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後冷戰時代，這位前任外交官公開批評美國干涉他國的不明智行為，同時也批評了一些人認為美國必勝俄羅斯的態度。他認為，1992年至1993年，美國以拯救人道主義危機為名武裝干涉索馬里是危險的。他還在報上指出（私下對在比爾·柯林頓政府中任職的朋友也說過），北約組織吸納波蘭、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是對暫時勢弱的俄羅斯缺乏遠見的挑釁行為。2002年秋天，喬治·布希政府準備發動伊拉克戰爭，凱南最後一次接受採訪。與他一起去華盛頓的，還有他的朋友、前參議員尤金·麥卡錫。凱南嚴厲地批評了布希政府所謂先發制人的危險戰爭策略及其試圖推翻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政權的目的，他警告說，「美國外交的歷史」表明，「戰爭有自己的力量，它會讓你偏離所有深思熟慮的打算」。

在杜魯門執政期間，凱南於1946年2月22日從莫斯科向國務院發回了一封長達5540字的「長電報」。這是國務院有史以來接到的最長的電報，它為凱南贏得了最初的聲譽。1947年7月，他以「X先生」的身份在《外交》（Foreign Affairs）季刊上匿名發表了一篇文章。凱南就是X先生的消息曝光后，他從此進入公眾的視野。這兩篇文章都指出，儘管美國與克里姆林宮不太可能合作，但也沒必要訴諸戰爭，採取「遏制」蘇聯擴張的政策是可行的。另外，凱南還說明，遏制會讓蘇聯政權衰弱甚至最終崩潰。凱南長電和X先生的文章寫作手法極具技巧，他以富於感染力的筆觸將蘇聯誇大成對美國的威脅，竟使人們信以為真，以為這是對不可迴避的現實最冷靜的描述。

雖然凱南非常熱愛身邊的事物，特別是自然環境，但他對自己的缺點，以及美國社會和政府的缺陷毫不避諱，甚至進行了無情的批判。不論是作為外交官、決策者、歷史學家、公眾人物還是和平倡導者，凱南都希望推動美國節制其過度膨脹的個人主義、自我放縱和商業主義的習氣，放緩環境開發的速度。他希望美國能在他這樣的專業外交家指導下，建立一種精明、謹慎、務實、體面的外交政策。至於美國追求的所謂世界使命，都應以國家自身制度的完善為前提。同時，作為一名教師和理論先驅，凱南對美國灌輸甚至強迫他國接受其價值觀的做法表示質疑。

在蘇聯問題上，凱南的觀點獨樹一幟。他提出的遏制政策在各種理論中脫穎而出，成為美國幾代冷戰決策者和分析家的對蘇政策試金石。然而，凱南對俄羅斯人民的情感與遏制政策卻是矛盾的。1944年10月，也就是奠定遏制政策理論基礎的「長電報」發出前十六個月，他還描寫過在莫斯科街頭漫步的感受。他感到「彷彿是在這裏度過的童年，眼中的一切、耳邊的一切都是那樣熟悉和親切」。此情此景給了他「一種莫名的滿足感，感覺自己又回到了他們身邊，感受到他們澎湃的激|情和活力」。他甚至覺得，「被送到西伯利亞去（如果我是蘇聯公民，一定會被送去），也比生活在沉悶的派克大街好得多」。他政治上的對手、生活里的朋友保羅·尼采評價凱南「深深地愛著俄羅斯人民」。實際上，凱南對俄羅斯人的情感幾乎「強烈得難以抑制」。在日記中，凱南這樣吐露心聲：「我的俄羅斯情結比我的美國情結純真得多、厚重得多。」熱愛俄羅斯人民的凱南鄙視他們的政府，特別是因為蘇聯政府讓像他這樣的外交官被孤立於當地人之外。這種複雜的情感，促使他在冷戰期間多次呼籲美國政府加強與蘇聯領導人的協商和溝通。

凱南寫這兩篇振聾發聵的文章有以下幾個原因。首先，他憂慮蘇聯政治影響力的擴大。在莫斯科工作的他，低估了美國官員和公眾對美蘇合作前景的絕望情緒。其次，他痛恨蘇聯政府將他和其他外國人與俄羅斯民眾隔離開來的做法。國務院里一些身居中層的朋友也一直催促他要大胆地說出自己的想法。最後，正如後來凱南的一位密友所說，「他真心渴望得到還未獲得的（高層的）承認。」凱南決心要讓別人聽到自己的聲音，他敲響了警鐘。隨著戰時聯盟的解散，凱南「遏制」蘇聯擴張的政策似乎成為替代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絕佳選擇。長電和X先生的文章鼓勵了美國政府沿著當時已經採取的路線繼續走下去。

凱南在八十九歲高齡時出版了一本暢銷書《崎嶇山路：個人與政治哲學》（Around the Cragged Hill: A Person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這是一部外行人撰寫的哲學論著，著力闡述了美國社會改革的迫切性。凱南告訴自己，雖然有生之年無法改變美國，但也許死後還有機會。他希望在他離世多年以後，讀者還會翻看他的書籍，閱讀他的日記，並最終認識到，喬治·凱南確實為美國的內政外交問題提供了一些解決之道。

機場和飛機是凱南最討厭的。他認為空中旅行既不舒適，又缺乏人情味。這種厭惡之情在日記中有著非常鮮明的體現。他覺得汽車也是一種糟糕透頂的交通工具，它將乘客彼此分開，也讓城郊交通混亂不堪。不過，儘管厭惡至極，他還是無法避免乘坐這些交通工具。賓夕法尼亞州東柏林的農場是凱南家的周末度假之地，這處農場是凱南夫婦在1942年購買的，從華盛頓或普林斯頓出發前往該地，一家人不得不開車。凱南起初是一名政府官員，後來又成為歷史學家和公共知識分子，顯而易見，他忙碌的生活，使乘空中旅行變得必不可少。

