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組成中國軍事顧問團
一紙密令，戰將雲集顧問團
一到任我就知道了，整訓結束之後，進入越南的第一仗就由這個小團打。
1949年夏天，我作為第3野戰軍第20軍的一個營教導員，參加了上海戰役。上海，是我度過了少年和青年一段美好時光的地方。我終於回到上海了，還在上海找到了失去聯繫已經12年的母親。我見到母親的時候，她一下子認不出我了，還說：「你是從揚中老家來的，你們小一輩的人我都不認識了。你的老一輩是誰呀？」我說：「你再看看我！」這下子母親把我認了出來，一下子大哭起來。我也激動得說不出話來。我真想在上海多停留一段時間。
張英（原中國赴越軍事顧問團辦公室主任，後任中國駐斐濟大使、外交部領事司司長）：
我是江蘇沭陽人，1940年13歲的時候參加了抗日游擊隊。第二年皖南事變發生，隨著游擊隊「升格」，我就成了新四軍戰士。抗戰勝利，我隨黃克誠師長進軍東北，又從東北一路打下來，到了廣東、廣西，那就是一路追擊了。1949年底我軍進了廣西，一部分國民黨殘軍就往越南跑，我在的第39軍部隊拚命追。追到了離鎮南關六公里處，突然接到總部命令：就地停止追擊，任何部隊不得出關。
我立刻離開會場，帶上通訊員侯玉明和飼養員老陳，騎馬趕到了團部。原來團長只知道要把我送到師部去。當下，我們套起一輛馬車到了師部。師長張竭誠告訴我：「軍里來電報，調你到中南軍區，另有任用。具體幹什麼，我也不知道。但是，不管到哪兒，一定要把工作做好。我想，也可能把你派到艱苦的地方去。」
再有，我還有在江蘇揚中縣老家的父親，在上海做工的母親，勝利了，我也該盡一盡過去沒有盡到的供奉之責呀。
我問：「什麼事呀？」
一聽我回答說是，他高興壞了，說，不要進軍部了，直接去火車站，票已經買好了，介紹信也開出來了，你直接去武漢報到。
還有，勝利了，我也28歲了，也應該考慮結婚成家了，我要在打下的天地里好好地生活。
去越南，對一個人來說是生活的一個大變化，誰沒有自己的想法呢？同去的鄧清河是一位師政委，是老紅軍，他和我談起去越南的事，也流露過希望留在國內的意思。可是鄧政委說，想來想去，最後還是得服從上級決定，到越南去履行國際主義義務。自己的事情，就先放在一邊吧。
電報說，竇金波調往赴越南軍事顧問團，立即到南京向華東軍區司令部報到。我完全愣住了，沒想到剛剛打下天下，又要出「天下」了。這世界變https://read.99csw.com得真快。
沒說的，我立即趕往南京，但心裏唯一犯嘀咕的是：「越南那地方還不知道有沒有炮兵呢！」
我隨口說：「知道了。」
1950年春天，我任第14軍第119團團長，率部向滇西北進發剿匪，隨即又進至西昌地區，配合友軍剿匪作戰。仗打得很順利，到5月間就班師返回昆明。當我來到洱源縣的時候，突然接到命令，要我一人急返昆明報到，接受新任務。我趕到大理，恰巧碰上副師長王硯泉也接到命令從滇西往昆明趕，我就和他一起到了昆明。我隨即向軍部報到，原來是讓我到越南部隊去當顧問。
一紙密令頒發，剛剛拂去了解放戰爭征塵的上百名師、團、營級軍官迅即離開熟悉的崗位集合起來，向南方那個多少有些陌生的國度進發。
我趕緊去了。副軍長劉勇跟我開玩笑：「你知不知道要去幹什麼呀？」
團長說：「來了再說。」
這時顧問團團部已經離開了南京。我想在離開祖國之前再和妻子見上一面，同時看一眼多年不見的小女兒。經過上級批准，我帶了一位警衛員，抱著1歲多的兒子，奔波幾天到了東莞。
