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近日所讀關於魯迅的書，便是華齡出版社出版的《魯迅梁實秋論戰實錄》。正是這一本書，使我再次沉思魯迅，並決定寫這一篇文字。書中梁實秋夫婦與魯迅孫子周令飛夫婦的台北合影，皆其樂融融，令人看了大覺欣然。往事作史，塵埃落定，當年的激烈嚴峻，現今竟都變得輕若繞嶺游雲了。我想，倘魯迅泉下有知，必亦大覺欣然吧？

他比魯迅幸運。因為他畢竟有矯正錯誤的機會。

然而魯迅要的不是那個。滿足的也不是那個。倘是，中國便不曾有魯迅了。

魯迅當然是文學的。

大致是這麼個意思。

魯、梁當年那一場持久論戰，在我讀來既是必然發生的「戰役」，也未嘗不是「剪輯錯了的故事」。

它使我們明白，文學的「個性化」意味著什麼。

魯迅又如同星團，而別人們，在我看來，即或很亮過，也不過是星。

如果說魯迅倡導「普羅文學」，無論當時或現在都有積極的意義，那麼他根本否定「第三種文人」也就是根本否定第三種文學和文化，亦即超階級意識的文學和文化的存在價值，則是大錯特錯了。在此點上魯迅其實是自相矛盾的。因為他甚至連對古代艷情禁毀小說都曾筆下留情，表現包容的一面。在此點上，他使本來尊敬他的某些人，後來也對他敬而遠之了。而此點對建國以後的中國文學和文化的負面影響之深遠，當然是魯迅所始料不及的吧？令我們今人重審魯、梁之間當年的「持久戰」，不能不替我們這一代人特別崇敬的魯迅感到遺憾，甚至感到幾分尷尬。

事實上，近幾年，我一再地沉思過魯迅。

梁實秋在與魯迅的論戰中引用了那很陰險的文字，並在文中最後質問：「這『一種主義』大概不是三民主義吧？這『一種政黨』大概不是國民黨吧？」

林語堂不是一位尖刻的文人。然其比喻魯迅為「鬥士」的文字，橫看豎看，顯然地流露著尖刻。但若僅僅以為是百分之百的尖刻，又未免太將林語堂看小了。我每品味林氏的文字，總覺也是有幾分替魯迅感到的「何必」的意思在內的。而有了這一層意思在內，「鬥士」之喻與其說是尖刻，莫如說是嘆息了。起碼，我們後人可以從文字中看出，在林語堂眼裡，當時某些中國文壇上的人，不過是形形色|色的「狗」，並不值得魯迅怎樣認真地對待的。如某些專靠辱罵魯迅而造勢出名者。那樣的某些人，在世界各國各個時期的文壇上，是都曾生生滅滅地出現過的。是一點兒也不足為怪的。

魯迅未必不因而失悔。

細細想來，對魯迅重新進行評說的文化動向的興起，分明是必然的。有哪一位中國作家，在半個世紀之久的中國，尤其是在80年代以前的三十年裡，其地位被牢牢地神聖地鞏固在文化領域乃至社會思想理論領域甚至政治意識形態領域呢？除了魯迅，還是魯迅。在中國，在80年代以前的三十年裡，在以上三大領域九-九-藏-書，魯迅實在是一個僅次於毛澤東的名字。而魯迅的書，則是僅次於《毛澤東選集》的書。而魯迅的言論，則是僅次於《毛主席語錄》的言論。在「文革」中，魯迅的言論被正面引用的次數，僅次於《毛主席語錄》被引用的次數、《論資本家的「乏」走狗》這一篇雜文，曾被同仇敵愾地當成聲討「走資派」的「乏走狗」們的戰鬥檄文；《論「費厄潑賴」應當緩行》這一篇雜文，曾被紅衛兵們視為毛澤東《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姊妹篇。不消說，在當年，「將革命進行到底」便是將「文革」進行到底。而確乎地，那時，除了《毛主席語錄》，還有另一種同樣是紅色的「語錄」本兒廣為存傳，即《魯迅語錄》……

然而1949年以後，魯迅的名副其實的論敵們，或准論敵們，或雖從不曾打算成為魯迅的論敵，卻被魯迅蔑斥為「第三種文人」者，都紛紛轉移到香港、台灣乃至海外去了。我們今人，誰也不能不說他們當時的轉移是明智的。而沒有做那一種選擇的，後來的人生遭遇都是那麼地令人唏噓。連曾是魯迅的「戰友」，曾是魯迅的學生的人們也在劫難逃，更何況魯迅當年的論敵了。

