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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我的祖父阿爾弗雷德·泰勒，父親說他是一個異想天開、胸無大志的男人，因為他把閑暇時間都拿去鄉村教會演奏樂器，令野心勃勃的妻子失望透頂。可在父親說這話時，我分明看到他也成了一個異想天開、胸無大志的男人，他可憐的妻子同樣失望透頂。彼時的真實情況是，祖父阿爾弗雷德最終成了亨廷頓地區的倫敦郡威斯敏斯特銀行的經理，至於他是否為地方教會演奏樂器，我就不得而知了。妻子卡洛琳·梅死後，祖父很快再婚，同年迎娶了瑪麗亞安·沃爾弗。那時祖父已經七十四歲，而這位妻子比他年輕很多，才三十七歲，也是一位牧師的女兒。
後來，一位研究員受邀打開了塵封已久的歷史。她帶來的諸多資料很適合構思一部維多利亞時期的小說，讓特羅洛普來執筆是個不錯的選擇。而有關艾米麗·弗勞爾的那一章——《這個女人錯在哪裡？》，雖然篇幅很短，卻最能讓人泫然欲泣。
約翰·麥克維格非常重視孩子們的教育，我的外祖父約翰·威廉是他最小的兒子。外祖父最初是氣象部門的職員，1881年成了銀行職員。後來，他升任了巴金路的銀行經理，最終在布萊克西斯離世。他在世時生活過得不錯，房子一座又一座。這位普通士兵的兒子，後來在漢諾威廣場舉行了婚禮，迎娶了第二任妻子。與我想象中不同，母親的這位繼母雖然擁有瘦削精緻的臉龐，但不是猶太人。她叫瑪麗亞· 馬汀，來自一個中產家庭。她的父親是一位持有異議的牧師，後來成了英國國教的神職人員。
約翰·麥克維格的妻子名叫瑪莎·斯諾因，是一名鞋匠的女兒，出生在肯特郡。在丈夫接手士兵招募的工作后，她曾隨同在各地旅行。這就是關於她的全部信息。妻子去世后，女兒瑪莎負責照顧他的起居。他的女兒衣食無憂，但默默無聞。
跟現在相比，那時的人們工作起來的確都更加拚命，玩樂時也更加盡興。父親喜愛各種運動，也曾代表郡里參加板球和檯球比賽。他會騎車、會跳舞，為了參加其他村莊和鎮子的舞會，他不惜徒步數英里。
那次，我遊歷了法國、蘇格蘭以及英格蘭的多個村鎮，而在遊歷的過程中，曾伴隨我童年的憤怒情緒又一次蘇醒了——那是我父母的抗議，那是他們的痛苦。後來，我感到很不可思議：憤怒的情緒怎麼就蘇醒了呢？美國內戰結束才不過半個世紀，並且已經證明了新型武器的屠殺威力，但我們卻未曾有所領悟。這或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留給我們最為糟糕的遺產——試想，如果人類這一族群不具備吸取教訓的能力，那麼後果將會如何？如果愚蠢至此，我們還能有什麼指望？在那次遊歷中，我強烈地感受到了原始而壓抑的恐懼與痛苦——父親的情緒如強大的氣流一般不斷沖盪著，它並非微乎其微，而是承載著成年人的全部苦痛。我在想，戰爭毀壞了許多家庭，而成長於這樣的家庭之中，又有多少孩子像我一樣，在學會說話之前，這種苦痛就已經根植於心。
「一戰」中，很多士兵在戰場負傷，父親就是其中一個。此外，很多人都沒能有機會發揮自己的潛能，因為他們正常的生活都被這場戰爭攪亂了——母親也是他們中的一員。
戰爭造就了我們，也扭曲了我們，但我們似乎都將戰爭遺忘了。
母親從未提起過她的祖父，也就是約翰·威廉的父親。約翰·威廉先生無論是說起自己的父親，還是妻子艾米麗，也都只是隻言片語。
（女王陛下的）第四輕龍騎兵團——凱爾。上個星期五，即21號，倫敦塔御用侍從衛士團的前軍士長約翰·麥克維格獲贈了一枚錢袋。錢袋由其在任時的數名軍團士官所贈，袋內裝有20枚幾內亞幣、一方雕刻精美的銀質鼻煙盒，藉以感謝他以往的貢獻。
