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1年他的第一篇組詩《布林的檔案》中，顧城的作品從內省的抒情詩開始，出現了質的飛躍。布林是一個《西遊記》中孫悟空式的魔幻人物，恰好顧城也出生於猴年。《布林的檔案》是一系列不著邊際的童話故事和錯亂不堪的押韻所組成的，看起來像是由一個誤食了致人迷幻的毒蘑菇的孩子寫出來的作品：

他如此寫道：「我的最深處從來沒有八歲。」

這是道家的一個悖論：當你忘記顧城時，你開始去閱讀他。在他的最後一份書信中，顧城如此寫道：「當你讀我的書時，你會發現我已經完全瘋狂。只有我的手還正常。」

這是顧城早期的一首詩：

1969年，隨著「文革」的到來，顧城全家被下放到山東昌邑縣餵豬。顧城聽不懂當地的方言，因而在他自己的封閉世界里，他全神貫注地投身於對自然界的體悟，「自然界的聲音變成了我內心世界的語言。這是多麼幸福的事情。」他最喜歡看的書是十九世紀讓·亨利·法布爾（Jean-Henri Fabre）的昆蟲學筆記和繪圖；他收集昆蟲，觀察鳥類；他以「無名小花」或「白雲之夢」為題，拿樹枝在沙地上寫詩。像約翰·克萊爾（John Clare）一樣，他在田野中每當發現有詩的靈感就會寫下來。後來他說，「我在自然中聽到一種秘密的聲音，這個聲音在我的生命里變成了詩。」他曾寫到，最早使他感到詩的是雨滴。他的童年是一段天堂般的夢，而他從未醒過。

1985年，顧城突然受到了啟發。在此之前，他曾「努力成為一個人」；但現在，他意識到了這個世界是一種幻覺，他學會了拋棄自我，生活在陰影的存在中。之前，他寫「主要是抒情的詩」；現在，他「發現了一種奇怪而獨特的現象：文字就像水銀瀉地，四散各方」。他將自己的一組長詩命名為「水銀」。他寫道：「任何文字只要擺脫了束縛，都會像水一樣動人。」

這幾乎是1992年當我見到他時我所認識的顧城，也通常是大眾所知曉的顧城。那一年，他靠德國學術交流中心獎學金在德國生活，而且和《今天》雜誌創作團隊的其他四位詩人一起參觀了紐約。這段經歷反映在一本名為「一面碎裂的鏡子」的早期詩文選集中，這本詩集由唐納德·芬克爾和卡羅琳·凱澤（Donald Finｈttｐｓ://ｒｅad.９９cｓw.ｃｏｍkel and Carolyn Kizer，有人也將他們稱為「朦朧詩派」）編輯出版。

1983年，顧城娶謝燁為妻，謝燁是他在火車上邂逅的一位漂亮的女學生詩人。在他們結婚那天，顧城告訴她：「讓我們一起自殺吧！」她既活潑又現實，他卻時常憂鬱且迷失在夢裡。他說服她退學，這樣他們就可以永不分離。

1987年，顧城寫道：「詩人不過是個守株待兔的人。經過長久的等待，他才發現，自己就是那隻兔子。」不想這話一語成讖，六年後的他可怕而又可悲地撞到了那棵樹上，幾乎毀掉了他之前所擁有的一切。他曾是一位中國當代文學的巨匠，如今他的詩歌被視為是他人生的倒敘。

比較特別的是，顧城幾乎完全不懂西方的現代主義——他知道的為數不多的幾位詩人都是他所敬慕的，包括洛爾迦、泰戈爾、埃利蒂斯和帕斯——已經各自使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文學史有了再創造。從意象派和象徵主義早期的詩作來看，顧城已經轉向了達達主義或者未來主義的一個派別（高爾登和朱志瑜這兩位早期的譯者說他們會不時想起格特魯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但顧城從來沒有讀過這位詩人的作品）。他最後落入了超現實主義一些古怪的角落裡。

