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被寵壞的政治家，誰想使他不漸漸專制起來都是不可能的。

顏一煙老師那一間屋子的牆上，相框里鑲著兩張長幅合影——一張是她和「魯藝」一期學員的畢業合影；一張是她和第一屆「文聯」代表們的合影。她取下相框，戴上花鏡，一一指著照片上的人告訴我他們是誰。皆為大名鼎鼎的文藝界人士，也皆風華正茂，然有些人已在十年浩劫中被迫害死了。我十分驚訝于經歷了「文革」，她居然還能保存下來那兩張合影？她說「文革」剛一開始，她就將合影藏起來了……

想來，如果江青非是領袖的夫人，或本身並不曾是文藝界人士，也許中國的文藝界所受到的危害會小些吧？

1978年元旦上午，我是在北京電影製片廠老編劇顏一煙家中度過的。那一年她六十歲，我二十八歲。我是「兵團戰士」時，在佳木斯兵團總司令部的招待所已與她接觸過。我被總司令部宣傳處的崔長勇幹事（即我的小說《又是中秋》中的「老隋」）抽調到佳木斯修改一篇稿子；而顏一煙是為了編創北大荒軍墾題材的電影劇本才住在總司令部招待所的。那一年我還沒成為復旦大學的「工農兵學員」，自然，「四人幫」也還沒被九九藏書逮捕……

我想我被認為可以選擇留在部里，與復旦大學給我作的畢業鑒定不無關係。其中一條鑒定語是和「四人幫」做過思想鬥爭。

從我1977年9月中旬入廠直到1978年元旦，北影的主要工作是繼續「清查」以及「落實政策」、創造中國「新時期電影」的復甦條件……

「四人幫」在「文革」時期大搞「清理階級隊伍」，被他們所重用的人喪盡天良，做盡壞事，反而個個以最革命的「革命派」自居；「十年河東，十年河西」，魁首們成為階下囚，當年最革命的「革命派」們，必須交代清楚他們所乾的那些壞事，必須有懺悔表現，爭取寬恕。某些人的壞事是在背後乾的，如通過寫秘密信件的方式從政治上羅織罪名、陷害他人；或充當「四人幫」及其爪牙們的耳目，專門收集文藝界人士的言論，為「四人幫」及其爪牙們整人提供根據。這些人虛偽且陰險歹毒，他們為了邀功，每先拋出一些對「四人幫」不滿的話語，誘發別人的同感。善良的人們，往往容易上他們的圈套。而一旦話從口出，必定禍事臨頭，結果悔之晚矣。其實，他們簡直就可以說是一些特務。既然是特務，便不九九藏書那麼情願自我坦白的，於是需要「清查」……

北京電影製片廠是「文革」重災單位，1978年上半年，「清查」工作和「平反」工作依然繁重。回憶起來，似乎每星期都有全廠大會。揭發會、控訴會、批判會；也有各部門的小型會，思想幫助會、「過關會」、情況和精神傳達會等等。對每一件事每一個人重新做出政治結論，乃是需要反覆核實的。北影廠的招待所里逐漸住滿了人——有工作組的，有外調的，有上訴「平反」的。不但在「文革」中遭到傷害北京戶口被註銷的人從外地回來了，1957年被打成所謂「右派」的人也回來了。原屬北影廠的住進了北影招待所，而文化部的兩處招待所人滿為患，不是北影的人士也托關係住進了北影招待所。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位年近六十歲的老舞蹈家，每日清晨或中午，在北影招待所小小的前廳那兒練功。興之所至，跳俄羅斯「馬刀舞」、西班牙「鬥牛士舞」，矯健如青年。後來，他曾任中國舞蹈協會副主席……

也正是因為那一條鑒定語，北京電影製片廠文學部的領導們，竟一致對我這樣一名「工農兵學員」表達了歡迎的態度。在當年，對「九_九_藏_書工農兵學員」的專業能力以及政治前身，各界人士是存在著很多疑點的……

1978年，正是從1978年，我開始形成一種思想——中國再也不能沒有民主了。

顏一煙老師住在北京師範大學校園內，她是延安「魯藝」的第一批學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文聯」大會代表；是電影《礦燈》的編劇；是當年的「文藝四級」，據說那是很高的文藝級別。因為幾年前就在兵團總司令部的招待所里相互熟悉了；因為她的女兒也曾是「兵團戰士」；因為她和崔幹事關係極好，而崔幹事視我如親弟弟一般；因為北影廠的領導們說過「小梁是咱們自己人」——這樣的說法在當年意味著政治思想立場上的莫大信任，故「老太太」（崔幹事語）對我很是友善。她家當年只住兩小間「筒子樓」的屋子，在樓道做飯，每間屋子十一二平方米。她住一間，她女兒住一間。她女兒1978年已返京，但還沒分配到正式工作。頭一天，即1977年最後一天的晚上，她的女兒打電話跟我說——讓我元旦上午到她家去玩。那時，我還沒分到宿舍，臨時住在招待所——某房間某一張床屬於我……

1978年，每一位著名的或較httｐs://ｒeａｄ•９９ｃｓｗ•ｃｏm為著名的人物得以平反或昭雪，無論他們是政界的、軍界的、教育界的還是文藝界的，無論我以前就對他們知道一些還是直至他們被平反或昭雪才有所了解——我內心都會很激動。因為，又有一個人的冤情得以昭雪，意味著社會又多了一份良心。

我於1974年成為復旦大學中文系的學生；「四人幫」1976年10月被「粉碎」；我於1977年9月畢業，統分到文化部，具體單位再由文化部決定。畢業生照例有半個月的探親假，我在畢業前賣掉了手錶，還清了借同學們的錢已所剩無幾，又不願寫信讓家裡寄錢給我，所以就沒回我的家鄉哈爾濱，直接到北京報到來了。當時文化部還沒組成「大學生分配工作辦公室」，我只得在一名同連隊的北京知青家裡暫住了幾日。再去文化部詢問時，終於見到了一位即將接手分配工作的女同志。她說她已經知道我幾天前就到文化部來過了；說我是第一名報到的大學生；說已經看過了我的檔案；說有北京電影製片廠、實驗話劇院、東方歌舞團、外文出版局等幾個單位任我選擇。還說根據我的檔案情況，我也可以選擇留在部里，先協助做些「清查」工作……

只不過，我對「九九藏書文革」年代，經常表達出幾乎不計後果的厭惡而已。若不是老師們竭力加以保護，我的大學生活早已「夭折」……

1978年，我和許許多多的人都盼著鄧小平替代華國鋒重新主持中央工作。我至今不認為華國鋒是一個可憎的人，但在毛主席死後，他還要堅持「兩個凡是」卻是令人感到異常費解的。

我雖經歷了「文革」，雖在「文革」時期從哈爾濱到了北大荒，又從北大荒到了上海，自以為對「文革」十年是頗有發言權的，但對文藝界人士遭迫害之事，其實是所知甚少的。在北影，在1978年，我補上了一堂重要的政治課。那一年，在座無虛席的北影禮堂，唏噓之泣每不絕於耳，而我也每聽得熱淚盈眶，心潮難平……

事實上我又怎麼可能和「四人幫」做過什麼思想鬥爭呢？

因為沒有民主，政治家是很容易被寵壞的。

但我不想留在文化部。我心在創作，從小又是那麼地愛看電影，於是選擇了北京電影製片廠……

而等一個政治家漸漸專制起來並且終於成了專制偶像的時候人們再意識到民主的重要性，那麼一個國家將付出極其慘重的代價。好比獨生子女終於被寵壞了，他連父母都不當父母看了，還能指望他（她）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