祖父母相信孩子是不打不成器的，因此少不了要教訓他。直到去世前，父親才坦白自己對星期天的畏懼心理。而他之所以心有畏懼，是因為那時一到星期天，他不僅要做兩次禮拜，還要去主日學校學習。每個星期，他都害怕著星期天的來臨，甚至在後來的許多年裡，他都對教堂敬而遠之。父親說，巴特勒的小說《眾生之路》就是對他童年的寫照，不過他還算幸運，總是能逃到田地里去。他一直都想做一名農場主，但是離校事件疏遠了他跟父母的關係。後來，父親進了銀行，雖然他不喜歡那裡，但工作還是很賣力的。九九藏書
當時，喬治·詹姆斯和妻子伊萊扎·彌勒住在3號屋，他們有四個孩子。三十五歲那年，伊萊紮成了寡婦，之後她做了駁船主，還收起了學徒。操持這個行當的女性並不多見，但一眾駁船夫和船工也沒有橫加阻攔，可想當時的宗族關係也算和樂友善。伊萊扎讓兒子愛德華當了學徒，愛德華後來接替母親，做了一名駁船夫，經營著駁船生意。伊萊扎的孩子們個個都很有出息，她自己則掙著養老金，在舒適的寓所里安度了晚年。幾個孩子里，艾米麗排行最小，1883年，她跟約翰·威廉·麥克維格結了婚。
軍士長約翰·麥克維格離開部隊后，曾去過柯麗奇。幾個月前，他返回這裏，在部隊服役長達二十四年之後，接受了新的任命。他的選擇實屬難得，很少有人能夠做到像他這樣。非現役人員和士兵們將一套精美的茶具贈送於他，上書題字：「贈予醫務軍士長約翰·麥克維格，向您的慷慨友愛表示敬意。」在克里米亞戰爭中，軍士長同自己的部隊並肩作戰，照顧傷病員，一步都未曾離開。他貢獻卓著，獲得了一枚勳章、20英鎊年金、一枚土耳其、一枚克里米亞四扣勳章。
如果說母親的青春時光是蕭伯納筆下的安·維羅妮卡或其他新女性，那麼父親的回憶錄就好比是勞倫斯筆下的《兒子與情人》或《白孔雀》，在這些作品中，年輕人都自願自發地與文學結緣，在交談和分享閱讀的過程中升華自己。
維多利亞時代後期，富裕的工人階級過著美好的生活。遠足、賽馬、聚會、慶典等活動可謂層出不窮。對他們而言，生活就是一場盛筵。弗勞爾排屋並不會沉鬱冰冷，左鄰右舍也都很友好。艾米麗就是在這樣一個溫暖的宗族裡長大的，後來投進了約翰·威廉·麥克維格的溫情臂膀。這個臂膀的主人一定是深愛她的，所以才會向她求婚。不過在這場婚姻中，這個男人期待著艾米麗能夠和自己的野心相匹配，在他企圖脫離工人階級的時候，期待著艾米麗能夠迎合自己這可怕的勢利行為。我可以想象出，如果能回到過去，艾米麗一定是迫不及待的、歡呼雀躍的，想要回到自己的平凡之家去，回到有舞會和賽馬的美好時光里去。在丈夫家裡，她時時忍受著大家的不滿，那些不滿的聲音，如同冰冷的細雨，逐漸打濕了她的心。或許正因為如此，艾米麗才會在三十二歲便香消玉殞。
因此，外祖父對女兒們都很失望。他希望我的母親能讀大學，然而母親卻決定成為一名護士，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母親有所成績后，他們的父女關係也斷裂了，要修復已經太晚。說到我的外祖父，母親從未有過一絲深情，不過，她確實對他懷著尊重和感激之情。因為他，孩子們生活無虞，擁有了中產階級的孩子們應該享有的一切。因為他，母親去了一所好學校，在接受音樂教育后，母親的表現如此優異，考官們甚至告訴她，她有望成為一名鋼琴家，在音樂會的現場演奏。
1851年的普查信息顯示，我的曾祖父詹姆斯·泰勒先生是東伯格霍爾特的一位農場主，他有130英畝土地和5名雇傭勞力。對憂鬱和哲理性詩篇的愛好，也許是