1988年，顧城和謝燁移居紐西蘭。開始的時候，顧城在奧克蘭大學有份工作，擔任漢語會話課程的老師。他喜歡默默地坐著，注視著他的學生，等待學生們對話的開始，然而學生們卻在等待他去講話。沒過多久，學生們就都不來上課了。後來學校發現了此事，他失去了教師的工作。

顧城一些最好的詩作恰恰創作于這段時期，特別是他最後一首詩，《城》。這首詩是對他曾經憎惡並在其中迷失的北京城的全景展現和記憶喚醒。（那個夏天，在一個公園的栗子樹下，顧城不斷自言自語，叩問自己，「我想知道中國現在成了什麼模樣。」）這首詩運用了看起來不很明顯的自傳體方式，題目就https://read.99csw.com是他名字里的「城」字。在一次公開閱讀的時候，他通過談自己「每次在北京坐公交的害怕和恐懼」來介紹這首詩：「當售票員喊『下一站，故宮』時，聽起來就像在喊『下一站，顧工』，這是我父親的名字。」（「家」，他曾經寫道：「毀滅從這裏開始。」）詩中有些語言的暴力現在讀來竟如讖語。

這首題為「感覺」的詩被一份官方評論刊物批判，認為太過朦朧。此後「朦朧」這個詞語與整個詩派變得密不可分。朦朧從字面上講是指「模糊」，而如果不用這個詞，那麼英語中多愁善感和稍縱即逝的內涵就很難清楚表達，「晦澀」這個詞可能會是更為準確的翻譯。北島曾建議朦朧詩派應該簡單以「今天」詩派自稱，因為「朦朧詩人」用英語無法表述，這是很遺憾的事情。當時顧城就曾說過：「根本不再朦朧。事實上，一些事情正在變得愈加明晰。」

官方不知該拿他們如何是好。他們的作品被禁，他們在反精神污染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被定罪。在文學史上史無前例的一次運動中，顧城的父親顧工寫了一篇散文，開頭就寫道：「我越來越讀不懂我孩子顧城的詩，我越來越氣忿。」整篇散文充斥著類似於「越往下讀，我的忿怒越增長」，「我失望，我沉鬱」，「我更爆發激怒」這一類的語言。在散文的最後，顧工試圖勉強達成調和：好吧，我們必須努力去理解這新的一代人……

他如此寫道：「當我行走在自己想象的道路上，天地之間唯有我自己，和那綠色的草地。」

晚上我們到了另外一個地方，顧城去了衛生間，在他離開之後謝燁微笑著對我說，「我寧願他死去。」她說在紐西蘭，在顧城的強迫下，他們把兒子送到一對毛利人夫婦那裡去撫養。顧城要求她對他一心一意，他想成為家裡唯一的男性。謝燁說：「只有他死了，我才能領回我的孩子。」這與幾個小時前我第一次看到他們感到的甜蜜有著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第一天晚上，顧城、謝燁和我去了一家唐人街的餐館，當我們坐下后，我的第一個問題早就準備好了，就是關於他的帽子。他告訴我，經常戴著這頂帽子，這樣他的任何想法就都不會從頭腦中溜走。謝燁說他睡覺時也戴著這頂帽子，為的就是防止夢也悄悄溜走。

在經過了整整一年煩瑣的處理和安排之後，顧城和謝燁去了柏林，為了賺些錢去修理居住已久的房屋。英兒本該在家裡等他們回去，但她卻消失了，可能跟了一個年齡很大的英國武術教練離開了激流島。

他們成為一代人的良心，也成為這代人的明星。北島是他們心中的約翰·列儂，顧城則是他們的鮑勃·迪倫，一個被詛咒的抒情詩人。他們在年輕人云集的體育場朗誦他們的詩歌，冒著出現失控的風險，衝出「一夜狂歡」，從蜂擁而至的粉絲中逃離。

