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07年，數十人已經嘗試使用過生命日誌。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遇到了特德·尼爾森（Ted Nelson），他是我遇到的第一個使用生命日誌的人。他記錄自己的每次談話，無論身在何處，無論談話是否重要。據我所知，他的存檔從來沒有人訪問過，甚至包括他自己。在20世紀90年代，麻省理工學院的史蒂夫·曼（Steve Mann）為自己裝上了頭戴攝像頭，並用錄像帶來記錄他的日常生活。但因為有一個攝像頭半遮住了他的臉，人們在他周圍很難保持自然。微軟研究院的戈登·貝爾（Gordon Bell）從2000年開始已經記錄了他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迄今已經6年。他這個實驗項目叫做「我的生活片段」（My Life Bits）。貝爾在他的脖子上戴了一個特殊的照相機——SenseCam數碼相機。這個相機可以檢測到人身體發出的熱量，一旦有人靠近，就把這個人拍攝下來。或者如果它檢測到光線有變化，也會把新到的地方抓拍下來。貝爾會記錄並且保存他每次的電腦擊鍵、每封電子郵件、每一次電話交談筆錄、每次面對面交談，當然也包括他拍的每張照片、他看的每部電影、他訪問的每個網站、他電腦上的每個窗口以及這些窗口打開了多長時間——他把他所能夠記錄的任何數據都一一記錄下來。

2006年的冬天，斯科特·卡爾森（Scott Carlson）在《高等教育紀事》（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上發表了他用數字音頻磁帶記錄生活的實驗。「我的妻子也是一名記者，實驗的第一個星期，她禁止我在家中錄音，因為她說我表現得就像我『在舞台上表演』一樣。我也注意到了這點。我從來沒有真正忘掉錄音機的存在，時不時的，我會感覺到自己說話有所異樣，好像我在對人群說話一樣。我有意識地迴避說一些可能被視為政治上不正確或徹頭徹尾很荒唐的東西。有時候九*九*藏*書這樣的話還是脫口而出，並且被我的擴展存儲器記錄下來。」

在2004年春天，貝爾的同事吉姆·格默爾（Jim Gemmell）丟失了自己的一部分記憶。這位微軟的高級研究員建有自己的「我的生活片段」資料庫，像貝爾一樣，他用大量的電子郵件、上網記錄和圖片填滿了自己的資料庫。但是有一天，格默爾的硬碟驅動器崩潰了，他已經有4個月沒有備份。當他恢復運行「我的生活片段」的時候，他的記憶中的漏洞已經很明顯了，這讓他更加痛苦。他在進行某個項目的工作時，依稀記得一些重要的網站或文件，然後開始努力查找，才發現那段時間里的文件都丟失了。「這就像我的回憶被盜了，」他說，他驚訝地意識到這個「備份的大腦」對他來說不再是個新奇的玩意兒，而是他的心理景觀的一個常規的組成部分。「我意識到，我現在有些依賴它了。這就像我依賴開車和使用抽水馬桶一樣。」

另一項技術挑戰將是確保用戶的數字文件存儲在數十年後仍然能夠打開。我們已經遇到了很多我們無法打開文件的情況，因為這些文件的格式已經過時了。數字檔案館將不斷把資料轉換成最新格式的文件，在某些情況下，他們可能需要運行舊格式模擬器來檢索數據。一個小的行業可能因此出現，只是為了不會因為格式演進而丟失信息。

記錄你生命中每一刻的技術細節現在已經完全可行了。十年後，它也會很便宜。但是，它帶來的社會、法律、道德和文化後果，是扭曲的、怪異的、不可預知的、徹底的、有爭議的，並且還有些驚心動魄。

我可以收回和你的某段談話嗎？

一旦記錄生命日誌變得普及，一個非常有趣的時代將被開啟。一系列法律和文化的困境也會立刻隨之浮現。

蓋勒特納把他這種新視角叫做生活流。有一段時間，他領導了一家叫鏡技術（Mirror Technologies）的創業公司，這個軟體的測試版曾可以下載，但現在好像下載不到了。然而，他的想法仍然是合理的，在我看來，這也是最有可能成為生命日誌記錄的模式。在Sun公司的計算機記者對他的採訪中，他闡發道：

那麼，生命日誌記錄工作做得如何呢？記者克萊夫·湯普遜（Clive Thompson）參觀了戈登·貝爾的「我的生活片段」實驗室，並且待了一九九藏書段時間。他為《快公司》雜誌撰寫了一篇報告，很好地說明了記錄生命日誌是什麼感覺。