九-九-藏-書他的事業並非一帆風順的原因所在。他的妻子叫瑪蒂爾達·柯尼什。泰勒家族成員中大多是農場主，當然也有銀行從業員、公務員和少數文學家，他們都在薩福克和諾福克郡一帶。19世紀時，他們隨著人口遷移去了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現今很多人依然生活在那裡。「這一家族的信息，」研究員繼續說道，「採集于出生證、死亡證、結婚證、神職人員目錄、公共檔案館、軍隊檔案、輕騎兵的相關書籍、普查報告、遺囑及當地名簿。在可查記錄中，約翰·麥克維格先生的出生日期和出生地有前後不一致的地方。軍隊檔案中出生和職業信息之所以頻繁有誤，是因為士兵在應徵入伍時出於個人原因而提供了錯誤信息。此外，想要查實1837年之前的註冊信息也並不容易，畢竟，徵兵點並不在少數。」
1827年,亨利·弗勞爾先生還是一名水手，而在1851年人口調查時，他的身份是一名供糧者。他出生在薩默塞特郡，妻子艾莉諾是萊姆豪斯人，兒子喬治·詹姆斯·弗勞爾——艾米麗那個不稱職的父親——曾做過約翰·弗勞爾的學徒，這位約翰先生大約是家裡的某個遠親。弗勞爾家擁有駁船，艾米麗的出生證明顯示，她的父親是一位駁船夫。
戰爭不會因停戰協定的簽署而徹底結束。1919年，在歐洲大陸，乃至整個地球都墳墓遍地，瘴氣環繞，到處是一片凄涼的景象，這是因為流感的肆虐造成了近3000萬人的死亡。
沒錯，一定是這樣。
1919年10月22日，我出生了。
母親生我時難產，所以接受了產鉗助產。出生后連續數日，我的臉上都帶著傷痕，還泛有紫色。至於這樣的出生是否傷害了我，或者說，是否對我的本性造成了創傷，誰又知道呢？不過我倒是知道，當半個歐洲都成為墓地，當全世界數以百萬的人口正在消亡，出生於1919年這件事就變得很重要。這又怎麼可能不重要呢？除非有人認為，每一個幼小生命的心靈都殊異於普通大眾的人性。不過，這自然是不可能的。
他必須離開英國，因為英國已讓他不能承受。於是，他所在的銀行將他派往科曼莎的波斯帝國銀行工作。現在，我會將它稱作「某某帝國銀行」，而得到的反應常常先是質疑，然後是大笑。那個時代的許多東西如今都被我們拿來輕易取笑，可同樣地，如今我們習以為常的，在將來孩子們的眼裡，也會一樣可笑吧。
父親曾說，自打離開父母獨立之後，他的生活就非常美好，每分鐘都充滿了喜悅，絕對沒有人過得比他幸福。這樣的時光持續了整整十年。戰爭爆發那年，他28歲。父親說自己走過兩次大運——第一次是因為急性闌尾炎而被送出戰壕，因而錯過了索姆河戰役，而那場戰役中，他的戰友們無一生還；第二次是他被炮彈擊中腿，而歷史居然重演，數周后的帕森達勒戰役吞噬了他的所有戰友。
我的母親是在怎樣的房子里長大的呢？用她自己的話說，那所房子「又高又窄，既黑暗又陰冷，很是令人壓抑」。那麼，母親又是怎樣形容自己父親的呢？她的父親「是一個教條式的人，一個嚴肅認真到讓人心生恐懼的人，一個隨時準備進行道德勸誡的人」。
每每提起童年，母親總要說上這麼一句。多年後我才恍然，她說的是自己的母親。不過，她翻來覆去也就這麼一句，而且這句話最早並非出自她之口，其實她連自己母親的樣子都忘記了。這句話，她是從僕人那裡聽來的：她的母親總是下意識地擺出一副刻板的面孔，嘴角帶著譴責的調調，而且時常流露出蔑視的神情。這又讓我聯想到，僕人們的世界也很奇妙，說不定他們早就發掘出了食人族和異教徒的故事。
「漂亮又可人，卻滿腦子都是賽馬和舞蹈。」
