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則天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封孔子為隆道公。」

聖曆元年（公元698年）正月，條流佛道二教制。

貞觀十二年（公元638年），帝命高士廉撰《氏族志》。士廉仍以山東崔姓為第一，太宗斥之。皇太子集諸官臣及三教學者于弘文殿，開明佛法。

六、統治者對宗教的態度很多是取決於經濟利益。唐代幾位皇帝的信佛和毀佛，都或多或少與經濟利益有關。為了在政治上得到好處，就信任佛教，讓老百姓出家為僧、尼。一旦僧、尼人數太多，光吃飯不勞動，於是就找一個借口滅佛。這種例子許多朝代都有，唐代更顯得特別突出。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法琳著《破邪論》駁傅奕，虞世南為之序。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令國子監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

在資本主義社會以前（包括資本主義社會本身）的中外統治者幾乎都想利用宗教，為鞏固自己的統治服務。而宗教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也都介入政治。馬克思的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煙」，就是為此而發的。但是，各國各時代的統治者利用宗教，又有其不同的策略與措施。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清虛觀道士李仲卿、劉進喜造論毀佛。「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高祖下詔詢皇太子建成沙汰佛教意，建成上疏為佛教聲辯。五月（此據引《舊唐書》，《新唐書》作「四月」），下詔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表面上佛、道兩打擊，實則暗助道教。六月，高祖退位，不果行。

儒家一方面宣揚「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宿命論，另一方面又講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常道德，最利於穩定社會秩序，使大家各安其分，不敢妄生非分之想，因而也就最利於封建統治。所以孔子的地位越來越高。在唐初，周公的地位還在孔子之上。但是不久周公就下了台，孔子一人獨佔儒席，而且官封到大成至聖文宣王這個嚇人的高度。

可見唐太宗是因為妄想長生不老，服了胡僧的葯，被毒死的。

此外，李唐統治者的血統也不是沒有問題的。李唐統治者從父系來講，實際上是李初古拔的後裔，並不是漢族。從母系來講，什麼獨孤氏，什麼竇氏，什麼長孫氏，都不是漢族。所以李唐的血統，在當時看來並不高貴。這一點他們自己心裏應當是非常清楚的。

貞觀五年（公元631年），「春，正月，詔僧、尼、道士致拜父母。」

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太子建成等奏上法琳《破邪論》，高祖異焉。

武德八年（公元625年），高祖幸國學，下詔：老先，次孔，末后釋宗。

貞觀七年（公元6九-九-藏-書33年）春，二月，太子中舍人辛謂與慧凈、法琳辯論儒佛優劣。命僧、道停致敬父母。

另外還有對外關係方面的考慮。最初只不過是保持邊疆的穩定，後來又有了擴大版圖的企圖。中國自古代起，北方就不斷有漢族以外的民族的侵擾。在漢代是匈奴，此後鮮卑曾興盛過一陣。到了唐初，就換成了突厥。唐高祖起兵太原，準備爭奪天下，先向東突厥始畢可汗稱臣，以絕後顧之憂。始畢可汗死，弟處羅可汗、頡利可汗相繼為主。連年入侵，深入唐境，擄掠燒殺，連長安也遭到嚴重威脅。唐王朝被迫講和，甚至想遷都避突厥之鋒。由於太宗反對，才沒有實現。以後，太宗又多次與東突厥打交道。公元629年，太宗乘東突厥內部不和之機，命李靖等出兵，大破東突厥，俘頡利可汗。從此唐朝聲威播及西域。公元630年，四方君長奉太宗為天可汗。東突厥雖然平靜下去，但西域並不平靜。除了東突厥以外，還有西突厥和一些別的民族，比如鐵勒諸部都對唐朝的統治有所威脅。唐王朝的最高統治者不能不加以注意。

