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賡行事果斷，即刻確定了隨同他赴越的工作班子。他們是：第4兵團宣傳部部長曾延偉、兵團作戰處副處長王振夫、兵團軍械處副處長楊進、兵團機要處副處長劉師祥、第14軍作戰處處長梁中玉、後勤處處長張乃詹、副師長王硯泉、炮兵團團長杜建華。

黃景文率部入越后，曾協助越軍在北江和海寧省與法軍作戰，得到越方稱讚，為此黃景文於1946年10月被聘請為越南高級步兵學校（校址在義安省）顧問。黃景文化名「陳光」，刻苦學習，越南語水平明顯提高。

後來，陳賡的出發日期略有推遲。

接到這份電報的次日，6月22日，中共中央電告陳賡，要他準備儘快出發去越南協助組織戰役。同一天，毛澤東電告廣西省領導同志：「現在雲南整訓的越南部隊約1萬人，準備於12～15日由硯山啟程，7月下旬到達靖西，並準備作戰。請你們指示沿途給予幫助，並替他們九九藏書選擇集中地點，代為準備一個月的糧食。該部隊到達靖西后，如槍械軍火有所不足，向你們要求補充時，你們應儘可能給予幫助。」

毛澤東對陳賡的軍事才能完全信任，他同意越方改打高平的決定，於7月2日致電印支共中央說：「對高平的具體作戰方案，等陳賡去后，由你們最後商定。以後如何作戰，由你們自己根據具體情況決定。我們如有意見，僅供你們參考，因為你們比我們熟悉情況。」

6月30日，他接到了中共中央複電：「陳賡到越可用中共中央代表名義。」陳賡的身份是「中共中央代表」，他被賦予全權，入越后即為中國派出的最高負責人，在必要時可代表中共中央作出決斷。而羅貴波則是中共中央派往越南的聯絡代表。

隨陳賡出發的幹部們都很愉快，幾年來他們跟隨陳司令員出征，捷報頻傳，信心十足。只是28歲的劉師祥原打算7月里和同在一個處的女機要員張瑞雲結婚的，這下子婚期可就不知道要推到哪一天去了。

一聲令下，代表團成員齊聚昆明。

第40師副師長王硯泉九*九*藏*書還在滇西南鳳慶地區指揮剿匪作戰，並且剛剛完成了對赴越軍事顧問團幹部的選派。待接到兵團命令急返昆明的電報，他就只有縱馬飛奔了。趕到大理的時候，王硯泉遇見了要去昆明向軍事顧問團報到的第119團團長田大邦，兩人結成一路急如星火般來到昆明。陳賡一見王硯泉，大聲說道：「回來得真快，跟我一塊到越南去打一仗吧。」

陳賡細心地為印支共中央準備了禮物——從香港買來的一批收音機、手錶和鋼筆。他還為羅貴波帶上了慰問品，加上別的，林林總總，足足用了20頭騾子馱運。

在一個警衛連護衛下，陳賡率隨行人員乘坐滇越鐵路小火車開始了他的秘密使命。

戰爭環境中，情況瞬息萬變。6月21日，羅貴波電告中共中央，在老街的越軍缺乏糧食，難以實施原定作戰方案，印支共中央和總軍委決定暫時放棄老街戰役，改而進行高平戰役，爭取在7月下旬開始。考慮到在雲南整訓的第308師對高平較為熟悉，擬將該師調往高平作戰。

1950年6月中旬，西南軍區副司令員兼第4兵團司令員陳賡接連收到中央電報，命令他代表中共中央前往越南，幫助越軍組織、實施邊界戰役。中共rｅad•99cｓw•ｃom中央在6月18日給陳賡的電報中說：

考慮到隨行電台沿途要和中共中央、西南軍區、在越南的中共聯絡代表羅貴波和第4兵團司令部這四個方面保持及時聯繫，劉師祥帶上了三個機要員——傅孝忠、岳星照、延月庚。為了及時收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的新聞，還從兵團新聞科調來了機要員趙錫峰。

和陳賡一起去越南的，還有原邊區縱隊參謀長、36歲的黃景文和團政委黃為。這兩位都是「越南通」。

有這個背景，邊縱參謀長黃景文入越自然順理成章。據黃景文夫人李夏湘後來的回憶，陳賡組織入越工作班子的時候，黃景文主動請纓說：「請組織讓我參加顧問團吧。我對越南的情況熟悉。」

1947年，在越南整訓的解放軍部隊於10月返回國內，於1948年初編入新成立的「滇桂邊區縱隊」（簡稱「邊縱」），黃景文任一支隊司令員。1949年7月，「九-九-藏-書邊縱」改稱「滇桂、黔邊區縱隊」，簡稱仍為「邊縱」，莊田任司令員，林李明任政委，黃景文任參謀長。

臨行之際，陳賡的考慮頗為周到。6月28日，他致電中共西南局並中共中央，報告說：「我決定於7月5日由昆動身赴越，但我應以何名義去越，請即示之。」

7月7日早晨，一列小火車靜靜地滑出了昆明火車站，向南駛去。車窗里，有人想貼著窗戶往外張望，一看到路邊有人，又急忙縮了回去。他就是陳賡。清晨，陳賡吻別了當年4月8日才出生的女兒小進。算起來，小女兒再過十天就過百日了。

原來，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后，根據國共兩黨協議，堅持敵後抗戰的東江縱隊主力由司令員曾生率領，經海路撤到山東煙台。中共中央指示，廣東南路武裝堅持粵桂邊地區游擊戰爭。1946年2月，由於受到國民黨軍壓力，經中共南方局與越南黨商洽，南路武裝主力第1團由團長黃景文率領，大部入越整訓，余部原地堅持鬥爭。

邊縱領導人1950年合影：左起林李明（邊縱政委）、莊田（邊縱司令員）、黃景文（邊縱參謀長）。（黃曉夏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