一份生命日誌將提供如下好處：

在過去兩年，哥倫比亞大學電子工程系的副教授丹尼爾·P.W.·埃利斯（Daniel P.W. Ellis），用音頻的方式（音頻版本的生命日誌）記錄了他的生活。（一張DVD光碟可以裝下2周的生活中的聲音。）

儘管有很多機器的部件，貝爾的虛擬記憶和我想象的並不完全一樣。當我最初聽到他的工作，我希望他能讓我精神一振，我希望他就像某種把自己改裝成半個機器人的學者一樣，在回憶中大獲全勝……可是現在「我的生活片段」非常龐大，它面臨了信息管理的一個經典問題：搜索極其困難。貝爾經常發現自己在信息的叢林中迷失。他想查找一封電子郵件，但是卻找不到。他想查找一個文件，但怎麼也找不到。我們在舊金山吃午飯的時候，他告訴我他很喜歡一篇關於保羅·克魯格曼的專欄文章，我讓他找給我看。這個過程就像拔牙一般：在「我的生活片段」里查找「保羅·克魯格曼」，找到了幾十篇專欄文章，貝爾卻無法從這些結果里篩選出他說的那篇文章。當我問他要一位同事的電話錄音，他又遇到一個程序錯誤：他可以找到的文件的名稱，但點擊它時，數據竟「玩忽職守」不翼而飛。「這個該死的電話錄音到底在哪裡？」他嘟囔著，不停敲擊著鍵盤。「要麼什麼也找不到，要麼找到的東西太多了！」

一個組織、塑造和「讀取」自己生活的方式。

儘管如此，首先需要關注的還是如何讀取、檢索和使用這個巨大的、由你生活產生的數據海洋——我說的是，非常巨大。有一個解決方案我覺得非常合理，但是在生命日誌記錄的討論中卻不常被提到。10年前，計算機科學家大衛·蓋勒特納（David Gelertner）為日益增長的個人數據設想了一個新的組織比喻。生活日誌記錄不應該以對話框和窗口的形式表現出來，而更應該用生活的記錄、時間軸、按時間順序記錄一個人生九九藏書活。「我們希望從人造信息的存儲方案變成一種更為自然的儲存方案。像時間軸表、年表、日記、日刊、剪貼簿這樣的觀念，更古老、更自然。比起電子文件夾上下分層的觀念，這種觀念更植根於人類文化和歷史。」

至少對於某些人來說，某種形式上事無巨細的全部記錄是不可避免的；對於其他人來說，部分記錄和部分回憶看起來也是不可避免的。我們都傾向於把我們生活中越來越多的東西記錄下來。

對許多懷疑論者來說，生命日誌的記錄會遭遇社會的挑戰，這會讓它註定只被很少部分人使用，甚至會受到全面禁止。他們不希望有無處不在的生命日誌記錄，一旦他們看到記錄生命日誌，他們會比任何人都覺得它行不通。在採訪斯科特·卡爾森（Scott Carlson）的時候，用音頻記錄生命日誌的丹尼爾·P.W.·埃利斯承認：「你知道，我得到的反應大多是相當強烈，而且大多比較否定。和我討論過的人中大約有50％立即表達了否定的反應，他們卻往往很難真正解釋反對的原因。記憶已經可以記錄他們所說的話了，現在有一些東西可以更詳細地記錄他們所說的話，這一點讓他們有一種強烈的直覺想要抗拒。」

我可以這麼想象，把我生命中的所有電子信息都收集成束，這就相當於一個流動著的信息流。每一個電子文件：電子郵件、照片、草稿、網址、音頻、視頻、日曆或地址，等等。生命是時間中的一系列事件，是一個有著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時間線。你生活的事件、記錄這些事件的記憶，並不是分成一個一個包裹分門別類放到文件夾里或者放在作了標記的鞋盒裡。信息束把所有類型的文件都放在一個（可以聚焦的）束里。這樣的話，如果再次問道：「我把那條信息放在哪兒了？」，那麼只有一個確切的答案：它在我的信息束里。

生命日誌記錄的極端形式現在看起來還有些瘋狂。如果你認真地記錄生命，你需要用微型相機來記錄你看到的一切，從早到晚，你的計算機需要保存你的每一個操作，所有的電子郵件、電話和談話都被保存並且彼此關聯；你還需要追蹤自己身處何處，你身上裝著幾十個納米感測器記錄著你的生命體征。然而，你可能是唯一一個看到所有這些信息的人九-九-藏-書。這有點像瘋狂的自我監控。

我們的生物記憶有多麼精確？

在麻省理工學院讀書的時候，布拉德·利羅德（Bradley Rhodes）發明了一個「追憶代理人」，它「關注你鍵入的一切。每隔幾秒鐘就會檢查硬碟驅動器，看它是否能找到任何相關的信息。如果它找到了，就會在屏幕的角落顯示相關文檔中的一兩行內容提醒你。」