唐朝最高統治者李家出身北周貴族，利用隋末天下大亂的時機，在太原起兵，終於打敗群雄，篡奪了農民革命的勝利果實，登上了皇帝寶座。唐初的統治者（主要是太宗），總結經驗，覺得必須對老百姓（主要是農民），在政治、經濟方面讓點步，才能保持並鞏固自己的統治。唐太宗對大臣們說：「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耶？卒亡天下。若公等儘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開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八月二十四日，封孔子為文宣王。

高祖幸國學，令三教講經。

五、唐太宗最初對佛教並沒有多大興趣。貞觀二十年（646年）手詔斥蕭瑀說：「至於佛教，非意所遵。」他不但不信佛，連神仙也不信。《貞觀政要》記載的貞觀二年太宗說的「神仙本是虛妄」那句話，可以為證。他之所以對玄奘友好，是欣賞玄奘的才能，曾兩次請法師歸俗，並不是欣賞佛教。但是，到了晚年，太宗對佛教的態度大有改變。晚年氣力漸衰，往往容易想到身後事。太宗不但對佛寬容，連方士藥石都相信起來。最終還是服食長生之葯斷送了性命。《舊唐書》卷十四《憲宗紀》上（又見《太平御覽》卷一零四）說：

下面談一談自高祖一直到武則天四朝對待三教的態度。

道家，傳說是老子李耳所創。唐代統治者姓李，為了給自己門楣塗上色彩，就想在古代名人中找一個祖宗，找來找去，找到李耳，便自稱為李耳之後。

二、從武德初年到武后光宅元年九九藏書（公元618—684年），六十多年中，儒家和道家比較受到最高統治者的重視。原因我們已經談到過。到了武則天，來了一個大轉折。佛教在三教中上升為首位。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僧法明等十人偽造《大雲經》四卷，說武則天是彌勒佛轉世，當代唐做天子。武則天以一個異姓女子而想奪取唐室寶座，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必須利用一切手段來製造輿論，佛教是最有力的手段之一。她也把《華嚴經》當作《大雲經》一類符命祥瑞來表彰。她所作的《〈大周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序》中說：「朕曩劫植因，叨承佛記；金仙降旨，《大雲》之偈先彰；玉扆披祥，《寶雨》之文後及。加以積善餘慶，俯集微躬；遂得地平天成，河清海晏。」華嚴宗也因之大興。華嚴宗重神異靈驗，講什麼「圓融無礙」，也就是消除一切矛盾，這對於她的統治都是有利的。禪宗南宗的代興，與庶族地主力量的上升也有關聯。武則天大力提倡以文學選拔寒士，推翻舊貴族地主集團的勢力。所有的這一些措施，與提倡佛教一致，都是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

此外，和尚、道士，儒生更不必說，很多人熱心干預政治，在擁立問題上進行賭博。佛徒和道士助隋反周，女尼智仙有了大功。所以在隋代，佛教地位最高，道教也保有地位，儒家地位最低。到了隋末唐初，佛徒景暉和道士王遠知都密助李淵。這當然會影響李淵對他們的態度。後來法琳擁建成，道士王遠知擁太宗，法琳幾乎被太宗殺掉，厚著臉皮說謊，說什麼太宗是現世菩薩，才勉強矇混過去。太宗晚年，道士擁立高宗。再晚一點，和尚擁立武則天。以後的事我們在這裏不談了。總之，初唐幾個皇帝都曾為繼承寶座而奮鬥過。佛、道兩家都曾從中插手，因而在一定的程度上影響了統治者對他們的態度。

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帝謂僧曰：「比以老君是朕先祖，尊祖重親，有生之本，故令在前。」

上面談到宗教干預政治在擁立問題上起了作用，談到士族等級的問題，談到李唐的民族問題，談到唐朝西域邊疆之患。這些問題表面上都與宗教信仰無關，實際上卻有某種聯繫。這與我們上面談到的初唐統治者考慮的六個方面是一致的。他們對儒、道、佛三家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受這些考慮的影響。我們下面談這個問題時，就與這些考慮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貞觀二十年（公元646年），手詔數蕭瑀罪：「至於佛教，非意所遵。雖有國之常經，固弊俗之虛術。何則？求其道者，未驗福于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

