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英軍繼續在西藏境內挺進，藏軍以原始武器對抗用大炮和機關槍武裝的英軍，先敗於曲米新古，傷亡七百餘人。再敗於骨魯，又傷亡七百餘人。藏族軍民的英勇抵抗，連英軍中也有人在致朋友的信中說，「我佩服他們的勇敢和豪放，希望人們不要因此而認為我是親西藏的」。

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和西藏檔案館聯合編輯的《西藏社會歷史藏文檔案資料》中一些材料如今讀來對人頗有啟發。

公元1888年，光緒十四年，英軍入侵西藏。西藏軍民同仇敵愾，嚴守隆吐山邊防，清廷並不顧念西藏軍民捍衛領土的強烈決心與情感，「體恤西藏」，予以軍事上的支援，反而百般阻撓，並將同情並支持噶廈政府抗英的駐藏大臣文碩解職。藏軍守衛隆吐山兵敗，結果自然是向入侵者妥協，簽訂更加符合英人意圖與利益的《中英會議藏印條約》。

這個寺院系統與土司勢力的此消彼長，使得川邊藏區發生的事情再也不像過去只是孤立的事件。

1888年，英國人第一次對西藏用兵。戰爭爆發前，西藏方面面對邊界危機已有相當警覺。

其實，清廷這種妥協也並非真的顧念體恤西藏，只是國勢衰弱，腐敗無度的官僚體系中各級大員因循守舊，不願也不能有所作為的一個結果。對內妥協如此，對外關係中，其妥協的程度就更加荒唐了。

1902年，英九-九-藏-書國駐哲孟雄行政長官懷特，即率英軍再次入侵西藏。在甲岡地方拆毀定界石堆，驅逐守界藏兵。

這個條約中，就有關於劃定西藏與哲孟雄邊界的條款。但英國人自己並不打算遵守。

另一份命令則是向地方徵集武器：「哲康地區出槍三支，得康地區出槍一支，火藥袋一套，子彈二十發，火繩三托。」

「為驅逐外國侵略者——英國軍隊，須增加兵力……兵額一定按政府中規定的數目征派，而且為了打擊民族的敵人，應選派身強力壯之人，不必帶武器，但須要五個人帶一把鐵鍬和一把鋤頭，每十個人帶一把斧子，每人帶一根繩子和一個口袋，除此而外，須自帶兩個月的口糧。」

二是，臨時召集的民兵要自帶口糧，自帶修建工事的工具，這怎麼可能抵擋現代化武裝的職業軍人的進攻？

藏方集聚藏軍和各地民兵萬餘人，節節血戰抵抗，於1904年展開江孜保衛戰，再次兵敗后，西藏門戶洞開，英軍直入拉薩。十三世達賴喇嘛逃往蒙古，結果是駐藏大臣有泰和達賴逃亡前指定的攝政和榮赫鵬在布達拉宮會談。

「族」或者「國」自然是古已有之的，但作為一個整體概念被清晰表述，並以此主張種種權益，其實是一個現代概念。在英國人圖藏的時代，這樣兩個概念已經越來越成為國際間政治訴求的主體，但在西藏，積read.99csw.com極準備的還是衛教之戰。而且，衛教之戰的決心還是非常堅定的，同年一件由噶廈政府下達的文告中就有這樣的表達：「茲有外方心懷叵測之英吉利，欲來我西藏佛地貿易，揚言止須開放商路，不得阻攔，否則將以兵戎相見等等。對此，應予以阻止，不可開例。按以往歷次會議之甘結，即便西藏男丁死盡，婦女亦願堅決抵禦到底，矢志不移。」

在英國人咄咄逼人的攻勢面前，堅決抗英的噶廈政府方面面對危機又是怎樣的認識與應對呢？

有泰在向清廷報告時，說得更加露骨：「倘番眾果再大敗，則此事即有轉機。」也就是說，只有讓藏軍再經歷大敗，他們才肯跟英國人談判，「譬如釜底抽薪，不能從吾號令也」。為了讓藏人聽從他的號令，不但不派駐藏清兵助戰，還要「釜底抽薪」，迫使就範。

那時，西藏地方藏軍的常備兵力才三千多人，而且裝備落後，訓練水平低下。在用現代化武器武裝，並有良好訓練的英軍進攻前，決心再大也難以抵敵，於是只好動員民兵參戰。臨時召集的民兵裝備之落後，從噶廈下達的徵兵令中便可看得一清二楚。

「七月一日政府頒發蓋有官印之書面命令全文如下：

次年底，榮赫鵬上校率英軍偷越邊界山口，進駐西藏境內仁進崗，繼而又佔領帕里，駐兵于宗政府中。並將噶廈政府的交涉官員無理扣留。帕九*九*藏*書里當地百姓，激於義憤，闖入宗政府，救出交涉官員。英軍立即向藏族民眾開槍開炮。此時的駐藏大臣，卻嚴禁清軍參与戰鬥。更有甚者，一位清軍軍官，竟收受英國人的金錢賄賂，向英軍泄露藏軍的布防情況。

