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毛慶祥根據蔣介石的指示要把溫毓慶的密電檢譯所合併到密電研究組，這無異於削弱了他的權力，縮小了他的根據地。但是，會議決議他不能不執行；蔣介石的指令他更不敢不聽。因此，他只是抽調了一部分為了保存自己的實力，又不得罪蔣介石，來耍了個花招，只抽調小部分人到研究組，而且吃糧不當差，所有在密電檢譯所取得的成果，在研究組一概不露。他把密電檢譯所遷到了桂林，依舊獨立從事破譯日軍密電碼的工作和研究，並繼續給蔣介石的侍從室送破譯出來的日方情報，從而樹立自己「密電權威」的形象。

這個新成立的「日帝陸軍密電研究組」，既不屬於中統，也不屬於軍統，而是直屬軍委會也就是直屬於蔣介石的秘密情報機關。一個新單位組建伊始，大家忙於搬家，亂亂鬨哄的；安頓下來以後，也沒做什麼工作。這一者是因為人員來自四個方面，互相之間既不熟悉，又有所猜忌，見面嘻嘻哈哈，客客氣氣；二者當時的武漢也已經相當吃緊，敵機天天來空襲，人心惶惶，都知道武漢即將不保，多數人都在作撤退轉移的打算，沒把心思放在工作上；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原因，還是誰也沒有偵截到日本陸軍的密電，根本就沒有東西可資研究。所以，雖然換了一個機關名稱，人員也增加了不少，可是仍和機密二股的情況一樣，研究工作依舊毫無進展。

不久，霍實子等人就破譯了兩種日文外交通用密電。這些密電結構簡單，內容也普通，不過是些日本外交人員調動情況和使領館經費開支之類，偶然也有一些日本對華外交方面的意見、指示。檢譯組每天將這些破譯的外交密電送交軍委會機要室毛慶祥轉呈蔣介石參考。由於內容泛泛，總的說來，作用不是太大。

對這項決議，四個單位中，以中調科的徐恩曾態度最明朗，執行得最為堅決，行動也最為積極迅速；而交通部密電檢譯所的溫毓慶卻態度曖昧，給自己留了一手，執行得最不堅決。

密電檢譯組設在南京市新市區西橋七號，是一座帶有一個小院兒的二層小樓，清靜而隱蔽。檢譯組成立之初，只有五個人：一個就是霍實，也叫霍實子，是個早期的留日學生，廣東人，與陳銘樞私交頗深，是宣布脫離殷汝耕冀東偽政權來南京的；一個是王維鈞，一九三二年畢業於上海光華大學化學系，由顏任光介紹到上海國際電訊局工作，是溫毓慶從上海帶來南京的，實際九九藏書上是溫毓慶的秘書；一個日文電報收報員，一個行政事務員，由溫毓慶兼任組長。真正能夠從事密電研究的，除了溫毓慶之外，只有霍實子一個人。

溫毓慶，廣東省台山縣人，是宋子文的姨表兄弟，清華大學畢業后，留學美國，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后，曾任清華大學教授、財政部稅務專門學校校長、財政部參事等職。由於他精通無線電業務，曾為蔣介石研究過中文密電。二十年代末，光華大學教授顏任光任交通部電政司司長期間，溫毓慶參与籌建我國第一座國際無線電台——設在上海真茹的國際無線電台，並出任交通部上海國際電訊局局長。

第二件，是王維鈞的表弟、也就是楊肆的堂弟楊德基（后改名楊述），在清華大學讀書的時候，參加過「一二·九」運動，是個共產黨員，每次他到南京，就寄宿在山西路十四號密電檢譯所內。他對錶兄、堂兄並不隱瞞自己共產黨員的身份，而表兄、堂兄也不隱瞞自己在做的是什麼工作。檢譯所遷到漢口以後，楊德基也到了漢口，仍寄宿在檢譯所研究組內。他先介紹楊肆與當時在漢口的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人王明（陳紹禹）見了面，接著又帶領楊肆和王維鈞去見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處長李克農。李克農表示八路軍也要研究日軍密電碼，楊肆就口頭介紹日本外交密電碼的編碼情況，王維鈞則把厚厚的一本最新偵察情況總結報告交給李克農。總結內有日本外務省國際無線電台通訊聯絡網及在華日軍無線電通訊聯絡網，包括電台呼號、波長、通報時間和說明文字等等。

