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越兩國關係問題，中國顧問們非常關心。原中國民航總局副政委許法善在越南當顧問的時候，他的主要工作夥伴是阮仲永，後來阮仲永擔任了越南駐中國大使，但在他的任期內，中越關係已經嚴重惡化了。有一次，阮仲永到北京首都機場送客，意外地見到了在那裡擔任領導工作的許法善，十分動情。阮仲永不久后再一次到首都機場的時候，即要機場工作人員打電話向許法善通報。許法善趕去看望，發現阮仲永還沒有吃早餐，就立刻為他安排了。

幫助我堅定這個信念的還有曾擔任雲南東南亞研究所所長的陳呂范教授。他是我的前輩，曾與我父親一起工作過。當我開始中越關係史研究時，陳呂范教授給予我重要的幫助。1988年的一天，當我們一起走進東南亞研究所的藏書庫時，我看到了關於奠邊府戰役的英文專著《狹小盆地中的地獄》（Hell in a Very Small Place），作者是美國的伯納德·富爾（Bernard B.Full），他1926年出生於法國，後來到了美國，成為記者和歷史學家。這部500頁的著作是作者採訪大批奠邊府戰役當事人，並參閱文獻資料完成的，是迄今為止描述奠邊府戰役的最權威的英文著作，初版於1967年。完成此書後，作者即奔赴越南戰場，打算采寫新的著作，不幸因飛機失事而遇難。當我在1990年代去到美國的時候，看到這部書又再版了。

王硯泉將軍給了我若干份他撰寫的文稿作參考，並建議我即與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韋國清將軍聯繫，因為他是當年的中國軍事顧問團團長，而且正在就此組織當事人撰寫回憶錄。

酒會臨近結束時許法善告辭，阮仲永特意從二樓一直送他下來，直到門口。許法善勸阻說：「酒會還沒有完，你還有客人，快回去招呼客人吧，為我出來多不合適呀。」

曾任越軍第312師顧問的董仁將軍也給了我非常重要的幫助。

1990年代初，我赴美國從事研究的時候，美國的軍事雜誌正在接連不斷地刊載有關「沙漠風暴」的研究文章，著名的軍事雜誌《軍事觀察》（Military Review）於1992年1月號登載了資深軍史研究者辛普森（Howard R.Simpson）的長文《奠邊府戰役的教益》（The Less九*九*藏*書ons of Dien Bien Phu）。作者寫道：「事隔37年之後繼續研究奠邊府戰役對今天的重要意義，就在於它能從不同角度對當代局部戰爭提供有益的經驗：它清楚地表明了游擊戰爭的靈活性及其力量，這種戰爭能夠改變一個區域的戰爭進程……從習慣性的常規戰爭角度看待游擊戰，因而低估對手是嚴重的軍事錯誤。在游擊戰爭中，在複雜的地形和多變的氣候條件下，過分依賴空中補給會導致災難性結果。」但是，這篇文章沒有談到中國軍事顧問團的存在。我給作者去了一封信，指出這點。

但是阮仲永動情地說：「沒關係，你是老戰友呀，你和別人不一樣！」

經《解放軍報》記者鄭蜀炎介紹，我於1988年初拜訪了曾任昆明軍區副政委的王硯泉將軍。鄭蜀炎說，要論當代中越關係，王硯泉將軍肯定是經歷最深的人士之一，他從1950年跟隨陳賡大將到越南，一直到1970年代，中越兩軍間的重大事件都參与過。

昆明軍區副參謀長田大邦回憶說，1975年春他作為中國軍事代表團去越南訪問，正值越軍主力向南方調動，參加解放西貢的戰役。戰情如此，正在河內的王承武將軍還請田大邦和另一位當年的中國顧問到自己家中吃了一頓飯。

即使是王硯泉將軍，對自己的回憶也沒有盡興。他說，他於1952年夏天回國，到南京軍事學院學習，待他重回越南，已在1954年奠邊府戰役之後了。

當我們來到山頂，踏上國境線的時候，突然炮聲炸響，雙方的炮戰又開始了。一發炮彈尖厲地呼嘯著從我們的頭頂掠過，使我吃了一驚。

訪問張英、侯寒江先生的時候，他們都問過我：「為什麼中越關係會在1970和1980年代逆轉成這個樣子？」

不久，居住在愛爾蘭的辛普森先生回信，同意我的觀點，並說他之所以未能指出這點主要是缺乏材料的緣故。不過，他正在富爾的著作基礎上撰寫關於奠邊府戰役的新著，他將在新著中對此加以彌補。他還說，在揭示中國軍事顧問團的歷史作用方面，中國作者的作用是他人無法替代的。

我當時說：「這個問題原本應該由我提出來呀。」

陳呂范教授說：「你能做到。」

「在中國，寫當代史，又涉及當代國際關係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說。九_九_藏_書

