄧到底親自參与了哪些事情並在這些事情中起了什麼樣的作用，但如果沒有充足的資料就無法作出合理的推論。關於鄧個性方面的資料，由文件和新聞報導提供的極其有限，所提供的都是鄧的政治活動和鄧的講話，關於他的情感和態度方面幾乎沒有。因此，鄧個性的大部分資料只能從公開報導的他的那些活動中推斷。甚至鄧的女兒在她的書中也說鄧本人曾明確地表示不同意寫他的傳記……不管是官方的還是非官方的。因此他女兒的這本書無疑成了目前獲得關於鄧小平個人軼事的一個重要來源。

然而，本書也是一本政治傳記，因為人們對鄧的生活感興趣，是由於他的生活能揭示中國的政治特別是中共內部政治的發展變化。儘管鄧到了40年代才成為中共領導層的一名主要人物，但他卻參加了共產黨初建時期的活動。1949年以後他的生活經歷實際上也是中國政治的一個縮影。此外，鄧小平在政治命運上戲劇性的大起大落不僅需要解釋，而且顯而易見對中國的政治進程具有更普遍的啟示。幾乎沒有一個政治制度——尤其是共產黨統治的政治制度——會允許在三個不同時期被指控犯有政治「罪行」的人，不僅能夠倖存下來，而且還能夠連續地重新掌權，最終竟會成為「至高無上的領導人。」

本書之所以是一本政治傳記，就是因為這本書用了大部分的篇幅記敘了鄧在1937年之後，也就是當他成為中共和中國政界的一名重要有影響人物的那段時期的生活。本書幾乎沒有涉及鄧在十六歲之前的早期生活，在十六歲之前他在四川度過了他的童年和學生時代，但是本書卻記載了1920年鄧到了法國和1937年之間的那段時期，這段時期為他後來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礎。在這些年裡他是黨的一名官員和政治組織者，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有興衰一樣，鄧在這些年中也有沉有浮，他的失寵包括在1933年被降職，正是在這些年月鄧與決定他後來命運的兩個關鍵人物建立了密切的個人關係，事實上這種關係保證了他今後的政治命運：首先鄧在法國結識了周恩來，然後是1931年結識了毛澤東。

還有一個重要關係，也許更確切地說是一個關係網，這種關係是在1937年鄧擔任了太行根據地軍政主要領導人之後形成的。在太行根據地他和另一個四川人劉伯承合作領導八路軍的一二九師，該師是抗日戰爭中共產黨的三個主要軍事力量之一。劉領導的一二九師一開始在太行山區開闢了根據地，隨後進一步發展擴大了根據地的範圍，最後建立了山西——河北——山東——河南（即、晉、冀、魯、豫）邊區，這個邊區在後來的解放戰爭中成了共產黨政府的一個行政區。同時，鄧和劉還在一起創建了人民解放軍最強大的軍隊之一——解放軍第二野戰軍。作為政委的鄧小平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需要做大量的宣傳鼓動工作，因為這是一個貧困地區，新兵的體質都很虛弱，當時軍隊裝備也很落後。

1937年到1952年間，鄧與中共軍隊發展的關係很密切。在他後來的生涯中，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和「文化大革命」后，這種關係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40年代後期的國共兩黨內戰中鄧在兩個大的戰役中發揮了主要作用，這兩大戰役直接導致了共產黨在1949年獲得了全國政權。第一個戰役是劉鄧大軍突破了蔣介石的黃河封鎖線，挺進中原，揭開了戰略進攻的序幕；第二個戰役是決定性的淮海戰役，在這次戰役中，共產黨部隊最終打敗了退守長江和國民黨首都南京的國民黨軍隊，劉鄧大軍繼續挺進佔領了西南地區。然而，鄧在太行根據地和後來在軍隊中的經歷，不僅僅使他成為軍隊中的德高望重的人物，而且這些年的經歷也給他獲得了解決各種問題的第一手的豐富經驗，這些問題包括動員群眾、向政府一些重要的人事崗位推薦一批幹部，這批幹部在90年代之後成為中共政府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幹部。

本章剩下的部分，是這本鄧小平政治傳記的基本背景，它概述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它的第一部分討論的是共產黨在1949年奪取政權之前所走的道路；第二部分討論的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治生活；第三部分討論了共產黨內鬥爭的主要特點和這些鬥爭給中國政治帶來的後果；最後一部分的重點主要探討了這些鬥爭的特點是如何幫助鄧確定了他在中共歷史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