信息流有過去、現在和未來。未來流入現在再流入過去。如果我在信息流的「未來」部分，設置了一個預約或提醒，最終它會自動流到現在，我會注意到它，並且被提醒；它們接著流向「過去」，成為永久的、可搜索的、可瀏覽的存檔的一部分。當我獲得一條新的「現實生活」信息（相對於電子信息來說）——一個陽光明媚的午後在紅鸚鵡餐廳外面與梅麗莎的對話的記憶——我不需要為這段記憶命名，也不需要把它放在一個目錄里。我可以使用記憶里的任何東西作為檢索關鍵詞。（當我想起了梅麗莎、或者陽光明媚的午後的紅鸚鵡餐廳，我就會記起這件事情。）同理，對於電子信息，我也不應該專門去為它命名，或者把它放在一個文件夾里，我應該可以使用任何東西作為關鍵字來檢索到它。

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的亞歷克斯·彭特蘭（Alex Pentland）建造了一個「社會視界」，他記錄了81個志願者連續9個月的行蹤，並且追蹤了他們對話的樣式。（簡而言之，他們發現，如果你觀察人們在城市裡生活和工作的方式，你會發現很難將這個行為方式，同部落放牧和覓食行為區分開來。）

記錄生命日誌還沒有準備好迎來黃金時期。今天，記錄生命日誌的工具還很少見。你現在還買不到微軟的SenseCam。但有一個很爛的Web 2.0諾基亞網站叫Lifelog，不過這僅僅是一個花哨的博客網站。還有一個有趣的應用叫TimeSnapper，每隔幾分鐘會為你的電腦截屏，並允許你快速查看一周精選。你可以把網站、電子郵件、備忘錄、PDF文件和其他數字文件扔進DEVONthink，這是一個電子聯想記憶應用軟體，但信息的輸入需要很多精力。谷歌的免費郵箱Gmail承諾了永久保存電子郵件，這是消費者現在實際使用的最接近生命日誌記錄的工具了。

在2007年3月號的《科學美國人》（Scieｒeａd•９９ｃｓw•cｏｍntific American）雜誌上，戈登·貝爾說：

政府能夠調取你的生命日誌嗎？

用你大腦記住一個場景與用相機記錄的有什麼不同？

如果這種生命日誌在某種程度上被共享，這些信息存檔可以被利用來幫助他人的工作，擴大社會交往，並且在生物領域，共享醫療記錄可以迅速推進新葯的發現。

你生活的哪一部分是別人的隱私？

記錄生命日誌的目標是：把一個人生命中所有的信息記錄和歸檔。這包括所有的文字、所有的視覺信息、所有的音頻、所有接觸過的媒體活動，以及一個人身體的感測器上所獲得的全部生命數據。歸檔和保存這些信息對生命日誌記錄者本身是有好處的，並且他（她）可以自行控制，來決定多大程度上與別人分享這些信息。

生命體征的全天候監測，如體溫、心率、血壓以及生物藥品是否留存。這些數據可以充當一種預警系統，並作為診斷疾病和開具藥物處方的個人資料庫。

可以重現全部回憶，這一點公平嗎？

沒有你孩子的「許可」，你可以記錄他們的生命日誌嗎？

我相信，我們會設定一些社會規範來進行引導，什麼時候生命日誌記錄是合適的，什麼時候是不合適的。但對大部分情況來說，全面的記錄將會變得很普遍，就像現在的文本一樣普遍。它將會是無處不在的，我們甚至不會注意到它——除非在它消失的時候。

你見過的人、你有過的談話、你去過的地方、你參加的活動的數字記憶。這些記憶能夠被搜索、檢索和共享。

如果有一個字與記錄不同，它算是謊言嗎？

克萊夫·湯普遜在文章里繼續寫道：

你的工作和娛樂、你的工作習慣的完整歸檔。對你一舉一動進行深入比較分析，可以協助提高你的工作效率、創造力和消費力。

我們認為未來用戶將不再在意操作系統或電腦；他們只會在意自己和其他人的信息流。我可以隨意調整我的信息流。不管我身處何處，都可以使用我的信息流。我可以把別人的信息流和我的信息流混合在一起——只要我有許可權使用其它人的信息流。我自己的個人信息流，我電子化了的生命故事，也可以和別的信息流混合在一起——我參与的群體和組織的信息流。最終，像是報紙和雜誌之類的信息流也混合到了我的信息流之中。只要觀察這些信息流的流動，我就可以知道我自己的生活，我所屬的組織的生活，以及新聞，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