後來，母親成了一名護士。她掙九九藏書著微薄的薪水，常常會餓肚子，買不起手套和手帕，也買不起一件像樣的襯衫。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我的父親因傷情嚴重被送進了病房，病房的負責人正是我的母親——麥克維格護士。父親在醫院住了一年多。母親當時與一位醫生相愛著，可後來醫生所乘的船隻不幸被魚雷擊中，醫生葬身海底，這讓她傷心欲絕。
先是許下承諾，而後又背叛承諾，對於這樣的祖國，父親到死都不肯原諒。而像父親一樣選擇永不原諒的戰士，遠遠不止一個——在英國、法國、德國，這樣的士兵還有很多很多，這些老兵們一直都心有怨恨，直到辭世。
「弗勞爾家族的信息獲得渠道包括出生證、結婚證、死亡證、教區記錄、戶口清冊、學徒記錄、駁船主記錄、船夫與船工記錄、地方志以及遺囑材料。」研究員說道。
父親當時病得很重，不僅截掉了一條腿，還患上了炮彈休克症。他心情壓抑至極，用他自己的話說，就像身處一個冰冷陰暗的房間，而房間沒有出口，不僅他自己出不來，想幫他的人也進不去。後來他被送去就醫，那個好心的男醫生說這種病沒有藥物可以治療，但鼓勵他一定要堅持住，因為痛苦終將會過去。那時候，父親腦海中有一些「可怕的事情」揮散不去，但這並非像他以為的那樣罕見——要知道，每個人的腦海里都有這樣的事情，戰爭不過是將其放大了。僅此而已。父親記得，當然也會時常說起，但凡患上炮彈休克、無法跳出泥坑去迎擊敵人的士兵們，都可能會因臨場怯懦而被射殺。「我也差點成為了其中的一個，」父親這一輩子都耿耿於懷，「不過是因為一時幸運，才能夠死裡逃生。」
不久前，我在基爾伯恩的一家電影院看了場電影。電影名字叫「多可愛的戰爭」，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荒謬進行了諷刺。觀影結束后，我們正要向街上走去，卻在出口那裡看到了一位機敏有加、精神矍鑠的婦人。她緊緊盯著每一個人的臉，給我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記得在電影的片末，兩個女人跌跌撞撞地穿行在綿延數英里的戰後墳墓中，男人們都埋葬在墳墓里，而女人們再沒有可以結婚的另一半，也沒有一起生育孩子的伴侶。毫無疑問，出現在眼前的這位老婦人正是她們當中的一個，而她也想讓我們知道這一點。從她的舉動中我們明白，這部電影的確表達了她的感情。
「一戰」對我的影響並沒有因時間的流逝而減弱，實際情況剛好相反。1990年開始寫作此書時，我在法屬里維耶拉南側的丘陵地區，流連於那裡的小鎮和村莊。它們幾個世紀前就曾是山地堡壘，如今每個村鎮都有一座戰爭紀念碑。紀念碑的一側記錄著死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男青年名單，上面有十幾、二十個名字。可是即便到了現在，每個小村莊的居民也不過50人。通常情況下，一個村莊的所有男青年都難逃厄運。在遍布歐洲的每座城市、每個小鎮、每戶村莊里，都有這樣一個戰爭紀念碑，上面記錄著「一戰」死亡人員名單。柱身或方尖碑的另一面，則記錄著兩三個犧牲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死者名字。至1918年，歐洲所有健康的青年男子都失去了生命。1990年，我去了愛丁堡。那兒有一座寒冷的灰色城堡，裏面一排排的書籍都記錄著自1914至1918年間蘇格蘭所有被殺害的青年名單，上面有成千上萬個名字。在格拉斯哥是這樣，在利物浦也一樣。「一戰」的屠殺記錄一樁又一件，其中蒙難的還有未出世的嬰孩。「一戰」對歐洲的破壞如此巨大，其影響波及至今，可我們竟然徹底將其忘記了。也許，如果當初「歐洲的花朵們」（過去的慣稱）沒有死亡，如果那些兒孫們都得以出生，我們如今在歐洲的生活就不會低人一等，我們就不會一片混亂且無所適從。