儘管他對女性的這種角色充滿期待，儘管他希望得到安慰，但凱南從不對手下的職員頤指氣使，也從不會對她們表露自己的失望情緒，或者利用職權提出性方面的暗示和需求，這一點有據可查。秘書們往往都和他一起工作了幾十年，對他一直以來的禮貌和善誇讚不已。福迪斯克並不認為自己作為凱南的知己或者安慰者的角色如何「卑下」，恰恰相反，她很珍視它，將之看作「極高的讚美」。

儘管成就非凡，精力旺盛，但凱南的內心依舊很脆弱。福迪斯克這樣說：「當他覺得自己的話沒人聽的時候，馬上就會陷入萎靡的狀態。」要是陷入這樣的「危機」，他就會「帶我去科克蘭畫廊附近的老阿萊斯餐廳吃午飯，跟我吐露心事」。在鄰近的餐桌旁，他們「時常能碰見埃德加·胡佛和他的朋友克萊德·托爾森」。阿萊斯餐廳也是胡佛最喜歡的地方。無疑，凱南也曾向其他女人尋求安慰。他向福迪斯克解釋：「這是女人與生俱來的角色，從整個歷史來看，女人一直都是君主的機密顧問，她們的歷史角色就是充滿同情地傾聽，給予安慰並秘密地提出建議。」

在贏取公眾尊敬的問題上，凱南永不知足，也從來沒有放棄影響政策制定者的努力。即便在離開國務院幾十年之後，用一位朋友的話說，「從最深刻的意義上來說……（凱南）依然是一名外交官」。他之所以不言放棄，在於他永不停歇的動力，像傳教士一樣堅忍不拔的韌性，以及對自己心目中的美國所保持的忠誠之心。正如原來的一位同事所指出的，他一直「雄心不減，睿智地施展抱負」。九九藏書

儘管凱南在日記中抱怨自己身心俱疲，但是在別人的眼裡，他永遠不知道疲憊。「他無法停下來，哪怕幾個小時都捨不得。」他的一位朋友兼鄰居回憶道。去農場要開車很長時間，但是到了農場，他會立刻開動「割草機修理草坪，然後衝到樓上去寫作……差不多整個晚上都在工作」。在挪威一次艱險的航行之後，筋疲力盡的船員們都躺下來休息，「卻聽到獨輪車來回推動的聲音，原來是喬治……在搬運大石塊……壘台階」。多年來凱南發表了幾百場演講，一位長期在他身邊工作的秘書證實，每次演講凱南都會「精心準備」，「內容從來都不會重複」。在總結自己上司的生活方式時，這位秘書感嘆：「他從來不會挑容易的路走，就連騎自行車的時候也這樣。」在普林斯頓期間，凱南騎的是一輛笨重破舊的老式自行車。

凱南逐漸發現他的想法與美國鷹派的政策漸行漸遠。此外，艾奇遜在1949年1月升任國務卿之後，並不像前任國務卿馬歇爾那樣欣賞凱南，對凱南和政策規劃室經過深思熟慮提出的蘇聯長期威脅與機遇的分析並不贊同。凱南提出，讓西德擁有獨立主權、重整軍備將極大地加劇兩德分裂，艾奇遜和其他人也不同意這個觀點。凱南敦促政府與蘇聯商談，建立一個重新統一的中立德國，他認為蘇聯人有可能會接受這個提議。凱南在國務院中日漸受到排擠，他將這種失望的情緒發泄到日記中。在1946年至1948年平靜日子里幾乎停滯的日記，此時再次出現了豐富但稍顯陰鬱的評論。1950年，在協助杜魯門政府處理北朝鮮與南朝鮮開戰的問題時，凱南曾經短暫地進入決策核心。第二年，艾奇遜請他與蘇聯常駐聯合國代表展開磋商。此次會談後來（凱南沒有參与）促進了朝鮮戰爭停火協議的簽訂。1952年，凱南出任駐蘇聯大使。這本該是他外交職業生涯的頂點，然而他上任后短短數月旋即卸任，這也成為讓人頗感尷尬的失敗。他不遺餘力地要緩和冷戰僵局，變得憂心忡忡。事件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轉折，熱愛俄羅斯的凱南被蘇聯政府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隨後被驅逐回國。

雖然外人永遠都無法弄清楚一樁婚姻究竟內情如何，但是凱南夫婦的一些關係看起來還是比較明了的。在回答加迪斯關於安娜莉絲在他生活中的角色這個問題時，凱南是這樣說的：「啊，你必須認識到她不是一個特別有思想的女人。」凱南夫婦的一個朋友感覺安娜莉絲「對凱南來說，有時候有點兒乏味」。結婚三年後，受莫斯科如火如荼的社會試驗的部分影響，凱南做出了一個措辭嚴厲的分析，「沒有幾個丈夫會對這樣的妻子感興趣……去理髮店……茶會……沉迷於各種俱樂部」，這些活動佔據了安娜莉絲的大部分時間。他繼續道，與妻子比起來，「大多數男人與他們的秘書兼速記員擁有更多的共同志趣和相互尊重，他們更能一起承擔磨難，分享成功」。因為這「顛簸不破的邏輯……秘書（經常）會給婚姻帶來麻煩」。凱南提出了徹底的解決方案：改變「婚姻的特點……夫妻之間那種恆久的、排他的親密無間應該改變，除了性關係之外，彼此之間應該像大學室友那樣坦誠以待」。