一九三八年夏天，國民政府遷到漢口。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接受日本政府的委託，提出六項條件，出面調停日蔣和談。

日本外交密電，用兩個英文字母代表一個假名字母，是在明碼拼音電報的基礎上進行變化而組成的編碼。這種變化看來似乎沒有規律，實際上當然是有規律可尋的。破譯密電，就是研究並發現這種變化規律。

徐恩曾行動積極迅速，是因為中調科正在陳立夫、陳果夫的策劃下籌備改組為「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統計局」，也就是「中統局」，組織和機構正好都要大變動。他表示可以讓機密二股帶經費和電台合併到密電研究組來。

當時日本帝國主義正在策劃侵略中國，其各地領事館負有搜集情報的任務。由於領事館沒有自己的電台，這些情報只能按當時的國際慣例通過各地的九-九-藏-書中國電報局用日方自編的密碼發到南京的日本大使館，再由大使館用他們自己秘密建立的大功率無線電台發回日本外務省。

一九三四年底，交通部部長朱家驊辭職，顏任光也辭去了電政司司長的職務。蔣介石手諭讓溫毓慶接任電政司司長，同時組成「密電檢譯組」。這是一個秘密機關，組織關係屬於電政司，經費由蔣介石的特別辦公費中開支，業務上直接聽命于蔣介石，交通部無權過問。

長江三峽，本來是世上少有的美景，但在這種困難的環境和慘痛的心情下，經過三峽的人，只覺得驚濤駭浪就要把小木船吞沒了似的，哪兒還有一絲絲美的感受？

溫毓慶立即在南京鼓樓附近設立一個偵察電台，指定一位工程師負責，配備軍用收報機兩台和日文報務員數人，通過定向裝置，日夜偵查日本大使館秘密無線電台的所在，並請軍統局通訊科科長魏大銘派人來協助。魏大銘原來是上海國際無線電台三個半發報高手之一，是溫毓慶的老部下，後來應戴笠的請求才調到軍統局去的。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不久即偵察到日本大使館的秘密電台就設在大使館內，連電台呼號、波長、通報時間等等都偵察到了。通過這個秘密無線電台，又追蹤到東京日本外務省的國際無線電台以及它和世界各國首都日本使館的聯絡網，從而為破譯更高層次的日本外交密電碼開闢了一個廣闊的報底來源。

這些情況，溫毓慶當然不知道。他是個學者型的專家，既不是中統，也不是軍統。從事破譯日本密電碼的研究，一方面出於民族氣節，為抗日所需，一方面也作為自己的課題，為事業所需。更主要的，密電檢譯所是受他個人控制的陣地，一切都是他說了算。

不久，「撤退」的命令果然下達，目的地是重慶。從武漢到重慶，最近便的當然是溯長江而上走水路。但是那時候長江上所有的民船都被逃難的難民們高價包走了，直達重慶的江輪更是擠也擠不上去，就是拿著蓋有國民政府關防的通行證，也難買到船票。無可奈何，只好長途分作短途走，先到宜昌暫避風頭。在宜昌等了一個多月，直到十一月下旬，好不容易才弄到了兩條木船，逆水而上。

溫毓慶以交通部電政司的名義，發文給上海國際無線電台、香港及各地電報局，要求把日本使領館人員發出的密電報底每日抄送一份交電政司。當時檢譯組所研究的，就是這些電報報底。可以這樣想象：ｒｅaｄ.９９cｓｗ•ｃｏｍ日本人既然敢於把密電交給中國官方電訊部門發出，其保密程度可想而知是不會太高的。研究這種「通用外交密電」的目的，在於探索日文密電的結構，以便破譯其他日文密電，特別是日軍軍用密電。