當然，魯迅斥梁實秋為「資本家的『乏』走狗」，也是只圖一時罵得痛快，直往牆角逼人。研讀梁實秋與魯迅的論戰文字，誰都不難得出一個公正的結論，即梁實秋談的是純粹的文學和文化之事。如其在大學講台上授課。二十四歲從美國學成回國的梁實秋，當年顯然是屬於這樣一類知識分子——只要墊平一張講課桌由其講授文學的課程，課堂以外之事是既不願關心更不願分心枉為的。當年此類文化知識分子為數是不少的。《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澤，身上便有著他們的影子。當然在持革命人生觀的當年的青年們看來，那是很不足取的。其實，倘我們今人平靜地來思考，卻更應該從中發現這樣一種人類普遍的生存規律，那就是——只要天下還沒有徹底的大亂，甚或，雖則天下業已大亂，但凡還有亂中取靜的可能，大多數人總是會一如既往地做他們想做和一向在做的事情的：小販擺攤、遊民流浪、癮君子吸毒、妓|女賣淫、工人上班、農夫下田、歌女賣唱、叫花子行乞、私塾先生教《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大學教授背課授課、學子們孜孜以學……哪怕在集中營里，男人和女人也要用目光傳達愛情；哪怕在前線的戰壕里，有浪漫情懷的士兵，也會在衝鋒號吹響之前默誦他曾喜歡過的某一首詩歌……梁實秋的「悠悠萬事，唯文學為大」，正符合著人性的較普遍之規律。深刻如魯迅者，認為是苟活著並快樂著。但是若換一種寬厚的角度看待之，未嘗不也是人性的普遍性的體現。對於梁實秋的「文學經」的種種理論，魯迅未必能全盤駁倒批臭。因為分明的，僅就文學的理論而言，梁實秋也九-九-藏-書在不遺餘力地傳播著他自美國接受的一整套體系，並且認為是他的使命和責任。正如魯迅認為自己做「普羅文學」的主將和旗手是義不容辭之事。

如果說梁實秋傳播經典文學之所以成為經典的某些確是真知灼見的理論，尤其試圖引西方的文學理論指導中國的文學實踐，此念虔誠，並且是有功之舉，那麼他當年同時以極為不屑的態度嘲諷「大眾文學」的弱苗是在今天也有必要反對的。按他當年的標準，《阿Q正傳》、《駱駝祥子》、《祥林嫂》、《為奴隸的母親》、《八月的鄉村》等等簡直就登不了文學的大雅之堂了。

然而我確信，魯迅若活到了1949年以後，他是絕不會主張對他的論敵、准論敵，以及被他蔑斥的「第三種文人」實行一律封殺的。我讀魯迅，覺得他的心還是特別的人文主義的。並且確信，魯迅是斷不至於也將他文壇上的論敵們，視為不共戴天的仇敵，時刻欲置於死地而後快的。他雖寫過《論「費厄潑賴」應當緩行》，那也不過是論戰白熱化時文人慣常的激烈。正如梁實秋當年雖也諷魯迅為「一匹喪家的『乏』牛」，但倘自己得勢，有人主張千刀萬剮該「牛」，甚或慫恿他親自滅掉，梁實秋也是會感到是侮辱自己的。

曾有他的「敵人」們這樣地公開暗示他的「赤」化；「然而偏偏只遺下了一種主義和一種政黨沒嘲笑過一個字，不但沒有嘲笑，分明的還在從旁支持著它」。

魯迅的激戾，乃因他每每地太過沮喪于與他同時代的文化人士，不能一致地、迫切地、義無反顧地想他所想，要他所要。因而他常顯得缺乏理解，常以他的「投槍和匕首」傷及原本不願與他為敵，甚至原本對他懷有敬意的人。

倘中國近代文學和文化史上無此頁，那麼我們今人對它的困惑將不是少了，而是多了。

而可以肯定的是，梁實秋現在會放棄他當年的錯誤的文學立場的。

於是使我們今人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事實——戰鬥的魯迅有時候也是偏執的魯迅……