凱南自視甚高有他的理由。總統顧問、外交政策專家威廉·邦迪（William P. Bundy）認為，他這位普林斯頓的朋友在思想上經常「比一般人超前二三十年」。作為政策規劃室的首席歷史學家，凱南參與制定了馬歇爾計劃、日本重建計劃，以及對蔣介石國民政府的限制援助政策，並在南斯拉夫與莫斯科決裂后與其領導人鐵托接觸，這些舉動為他贏得了「美國全球政策規劃者」的美譽。從國務院離任后，他撰寫的書籍兩次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和普利策獎，還曾獲得美國歷史學研究最高獎班克羅夫特獎（Bancroft Prize）。他榮獲了愛因斯坦和平獎，以及其他諸多獎項。他能說一口地道的德語和俄語。曾經在駐莫斯科大使館工作過的羅伯特·塔克（Robert C. Tucker）說：「沒有哪個美國人的俄語比喬治說得好。」塔克的妻子是俄羅斯人，她補充道：「喬治講的是知識分子說的俄語，聽得出他深諳俄國的歷史文化。」約翰·肯尼迪總統執政期間，凱南擔任駐南斯拉夫大使，他學會了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一門與俄語差別極大的斯拉夫語），熟練程度足以用來發表公開演講。他的挪威語很嫻熟，法語也是如此。

在他的一生里，在他的日記中，喬治·凱南都提出了至今仍然振聾發聵的問題。他傾注全部的熱情和智識，去質問美國外交政策中那些神聖不可侵犯的想當然的觀念。美國能否維持一種不受國內狹隘利益集團鉗制的明智的外交政策？美國真的能為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國家樹立典範嗎？在什麼情況下海外軍事干涉值得美國付出鮮血和金錢？華盛頓對以色列毫無節制的支持是英明之舉嗎？應該把俄羅斯當作一個無力阻止北約擴張到國境邊緣的昔日大國來對待嗎？在國內開發日益依賴進口能源的交通系統真有必要嗎？如果華盛頓追求更為孤立或者至少更為謹慎的策略，美國和全世界難道不會變得更好嗎？凱南相信，要處理這些問題，美國需要組織一個國家委員會——一個由無可指摘的、備受尊敬的公民組成的委員會，向受瑣事蒙蔽的總統和國會提供可靠的、獨立的建議。

伯林認為凱南的個性「解釋了他的所作所為……他的全部作品——他的態度、他的影響力，都緣自他內在的個性，與更傳統的人相比，尤其如此」。只有對凱南個性中的複雜因素有所了解，才能明白他日記中的很多內容。這些因素包括，凱南認為自己是一個肩負著使命的歷史行動者；他的雄心，他的動力，他的才華，他對自己的嚴苛還有他的個人魅力；他的憂鬱孤寂；他對母親、繼母和妻子的情感；以及在世紀之交，心懷複雜的情感對期頤之年來臨的抗爭。

1934年，凱南指出了他所看到的與婚姻相關的挑戰：維持一夫一妻制和共同的興趣。近半個世紀以後，他開始思考：「『你不該垂涎鄰居的妻子。』我的天啊，我這輩子已經垂涎了一萬個鄰居的太太了，而且會繼續垂涎到八十歲。」他補充道：「這樣的事情要有所控制。不過，主要的問題還是，要盡量得體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他的日記中，我們也的確看到了凱南是如何得體地控制自己的衝動的。

天性和環境塑造了凱南的情緒。跑到紐約闖蕩做演員的姐姐後來回憶說：「我覺得凱南家族都不是擁有快樂之心的人。」凱南出生時，他們的父親科蘇特·肯特·凱南已經五十三歲了，他看起來很害羞，經常悶悶不樂，總是小心翼翼地隱藏自己對這個孩子的喜愛，以免影響到兒子——他希望凱南性格剛毅一些。正如我們所知，肯特研究德國個人所得稅法，並幫助威斯康星州政府引入了該稅法。儘管聰慧異常、雄心勃勃，但身為律師的他老年時還是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補償金大大縮水。他的姻親是相對富有的詹姆斯家族，詹姆斯一家一直都覺得肯特配不上寶貝女兒弗洛倫絲。肯特和弗洛倫絲生了三個女兒，然後有了喬治。喬治出生后僅僅兩個月，弗洛倫絲死於闌尾炎併發症。喬治的一個姐姐回憶說，小喬治不僅突然斷奶，更失去了「母親的擁抱和撫觸」。凱南還失去了已故母親摯愛的親人，弗洛倫絲的表姐格蕾絲·威爾斯。她過來和凱南家人住在一起，照顧年幼的孩子們（為了表達對格蕾絲·威爾斯的懷念，凱南給自己的大女兒取名為格蕾絲）。科蘇特·肯特·凱南再婚之後，格蕾絲就不得不搬出去了。凱南的繼母路易斯·惠勒被凱南家的孩子們稱為「來自卡拉馬祖的袋鼠」，他們從來沒喜歡過她。「她不適合做母親。」凱南的一個姐姐這樣評價說。更糟糕的是，幾十年以後，凱南直言：她「真的非常殘忍，讓人感到痛苦異常」。很明顯，凱南不喜歡她，說她是個「神經兮兮的女人，身體瘦弱，猶疑不定」，醉心於參加各種女子俱樂部。繼母的特點，在他的腦海里代表著典型的女性特徵，讓凱南一生都深受折磨。https://read.99csw.com