牧師和銀行經理這兩九-九-藏-書種身份，在雙方的家譜中確實都有記載。
一旦厭倦了有關戰爭話題的無休止討論，我就會開玩笑說是戰爭賜予了我生命，以此來保護自己。事實上，這並非一句玩笑話。我曾經覺得，似乎有一片暗灰色的雲像是毒氣一樣籠罩著我早期的童年生活。後來我發現，有這種體會的並非我一人。也許，正是那場戰爭讓我第一次萌生了逃離的想法，而我居然會極度反感自己剛剛站過的地方，就好像那裡會有什麼東西炸裂開來，或是猛然抓住我的腳後跟，將我拖拽下去。
我的母親說起她的繼母來，語氣中難掩反感，說她是個「名副其實的繼母，安守本分、舉止得當，一副冷冰冰的樣子」。母親還說，她的繼母根本不疼愛三個孩子，甚至連喜歡都談不上。孩子們因而更喜歡跟僕人在一起。
約翰·麥克維格出生於葡萄牙，父親是一名軍人。約翰·麥克維格曾在克里米亞和東土耳其服役，后擔任第四輕龍騎兵團的醫務軍士長，並於1861年退伍。事實的確如此，其他普通士兵即便提出請求，也沒有機會加入第四輕龍騎兵團。士兵們為何都願意獻身於這樣的屠戮呢？作為軍人，約翰·麥克維格可謂典範。在輕騎兵團時，他騎行的馬中了彈，他去照顧它，自己也因此掛了彩。他獲頒勳章無數。1862年3月1日刊登的《聯合服務公報》上，有這樣一則報道：
狄更斯時代的英國就這樣應聲浮現出來。
弗勞爾家族曾生活在弗勞爾排屋一帶，即波普拉區，不遠處就是如今的金絲雀碼頭，但排屋現在已經拆毀了。
要說給他人留下的印象如何，我的祖母卡洛琳和艾米麗相差無幾。要說跟祖母有關的愉快記憶，我父親唯一記得的是，她做的固體食物總能贏得比頓太太的誇讚。不過有一件事，父親總是一講再講，母親也是津津樂道——他們訂婚不久，因為都得了重病，在皇家自由醫院就診。祖母竟然找去醫院跟我的父親說，如果他要娶這位兇悍的麥克維格護士為妻，那就等著悔恨終生吧。不過我猜，如果有人問，那麼卡洛琳·梅興許會為自己說些什麼。說她跟畫家康斯特布爾不無關係，我倒也願意這麼認為。
後來，他被送到了倫敦東部的皇家自由醫院，就住在我母親負責的病房裡。當時，我母親因為心上人的溺亡非常悲傷。父親都看在眼裡，他也知道，聖喬治醫院邀請了她擔任護士長，這是一件光榮的事情，因為在那所著名的醫學院里，護士長一職通常是由更為年長的女性來擔任的。無論怎樣，他們決定結婚。對於這個婚事，父親沒什麼可糾結的，而我母親卻不是，這也是我後來聽她說的。父親常常說，他很感激母親的通情達理，也很感謝她所做的一切，要是沒有母親的精心護理，他不可能挨過傷痛。他還補充說：「有感情的婚姻才是最好的婚姻。」 而對我母親來說，當時的她正享受著工作的高效與成功，她也知道在那所頂級的醫學院里，自己一定能出色地完成護士長的使命。不過，她渴望擁有孩子，渴望在孩子的身上彌補自己童年的遺憾。所有這些話，都是母親親口說的。
總之，他們最後來到科曼莎這個商業古鎮，在一間巨大的石屋裡安定了下來。石屋起於一處高地之上，周圍是峰巒積雪的山脈。20世紀80年代兩伊戰爭期間，古鎮受損嚴重，多處遭到轟炸成為塵土。
不過，儘管沒有著了中產階級的魔，但母親和她的哥哥約翰都變得自命不凡起來。三個孩子中，只有穆里爾嫁到了工人階級家庭。母親跟穆里爾偶有聯繫，跟父親卻沒有任何往來，僕人們於是說她「簡直跟她的媽媽一個樣子」。