由於溫毓慶有此私心，儘管蔣介石天天催著要情報，可是密電研究組的人員直到七月底方才調齊。全部人馬，也有四五十個。除了原機密二股的人之外，有交通部電政司密電檢譯所調來的研究員、台長、報務員，有軍委會機密室密電股調來的研究員和秘書，軍統局調來的人最少，只有三四個，而且大都沒什麼工作能力。這四五十個人中，日本留學回來的，只有四五個，而真正對密電有研究的，僅有霍實子、李直峰和密電股調來的黃錦民三個人，實力並不雄厚。

會議經過討論，覺得這方面的人才本來就不多，如果各自為政，分散經營，成果不大；因此當務之急，是集中優勢力量，急速成立一個秘密機構，專門從事日軍密電碼的破譯研究。最後會議決定：從各有關部門中把研究電碼的人才集中漢口，成立一個「日帝陸軍密電研究組」，以毛慶祥為組長，總負其責，霍實子為主任，李直峰為副主任，負責破譯研究的技術問題，聘請溫毓慶、徐恩曾、鄭介民、魏大銘為顧問，參与偵譯的設計。此計劃報請蔣介石批准以後，就開始調集專門人才。

毛慶祥把各部門中對密電碼有研究、有成就的專家學者都召集起來，其中有交通部電政司的溫毓慶和霍實子，中調科的徐恩曾和李直峰，軍統局的鄭介民、魏大銘、陳祖舜等人，借漢口銀行公會會議廳開了一個秘密會議，討論如何破譯日軍的密電碼，以便從中得悉日軍是否要進攻武漢、是向西北進攻蘇聯，還是向南進攻英法屬地……等等情報，供蔣介石參考決策。

「七·七」盧溝橋事變以前，交通部電政司密電檢譯所就已經分為研譯、研究兩個組，擁有軍用收報機二十多台，報務員五十多人，檢譯所的地址，也由新市區西橋七號遷到新市區山西路十四號兩座比較大的兩層樓房內，研譯、研究兩組各佔用一座樓。

研譯組與研究組在漢口郊區飛機場附近租了兩座小洋房辦公兼住宿。這期間，發生了兩件大事。

形勢逼人。早在南京時期，蔣介石就曾要求各機關部門廣泛物色精通日語的留日學生從事日軍密電碼的破譯研究，其結果，是中調科通過陳固亭的幫助找到了一個池步洲，別rｅaｄ.９9cｓw•coｍ的部門竟連一個也找不到；可是半年多來，機密二股的報務員雖然日夜苦戰，卻連一份日軍的密電也沒截到，更不要說從事研究了。「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是盡人皆知的最起碼的軍事常識。蔣介石得不到日軍的情報，兩眼一抹黑，布兵被動，結果連連挨打。為了扭轉局面，特地把他的內弟、軍委會機要室主任毛慶祥找來，要他在最短期間內運用一切辦法突破這一缺口。

到了十月份，日軍即將兵臨武漢城下，南京大屠殺的消息傳出以後，老百姓們誰也不敢拿自己的性命作賭注了，風聲一緊，即扶老攜幼，紛紛外逃，這時候武漢城裡已經是十室九空，街上絕少行人，生活必須品，也根本買不到了。

楊肆來了以後，與霍實子、王維鈞等人聯手，很快就破譯了比較複雜、比較重要的日本外交密電，了解到日本外務省對駐華使領館的指示及使領館人員的動態等等，同時也證實了日本駐華大使館內確實秘密設有大功率強力無線電台，與東京的日本外務省直接通訊聯絡。

「七·七」以後，抗戰開始。溫毓慶決定全力偵察、抄收以東京日本外務省為中心的國際無線電通訊，並進一步偵察日本在華陸海空軍無線電台，研究日本的軍用密碼。

第一件，是所破譯的密電中，有蔣介石手下大員與日本人暗中來往的情報，其中有一份，居然提到了霍實子的名字。當時霍實子在研譯組，研究組人員避開霍實子，把情報送給毛慶祥，奇怪的是竟沒有任何動靜。

