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改革的基礎（1979—1984）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往往把1978年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作中國繼1911年和1949年革命之後二十世紀歷史上的第三個重要的轉折點。對此解釋的力度相當明顯：到九十年代中期，三中全會掀起的改革浪潮已經引起了巨大的經濟變革和政治變化。自1978年以來經濟一直在以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高於9％的速度增長，到1993年經濟總值已居世界第四位。而且，較經濟增長總數更驚人的則是經濟結構發生的變化，從政府直接參与管理變為宏觀經濟調控。到1994年經濟國有部門的工業生產總值僅占工業總產值的一半多一點，與1978年的近80％相比下降了許多。據報道，到1994年，國有部門內部大約有30％的職工與單位簽有合同而不是象從前那樣端鐵飯碗。社會主義結構中一個更重要的改革措施是在1994年初由中國人民銀行——中國的中央銀行——提出來的禁止財政部借用銀行資金來償還國債。三中全會無疑很重要。然而它僅僅是1978年底和1979年初制定改革議程的一系列主要會議之一——儘管這次會議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次。這些會議為近期和長期的經濟增長與現代化打下了基礎。這個階段一直持續到1984年底。儘管這期間曾遇到過阻力，但它卻是中共全體領導特別是鄧小平的一個相當偉大的成就。這不僅是鄧小平占支配地位的一段時期——他在1985年9月召開的全國黨代會上從政府的日常工作中退居到了二線——而且是他參与政策制定以來最有作為的一段時期。此外，它還是共和國政治空前穩定的時期。
經濟改革方案從鞏固與重新調整的直接政策出台開始，一直極其成功地貫徹到1984年，不過在這段時間改革主要集中在農村地區。到1983年，已經比原計劃提前兩年達到了1981—1985的五年計劃的目標，看起來似乎到2000年人均收入翻兩番的長期目標是能夠達到的。由於改革及農村經濟財富的增長，鄉鎮企業很快發展起來，大部分中國人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在政治方面，中共領導班子也保持了相當長時間的團結與穩定。黨內雖然有爭論，儘管這可能不符合鄧對這些過程的理想描繪，但也是限制在一定範圍之內，不需要通過象「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武斷和暴力來解決。儘管「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派性一時還難以完全消除，但它已不再是政治上重要的決定因素了。人們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工作，重新建立法律制度，並開始徹底改革政府體制。
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中國有一種傾向，認為鄧小平象徵著自1978年以來的整個改革時代或至少象徵著改革的成就。許多關於改革過程與鄧小平的生活和工作的書籍紛紛出版。
鄧被人們認為是改革時代的設計師，這無可非議，但與改革的設計師還不太一樣。要想區別這兩者可能時間上還不太合適，因為證據不足或難以找到，然而，在這部鄧的傳記中卻需要進行這種嘗試。
鄧領導著一個集體的領導班子，他在改革方案許多方面的貢獻就是為他人實施創造條件而不是本人直接負責：這種領導方式用傳統的話說就是「幕後指揮」。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儘管他明顯地沒有忽視經濟改革——他能夠也曾主張自己應該對領導許多重要的經濟首創和行為負責——但還是把具體步驟的決定權留給了其他人，特別是從前那些在六十年代初曾一道起草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建議的人——陳雲、彭真、薄一波和李先念——還有新一代的高級領導人包括趙紫陽、胡耀邦和萬里。
就鄧本人來說，尤其是在八十年代的前一段時期，他似乎把精力放在兩個他具有一定經驗和專長的政策領域上：政府改革和外交事務。他的初衷是為了保證最終否定「文化大革命」，這和鄧長期試圖建立黨內民主與更開放的——儘管還是有限的——政府體制有一定的必然聯繫。建立開放的政治體制這一目標由於它固有的模稜兩可性而證明是特別難以捉摸的。更開放的政治體制和黨的領導原則之間的緊張關係是整個八十年代的一個經常性的主題，甚至在1989年5月試圖和解告于失敗之前依然如此。