社會之所以不管怎樣地病入膏肓，卻畢竟總還「活」著，乃因有人在不懈地做著對我們和我們的下一代極為必要之事；而時代之所以變革，則乃因有勇猛的摧枯拉朽者。

而林語堂關於「鬥士」的文字，發表于魯迅逝后，他對魯迅曾是尊敬的。那件事之後他似乎收回了他的尊敬。而且，二人再也不曾見過。

這乃因為，魯迅在近幾年的大陸文壇，不知怎麼，非但每成熱點話題，而且每成焦點話題了。

魯迅的文學文本，是迄今為止最具個性的文本之標本。

魯迅——舊中國陰霾天穹上，一團直至將自己的電荷耗盡為止的積雨雲。

有人對魯迅另有一番似乎中性的客觀的評價，那就是林語堂。

魯迅討伐式或被迫迎戰式的雜文，在其雜文總量中為數不少。比如僅僅與梁實秋之間的八年論戰（與抗日戰爭的年頭一樣長），魯htｔps://ｒｅaｄ.9９csw•com迅便寫下了百余篇長短文。魯迅與論敵之間論戰，有的發端于在當時相當嚴肅相當重大的文學觀的分歧和對立。論戰雙方，都基於某種立場的堅持，都顯出著各所堅持的文學的，以及由文學而引起的社會學方面的文人的或曰知識分子的責任感。有的擺放在今天的中國文壇上，仍有促使我們後代文學和文化人士繼續討論的現實意義。有的由於時代的演進，自行化解，自行統一，自行達成了共識，已無繼續討論，更無繼續論戰的現實意義。而有的論戰的發端，即使擺放在當時來看，也不過便是文化人和知識分子之間的一項文壇常事。孰勝孰敗，是沒什麼非見分曉的大必要的……

不知怎麼？

文學的魯迅所留下給我們的文本，不是多得足以「合併同類項」的文本中的一種；而是分明地區別於同時代任何文本的一種。

正應了「文章千古事，落筆細思量」一句話。

他曾寫道：與其說魯迅是文人，還莫如說魯迅是鬥士。所謂鬥士，善斗者也。閑來無事，以石投狗，既中，亦樂。

倘僅以文學的尺丈量魯迅，在某些人看來，也許魯迅是不倫不類的；而我想，也許所用之尺小了點兒。

不對了。

從某些人士的回憶錄中我們知道，魯迅其後幾日心事重重，悶悶不樂。

僅僅魯迅一個人，便幾乎構成中國現代文學和文化史上不容忽視的一頁了——那便是文化的良知與一個腐朽到糜爛程度的時代之間難以調和、難以共有的大矛盾。

於是他唯有以他自身所蘊含的電荷，與那彷彿密不可破的陰霾，亦即那混沌污濁的時代摩擦、衝撞。中外歷史上，較少有一位文化人物，自身凝聚過那麼強大的能量。對於中國，那能量超過了盧梭之對於法國。然而相對於他所處的時代，那也只不過是一種凄厲的文化的聲音而已。他在陰霾的天穹上奔突著，疾馳著，迫切地尋找著或能撕碎它的縫隙。他發出閃電和雷鳴，既使那時代的神經緊張，也義無反顧地消耗著自己。既不能撕碎那陰霾，他有時便恨不得撕碎自己，但求化作多團的積雨雲，通過積雨雲與積雨雲，也就是自身與自身的摩擦、衝撞，擊出更長的閃電和更響的雷鳴……

他是他所處的時代特別嫌惡然而又必然產生的一個人物。正如他嫌惡著它一樣。

文化包括文學。

文化體現於個人，有時只需要黑板和講台。

並且，現當代的中國文學史，曾幾乎是以魯迅為一條「紅線」，進行了相當細緻的梳理和相當徹底的刪除。其結果是，一些與魯迅同時代的文化人士和文化學者，從現當代的中國文學史上銷聲匿跡了。他們的書籍只有在極少極少的圖書館里才存有著。尋找到它們，是比敬職的道具員尋找到隔世紀的道具還難之事。有的文學史書雖也記載了當時中國文壇的風雲種種，但也只不過是一筆帶過的，彷彿鐵板釘釘的結論。而且是純粹政治性的，異化九九藏書了文學內容的結論。致使我這一代人曾面對的文學和文化的史，一度是以殘缺不全而充完整的。甚至可以說，那是一種史的「半虛無」現象……

文學體現於個人，有時只需要一張寫字桌。

又，魯迅生前論敵甚多，這乃是由魯迅生前所慣操的雜文文本決定了的，或曰造成的。雜文是議論文本。既議人，則該當被人所議。既一一議之，則該當被眾人所議。縱然論事，也是難免議及於人的。於是每陷於筆戰之境。以一當十的時候，便形成被「圍剿」的局面。魯迅的文筆尖刻老辣，每使被議者們感到下筆的「狠」。於是招至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魯迅是不懼怕筆戰的。甚至也不懼怕孤家寡人獨自「作戰」，而且具有以一當十百戰不殆的「作戰」能力，故在當時的中國文壇，形象就很無畏。「東方不敗」的一種形象。又因他在當時所主張的是「普羅文化」亦即「大眾文化」，而「大眾」在當年又被簡單地理解成「無產階級」，並且他確乎地為他的主張每每劍拔弩張，奮不顧身，所以後來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評價，稱頌之為「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的戰士和旗手」。