張祥（中國軍事顧問團顧問，後任雲南文山軍分區副司令員）：
1950年4月下旬，當時我是炮兵團團長，剛從青島移兵福建建甌，遵照軍委命令準備參加解放金門島的戰鬥，並準備進而解放台灣。要參加那麼大的戰役，我特別興奮。
1950年代初到越南的中國軍事顧問團戰士。（李增福供稿）
1952年，中國顧問團照片。左起：許法善、馬西夫、羅貴波、史一民、張志善、王宗金、金昭典、王許生、張振東
小車把我拉到了中南飯店。我們四野抽調的幹部都集中在這裏了，我大概是最後一個到的。我一進飯店就遇上發東西：便衣、雨衣、皮鞋，還一人發一塊英納格手錶、一支派克鋼筆。這后兩樣當時可是貴重東西，我一下子變成富翁了。我想，這次執行的一定是個特殊任務。
我感到一陣心酸。抗戰多年，我沒有幾天和女兒在一起，解放戰爭三年多，連女兒的面都沒見過。建國了，見到了女兒，卻是一見馬上就要離別。
這樣，我到了越南門口又折回來了。
一家人在東莞團圓了三天，照了一張相，我就帶著警衛員趕往南寧，顧問團正集中在那裡準備奔赴越南。
4月底或5月初的一天，我突然接到軍部電話通知：「竇金波，到軍部來一趟，你的任命有變化。」
7月下旬，我隨顧問團來到南寧，團長韋國清也從北京來了。我們在一起制訂了《出國守則》。我記憶中最深刻的，就是中央對顧問團的指示：「把越南人民的解放事業當做自己的事業來做。」read.99csw.com
不久，部隊移駐崑山。接下來，我來到南京，進入華東軍政大學「高幹團」，又稱「一團」，開始了學習生活。我從小就喜歡讀書，現在勝利了，能安下心來讀書了，我特別想讀出一個好成績來，補上少年時期的欠缺。
到了南京，司令部軍務處處長張懷忠是我在膠東時就認識的一個師長，他把我介紹給了正在組建顧問團班子的梅嘉生。梅嘉生向我談了顧問團的組成情況，要我先在南京住下，他說，凡去顧問團的幹部家屬都集中到南京來安排工作，你的妻子很快就要從青島來了。組織上知道她產期臨近，一定會妥善照顧。待顧問團人員到齊后，可能去北京接受中央的任務。
李增福（中國軍事顧問團顧問，後任昆明衛戍區司令員）：
那個時候我年輕呵，才23歲。
1950年初，我任第13軍第37師第110團第2營營長，結束了滇南戰役后從元江回到昆明，駐守飛機場。5月初的一天，突然接到命令，要我立即去師部報到。我馬上進城到連雲巷師部所在地，師長周學義告訴我，已經確定，派我去越南當軍事顧問，立即出發去開遠向軍部報到。他還特意叮囑：「此事絕對保密。」
我說：「要我當副師長。來福建經過南京，特種兵司令部跟我談了一下。」
我見到了女兒建芳，她正和養父、養母在一起。我走過去，建芳的養母說：「快叫啊，叫爸爸。」已經8歲的建芳愣了一下，指點著身邊的養父說：「這不是爸爸嗎？」
但是建芳沒有叫我。
接受了命令，我來到中央路野戰軍招待所，鄧清河、竇金波、于步血、倪有石、陳鎮已經先我一步來了。我還很快知道李文一也要調到顧問團來。我們大家聚在一起就談起了去越南的事。
1950年夏天，我們第39軍集結到河南漯河整訓，這時，我擔任營長。有一天，我正在召集排以上幹部開會，突然接到了團長的電話：「張師長打電話來，要你帶上一個警衛員、一個飼養員，全副武裝，立即到團里來。」
聽了哥哥的話，我的淚水直在眼眶裡打晃，難過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於是我向哥哥辭行，家事全託付於他，我要全心全意地去越南打仗了。