儘管「布林」不像中文甚至其他任何語言中出現的意象，顧城並不認為它在詩歌中是一種突破。這種突破在幾年後才被發掘。

他們私下的陣痛很快便成了眾所周知的「秘密」。離開紐西蘭前，顧城陷入了愛河——但還不能算外遇——是和他的一個學生，名叫李英，也就是我們所知道的「英兒」，他們聯繫不斷。後來謝燁想出了一個辦法，邀請英兒來到激流島，想讓她取代自己的妻子地位，她則要離開顧城去和兒子團聚。為此，她還替英兒支付了路費。但是顧城想要過的生活是《紅樓夢》中男主角那樣的生活，成為「女兒國」中的王子，能夠在遠離世界的美麗「大觀園」中，被一群擅長即興作詩的女孩所圍繞（他說，女人只有當她們什麼都不做的時候才算美麗）。然而事實是，英兒後來儘管確實成了顧城的妻子，但她也實在為他們的生活條件感到驚愕。

《水銀》組詩中的一首這樣寫道：

帕頓寫道：「顧城早期作品的很多特徵（可預見的韻律，詩節的組織，可恢復的暗喻，可辨識的主題）統統被拋棄了，從而試圖偽造一個新的組織原則。」這些組織原則包括主調、單應性、圖像聯想（開發漢字書寫的豐富特徵）、並列、變異的語法、無意義的字元串，它們都受到了強烈的反抒情意願的啟發。

顧城夫婦後來搬到了奧克蘭海灣一個名叫激流島的小島上，住進了一間破敗不堪的屋子，那裡沒有電，也沒有自來水，卻是顧城嘗試回到童年時代的天堂。他從來不讓謝燁下廚，他們搜集各種貝類、根莖和漿果用於充饑，卻因為吃錯食物而生了病；他們炸春卷並製作一些簡陋陶器，嘗試到當地市場上去賣；他們生了個兒子取名為木耳，木耳本是一種生長在腐爛木頭上的真菌，在中國的烹飪中屬於常見食材；謝燁幫他打字並編輯了他的所有手稿，他用自己描繪的金銀玩具和遊戲紙幣支付勞務費；他拒絕學習英語，包括其他任何語言，對此他的解釋是：「如果一個中國人去學習其他語言，他便會失去自我存在的感覺，失去自己。」他毀壞了他們的廚盆，將其做成他們腳印的鉛鑄模型；他經常戴的一頂高高的圓柱形帽子，布料取材於藍色牛仔長褲的一條腿。

他們經塔西提島返回紐西蘭時參觀了保羅·高更（Paul Gauguin）的墓地，回到激流島已是1993年9月24日，這一天剛好是他三十七歲的生日。10月8日，顧城用一把斧頭殺死了謝燁，然後自縊身亡。

數周后，《英兒》在中國出版，書中的故事ｈttps://read.99ｃｓw•cｏｍ雅俗共賞，一時引起了轟動。在紐西蘭，這被當作虐待伴侶的極端案例；但在中國，則被看作是「文革」時代以來那一代人精神荒蕪的一個象徵性表達，也是中國男性世界的一種暴虐呈現，以及繆斯悲劇人生的現實詮釋。每個人都在透過書中的文字去重新認識和評價他們曾經所知道的顧城與謝燁，一些人高呼顧城是一個殘忍的怪物，一些人說正是謝燁使顧城變成了那個樣子。顧城的母親說，悲劇其實在他小時候從窗戶上摔下去大腦受到損傷的那一刻就已經開始了。英兒自己也寫了一本名為「魂斷激流島」的書，從她前男友所寫的序言中可以看出，顧城並不是英兒生命中唯一的男人。當時甚至有一部傷感的電影《詩人》，其中有一個美麗的、裸|露的日本女星，扮演的正是英兒的角色。顧城和謝燁儼然成了中國的泰德和西爾維婭（Ted and Sylvia）。

顧城在柏林寫了一本書名叫「英兒」，這是他最為獨特的一部作品。他把這本書稱為「顧城的紅樓夢」。這是一本幾乎沒有虛構的紀實小說，其中有細膩的性|愛描寫，記錄著愛的超越和毀滅，既痴迷又虛妄，既自戀又自憐，既規整又自由，既朦朧又震撼，是一部超越文學的作品，從純粹審美的角度根本無法去閱讀。顧城口述、錄音機記錄、謝燁轉錄和整理，並加入了一些故事中有關她自己的章節和段落。從錄入到成稿，謝燁發現了另一個男人，她曾告訴朋友：「我選擇了一條死亡之路。」