在外交上，鄧取得的成就更大：他逐漸為中國制訂出一項真正獨立的外交政策，這項政策同時也包含了國際間的相互依賴。開放政策不僅使經濟迅速增長而且使中國和東亞、東南亞的大部分地區經濟形成了一體化——雖然方式方法可能出人意料，最終影響尚未卜定。十年來中共與蘇共之間的關係不斷緩和，最終達到了兩黨之間關係的恢復和戈爾巴喬夫1989年5月，在最艱難的情況下，來到中國北京訪問。1984年經過和英國艱難的談判后，在香港1997年回歸中國的程序問題上達成了協議。
發動改革
「這次規模空前的運動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國不屬於『四人幫』，人民，只有人民才能決定中國的命運，決定歷史的進程。4月份天安門廣場事件是誰組織的？是人民。是誰指揮的？是人民」。
儘管人們都認為三中全會之前的那次中央工作會議是一次激烈辯論的會議，但三中全會的最後公報在中共政治改革的方向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然而，重建和改革工作還是不能順利地進行：有許多意識形態、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問題，面臨方向的扭轉，這些問題在1979年上半年的一系列高級會議上仍引起領導班子的高度重視，成為熱門話題，直到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后才告結束。
從1月份開始經過不同的階段一直持續到8月初的一次黨的會議上，始終在討論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這次會議由耀邦主持——胡耀邦在三中全會後不久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會議基本上肯定了他在1978年代表鄧推出的理論與實踐的關係的討論。早期階段出席會議的主要是那些在中央工作的人，而後期階段各省的幹部、宣傳行政人員和理論家也參加了會議。在這次會議的評議過程中，為更廣泛的民主運動設定了界限。
鄧對黨的領導極為堅定，而一些人卻對此提出質疑，這成了三中全會之後人們首要關注的問題之一。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期間，人們無疑已意識到閉關自守的政治就要結束，而民主運動已經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街頭活躍起來。如上所述，中央工作會議和https://read.99csw.com三中全會的一個主要背景是鄧小平堅持要為1976年天安門事件的政治定論平反。《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向中共北京市委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決定（事實上也基本是輿論宣傳所促成的這個決定）表示致意，近乎激進地聲明它是深得人心的行動。
現在特區要求的權利很多，尤其是深圳。然而，人們很容易忘記特區的存在在一段時間以來曾在領導內部引起政治上的敏感。事實上，建立特區的原因之一（儘管不一定是鄧的觀點），就是希望伴隨外國技術進口而來的潛在有害影響能被限制在其產生影響的經濟特區之內。當時中央領導不可能想到發展經濟特區會有助於1979年及以後香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政治上的合併：首先，和越南的磨擦越來越嚴重，在議事日程上重於和香港、台灣的關係；第二，總之這個時期，中央領導似乎更注重與台灣的關係，而對與香港的關係則不大感興趣。
那些參加民主運動活動的人大部分都把自己看作是忠誠的在野分子，認為他們是贊成提倡民主的，因為「民主」的確是三中全會的一個關鍵詞。然而，也有一兩個示威者和貼大字報的人矛頭直指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甚至鄧小平本人。
這篇社論起了導火索的作用，引發了進一步要求更多民主的示威遊行，而不管「民主」這一概念是在什麼背景下出現的；在北京和許多城市都建立起了街頭集會場所，來討論民主，事實上總的來說也就是政治。在某種程度上，所出現的民主運動是受鄧本人的鼓勵。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十分明確地表明了截然不同的觀點：「一個革命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九-九-藏-書
1976—1978年間，經濟搞得過熱，其方式方法在整個八十年代是家喻戶曉的。1992年，鄧小平回顧這段往事，不僅指出經濟迅速增長期過後接著就有必要緊縮（過一段緊日子），黨的領導應該清楚這種不斷重複的模式，而且還指出這個問題的原因和所採取的解決辦法都頗具爭議。在這種情況下，一段迅速增長期就和過多的基本建設、把外資的使用放到非生產部門、嚴重的經濟失調、無法控制的通貨膨脹等幽靈均有關係。