年輕時候，母親受維多利亞和愛德華時代影響很大，活脫脫一副現代年輕女性的做派。她喜歡上學，功課也很棒。父親則不同，他非常厭學，而且他的童年頗具鄉村樂趣，除上學時間外，他都跟科爾切斯特周邊農場的孩子們玩在一起。
外祖母艾米麗·麥克維格是得腹膜炎去世的，當時還懷著第三個孩子，而她最大的孩子——hｔtｐs://rｅad.9９ｃｓw•ｃｏｍ我的母親——剛剛三歲。之後，孩子們便由僕人和女傭照顧。外祖母一張留影都沒有，她無足輕重，無人惦念，連外祖父約翰·威廉·麥克維格也不曾提起這第一任妻子。我不禁好奇，外祖母是否哪裡做錯了，才會招致這樣的結果？畢竟，舉止輕率不是罪。最後我突然想到，或許是因為外祖母起了「艾米麗·弗勞爾」這麼個平淡無奇的名字。
這些人啊，都是理想主義者，都是天真可欺的人——他們竟然相信這是一場為了終結戰爭而發起的戰爭。在倫敦時，我父親口中的可怕婦人們將一片白色羽毛贈給了他。那個時候，他已經裝上了木質的假肢，而「炮彈休克」讓他懷疑自己活下去的價值又在哪裡。父親念念不忘那片白羽毛，他稱之為又一個徵兆，象徵著世界將進入無望的愚頑之中，既避無可避，又不能根除。
我在後面會講到母親的這段往事，而這段歷史是令人傷感的。隨著年歲漸長，我便愈多地看到了母親生活的悲傷面。母親不愛自己的父母，同樣，我的父親也不愛自己的父母。我用了許多年才明白這個事實。父親曾說，在他可以離家的那一刻，他毫不猶豫地起身就走了，還去盧頓做了銀行職員，因為那裡離父母足夠遠。而我當時還以為父親只是說笑罷了。
母親在童年和少女時期，每做一件事都精益求精，這是因為她的父親非常嚴厲，而她又必須讓父親滿意。她不僅學業優異，曲棍球、網球、袋棍球也都玩得很棒，騎腳踏車更是不在話下。她還會去劇院聽劇，去音樂廳看晚會。她的精力簡直異於常人。除此之外，她還博覽了進步書籍，也因此暗下決心，絕不讓自己的孩子也接受冷漠無趣的教育。她研習蒙特梭利和羅斯金的著作，也閱讀赫伯特·喬治·威爾斯的作品，還研讀了《瓊和彼得》——這部小說諷刺了教育失當對孩子的不良影響。母親說，跟她同時代的人都讀過這部小說，大家都暗下決心要當稱職的父母。奇怪的是，這些曾經頗具影響力的書籍，如今都不見了。母親讀吉卜林的《黑羊咩咩》時，聯想到了自己的童年，因而掉下淚來。
跟其他人不同，我的祖父阿爾弗雷德並不想成為農場主。他是科爾切斯特的一名銀行職員，妻子叫卡洛琳·梅·巴特利。這便是我父親反感至極的女人——他的親生母親。
母親當時幾近崩潰，我想這不僅是因為她面臨著艱難的抉擇——究竟選擇結婚還是選擇自己進展順利的事業——還因為她痛失的愛人——她從來沒忘記的一個人。令她幾近崩潰的原因還在於，她在戰時工作中消耗太多，並親眼看到了許多人的死亡。1919年，2900萬人死於流感，但由於某種原因，這段歷史居然被遺忘了。「一戰」共造成1000萬人死亡，其中大多死於壕溝戰，如今每年11月11日這天，我們都將這一數字念念於心。可又有多少人知道，彼時曾有2900萬人死於一場被稱為「西班牙女郎」的流感？
當時雖然已經度過心情最為壓抑的時期，但父親同樣身處情緒崩潰之中。醫生們曾就此提出建議，讓他們以後再做生孩子的打算，後來還開玩笑，說我母親一定是在新婚初夜就懷上了孩子。不過話說回來，那個年代的人們的確會等到新婚之夜才有夫妻之實。說到這兒，還有一件事情需要提一下。1919年，我母親已經35歲了，在當時，人們普遍認為這個年紀才要孩子已經有些遲了。而且身為一名護士，母親當然知道晚育的危險。或許，連她自己都還未意識到，那時她已經暗下心愿，要在新婚之夜便成功受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