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曲禮上》：「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這種教導屬於中國古代優秀文化之列。然而，幾千年來，有多少人能夠做到？所以老百姓說：「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可見此風之普遍，至今尤甚。什麼叫「貪污腐化」，其中最主要的還是錢。不要認為這是一件小事。

陳寅恪先生是中國20世紀最偉大的學者之一。他的學生中山大學胡守為教授曾在中大為他舉辦過幾次紀念會或學術座談會，不少海內外學者趕來參加，取得了成功。台灣一位參加過會的歷史教授在一篇文章寫道，在會上，只聽到了「偉大」、「偉大」，言外頗有憤憤不平之意，令我難解，不知道究竟是什麼原因。但是，偉大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不是哪一個人可以任意亂用的。依不佞鄙見，寅恪先生不但在偉大處是偉大的，在瑣細末節方面他也是偉大的。現在舉出二三事，以概其餘。

以上是西洋文學系的眾師相。雖然看起來頗為滑稽，但決無半點妄語。別的系也不能說沒有不備課的老師，但決不會這樣嚴重。可是像寅恪先生這樣備課的老師，清華園中決難找到第二人。在這一方面，他也是我們的榜樣。

p.95左起第2行：「故終亦不能不離去，以有契約及學生功課之關係，不得不顧及，待暑假方決定一切也。」

（羡林按：這件事發生在1933年。時先生任清華教授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一組主任。）

教師上課，有時因事因病請假，是常見的事。但是，陳寅恪先生卻把此事看得極重，我先引一點資料。

p.50左起第4～8行：「但此一點猶不甚關重要。別有一點，則弟存於心中尚未告人者，即前年弟發現清華理工學院之教員，全年無請假一點九_九_藏_書鐘者，而文法學院則大不然。彼時弟即覺得此雖小事，無怪乎學生及社會對於文法學院印象之劣，故弟去學年全年未請假一點鐘，今年至今亦尚未請一點鐘假。其實多上一點鐘與少上一點鐘毫無關係，不過為當時心中默自誓約（不敢公然言之以示矯激，且開罪他人，此次初以告公也），非有特別緣故必不請假，故常有帶病而上課之時也。」

p.28中「陳君學問確是可靠，且時時努力求進，非其他國學教員之身（？）以多教鐘點而絕無新發明者同也。」

根據我個人的經驗，雖然有現成的講義，但上課前仍然必須準備，其目的在於再一次熟悉講義的內容，使自己的講授思路條理化，講來容易生動而有系統。但是，寅恪先生卻有更高的要求。上面引的資料中有「新發明」這樣的字樣，意思就是，在同一門課兩次或多次講授期間，至少要隔上一兩年或者更長的時間，在這期間，可能有新材料出現，新觀點產生，這一些都必須反映在講授中，任何課程都沒有萬古常新的教條。當年我在德國哥廷根大學讀書時，常聽到老學生講教授的笑話。一位教授夫人對人發牢騷說：「我丈夫教書，從前聽者滿堂盈室。但是，到了今天，講義一個字沒有改，聽者卻門可羅雀。」言下忿忿不平，大嘆人心之不古。這位教授夫人的重點是「講義一個字沒有改」，她哪裡知道，這正是致命之處。

p.33左起第4～5行「不必領中央研究院之薪水。」

以上兩件事，一在1939年，一在1945年，正是先生極貧困的時候；但是他仍堅決不取不該取之錢，可見先生之耿介。

第三種是教外語的教員。幾乎全是外國人，國籍不同，教學語言read.99csw.com則統統是英語。教員按照已經印好的教本照本宣科。教員竟有忘記上次講課到何處為止者，只好臨時問學生，講課才得以進行。可見這一位教員在登上講台之一剎那方才進入教員角色，哪裡還談到什麼備課！有一位教員，考試時，學生一交卷，他不看內容，立即馬上給分數。有一個同學性格黏糊。教員給了他分數，他還站著不走。教員問：「你嫌分數低了，是不是？再給你加上五分。」

p.57，1939年，赴英國牛津大學任教，借英庚款會二百英鎊。「如入境許可證寄來，而路仍可通及能上岸，則自必須去，否則即將此借款不用，依舊奉還。」

p.71左起第1～2行：「今港大每周只教一二小時，且放假時多，中研評會開會之時正不放假，且又須回港授課，去而復回，仍旋移居內地。」

我一生是教書匠，同別的教書匠一樣，認為教書備課是天經地義。寅恪先生也是一生教書，但是，對於他的備課，我卻在潛意識中有一種想法：他用不著備課。他十幾歲時就已遍通經史。其後在許多國家留學，專治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學，具體地講，就是魏晉南北朝以及隋唐史和佛典翻譯問題，等等。有的課程，他已經講過許多遍。像這樣子，他還需要備什麼課呢？然而，事實卻不是這樣子，他對備課依然異常認真。我列舉幾點資料。