凱南的日記也展現出他在另一方面的強大優勢。他不僅對莫斯科的感悟超乎尋常——「每一個地方，每一處風景都讓我讀出它的神秘、它的美麗以及其他東西，感受到它與眾不同的華彩樂章」，而且他還說：「我去過的每座城市都洋溢著不同的風格、舞動著不同的旋律……我對每個地方所展現出的特質都感同身受。」

從本質上來說，他是在1953年被即將上任的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解僱的。離開國務院后，凱南在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謀到職位，成為一位歷史學家，開始了第二段職業生涯，這讓他克服了被解僱的羞辱之感。後來他回憶說：「在經歷莫斯科的不幸事件之後，奧本海默熱心地邀請我回來。」高級研究所的主任奧本海默力排眾議，為凱南提供了一個研究員職位，研究所的其他研究員——主要是一些數學家，認為這位前外交官缺乏學術資質。進入研究所伊始，凱南的地位並不穩固，但是他取得的成就有力地彌補了這一不足。在此後的幾十年間，他出版了二十部專著，幾乎拿遍了各大圖書獎。即使作為研究所的傑出人物退休以後，凱南仍向朋友吐露心聲說，他感到自己仍然生活在當年要麼出書要麼走人的陰影里。

儘管日記包括了過去八十八年間創作的兩萬頁文辭優美、意寓深刻的散文，但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對此依然感到不滿意。他自責文本不全，面對日後的讀者，未能做到字斟句酌。在凱南一百零一歲的生涯中，他的日記，乃至他的卓越成就，都遠遠沒有達到他自己的期望。正如他的一個朋友所言：「想當喬治·凱南，絕非易事。」

國務院的一位秘書多年來對凱南頗為留意，稱凱南「喜歡有人追隨，喜歡有人坐在他的前面傾聽他演說」。政策規劃室的同事多蘿西·福迪斯克說：「凱南有一種強烈的救世主傾向，我一直都覺得他認為自己的才華足以擔任國務卿的職位。」他覺得自己「高人一等」。50年代末期，凱南呼籲與莫斯科談判，引起軒然大|波。他認為「自己是世界級的政治家」。伯林回憶道：「他說他認為自己和（印度總理）扎瓦哈拉爾·尼赫魯或許都是獨一無二的人物……都能給全世界提供政治方略。」雖然凱南對自己的才能頗為自負，但他也會進行自我批評，甚至會感到自卑，因為他認為他無法帶來必要的變化，無法讓美國和整個世界日臻完善。

優雅的語言凱南信手拈來。《外交》雜誌編輯、凱南的好友威廉·邦迪評論說：「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能像他這樣，如此曉暢地表達己之所想。」邦迪還記得在幾乎沒有開暖氣的普林斯頓樞紐站，他在「天寒地凍中」等待一輛晚點列車時看到的情景。「喬治坐在那裡，手拿一張黃色的稿紙，文字從筆尖流淌……緩緩流淌。」即使到了九十歲高齡，凱南的書法依然非常優美，窄條格里寫滿雋秀的字母。談到打字錄入的時候，秘書們尷尬地發現，凱南打字的速度比她們還要快。她們還驚嘆于凱南張口就能說出（記錄時）無須修改的複雜長句。即使被電話打斷之後，他也能接上剛才口述的句子。凱南的寫作受到兩位傑出作家的影響，一位是研究古羅馬的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另一位是祖父的堂兄喬治·凱南，後者自學成才，是研究沙皇俄國的專家。然而，傑出的語言才華也潛藏著危險。正如瑪麗·邦迪所說——這或許也佐證了她父親的觀點，凱南的文字「充滿魅力」，「使人們更容易為他的思想而激動」。

雖然凱南推動了冷戰的形成，但他很快就對美國冷戰政策的過度軍事化感到震驚。早在1948年，他就私下倡議與克里姆林宮恢復外交。（他認為自己是最適合進行此類協商談判的政府官員。）1949年，蘇聯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杜魯門政府內就是否要製造「超級」武器，即威力更強大的氫彈，展開辯論。凱南強烈反對這種升級軍備競賽的舉動。儘管聯合了同樣反對研發「超級」武器的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主任、原子能科學家羅伯特·奧本海默，但凱南還是在這場辯論中敗下陣來。

他認為自己的日記比信件「更私人」，風格「更為政治化，更有思想」。他的日記包含了對很多重要政治人物的犀利點評。日記中還記錄了凱南對美國外交政策的評論，多為批評之語。1944年～1945年和1948年～1950年的日記詳細探討了美國外交政策的問題，顯得格外突出。凱南闡述政治哲學思想和建言改善美國社會的長篇大論貫穿整部日記。同樣重要的是，他在日記中努力去理解基督教精神，努力去加強這種精神對哲學的指引作用。

此後幾十年，凱南都在力辯，遏制政策主旨僅僅是就政治層面而言的。儘管初衷如此，但長電報和X先生的文章把嚴峻的威脅描繪得太生動了，以致大多數官員還是認為，美國要加強軍備以抗衡蘇聯。同時，讓凱南感到沮喪的是，除了援助西歐重建的馬歇爾計劃之外，他提出的大部分遏制蘇聯的策略都未獲得認可。在長電報中，他堅持：「解決自身社會問題的每一項勇敢而堅定的舉措……都是對莫斯科的一個外交勝利。」他希望美國在處理國內問題時要「增強自信、紀律、士氣和集體精神」。自30年代中期敦促政府進行這樣的改革開始，凱南在ｈttps://read•9９ｃsｗ•com漫長的一生中，在日記中和公開場合，一直在表達這一理想。