溫毓慶早就有意破譯日本領事館通過中國電報局發出的密電。一九三四年秋，溫毓慶曾請宋子文轉交一份「條陳」給蔣介石，建議設立秘密機構，專門從事破譯日本使領事館之間、及大使館與日本外務省之間的密電。另外，香港電報局當時也由我國交通部管轄，所有日本人拍發的電報報底，都可以拿來進行研究。

在所有的破譯密電單位中，當時以溫毓慶和他主持的交通部電政司密電檢譯所的力量為最強，而且密電研究組經多次改組發展為「軍技室」以後，溫派一直處於主導地位，為什麼溫毓慶在籌組密電研究組的行動中態度反而最曖昧呢，這事兒關係錯綜複雜，有必要在這裏簡單介紹一下來龍去脈。

密電檢譯組取得了初步成績，但是對比較複雜比較重要的日本外交密電，仍不能破譯。溫毓慶再次給蔣介石遞了報告，要求增加人員，擴大組織。一九三五年秋，蔣介石批准了將密電檢譯組擴九-九-藏-書大為密電檢譯所的報告，溫毓慶立即著手網羅人才，準備大幹一番。

王維鈞有個表兄叫楊肆，光華大學數學系畢業后，在南寧廣西大學數學系當助教，對數學上的排列、組合頗有些研究，而這方面的學問，正好對破譯密電碼十分有用。通過王維鈞的推薦，溫毓慶把楊肆也網羅進了密電檢譯所。

對於徐恩曾這種爽朗的態度，毛慶祥當然是求之不得，歡迎之至。於是，一九三八年六月，也就是中調科改組為中統局之前的兩個月，李直峰帶領池步洲等原中調科機密二股的二十多名屬員到漢口報到。

正因為池步洲對特務組織一無所知，在特務機關里工作了八個月，只認為周圍的同事都是抗日誌士，大家相親相愛，互敬互助，親如兄弟，一點兒恐懼感也沒有，因此離開了特務機關，也沒有解脫感。但是這八個月的經歷，卻給池步洲的一生打下了問號，新中國成立后的多少年來，居然為此而吃盡了苦頭。——這是后話，下文還要詳細敘及。

這一調動，池步洲與中調科的關係也就結束了。因此，他與後來改組的中統局一點兒關係也沒有。算起來，他在機密二股一共呆了八個月，但是什麼成績、貢獻都沒做出來。

這當然是一個騙局，也是一個笑話：日本出兵侵略了中國，然後提出條件來要求和談，完全是不折不扣的強盜邏輯。所謂條件，無非是割讓領土、出讓主權之類，正是日本政府動用了武力妄想得到而還沒有完全得到的東西，中國政府如果還不想公開賣國，當然是不能接受的。中國政府一宣布不接受，日本政府就說中國政府沒有和平的誠意。這種狼子野心，不言自明。何況當時的局面，日軍已經侵佔了整個東北與華北、華東的一部，國軍京滬戰敗，退守武漢，日軍正在調兵遣將，企圖西上。這種兵臨城下的「和談」，不是玩笑，也是一種威脅。蔣介石當時即便很想投降，也不敢在全國人民抗日情緒空前高漲的節骨眼兒上冒天下之大不韙干這種傻事兒。因此「和談」沒有結果，蔣介石在廬山會議上被迫宣布：戰端一啟，則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全民都應奮起抗戰。

這種情報的傳遞方式，在今天看來，好像是其笨無比，很難令人相信的。但在當時，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一九三七年九月，南京形勢日趣緊張，電政司大部分人員撤到重慶，密電檢譯所的人則隨蔣介石行營撤到長沙。十一月，研譯、研究兩組遷到漢口，偵察電台則留在長沙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