（羡林按：30年代初，我在清華旁聽先生的課聽的就是這一門「佛經翻譯文學」。上面這一段話是在1938年寫的，中間大概已經講過數次；然而他仍然耿耿於沒有《大藏經》，無從徵引。僅這一個小例子就足以證明先生備課之認真，對學生之負責。）

p.79左起第3行：「近日九_九_藏_書因上課太勞，不能多看書作文。」

p.50右起3～4行「在他人，回來即可上課，弟則非休息及預備功課數日不能上課。」

p.39左起第3行「且一年以來，為清華預備功課幾全費去時間精力。」

p.53，右起第4行，先生說：「弟好利而不好名。」這是先生的戲言，他名與利是都不好的。在這方面，寅恪先生是我們的榜樣。

上面引的《禮記·曲禮上》中的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部分，為古今仁人志士所遵守。但是，最近一個時期以來，由於一些不盡相同的原因，貪污腐化之風，頗有抬頭之勢。貪污與腐化，雖名異而實同，都與不同形式的「財」有關。二者互為表裡，互為因果，最後又必同歸於盡，這已經是社會上常見的現象。寅恪先生，一介書生，清廉自持，不該取之財，一文不取。他是我們學術界以及其他各界的一面明鏡。

p.82右起第5行：「若不在其假期中往渝，勢必缺課太多。」

上面，我根據寅恪先生的書信，列舉了他的三件事。第一件事，大家當然認為是大事。其實第二三件事，看似瑣細，也是大事。這說明了他對學生功課之負責，對教育事業之忠誠。這非大事而何！

P.45左起第5～7行同上

p.109，左起第6行：「兄及第一組諸位先生欲贈款，極感，但弟不敢收，必退回，故請不必寄出。」

p.76右起第2行：「因耶穌復活節港大放假無課。」

青少年時期，寅恪先生家境大概還是富裕的，否則就不會到歐美日等地去留學。20年代中到3rｅaｄ.９9ｃｓｗ•cｏm0年代中，在北京清華園居住教書，工資優厚，可能是他一生中經濟情況最輝煌的時期。七七事變以後，日寇南侵。寅恪先生攜家帶口，播遷流轉于香港和大西南諸省之間，寢不安席，食不果腹。他一向身體多病，夫人唐篔女士也同病相憐，三個女兒也間有病者。加之他眼睛又出了毛病，曾赴英國動過手術，亦未好轉，終致失明。此事與在越南丟掉兩箱重要圖書不無關係。寅恪先生這若干年的生活，只有兩句俗話「屋漏偏遭連夜雨，船破又遇打頭風」可以形容於萬一。記述他這時期生活的文字頗多。但是，我覺得，表現得最樸素、最真實、最詳盡的還是其在致傅斯年的許多封信中（見《陳寅恪集·書信集》，三聯書店，2001年出版。我在下面的引文，也都出於此書，只寫頁數、行數，不再寫書名）。下面我就根據這一本書，按時間順序，選取一些材料。

根據我的觀察，在清華大學我聽過課的教授中，完全不備課的約佔百分之七十，稍稍備課者約佔百分之二十，情況不明者佔百分之十。完全不備課者，情況又各有不同，第一種是有現成的寫好的講義。教授上課堂，一句閑話也不說，立即打開講義，一字一句地照讀下去。下課鈴聲一響，不管是讀到什麼地方，一節讀完沒讀完，便立即合上講義，出門揚長而去。下一堂課再在打住的地方讀起。有兩位教授在這方面給我留下的印象最生動深刻，一位是教「莎士比亞」的，講義用英文寫成；一位是教「文學概論」的，講義是中文寫成。我們學生不是聽課，而是作聽寫練習。

p.206中「因弟在此所授課有『佛經翻譯』一課，若無大藏則徵引無從矣。」

p.51左起第3行「弟雖可於一星期內往返，但事九*九*藏*書實上因身體疲勞及預備功課之故，非請假兩星期不可。」

第二種是讓學生讀課本，自己發言極少。我們大一英文，選的課本是英國女作家Jane Austin的Pride and Prejudice（《傲慢與偏見》）。上課時從前排右首起學生依次朗讀。讀著讀著，台上一聲「stop！」學生應聲stop。台上問：「有問題沒有？」最初有一個學生遵命問了一個問題。只聽台上一聲斷喝：「查字典去！」聲如河東獅吼，全班愕然。從此學生便噤若寒蟬，不再出聲。於是天下太平。教授拿了工資，學生拿了學分，各得其所，猗歟休哉！

當年我在北京讀書時，有的教授在四五所大學中兼課，終日乘黃包車奔走于城區中，甚至城內外。每學期必須制定請假計劃，輪流在各大學中請假，以示不偏不倚，否則上課時間衝突矣。每月收入多達千元。我輩學生之餐費每月六元，已可吃得很好。拿這些教授跟寅恪先生比，豈非有如天壤嗎？因此我才說，寅恪先生在偉大處是偉大的，在細微末節方面也是偉大的。在這兩個方面，他都是我們的楷模。

P.52右起第1～2行：「不能到會，不領取川資。」

p.64左起第6行～p.65右起第一行：「現已請假一星期未上課（此為「九一八」以來所未有，惟除去至牯嶺祝壽一次不計）。（中略）但此點未決定，非俟在此間毫無治療希望，或絕對不能授課，則不出此。仍欲善始善終，將校課至暑假六月完畢后，始返港也。」

p.72右起第1～2行：「但因此耽擱港大之功課，似得失未必相償。」

（羡林按：這件事發生在1936年。與前件事一樣，是先生經濟情況比較好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