這種強烈的願望也體現在凱南的愛情和事業當中，他將這二者結合起來，相信性的自由能帶來思想和審美上的活力。30年代，他在維也納閱讀弗洛伊德的作品，進一步加深了這種認識，即文明社會的約束與性|愛激發的創造力之間存在難以避免的衝突。這種進退兩難的困境讓凱南深感苦惱，他對婚姻和其他義務懷有強烈的責任感，同時也因韶華漸逝和生活乏味而備感憂慮；他在二者之間掙扎。早在十九歲那年，他就擔心自己所處的世界雖然「五彩繽紛，浪漫多姿……但兩年之後可能就會變得非常枯燥乏味，毫無意義」。三十一歲，他便吐露這種雙重的擔憂：「恐怕在我的想象力枯竭之前，在一次真正的戀愛之前……在我白髮蒼蒼之前，我是無法改變這個世界了。」雖然凱南在日記中很少涉及細節，但我們還是能夠看到，日記中有相當的篇幅談到了他在性|愛與婚姻雙重困境中的苦苦掙扎。

儘管有這樣輝煌的時刻，但是正如日記所述，凱南經常感到憂鬱，心中常有一種孤寂的苦痛。他的兒子克里斯托弗回憶父親時說，凱南的「感情生活深沉而不外露，很刻板，很壓抑，很多話他都沒有說出來」。高級研究所的一位同事評價凱南，稱他在「虛榮自負」的同時也「一直心緒焦慮」。凱南的朋友、迪安·艾奇遜的女兒瑪麗·邦迪回憶說：「他的內心深處縈繞著悲哀……我不知道那悲哀源自何處，但這在他身上體現得相當明顯。」不過，「他也可以表現得非常外向，他喜歡聚會」。還有一位朋友，歷史學家亞瑟·林克（Arthur S. Link）描述了他「數十次」在普林斯頓晚宴上看到的情景：「每個人都坐在沙發或者椅子上……（凱南）站起身，雙手背在身後，來回踱著步子，然後開始長篇大論。這真是不可思議。」但是，長篇大論之後的凱南又會因為自己的喋喋不休、情緒過於放鬆而自責。想要弄清楚凱南在日記中表達的不幸究竟在多大程度反映了他的情緒，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凱南承認：「我心情不好的時候想寫日記，心情好的時候就不想寫。」但是他也相信，他的驕傲，以及與別人的友好相處需要他去隱藏自己的悲哀。很早以前凱南就認為：「幸福只不過是巧妙的自我欺騙而已……幸福在於忽略眼前的事實。」

1991年12月25日，蘇聯解體。凱南的女兒格蕾絲·瓦納克打電話祝賀他的遠見實現。但是，他並不開心。「這一切發生得太突然了，」他擔心，「以後會有更多的麻煩。」

憑藉對冷戰清醒而富有原則性的批判，凱南受到了數以百萬計歐美民眾的尊敬。1957年的里斯講座吸引了英國的廣播聽眾，1966年聽證會上反對越戰的證詞又征服了美國的電視觀眾。然而，很多人，特別是那些相信與蘇聯交往充滿危險、不切實際且沒有好處的人，對他呼籲的推行外交手段而不是進行冷戰或熱戰的政策並不贊同，他們認為與其如此不如訴諸冷戰。在里斯講座中，凱南敦促商討重新統一德國，美國和蘇聯軍隊應該從「中歐火藥桶」德國撤軍，這些意見讓迪安·艾奇遜感到無比憤怒。艾奇遜在媒體上攻擊凱南，還面對面地與他對峙。艾奇遜對女婿誇口說，他讓凱南「落花流水，毫無招架之力」。1981年，凱南在領取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和平獎時發表了影響廣泛的公開演說，呼籲美國和蘇聯共同削減50%的核武器。後來，羅納德·里根總統採納了這個建議。80年代，凱南的思想依然激勵著美國和歐洲的反核運動。

凱南活了一百零一歲，成就斐然，卻依然沒有實現全部願望。儘管身體已然衰退，但他仍竭力保持頭腦的清醒。在他離世前不久，朋友比爾·萊利前去拜訪。凱南當時躺在床上。萊利回憶：「喬治表示他想讓我靠近點兒，我把耳朵放在他的嘴邊。那時候他沒多說什麼，他說的話也很難理解。他說：『比爾，我一切都計劃好了，就是沒想到這個。』我想他想表達的意思是，他完全準備好離開這個世界了，但是沒有想到會喪失清晰思考的能力。」

當談及自己的生活、孤獨感和憂鬱時，凱南解釋說，是親生母親的過早離世讓他備感孤單和憂愁。他在回憶錄的開頭就強調失去母親是「一生的傷痛」。在授權傳記作家約翰·劉易斯·加迪斯初次採訪他時，凱南就主動說：「因為失去母親，我變得神經過敏。」他告訴女兒瓊，他最初的記憶是，「問姐姐們，為什麼不能管格蕾絲姨媽叫媽媽」。幾十年後，他仍然遺憾父親沒有娶格蕾絲為妻。「她一定會成為一個優秀的母親。」儘管十一歲時的日記看起來歡欣無比，但是青春期的少年凱南對失去母親的感覺體會得更強烈了，至少在他的記憶中是這樣。在普林斯頓上學時，凱南告訴自己，缺少母愛解釋了為什麼他「情感扭曲」。那位永遠美麗、慈愛卻無法企及的母親，在兒子的思想和日記中飛掠而過。在日記里，凱南以生動的筆觸描繪了母親在他夢中出現的場景，他去拜謁墓地時如何與母親「交談」。晚年的凱南夢到自己「在一大群俄羅斯農民中間尋找自己的母親」。