在幾十年光陰閃過之後回首這段往事，幾乎無人不說由於年深歲久，這段奇異經歷埋藏得太深，使得記憶的探鏟在啟封它們的時候也不知不覺磨損得太多了。幾乎是四十年後，當年的軍事顧問趙瑞來對筆者說：「歷史學家為什麼要等歷史走遠了才來研究歷史？1950年，我正在滇西南的大山裡剿匪時，通信員送來副師長王硯泉的信。信上告訴我，已經確定讓我去越南當軍事顧問，並要我立即回軍部報到。眼下四十年過去了，我只記得信里的一句話了，副師長說：『……這是我們中國第一次向外國派軍事顧問，希望你發揮在國內革命戰爭中取得的寶貴經驗……』這封信我保存了三十多年，可是最後一次搬家，把這封信給燒了，燒成灰了。歷史學家，你們來晚了。」九*九*藏*書
一個嶄新的國家在我們手中活脫脫誕生，接下來，我們應該去建設她。時間過得特別快，轉眼就是半年。1950年初夏的一天，政治部主任把我叫到辦公室，鄭重地通知我：「根據黨中央的指示，上級決定派你作為軍事顧問到越南去，去幫助越南人民進行抗法戰爭。現在你就去野戰軍司令部報到、集中。」主任還問我有什麼意見沒有，但我什麼也說不出來——我怎麼也沒有想到這輩子會出國呀。
劉勇很吃驚，問：「你怎麼知道的？」
大約是6月20日，梅嘉生率領我們顧問團團以上幹部近二十人去北京。很巧，華東軍區副司令員粟裕應中央電召也去北京，列車上掛了一節專列車廂，我們也就搭乘他的車廂一起走了。事後才知道，朝鮮局勢非常緊張，大規模戰爭爆發在即，中央同時在考慮解放台灣的問題，召集高級將領去北京商議對策。在列車上，我發覺粟裕將軍經常沉思。我不禁想，到越南去，一定也是中央經過慎重考慮下的決心，這當然是光榮的任務。待我從北京參加了中央首長的會見回到南京時，女兒已經降生了。我給剛出生的女兒起了個名字叫「越華」。
竇金波（中國赴越南軍事顧問團第一任炮兵顧問，後任蘭州軍區炮兵部隊首長）：
不過，在中國和越南的現代關係史上，這樣牽動歷史的事件畢竟是不可能磨滅的。讓我們記錄下幾位當年的顧問團成員對久遠往事的回憶吧。
我們在昆明集中學習了一段時間，主要是學習領會國際主義精神，掌握政策。然後由第37師副師長吳效閔帶隊乘火車到開遠，接著趕到了硯山縣。越軍主力308師的兩個團——第88團和第102團——已經到了，我到第102團擔任顧問，我的戰友周耀華去了第88團當顧問。第102團團長是武安，政委是黃世勇。武安三十來歲，原先是河內的一個工人，作戰勇敢，和我的關係挺融洽。我們團一級顧問最初的主要工作方式是聽他們談訓練安排，我們提出意見。看了越軍部隊以後留給我的印象是，越軍戰士忠於祖國，能吃苦，這樣的部隊訓練出來是能打仗的。https://read.99csw.com
我趕到開遠，在這裏遇上了從別的團抽調來的顧問。我們在一起學習了一段時間，主要學習黨章、國際主義精神和軍事。大約有一個來月，學習結束我們就去了硯山。當時，越軍第308師剛剛來不久，由我軍整訓。我們走前軍部開了一個挺隆重的歡送會，會後周希漢軍長帶我們去第308師，我被分在越軍一個小團（營）任顧問。
我實在是百感交集，不知有多少念頭湧上心來，晚上想得都睡不著覺。新鮮、激動，又帶著不安，我那時的心情實在難以形諸語言。
我也是這樣想的。想想那些在過去的戰鬥中犧牲在身邊的許多戰士，我能活著看到勝利，怎麼還能討價還價呢？我想，和我一起走向越南的顧問們，絕大部分人也都懷著同樣的信念。世界上的事情，想一想也就想定了。