一、唐代前期read.99csw.com很多皇帝對三教的態度是不同的，但都曾召集三教的代表到御前去講論，終唐之世都是這樣。這是為什麼呢？劉賓《客嘉話錄》說：德宗降誕日，內殿三教講論，以僧監虛對韋渠牟，以許孟容對趙需，以僧覃延對道士郄惟素。諸人皆談畢，監虛曰：「臣請奏事：玄元皇帝我唐天下，文宣王古今之聖人，釋迦如來西方之聖人，今皇帝陛下是南瞻部州之聖人。」

貞觀元年（公元627年），立弘文館，精選天下文儒之士于殿內講論經義，商略政事。詔道士孫思邈入見。將授以爵位，固辭。召沙門玄琬為皇太子諸王授「菩薩戒」。

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三月，「太宗幸國子學，親觀釋奠。」

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判法琳罪。

四、儒佛匯流的現象，在唐以前就有所表現。隋代天台宗的大師智（公元53l—597年）就曾宣傳五戒對五常。華嚴宗五祖宗密（公元780—841年）也說什麼：「佛且類世五常之教，令持五戒。」（宗密《原人論》）他還宣傳孝道是「儒釋皆宗之。」（宗密《盂蘭盆經疏序》）這些都表明佛教大師進一步修改自己的教義，以適應儒家的封建倫理道德。後來的唯物主義者柳宗元和劉禹錫也宣傳這一套。柳宗元《大明和尚碑》說：「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劉禹錫《袁州萍鄉縣楊歧山故廣禪師碑》說：「（儒佛）亦猶水火異氣，成味也同德；轅輊異象，至遠也同功，然則儒以中道御群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浸息；佛以大悲救諸苦，廣啟因業，故劫濁而益尊。」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下詔問僧曰：「棄父母之鬚髮，去君臣之章服，利在何門之中？益在何情之外？」

貞觀八年（公元634年），「上謂長孫無忌曰：『在外百姓，大似信佛，上封事，欲令我每日將十個大德，共達官同人，令我禮拜。觀此，乃是道人教上其事。』」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正月三十日，追贈孔子為太師。」三月二十日，追尊老君為太上玄元皇帝。

貞觀二年（公元628年），取消周公先聖名義，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太宗說：「梁武帝君臣唯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為戒。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太宗謂侍臣曰：「神仙本是虛妄，空有其名。」

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正月十五日，下詔：道士、女冠在僧尼之前。「況朕之本系出自柱下。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https://read.99csw.com亦賴無為之功。」七月二十四日，修宜尼廟于兗州。

三、不管三教的地位如何變遷不定，在武則天以前，儒家一般都占首要地位，儒家那一套倫理思想自董仲舒以來，完全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而且服務得很好，所以才受到最高統治者的特別垂青。

高宗顯慶二年（公元657年）二月，詔：「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禮拜。」「七月十一日，太尉長孫無忌等議曰：按新禮，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又准貞觀二十一年，以孔子為先聖，更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與顏回俱配尼父于太學，併為先師。今據永徽令文，改用周公為先聖，遂黜孔子為先師，顏回、左丘明併為從祀。」

顯慶三年（公元658年）四月，下敕追僧道各七人，入內論議。

上面這一段按年代順序列成的圖表似的敘述，很有用處。儒、道、佛三家盛衰升降之跡，昭然可見。從這裏面我認為，我們至少可以看出下列的情況：

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八月二十四日辛丑，詔：「公私齋會及參集之處，道士、女冠在東，僧、尼在西，不須更為先後。」

這清楚地說明，不管他們感情上對三教怎樣，他們對三教都想利用。在某一個側面，三教對他們的統治都有用處。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二月，興學敕：「朕今欲敦本息末，崇尚儒宗；開後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訓。而三教雖異，善歸一揆。沙門事佛，靈宇相望；朝賢宗儒，辟雍頓廢。」「七月十四日，太史令傅奕上書請去釋教。」