凱南也把寫日記當成精鍊文章和嘗試小說創作的途徑，雖然他在小說方面從沒成功過。日記中很多篇目都是旅行日誌，他撰寫旅行日誌的靈感來自20世紀20年代的德國作家阿方索·帕克特（Alfons Paquet），這位德國作家「在作品中將環境、氣氛、歷史、那個時代的行為方式都融合到一起……這樣的寫法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凱南只寫場景是因為他「從來都不喜歡寫人，怕冒犯了他們」。他是一個從來不寫劇本的劇作家，或許是因為他有敘述場面的才華，卻沒有撰寫對白的技巧或者旨趣。

凱南在其他方面也充分展現了卓越的才藝。正如日記所顯示，1951年的芝加哥講座、里斯講座和牛津演講，或許是因為當時凱南正處於情感波動的時期，又或許是因為在發表演說的前一刻他仍在緊張地寫講稿，他的演講激|情洋溢，動人心魄。伯林還記得當年凱南在牛津「振聾發聵的」演講。他的勸誡震撼人心：「俄羅斯人冷酷無情；他們實力強大；他們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他們必定會去征服。我們卻貪圖享樂……我們都幹了些什麼啊。」每次演講都吸引了很多聽眾。演講的消息傳遍大學校園，「來演講的是一位超凡傑出的人物。」哈佛大學最大的講堂里座無虛席。凱南在芝加哥舉辦演講的時候，人們「好像去朝聖」一樣競相前往，一位教授回憶：「凱南演講的時候，彷彿美妙的旋律在流動。他的演講似乎讓你忘記了自我。」九_九_藏_書

安娜莉絲非常迷人，頗具魅力，心性聰明，而且全身心地為丈夫付出。她和凱南在婚姻生活中互助互補，一起度過了七十三年的時光。在各種社交場合，她都遊刃有餘，是當外交官妻子的不二人選。她對思想和政治問題不太感興趣，也不想違背自己的意願去生活。在用人的幫助下，她持家有方，對孩子們的照顧非常周到，處理日常雜務也遊刃有餘。她富於合作精神且慮事周全，憑此幫助凱南取得一番成就。凱南是色盲，安娜莉絲不在身邊的時候，他總是穿戴著顏色搭配極不協調的襪子和領帶去上班。

九十歲高齡的凱南感覺到自己的體力、智力和精神都在衰退。儘管也會抱怨自己已經老朽不堪，但他一如既往地鞭策自己不斷前行。他仍然參加宴會，做簡短的演講，接受各種訪談，為雜誌寫文章和專欄隨筆。九十六歲時，凱南出版了一本研究凱南家族歷史的書，這本書是他不辭辛苦地搜集眾多小檔案館的資料寫成的。他力圖用寫日記來讓自己保持旺盛的精力。雖然日記談的多是國內外問題，但也是一種自我管理的手段，一種記錄韶華已逝的方式——他抱怨過，家人、朋友和醫生都拒絕認真對待他的衰老問題。

他精雕細琢的句子在各處湧現：口頭或者日記、書信、電報、備忘錄、筆記、書稿、論文、演講稿和各種採訪。所有這些再加上照片、簡報和他收集的其他材料，共計330盒（排列起來有136.2英尺長），都收藏於普林斯頓大學希利·馬德手稿圖書館（Seeley G. Mudd Manuscript Library）。光是日記就裝了滿滿12盒。凱南晚年曾經想過日後出版自己的作品全集。他積累下如此翔實的記錄，因為他把自己當成一個歷史人物，感到有義務儘可能完整地記錄自己的生活。

他的個人魅力通過電視、廣播等媒介得到充分的展現。1966年2月，凱南參加了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聽證會，聽證會在電視上播出，他的表現引起了轟動。數以百萬的美國人看到了這位穿著儒雅、略顯老派的專家詳細解釋為什麼越南戰爭會削弱而非提高美國的實力和聲望。這位遏制政策的提出者思維縝密，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凱南的證言提供了確鑿的證據，說明了反對越南戰爭的不僅限於蓄著長發的激進大學生。凱南的一位秘書記得，接下來的幾天里，郵遞員「常像聖誕老人一樣，拖著大袋子」來送信。大多數信件都充滿了對凱南的讚揚，很多人在信中稱讚他的證詞具有極大的說服力。播放聽證會的時候，有一位女士正在熨衣服，因為看得入了神，把衣服都給燙焦了。二十三年之後，凱南再次參加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聽證會，這次是證明蘇聯領導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值得美國信任。《華盛頓郵報》報道了「國會山的盛況」。八十五歲高齡的凱南講話時「思路清晰，博聞強識，氣度恢宏，以至於參議員們都不想讓他離開」。兩個半小時之後，他講完了，所有人不約而同地起立鼓掌。當問及上一次出現這種盛況是哪一年的時候，書記員回答，1966年，那次是凱南參加越南戰爭聽證會。

雖然凱南的某些政治立場隨著時間的推移有所改變，但他始終保持著自己的原則。這個在密爾沃基長大的男孩，從十一歲那年匆匆瞥見訪問當地的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開始，到幾近百歲時目睹喬治·布希總統頒布命令攻打伊拉克，一直保持著關注廣泛、善於反思、時而發點兒牢騷的記錄者姿態。憑著對19世紀甚至18世紀社會的理解力，凱南遠遠地、冷靜地審視他所處的時代——一個目光短淺、浮華虛榮、不知發展是否能帶來進步的時代。