新經濟秩序的一個後續特徵就是經濟特區，這無疑應歸功於鄧小平。經濟特區是在1979年4月召開的討論經濟改革的一次重要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來的。這些地區具有一定的經濟和財政環境，可以有利於外商，並能吸引外資和技術。鄧提出這些區域應該建在華南的廣東省和福建省，這倒不是因為它們分別和香港、台灣鄰近（儘管這一點在八十年代明顯地越來越重要），而是因為這些省份在歷史上就當作中國通往世界各地的門戶。後來在九十年代，當鄧在某種程度上聲稱經濟特區的建立總的來說是他的功勞時，他也提出沒有在上海建立經濟特區是他的一個失誤。
1979年的頭幾個月，陳雲一直在積極動員大家支持他的想法：把市場競爭與按比例的發展引入經濟中來。陳雲是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制訂者，當時這個計劃被毛棄之不用而代之以「大躍進」的戰略。3月份，隨著六十年代的經濟規劃者們幾乎全部重返工作崗位，陳雲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會議上提出了一項短期經濟戰略的修正案，這個方案在擺出各項選擇方案后提倡在接下來的三年時間內要有一項重新調整的政策——實質上是一項極度的財政保守和調整的政策。鄧小平在這次會議上也講了話，並表示要對陳雲全力支持。然而，這個決定並不意味著所有改革的嘗試都要停止，即使在這種初期階段，為經濟改革所設置的總方向也是清楚可見的。陳雲和鄧小平的思想中都有一個關鍵的原則，那就是過分官僚化的國家機器根本不能在現代化的經濟中以靈活的方式管理生產過程。他們建議應該給予生產單位更多的經營自主權，不僅要從共產黨的干涉——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這曾經意味著政治工作往往作為主要活動代替生產——而且也要從政府的干涉中解脫出來。除了國民工業中的一些大型企業外，地方和中央政府均不再予以干涉，儘管以前管理這些企業是他們的主要活動之一。這次改革的根本一面不完全是以前曾提倡的政府給予企業更大的自主權，還有共產黨在企業和工廠中的作用第一次受到完全放棄領導前景的挑戰。支持鄧小平在經濟管理方面試行各種分散經營的人是他的兩個長期同事——萬里和趙紫陽，他們倆四十年代在太行山區時都是鄧的部下，從那以後的不同時期以來一直在工作上和他密切合作。萬里從「文化大革命」前就是鄧的橋牌搭擋，在「文化大革命」中和1976年都因為是鄧的支持者之一而被撤職。七十年代後期他是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在那兒他監督了農業分散耕作和「責任制」的採用：六十年代初在那裡試驗性地搞過類似的首創，鄧也曾在1962年的一篇講話中討論了這些影響。這一經驗當時準備作為典範推廣到全國。實質上「責任制」的意思是每家農民種自己的地，在契約的基礎上負責生產出一定量的產品，國家保證購買。農戶生產的剩餘部分由其自由支配。儘管七十年代後期和八十年代初期的情況與1943年抗戰時期的情況不同，但這些原則——雙重責任和自由支配剩餘——仍然是鄧對解決當時太行山區的問題所提倡的那些原則。ｒeａd•99cｓw•cｏm九*九*藏*書
儘管改革隨著後來進一步的發展逐步遠離集中的計劃經濟，但鄧在1979年，事實上整個八十年代直到進入九十年代從未放棄對社會主義的信仰，不過此時他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必然比以前更為廣泛。雖然鄧在經濟學上沒有陳雲在行，但他總是把政府部門看成是經濟的主要部門。在政治上，他進一步表明了他的態度：他認為對共產黨的主要作用根本不能也不應該表示疑問。對於鄧來說，民主是使共產黨政府更有能力的依據，而不是使共產黨政府有可能通過投票箱而消失的理由。九-九-藏-書
鄧給新的「社會主義民主」下定義時的反應極為迅速，在1979年3月底就理論工作召開的黨的會議上，鄧提出了用來判斷良好政治表現行為的「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任何違背這四項原則的行為都是不允許的。
七十年代後期趙紫陽是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在那裡他不僅實行了與安徽相類似的農村改革，而且還負責在工業企業中採用與農村責任制相對應的城市責任制——經常稱其為「四川試驗」——這種政策下的企業獲得了相當多的經營自主權。有趣的是，這種經常改革也不是第一次提出來，四川早在1955年和1956年就提出過類似的想法。儘管鄧於五十年代初期在四川任過職，但很少有證據表明他與城市改革規劃的原則或實踐有長期的個人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