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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佛教研究

我和佛教研究

那麼為什麼還要研究佛教呢?要想圓滿地回答這個問題,應該先解決對佛教評價的問題。馬克思主義對宗教的評價是眾所周知的,從本質上來看,也是正確的。佛教這個宗教當然也包括在裏面。但是我感覺到,我們過去對佛教在中國所產生的影響的評價多少有點簡單化、片面化的傾向。個別著名的史學家幾乎是用謾罵的口吻來談論佛教。這不是一個好的學風。謾罵不等於戰鬥,也不等於革命性強,這個真理早為大家所承認,可惜並不為這位史學家所接受。平心而論,佛教既然是一個宗教,宗教的消極方面必然會有。這一點是不能否認的。如果我們說佛教簡直渾身是寶,完美無缺,那也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那麼,我們是不是就不要宣傳唯物主義、宣傳無神論了呢?不,不,決不。我們信仰馬克思主義,我們是唯物主義者。宣傳、堅持唯物主義是我們的天職,這一點決不能動搖。我們決不能宣傳有神論,為宗教張目。但是,因為我們是唯物主義者,我們就必須承認客觀實際,一個是歷史的客觀實際,一個是眼前的客觀實際。在歷史上確實有宗教消滅的現象,消滅的原因異常複雜。總起來看,小的宗教,比如會道門一類,是容易消滅的。成為燎原之勢的大宗教則幾乎無法消滅。即使消滅,也必然有其他替代品。舉一個具體的例子,佛教原產生於印度和尼泊爾,現在在印度它實際上幾乎不存在了。現在的一些佛教組織是人為地創辦起來的。為什麼產生這個現象呢?印度史家、思想史家有各種各樣的解釋,什麼伊斯蘭的侵入呀,什麼印度教的復活呀。但是根據馬克思的意見,我們只能說,真正原因在於印度人民已經不再需要它,他們已經有了代用品。佛教在印度的消逝決不是由於什麼人,什麼組織大力宣read•99csw•com傳,大力打擊的結果。在人類歷史上,靠行政命令的辦法消滅宗教,即使不是絕無僅有,也是十分罕見。
我接觸到佛教研究,已經有五十年的歷史了。1935年,我到了德國哥廷根,開始學習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算是我研究佛教的濫觴。從那以後,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漫長的時間里,不管我的研究對象「雜」到什麼程度,我對佛教研究始終鍥而不捨,我在這方面的興趣也始終沒有降低。
宗教會不會成為社會發展、生產力發展的障礙呢?會的,但並非決定性的。研究宗教史,我們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宗教會適應社會的發展、生產力的發展而隨時改造自己,改變自己。在歐洲,路德的宗教改革是一個例證。在亞洲,佛教小乘改為大乘,大小二乘在個別國家,比如說在日本,改為和尚能結婚,能成家立業,也是一個例證。在日本,佛教不可謂不流行,但是生產力也不可謂不發達,其間的矛盾並不太突出。我剛從日本回來,在日本,佛教寺院和所謂神社,到處可見,只在京都一處,就有一千七百多所。中國所謂「南朝四百八十寺」,同日本比起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我參觀的幾所寺廟佔地都非常大。寺里綠樹參天,凈無纖塵,景色奇秀,幽靜宜人,同外面的花花世界,形成鮮明的對照,人一走進去,恍如進入另一世界。日本人口眾多,土地面積狹小,竟然留出這樣多的土地供寺院使用,其中必有緣故吧。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有趣、非常有意義的現象,值得我們深入研究。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說:佛教在日本,不管是以什麼形式存在,一方面能滿足人們對宗教的需要,另一方面又不妨礙生產力的發展,所以才能在社會上仍然保持活力呢!我感覺到九九藏書,我的這些議論頗有點怪論的味道。但是,我確實是這樣想的,我不願意欺騙別人,所以就如實地寫了出來,以求教於方家。
話說得太遠了,我們還是回頭談中國佛教吧。我個人研究佛教是從語言現象出發的。我對佛教教義,一無興趣,二無認識。我一開始就是以一個語言研究者的身份研究佛教的。我想通過原始佛典的語言現象來探討最初佛教的傳布與發展,找出其中演變的規律。讓我來談佛教教義,有點野狐談禪的味道。但是,人類思維有一個奇怪的現象:真正的內行視而不見的東西,一個外行反而一眼就能夠看出。說自己對佛教完全是外行,那不是謙虛,而是虛偽,為我所不取。說自己對佛教教義也是內行,那就是狂妄,同樣為我所不取。我懂一些佛教歷史,也曾考慮過佛教在中國發展的問題。我總的感覺是,我們在這一方面的研究還非常落後。同日本比較起來,落後很遠。我們現在應該急起直追,對佛教在中國歷史上和文化史、哲學史上所起的作用,更要細緻、具體、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以期能做出比較正確的論斷。這一件工作,不管多麼艱巨,是遲早非做不行的,而且早比遲要好,否則我們就無法寫什麼中國哲學史、中國思想史、中國文化史,再細分起來,更無法寫中國繪畫史、中國語言史、中國音韻學史、中國建築史、中國音樂史、中國舞蹈史等等。總之,弄不清印度文化、印度佛教,就弄不清我們自己的家底。而且印度佛教在中國的影響絕不僅限於漢族,其他兄弟民族特別是藏族和蒙族,都受到深刻的影響。在這方面,我們的研究更為落後,這種現象決不能讓它繼續下去了。