他們分手了，從此再沒有見面。這是1980年代初的事情。

我從記者經歷中領悟，就恢弘的歷史事件來說，一個人經歷再豐富也只是歷史長卷中的一個片斷。把許許多多當事人的片斷收集起來，並與翔實的檔案資料互為參證，就能夠連綴出完整的畫面，比較真實地再現歷史。這樣的事我剛剛做過，完成了《乒乓外交幕後》一書，那麼，就讓我來完成下一部吧。我是新聞記者，我的責任是記錄現實與歷史。本書中所描述的，雖然是發生久遠的故事，但是它的大部分內容卻是讀者應知但還未知的事實。

我親眼看到了，在戰線兩側，兩國士兵都在浴血奮戰。他們是戰士，堅決地執行命令，一聲令下，就射擊、就衝鋒，在槍林彈雨中奮不顧身。而當硝煙從他們身邊散去的時候，他們會思考，也會提問。我行進在戰場上的時候，不止一個士兵問我，這場戰爭是怎麼發展而來的？同樣，一些軍官也問過我。

阮仲永連連點頭，說：「是的，是的，我回去后一定要轉達這個重要的意見。」

在這段採訪中的惋惜也是深刻的，主要是我沒有來得及採訪接替王硯泉擔任越軍第308師顧問的于步血將軍。開頭是沒有聯繫上，後來是因為我沒有及時安排時間到煙台去訪問他，再後來是因為我赴美國留學。待我於1992年底歸國，于步血將軍已經染病較深。他來信告訴我，因腦血栓的問題，他雖然有心，卻幫不上我的忙了。不久，于步血將軍逝世了。

我似乎可以回答一個大概，但有許許多多的細節並不清楚。從採訪老山戰場時起，我開始了在雲南的工作，那是在硝煙後面的和平生活。那幾年中我三進戰區，每次去，心靈都受到強烈的震撼。

1987年10月19日，我和《人民日報》前輩記者陳勇進一起爬上了老山——當時中越邊境衝突戰鬥的主戰場。如果從1979年算起，這場邊境衝突已經延續八年了。陳勇進是在抗日戰爭中投身疆場的前輩軍事記者，他上老山有揮別戰場的意思，而我則從此活生生地觸摸了戰爭。

我訪問過的所有原顧問團成員，那段歲月都在他們的腦海里留下了美好的回憶。我益發感到有責任，不管寫作持續多久，也要最終完成之。

我趁一次回京之際找到曾任中國赴越軍事顧問團辦公室主任的張英先生，請他代為聯繫。張https://read.99csw.com英告我韋國清將軍身體不好，此事暫時擱置，我又回到雲南，先把在雲南的當年顧問們都訪問一遍。昆明是軍事顧問們主要集中居住地之一，我在昆明的採訪相當順利。不料韋國清將軍卻於1989年6月在北京逝世，他的辭世使本書受到了不可彌補的損失。

炮戰中，越軍打來的一發炮彈在我軍陣地前沿上空爆炸，我軍一位副連長當場陣亡。當我下山的時候，他的遺體也送了下來。

當我讀完《狹小盆地中的地獄》，深深敬佩作者之餘，亦捫心自問：「他做到的，我行嗎？」

辛普森先生的信從另一個角度堅定了我的決心。在美國，我有條件接觸到許多與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有關的英文著作和資料，還利用了美國國家檔案館按期解密的檔案。

退役前擔任中國軍事博物館副館長的董仁對越軍第312師始終抱有特殊的感情，我在他家中看到了1960年代初第312師師長黃琴寄來的該師戰史，是請董仁提意見的。一同寄來的還有黃琴署名的一封信，大意說，由於仍然處於戰爭中，所以這部第312師戰史中沒有留下中國戰友的名字，但是中國顧問的業績已經留在越南戰友的心中了。

曾經擔任韋國清將軍秘書的王振華先生告訴我，韋國清將軍對撰寫《中國軍事顧問團援越抗法鬥爭史實》一書非常熱心，多次聽取撰寫情況的報告，回答詢問，並審閱了部分待印稿。可惜時間沒有再等待他，待到成書，將軍已逝。

戰爭的硝煙已經散去了，這場戰爭會被歲月遺忘嗎？

不久，阮仲永通過中國外交部要求會見許法善。經同意，這兩位抗法戰爭中的老戰友在中國民航局大樓里會面，共敘當年。阮仲永反覆說：「在抗法戰爭中，我們的關係是很好的，你給了我們很多幫助，我是不會忘記的！現在。越中兩國關係上空出現了一片烏雲，但是我相信，這片烏雲會過去的。烏雲過去之後，又是一片燦爛的陽光。」

「你能做到。」他很肯定地說。

不久以後，越南大使館送來了請柬，許法善如約前往。酒會上，許法善見到了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劉述卿，談起和阮仲永曾經共事的經歷。劉述卿說，是啊，阮仲永大使向我們多次提到你，要求和你會見，我們就同意了。見面是好事情。