凱南積極鼓動新成立的中央情報局發動秘密「政治戰」，此舉推動了冷戰的進一步升級。後來，凱南表達了對當年這一行為的悔意：「或許我在從政期間犯下的最大錯誤，就是給中央情報局提供了這樣的指導。」

凱南極其生動地描繪了各種不同的氛圍和地方：國際聯盟全盛時期的日內瓦，依然刻著沙俄帝國烙印的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影響的維也納療養院，騎車遍覽的威斯康星鄉間，魏瑪時期和納粹時期的柏林，陷落於德國鐵蹄之下的布拉格，斯大林大清洗運動之前激|情澎湃的莫斯科與恐怖血腥迫害期間的莫斯科……還有珍珠港事件之後的巴德瑙海姆，凱南在這裏絞盡腦汁應對德國人和同遭拘禁、以自我為中心的同事們；遭受轟炸后家園盡毀的鹿特丹和那不勒斯，戰爭期間的開羅和巴格達，偉大同盟（Grand Alliance）蜜月期的莫斯科，冷戰早期的華盛頓，飽受戰火蹂躪的東德和西德，深陷冷戰泥潭的莫斯科，50年代的南美洲，1957年～1958年的牛津，60年代的貝爾格萊德，種族隔離制度下的南非，挪威周圍的海域，蘇聯末期的俄羅斯，工作了半個世紀之久的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還有數不清的機場。

凱南還提出了關於愛、上帝、死亡等難以解答的重大問題。終其一生，他都在以一種極其個人化的方式追問答案，這也啟發我們每個人去思考這些困擾了他一百零一年人生的難題。作為既想保持正派又要獲得幸福的人，我們該如何化解性自由的衝動與家庭責任之間的衝突？宗教（對他來說是充滿人文關懷的基督教）如何塑造我們的日常生活以及我們對人生的終極展望？

然而，凱南的這些努力因為他與安娜莉絲之間的潛在差異變得難以琢磨。安娜莉絲沒能分擔或者同情凱南的焦慮、擔憂和抱負，尤其是他那些特立獨行的想法。但是，據朋友們觀察，安娜莉絲「很務實……她有方法打破（他的）幻想」。加迪斯與喬治和安娜莉絲在一起相處過很長時間，他看到「她幾乎毫不留情地打擊凱南。這很有趣，但同時也很冷酷」。凱南對福迪斯克說過，女性「與生俱來的」角色就是安慰男性的。他肯定會——也確實在日記中吐露過，覺得自己被放棄了，感到很孤獨。他曾向女兒坦言：「和你媽媽在一起太痛苦了，我沒法和她交流。」生性敏感的他，將目光投向別處，尋求幫助，尋找安慰，或許還有性|愛。

凱南的日記兼顧內心世界與外部世界，既展現了他的個人生活，也描述了他作為美國最受關注的外交官和外交政策戰略家所關注的政治、哲學和宗教問題。日記再現了一個具有國際視野、直言無諱、時而狹隘卻又不失見地的「鐵杆保守派」對20世紀世界政治重大變革的一系列評價。凱南熱衷於國際政治問題，同時也對很多事物頗具審美觀照。一位華盛頓的資深外交官曾經評價說，凱南「『認識世界的方式』更像一個詩人」。凱南的一位長期助手更是折服於他非凡的感受力，稱他「認知美、感受美的能力，如同海綿吸水一樣驚人」。他的日記中到處閃爍著這種卓越感知力的光芒，內容不僅涉及政治，也有關於奧杜邦鳥類圖鑑的打油詩；不僅有慨嘆年華老去的荒誕詩句，還有感傷失戀的小詩。凱南在華盛頓國家軍事學院度過了1946年，這一年的日記包含了對所閱圖書的批註，以及塑造其戰略思想的講座。當討論稍顯枯燥時，凱南便在紙上勾畫人物頭像、農場動物和速記員曲線優美的雙腿，打發無聊的時光。ｈｔtｐs://ｒead•９9ｃｓｗ.ｃｏm

正如他將「改變世界」與「再談一次真正的戀愛」這兩種渴望相結合，凱南也習慣性地把個人生活與政治關注聯繫在一起。他對俄羅斯的情感日益深厚，他希望改革美國社會，改變他的學者身份，以及他所關注的一切。凱南身邊親密的夥伴曾談起他這種強烈的情感，對此尤其有感觸的是英國哲學家以賽亞·伯林。1945年，他在莫斯科與凱南相識。兩人都對俄羅斯文化由衷熱愛，對克里姆林宮心存反感，共同的感受讓他們走到一起。伯林在莫斯科時與凱南交往密切；在凱南赴牛津做訪問學者的一年間，伯林與他溝通較多；此外，伯林也在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待過一段時間。

正如日記所暗示的那樣，他經歷了一系列桃色事件、挑逗行為以及性幻想。他提醒自己，除了大事要告訴妻子之外，其他方面要練就向妻子隱瞞的藝術。凱南寫日記的動力緣於一種追尋，從自我的反思中，甚至從身後充滿同情心的讀者身上尋找理解和友誼，激勵著他的寫作。

雖然凱南在日記中所說的話依然謹慎，或者有所保留，或者拐彎抹角，但是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們能感覺到與他的距離不斷拉近。日記展現了一個偉人的脆弱，展現了我們在自己身上也能發現的弱點。藉助這位天才作家的文字，以及他對自己品格的果敢判斷，我們能夠了解他，也能更好地了解自己。他對自我的剖析，正是我們還沒領悟到的真諦。凱南記錄了衰老的歷程，記錄了他意識到自己即將走向人生終點的心路之旅，看到這些，我們似乎也一樣親身體驗到了死亡的殘酷過程，一個人的才華就這樣一點點地被剝蝕。通過凱南不懈的努力，我們也或多或少領悟到，怎樣學會與艱難的現實人生相妥協，帶著尊嚴隱沒于歷史，要不懈追求做最好的自己，儘管最終的完美目標永遠無法企及，但所謂成功就在於儘力而為。