這些寺院和那些互相孤立的土司不同，他們是一個嚴密的系統，中樞在西藏拉薩，此時的中樞首腦就是第十三世達賴喇嘛。

失去瞻對，對清廷來說，也許不過是一個小妥協，但對噶廈政府來說，卻是一個大勝利。須知噶廈並不是一個世俗政權，其最高領導同時是所有信奉藏傳佛教，特別是信奉藏傳佛教格魯派的藏區人民的最高宗教領袖。即便在九至十二世達賴沒有機會親政的情形下，也都是由這一教派的著名活佛出任攝政王，所代表的也是達賴喇嘛這個最高宗教領袖。所以，長期以來，噶廈政府一方面在行政上管理西藏事務，一方面通過其宗教上的巨大控制力，特別是通過各個寺院系統，長期對西藏之外的藏區發揮著越來越大的影響。在川屬藏區土司地界，這個影響力也同樣是日漸擴大的，以致漸漸發展到一些有影響的格魯派寺院，插手當地政治經濟事務，從而完全改變了地方政治格局。這種情勢的形成，與清初以來便一力扶持藏傳佛教格魯派勢力的政策有很大關係。乾隆年間，兩征大小金川勝利后，行政上廢除了土司制，宗教上廢禁當地流行的本九-九-藏-書教，強令當地本教寺院一律改宗藏傳佛教。大金川土司家廟雍忠拉頂就被強制改為格魯派寺院，寺院歷任堪布都由格魯派中心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派遣而來。在與瞻對相鄰的霍爾土司地面和打箭爐附近地區，明末清初便逐步建立起屬於格魯派的十三個寺院。這些寺院中的靈雀寺、壽寧寺、大金寺後來都發展成為擁有數千僧人的超大寺院。發展到後來，這些寺院的經濟與軍事實力都遠超于當地土司。這樣的情形，也發生在瞻對南邊的里塘與巴塘地方。分處於這兩地的長青春科爾寺、丁林寺等也都是這種情況。清末，國勢衰微，庸官當道，有治世抱負的大臣屢被革斥。那些傳承了十代、十幾代的各土司家族也日益衰微，寺院勢力更加膨脹。

這樣才徵集了一萬餘人，去前線抵抗英軍。而那個時候，西藏遍地寺廟，據當時駐藏大臣的統計：「達賴所轄寺三千一百五十座，班禪所轄寺三百二十七座，冊上有食糧喇嘛八萬四千。」真是一個佛教之國啊！其實，說是佛教之國也並不確切，不能說僧人多就是佛教之國吧，還是一個美國藏學家的命名更恰切：喇嘛王國。

在此嚴峻情形下，清廷對西藏軍民卻並未有「顧恤」。駐藏大臣有泰在對榮赫鵬的照會中說：「查前藏代本，不遵約束，竟在骨魯地面，始禍稱戈，大國之威，敗其徒眾，咎由自取。」

1886年初，便下令備戰。命令九*九*藏*書中有這樣的話：「宗教之敵——英國，對我西藏佛教聖地圖謀顛覆之企圖，有增無減，對此應有準備。」也就是說，在噶廈政府的當政者眼中，西藏並不是一個「國」，而是一個「佛教聖地」。這道命令接著說，「為使官兵們到達亞東、錫金軍營處時間不延誤，可以征派乘馬、馱畜，應隨時做準備。凡不明宗教大義之人，若像以前，進行阻止或輕慢，哪怕時間很短，根據蓋有四方印的文告及此地僧俗二者之理由，按軍法處置」。也就是說，對備戰積極與消極，是以明或者不明「宗教大義」來歸咎主觀原因的。也就是說，英軍侵犯邊境，在彼時當政者眼中，遭遇危機的是宗教，而不是「族」與「國」。

鹿傳霖去職，清廷再次把清軍收復的瞻對「一律賞給達賴喇嘛收受，毋庸改土歸流」。當然也要做足官樣文章，下旨說：「達賴喇嘛當仰體朝廷覆冒之仁，知感知畏，力圖自新，即著慎選番官，嚴加約束，毋得再有酷虐瞻民侵擾鄰境情事，至干罪戾。」

西藏軍民繼續拒戰英軍，因武器裝備落後，官兵缺乏訓練，再敗於康馬地方，犧牲三百餘人。

這也難免太一廂情願，自作多情了。尤其要求噶廈政府「力圖自新」，更是可笑之至。自己放棄改土歸流，就不是力圖自新之舉，怎麼可能以此來要求更為保守以自固的噶廈政府？

這份命令有兩點值得注意。

一是文書中出現了「民族」這個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