我願意對年輕的朋友們說：你們生活在一個有著持久和平的年代read.99csw.com里，你們更有條件理智而全面地審視歷史，進而創造新世紀的繁榮！

在采寫中，我深深感到，中越兩國人民在共同的戰爭中結下的友誼用鮮血凝成，任何曲折都不能磨滅它。

我見到王硯泉將軍的時候，他正在撰寫回憶錄。中越關係的曲折早已引起他深深的思索。我的拜訪觸涌了他的記憶之泉，他答應先談談自己在援越抗法中的經歷。在1988年春兩個多月的時間里，他和我長談六次，每次均在兩小時以上。有兩次，他擺開了大地圖講解。我完全被他的講述吸引了，因為這一連串動人的故事，深刻影響了中越關係的進程。這段歷史被埋藏得太久了。聽了他的講述，我決心先將這段歷史寫出來，為爾後的著作打下基礎。

雲南和越南山水相連，這使我對中越兩國關係格外關心起來。最初，我打算寫一部長篇戰場紀實，從普通士兵寫到軍長，描述他們怎樣從各自不同的層面進入戰場。既然是長篇，就應該有一個紮實的開篇，然後娓娓道來。開篇選在哪裡呢？我把它選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中越關係，打算從這一點開始採訪，收集資料。這個想法，一下老山就在我腦海里成型了。

韋國清將軍的逝世使我益發感到完成這部書是在與時間賽跑。1988年下半年到1990年初，我在北京完成了對梅嘉生、周政夫婦的採訪，後來作了對羅貴波、李涵珍夫婦的採訪。梅嘉生、羅貴波對我起了關鍵性的幫助作用。我採訪了梅嘉生將軍之後，已經有信心完成這部著作。採訪羅貴波之後，這種信心就更加堅定了。後來，我又順道在廣州採訪了鄧逸凡將軍，在他的家中聽鄧逸凡將軍講了兩天的故事。

不過，武元甲將軍也許不會想到，就是這位周中越，在1984年已經成長為一名解放軍炮兵的營指揮員，參加了中越邊境作戰。

正在這時，阮仲永走了過來，在劉述卿面前回憶當年與許法善在一起的戰爭歲月。

臨分手的時候，阮仲永告訴許法善：「我的任期就要滿了，該回國了。臨走前我要舉行一次酒會，到時候請你一定來。」許法善向阮仲永贈送了一件小禮品——中國民航的飛機模型——並答應說，一定爭取去。

這部書是由一發在頭頂呼嘯而過的炮彈引發的。

中國顧問周耀華的夫人聶如惠告訴我，周耀華在越南的時候，和越南官兵關係很好，和武元甲也建立了友誼：「1954ｈtｔps://rｅａd•9９cｓw.cｏｍ年6月，我的第一個兒子出生了，我和周耀華為他起名『周越明』，這名字包含一種紀念的意義，紀念我們在昆明的相識，還紀念我們在越南的經歷。1961年，武元甲和夫人到昆明來休假，周耀華和我帶著越明去看望他們。武元甲得知我們的孩子叫『越明』，不由地說：『可以叫周中越嘛！』於是，我們的孩子改名叫『周中越』。」

王硯泉將軍總是念念不忘，在越南抗美救國戰爭中，武元甲、文進勇經常到昆明休假。一旦來到美麗的滇池邊，這兩位越軍統帥總是馬上點名要見王硯泉。

歷時八年，本書終於完成了。我感到高興的是，中越關係經過曲折之後又走上了全面正常化的道路。這符合中越兩國人民的願望。因為如此，我們更應該關注歷史，總結歷史的教益，使過去的曲折不再出現，使昔日的友誼更加深入人心。

即使就韋國清本人來說，回憶並敘述那段歷史也已經是不容易的事了。王振華告訴我，韋國清以為人謹慎而著稱。韋國清生前曾回憶說，在越南的時候，他每次回國，都直接向劉少奇、彭德懷彙報越南戰況。臨到再赴越南，彭德懷都要找他談話，然後帶他去見毛澤東，接受指示。中央領導人的每次指示和談話，韋國清都有筆記。但是，回國以後，他又定期地檢查過去的筆記然後加以銷毀。結果，毛澤東、劉少奇、彭德懷和他所談關於越法戰爭的筆記，全部被銷毀了。以致到了1980年代末，軍事顧問團團史編寫組去訪問他的時候，韋國清坦率地說，由於失去了這些筆記，要詳細回憶過去談話的內容已經非常困難了。

我深深地感謝當年的顧問們，他們每一個人都幫助了我（雖然有幾位沒有見面談上話）。他們都樂於回答和回憶，認為這樣做是對一段重要的歷史負責。這一點，正是我們在過去做得非常不夠的地方。我們不能因為我們這個國家有著悠久歷史，就忽視歷史、埋藏歷史，這樣的話會把歷史引入巨大的誤區。

劉述卿對阮仲永說，是呀，過去我們的關係多好呀，為什麼要像現在這個樣子呢？請你回去告訴貴國領導人，不要這樣下去了。貴國的軍隊應該撤出柬埔寨，這樣做對你們是有好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