在陰霾的天穹上，凝聚著一團大而濕重的積雨雲——我常想，這是否可比作魯迅和他所處的時代的關係呢？

文學和文化，有時只需要陰霾薄處似有似無的微光的出現；有時僅滿足於動蕩與動蕩之間的假幻的平安無事。

永遠沉默了的魯迅，卻只有沉默地任後人重新評說他當年的深刻所難免的偏激和片面而已。

魯迅尤其是文化的。

今天，我們當代中國之文化人和文化知識分子，與其非要從魯迅身上看清他原來也不過怎樣怎樣，還莫如以歷史為鑒，照出我們自己之文化心理上的不那麼文化的疤癩。

星團大過於星……

在四月的春寒料峭的日子里，在沙塵暴一次次襲撲北京的日子里，在停了暖氣家中陰冷的日子里，我又沉思著魯迅了。

我確信，倘魯迅當年還活在世上，肯定是不情願的。倘不情願而又無可奈何，那麼他內心裡肯定是痛苦的吧？其痛苦肯定大於他感到被曲解、誤解、攻擊和圍剿的痛苦吧？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某些著名的人物，生前或死後被當成別人的盾別人的矛的事是常有的。魯迅也被不幸地當過，不是魯迅的不好，是時代的淺薄。「文革」不僅是瘋狂的時代，而且是理性空前淺薄的時代。那樣一個時代的特徵就是特別的需要可披作「虎皮」的大旗，魯迅在死後而不是生前被當成那樣的大旗，又未嘗不是他的幸運……

這不能不說是比「資本家的『乏』走狗」更狠的論戰之招。因為這等於將魯迅推到了國民黨特務的槍口前示眾。文人之間的意氣用事，由此可見一斑。這一種文化現象，也是非常「中國特色」的。而且在後來的「文革」中登峰造極。此點與西方是不盡相同的。在西方，文人或文化知識分子雖也每每勢不兩立，但政治的嘴https://read.99csw.com臉一旦介入其間，那是會適得其反的。論戰的雙方，要麼有一方開始緘默，要麼雙方同時表達對政治干涉的反感。比如二戰前後的美國，一批知識分子同樣被列入了親蘇的政治「黑名單」，但他們的某些文化立場上的「敵人」，也有轉而替他們向當局提出抗議的……

林語堂曾與魯迅交好過的。後來因一件與魯迅有關、與自己一點兒關係都沒有的稿費爭端之事，夫婦二人欣然充當斡旋勸和的角色，結果卻說出了幾句使魯迅大為反感的話。魯迅怫然，林語堂亦怫然，悻悻而去。魯迅在日記中記錄當時的情形是「鄙相悉現」四個字。

他環顧天穹，深覺自己是一團積雨雲的孤獨。

文學和文化處在壓迫它的時代，那是也可以像吊蘭一樣，吊著活的。這其實不必非看成文學和文化的不爭，也是可以換一個角度看成文學和文化的韌性的。

所以魯迅是很「大」的。

魯迅曾對他那時代的青年說過這樣的話：第一是要生存；第二是要溫飽；第三是要發展。

魯迅企盼著有什麼力量能一舉劈開那陰霾，帶給他自己也帶給世人，尤其中國底層民眾，又尤其許許多多迷惘、彷徨，被人生的無助和民族的不振所困擾，連吶喊幾聲都將招至凶視的青年以光明和希望。然而他敏銳的，善於深刻洞察的眼所見，除了腐朽和動蕩不安，還是腐朽和動蕩不安，更不可救藥的腐朽和更雞飛狗跳的動蕩不安。

那與其說是豪邁的鼓呼，毋寧說更是孤傲的而又略帶悲愴意味的個人聲明——他與他所處的「現在」，是沒什麼共同語言的。他對社會、國家和民族的寄託，全在將來！而他的眼從「現在」的大面積的深而闊的傷口裡，已看到正悄悄長出的新肌腱的肉芽！

一位在自身所處的時代魚缸里的魚似的，游弋在文學的，而且是所謂高雅的那一種文學的理論中；一位在自身所處的時代，倍感周遭偽朽現實的混濁，以及對自己造成的窒息；一位在當年專以文學論文學；一位在當年借雜文而隱論國家，隱論民族。——根本是表象上「殺作一團」，實質上狹路撞著各不禮讓的一場論戰。是文學和文化在那個時代空前浮躁的一種現象。正如今天的文學和文化也受時代的影響難免浮躁。

魯迅書中曾有這樣的話：

俱往矣！

兩者中都有值得我們欽佩的。

那是腐朽到了糜爛程度而又極其動蕩不安的時代。

這，是否便是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魯迅呢？

魯迅的經歷，決定了他是一位深深入世，拋盡了一切出世念頭，並且堅定不移地確定了自己入世使命的文化知識分子。

其實在某些時代的某些情況之下，一切別的人們，所起碼需要的並不有別於青年們。

想想令我替文人們悲從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