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令法師玄奘翻《老子》為梵文。詔：「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配享尼父廟堂，併為五師。」

在政治經濟方面讓點步，但在思想領域內則必須加強控制，才能達到鞏固統治的目的。在這裏，首先碰到的是宗教問題。唐承北朝之制，專設管理宗教的機構。另一方面，從隋代起，一直到唐高宗、武則天，在擁立問題上，宗教都或多或少地介入了。人主看宗教對自己有用的程度而決定取捨和抑揚。所謂有用，包括六個方面：一、哪一個宗教擁立了自己？二、哪一個宗教對眼前或將來的統治有用？三、哪一個宗教能為自己的門楣增光？對調整品級結構，抑制名門大族，抬高庶族地位，確定族望與官品相結合的等級結構有用？四、哪一個宗教有利於擴大版圖？五、哪一個宗教有利於長生不老？六、如果是一個女皇，哪一個宗教能抬高婦女的地位？最後這一個看來是個小問題，但可也是統治者關心的問題。根據這一些考慮，可能還有其他考慮，隋唐統治者就對儒、道、佛三家有壓有提，有抑有揚，隨時變化，隨地變化，隨人變化，呈九-九-藏-書現出錯綜複雜的景象。

李淵登極以後，對三教都想利用，實則是想以儒家思想來約束佛、道。《唐世說》說：「高祖嘗幸國學，命徐文遠講《孝經》，僧惠乘講《金剛經》，道士劉進嘉講《老子》。」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四月二日，敕釋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處道士之前。」

（元和五年）八月乙巳朔。乙亥，上顧謂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對曰：「神仙之說，出於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為本。《老子》指歸，與經無異。後代好怪之流，假託老子神仙之說，故秦始皇遣方士載男女入海求仙，漢武帝嫁女與方士求不死葯，二主受惑，卒無所得。文皇帝服胡僧長生藥，遂致暴疾不救。」

至於佛教，它講的那一套道理是舶來品，首先處在不利的地位。它又講什麼出家人不拜君父，直接違反中國上千年的封建道德。這個問題在印度，特別是在中國，一直爭論不休，對佛教的發展不利。但是，我們上面已經談到，佛教傳入中國以後，適應中國的國情，從小乘到大乘，一直發展到禪宗，佛國入門券越賣越便宜，麻醉性越來越大，它反覆宣揚當前的痛苦算不了什麼，佛國就在眼前，這對封建統治者是有利的。佛教還講什麼涅槃、佛性、成佛作祖、樂園凈土，這對一些統治者也是有吸引力的。所以佛教有時候也能得到統治者的歡心。道教的長生不老起到同樣的作用。此外，唐代有不少人主張治世用儒教，亂世用佛教。《全唐文》卷七八八，十三上，李節《餞潭州疏言禪師詣太原求藏經詩序》說：「夫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釋氏使安其分，勇者將奮而思斗，知者將靜而思謀，則阡陌之人，皆紛紛而群起矣。」

專就唐朝的統治者而言，名義上雖然是北周貴族，但並不被看做是名門士族。從三國魏文帝起立九品中正之法，形成了把持政權的士族制度。此制直至隋唐，沿行不輟。唐太宗想造成以唐宗室和大臣為主體的新士族集團，打擊傳統的門閥士族，以便於長期統治。他命令高士廉等撰《氏族志》，把全國世家士族定為自上上至下下共九等。貞觀十二年（公元638年）書成，列崔民干為上上。太宗大怒，斥責了高士廉等人，硬是命令他們重修，才改定以皇族為上上，外戚為上中，崔民干列為上下，這件事情才算了結。

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五月，晉州人吉善行於羊角山，見一老叟，乘白馬朱鬣，儀容甚偉，曰：『謂（為）吾語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平賊后，子孫享國千歲。』高祖異之，乃立廟于其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