我還想到了我的妹妹。我和她感情很深。那一年我9歲，她才6歲，家裡沒辦法養活她，把她賣給人家當童養媳了。賣她的那天夜裡，妹妹哭，母親哭，我也哭。我緊緊抱住母親的雙腿說：「不要賣妹妹。我就要長大了，我長大了能養活妹妹。」可是母親對我說：「你才9歲……」從此我沒有見到妹妹。現在勝利了，我要找到妹妹。
我本是貧苦農家的孩子，抗日戰爭爆發后不久參加新四軍，打仗已經整整10年了。我打過日本侵略軍，接著打國民黨軍隊，可是從來沒有打過法國人呀，這個仗將怎麼個打法？多少年來，我一直受教育說，參加革命，要履行國際主義義務。但是畢竟只是從理論上明白，現在要我去實踐了，我還沒有經驗呢。越南，這個鄰國的解放戰爭究竟是怎麼回事，我還一點不知道呢。
馬車接著往前趕，在嘩啦啦的大雨中把我們三人送到了在漯河的軍部。剛到軍部門口，就見雨里站著軍隊列處（也就是幹部處）的人，衝著我喊：「來的是李營長嗎？」
那時候，我還以為國內戰爭結束了，這輩子我不再打仗了。
我於1946年隨廣東東江縱隊離開老家東莞撤到山東，編入後來的第3野戰軍。在山東，我們打勝了。苦戰三年，終於一路打到了南京。進入南京以後，我在九*九*藏*書華東軍政大學第3總隊擔任組織科科長。1950年4月下旬，總隊首長梅嘉生、鄧逸凡先我一步調離。鄧逸凡走後由原政治部主任李文一擔任政委。誰知過了不久，李文一也接到了去軍事顧問團的調令，我們剛開完梅、鄧首長的歡送會又開了歡送李文一的會。這期間，總隊的倪有石、孫志明和王振華也調到顧問團去了。李文一出發前告訴我，上級已經確定我擔任副政委，要我抓好總隊的工作。
發完了東西，大家一起去照相，得到通知明天動身去南寧。臨走了，軍區一位部長宣布：「你們是到『越南工作團』工作。具體任務到南寧以後由工作團首長安排。」這下子，我才明明白白地知道，我要去越南打仗了。
田大邦（中國軍事顧問團派往越軍主力團第102團的顧問，後任昆明軍區副參謀長）：
養母指著我說：「這是你親生的爸爸。」
就這樣，馬車把我拉到車站。只一會兒，火車就來了。
看來我要在南京生活一段時間了。我妻子李南很快請假回了廣東東莞老家。我是抗日戰爭前夕在那裡參加革命的，算得上東江縱隊的老戰士。因為戰爭環境險惡，我和李南把出生不久的女兒託付給一位農民撫養，自從撤離廣東后就再沒有音訊。現在戰爭結束了，我們想把女兒找回來。
說真的，這時我格外留戀起國內來了。我打了十年仗，從踏上戰場的那一刻起，我就沒有想到過我還會親眼看到勝利的今天。可是如今畢竟勝利了，我怎麼不該多享受一分勝利的快樂呢？到越南去，又要置身戰場，這個仗什麼時候能打完呢？
吳涌軍（軍事顧問團顧問，後任海軍福建基地政委）：
我們在南京集中以後，上級允許顧問以短暫的時間處理個人事宜。我決心找妹妹。我先趕到無錫，找到同在部隊但已經五年沒有見面的哥哥，他在蘇南軍區參謀集訓隊當隊長。哥哥告訴我，他已經根據線索到常州找過妹妹，可惜，妹妹已經不在人間了。我們只晚了一步，妹妹就在常州解放以後因病死去了。
李南到東莞不久就來信說，女兒找到了。差不多同時，我也接到了去軍事顧問團的命令。
我立正向師長敬禮，說：「派我到哪裡都行。」
劉勇晃了晃腦袋，把一紙電報推到我面前，說：「看一看這個吧。」
下半夜我到了武漢，想自己找到軍區去，結果轉了向，只好跑到一家鋪子里給軍區隊列部打了個電話。接電話的人可高興了，說：「部長正等著你呢，派人到車站也沒把你接著，這下你可不能亂跑了，我們馬上派車去接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