雖然凱南會疏遠別人（一位官員評論說，凱南就好像「見習修士」一樣），但是他在聚會上也會很放鬆，也會發表熱情洋溢的演講。在莫斯科期間，凱南自學了吉他。他喜歡演唱俄羅斯民謠和其他小調。他和幾個美國人組建了「克里姆林宮烏鴉」樂隊（Kremlin Krows），在舞會上表演；敏感的蘇聯人提出反對之後，樂隊改名為「贖罪之鴿」（Purged Pigeons），重新登台。

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凱南成為美國政府內頂尖的蘇聯問題專家，提出遏制政策。1928年至1933年，凱南在柏林和波羅的海沿岸國家學習俄羅斯語言和文化，之後於1933年12月與威廉·布里特大使前往莫斯科，創立了1917年後首個美國駐蘇聯大使館。他的任期持續到1937年，之後他在華盛頓、布拉格、柏林、里斯本和倫敦任職。1944年，他回到莫斯科，成為埃夫里爾·哈里曼大使之下的二號人物。1946年，他從莫斯科被召回，為國家戰爭學院未來的軍政精英做演講。1947年，國務卿喬治·馬歇爾任命這位四十三歲的外交官為國務院新設的政策規劃室（Policy Planning Staff）主任。凱南非常珍惜這個機會，參與制定了「馬歇爾計劃」，該計劃旨在重建西歐和日本重要工業區，從而挫敗蘇聯對外擴張的野心。（有了國務卿的傾聽，凱南無須再將自己的想法訴諸日記。1947年是凱南的影響力臻於巔峰的一年，這一年的日記只有一頁散記。）他的前途似乎無可限量。副國務卿迪安·艾奇遜也是一顆正在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他宣布凱南擔任政策規劃室主任時，一名同事說：「凱南這樣的人非常適合這項工作。」艾奇遜立刻反駁道：「凱南這樣的人？你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凱南。」

1931年9月11日，凱南結婚。此前的幾個月標志著他所信奉的享樂主義路線突然逆轉。那年1月，他說道：「我的俄羅斯姑娘蕾娜塔，她是所有女孩中最好的，她毫無雜念地愛著我。」4月，他提到自己遵守清規戒律的「清教徒血統」正在與那些歐洲「非清教徒的誘惑做鬥爭」。他將自己的生活描述為「一個試圖出賣靈魂卻又做不到的男人的故事」。7月9日，他宣布：「今年夏天我應該找一個人結婚，因為我徹底厭倦了單身漢的生活。」早在此前的3月22日，他遇見了二十一歲的挪威女孩安娜莉絲，她和凱南一樣在柏林學習。8月8日，就在他宣布要「找一個人結婚」三十天後，凱南前往挪威克里斯蒂安桑，為計劃在9月舉辦的婚禮登門拜見安娜莉絲的父母。後來，安娜莉絲承認說：「我從沒有告訴過父母，我對他的了解是多麼有限。」初識凱南的安娜莉絲印象最深的是，凱南跟她強調說「他很為美國擔心」。「當時我非常年輕，」她補充道，「誰會和一個年輕女孩坐下來談論這種國家大事呢。」凱南對政治非常關注，而安娜莉絲對國事毫不在意甚至有些鄙夷，這道最初的鴻溝貫穿於他們漫長婚姻的始終。

如果說缺少母愛讓凱南一生都渴望極其美好卻又無法企及的事物，那麼妻子安娜莉絲·索倫森·凱南的出現，則讓他既感到踏實，又覺得失望。在日記中，凱南對他與安娜莉絲以及孩子們（生於1932年的格蕾絲、生於1936年的瓊、1949年出生的克里斯托弗，以及1952年出生的溫迪）之間的問題大都含糊其詞。凱南謙恭禮貌，不喜歡傷害他人的感情，不願意將自己的家庭問題暴露在未來的讀者眼前，這顯示出他與生俱來的謹慎與周到。但是，他認為性自由與單調的一夫一妻制之間的衝突讓他的創造力日益枯竭，這個想法像一條紅線，貫穿了日記的大部分內容。有時候他拐彎抹角地談起這個問題，有時則會以第三人稱的口吻甚至會用俄語述及此事，日記中有些內容詳述了他內心這種讓人煩惱的犯罪感，但是關於具體的「罪孽」，他基本沒有描述過。

凱南知道自己智力超群，才華橫溢。作為新上任的外交官員，他夢想成為一位「受人尊重、有影響力的人……有一天，當我走過國務院的環形迴廊時，廊柱都會因我而顫抖」。毫不奇怪，這位在20世紀早期接受美國和德國教育的精英人物，從當時在美德兩國流傳甚廣的優生學角度來講，的確具備了優秀的基因。他在寫給姐姐的信中說：「我們家族的優秀血統代代相傳。我敢肯定我們都會成為不同凡響的人。」凱南一直渴望成為他所定義的那種「偉大人物」，但是他不確定自己是否有能力達成這一願望。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他的能力的確超過了很多人。他這樣說道：「在彙報北歐和東歐諸國情況方面，與我認識的所有人相比，我都是最有資格的。」他的這一說法基本上正確無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