在與譯者西蒙·巴頓（Simon Patton）的一次訪談中，顧城說：「我想，當時關於語言，最重要的東西就是不要改變它的形式，而不是你如何運用的問題——並非是拿一塊木材並從中做出一塊木板這樣的事情……重要的是敲一下它，它變成了青草；再敲一下，它變成了青銅；又敲了一次，它變成了水。語言的質發生了改變。」

這彷彿是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筆法，重在情景的組合，就像在一個虛幻世界中的自我玄想。「在我的詩里，」他曾經寫道，「城市將消失，最後出現的是一片牧場。」從其立場來看，這是一種道教觀點，正如法國境遇主義者（Stituationist）1968年寫在巴黎民主牆上的那句話所說：「道路之下，即是沙灘。」

顧城拿起餐單點了一道菜，謝燁感到很吃驚，因為顧城之前在餐館從來不去點菜，他更喜歡給什麼吃什麼。謝燁在桌子上放了一台錄音機記錄我們的談話，她告訴我，顧城所說的任何東西都應該被保存和收藏。我們談了好幾個小時，但我能完全聽懂的並不多。每一個話題都會立即轉向更加廣泛而又深入的探討：在「中國神話」的創造之前，「文革」就九_九_藏_書如一團混沌，這個狀態也正如萬物被分為陰和陽之前的情形；關於毛澤東的評論某種程度上我並不怎麼理解，大致意思是說「無無為」，也就是道家所講的無為而無不為。謝燁自始至終崇拜地看著他，他們兩人無時不流露著純真的甜蜜。面對顧城，我感到就如面對一位中國傳統中高山仰止的聖賢。

據說顧城後來變得越來越傲慢和暴力，他借用莊子的比喻，將其轉變為一種「一切皆被允許」的尼采超人哲學。在法蘭克福的一次演講中，他說：「為道者，自殺殺人，無為無不為。」在一次訪談中當被問及有關佛教的問題，他回答：「佛教是告訴那些不知道的人的。如果你已經知道了，對於你來說就沒有佛教了。」「但是，」他特意指出，「一切都是你自己。」他說他已經停止寫作了，把大量的時間用來睡覺，而且他說這才是他真正的工作：「當我醒來，我只感到人心冰冷。」他說除了法布爾的書外，《奧賽羅》是他最喜歡的讀物。他曾談到想買一桿槍，來恐嚇謝燁，然後被送入精神病院，過些日子當謝燁拒絕控告並對他的行為表示負責時才被釋放出來。他說如果謝燁把他殺死了，那將會是他最大的幸福。

在中國兩千五百年詩歌創作的歷史傳統中，把顧城評價為最為極端的詩人或許是比較合理的。

1974年顧城返回北京，在一家工廠工作。他開始像查爾斯·奧爾森（Charles Olson）一樣瘋狂地寫作，甚至在他房間的牆上也寫滿了文字。他痛恨城市，「那些含光的小盒子和溶化古老人類的坩堝」。他把自己看作一隻活著的昆蟲，「被釘在了板子上，卻仍然掙扎跳舞」。他開始與一群詩人為伍，包括北島、多多、楊煉、芒克、舒婷等人，這些詩人大多都比顧城大七到十歲，他們創建了中國當代第一本地下刊物《今天》。他們以對革命英雄和輝煌成果的史詩般的敘述來拒絕社會主義的實在論，他們用第一人稱寫內省的、意象主義的抒情詩。事實上，他們的第一期刊物就是在北京民主牆上秘密張貼出來的，這也是關於新民主牆運動的文學表達。

顧城1956年出生於北京，其父顧工是一位知名詩人，也是一位軍官。顧城在十二歲時寫了一首兩行詩——《一代人》，後來被視為新的非主流詩體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