現在大家都承認,不研究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就無法寫出真正的中國文化史、中國哲學史甚九-九-藏-書至中國歷史。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研究課題,公元前傳入中國以後,經歷了試探、適應、發展、改變、滲透、融合許許多多階段,最終成為中國文化、中國思想的一部分。至於在中國發展起來的禪宗,最終發展到訶佛罵祖的程度,幾乎成為佛教的對立面,也是人類思想史上的一個有趣的現象,值得深入研究的。佛教在中國產生了許多宗派,有的流傳時間長,有的短。幾乎要跟佛教「對著干」的禪宗流傳的時間反而最長,也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
1986年6月24日
總之,我認為,對任何宗教,佛教當然也包括在內,我們一方面絕不能去提倡;另一方面,我們也用不著故意去「消滅」。唯一的原因就是,這樣做,毫無用處。如果有什麼地方宗教勢力抬頭了,我們一不張皇失措,二不憂心忡忡。張皇無用,憂心白搭。宗教是在人類社會發展到某一階段產生出來的,它也會在人類社會發展到某一個階段時消滅。操之過急,徒費氣力。我們的職責是對人民進行唯物主義、無神論教育。至於宗教是否因之而逐漸消滅,我們可以不必過分地去考慮。
我還想在這裏談一談整個宗教發展的問題。馮定同志在世時,我有一次同他談到宗教前途問題。我提出了一個問題:是宗教先消滅呢,還是國家、階級先消滅?最終我們兩人的意見完全一致:國家、階級先消滅,宗教后消滅。換句話說,即使人類進入大同之域共產主義社會,在一定的時期內,宗教或者類似宗教的想法,還會以某種形式存在著。這看起來似乎類似怪論,我卻至今深信不疑。我記得,馬克思講過一句話,大意是:宗教是由宗教需要的人們所創造的。「宗教需要」有九*九*藏*書多種含義——真正的需要、虛幻的需要,甚至麻醉的需要,都屬於「需要」的範疇,其性質大相徑庭,其為需要則一也。否認這一點,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
再看一看眼前的客觀實際。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建國至今快七十年了。對無神論的宣傳可謂不遺餘力,對宗教的批評也可謂雷厲風行,然而結果怎樣呢?我們現在從許多刊物上都可以讀到,在蘇聯,宗教並沒有被消滅,而且還有一些抬頭之勢。「一邊倒」的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了。我們絕不認為蘇聯什麼都好,但是蘇聯的經驗和教訓,確實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我們過去在評價佛教方面,不是沒有問題的。一些史學家、哲學史家,除了謾罵者以外,評價也往往失之偏頗,不夠全面。他們說,佛教是唯心主義,同唯心主義作鬥爭的過程,就是中國唯物主義發展的過程。用一個通俗的說法就是,佛教只是一個「反面教員」。我們過去習慣於這一套貌似辯證的說法,今天我們誰也不再滿足於這樣的認識了。我們必須對佛教重新估價。一百年以前,恩格斯已經指出來過,佛教有辯證思想。我們過去有一些論者,言必稱馬恩,其實往往是僅取所需的狹隘的實用主義。任何社會現象都是極其複雜的,佛教這個上層建築更是如此。優點和缺點有時糾纏在一起,很難立即做出定性分析。我們一定要摒除一切先入之見,細緻地、客觀地、平心靜氣地對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進行分析,然後再做出結論。只有這樣的結論才真有說服力,因為它符合客觀事實。
但是佛教在中國產生的僅僅是消極的影響嗎?這就需要我們平心靜氣仔細分析。從整個世界自古至今文化發展的情況來看,一個文化,不管在某一時期內發展得多麼輝煌燦爛,如果固步自封、抱殘守缺,又沒有外來read.99csw.com的新成分注入,結果必然會銷聲匿跡,成為夏天夜空中的流星。打一個未必很恰當的比方,一種植物,必須隨時嫁接,方能永葆青春;放任不管,時間一久,就會退化。中華民族創造了極其卓越的文化,至今仍然沒有失去活力,歷時之久,為世界各民族所僅見。原因當然是很多的,重要原因之一,我認為,就是隨時吸收外來的新成分,隨時「拿來」,決不僵化。佛教作為一個外來的宗教,傳入中國以後,拋開消極的方面不講,積極的方面是無論如何也否定不了的。它幾乎影響了中華文化的各個方面,給它增添了新的活力,促其發展、助其成長。這是公認的事實,用不著再細加闡述。
「你研究佛教是不是想當和尚呀?」有人曾半開玩笑地問過我。我從來沒有信過任何宗教,對佛教也不例外。而且我還有一條經驗:對世界上的任何宗教,只要認真地用科學方法加以探討,則會發現它的教義與儀規都有一個歷史發展過程,都有其產生根源,都是人製造成的,都是破綻百出,自相矛盾的,有的簡直是非常可笑的。因此,研究越深入,則信仰越淡薄。如果一個研究者竟然相信一種宗教,這件事情本身就說明,他的研究不實事求是,不夠深入,自欺欺人。佛教當然也是如此。
現在《文史知識》——一個非常優秀的刊物——籌組了這樣一期類似專號的文章,我認為非常有意義,非常有見地。《文史知識》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賞,不但對一般水平的廣大讀者有影響,而且對一些專家們也起作用。通過閱讀本期的文章,一方面可以獲得知識,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還可以獲得靈感,獲得啟發,使我們在研究佛教的道路上前進一步,以此為契機,中國的佛教研究的道路將會越走越寬廣,越走越深入,佛教研究的萬紫千紅的時期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