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果斷地說：「咱們支持『紅色』的，幫他們把『反動』的帽子還給『革命』的！」

於是我們去到了松江拖拉機廠。那完全是沒有任何報酬的義務性勞動。我們是不怕累的，因為累而多吃了家裡的口糧也在所不惜。但，那個廠里的工人階級分裂為勢不兩立的兩派，一派人多勢眾，叫「革命造反團」；一派人少，以老工人為主，叫「紅色造反團」。「紅色」的先是被「革命」的視為「不可救藥的保守組織」，后又乾脆被宣布為「反動」的了。偏偏我們參加勞動的那個車間里，基本全是「紅色造反團」的老工人。他們對我們愛護有加，我們覺得他們都很愛廠，都很可敬。學工的學生只埋頭苦幹是不行的，還要積极參加工廠里的「造反勞動」。「革命」的造反，「紅色」的也造反，究竟應該跟隨哪一派，我們困惑了，為難了。

我答應了他。

1969年的10月末，又一百多名知青在深夜被卡車送進了連隊。他們還沒全從車上下來，我和志松就聽到誰在一聲接一聲喊我倆名字。我循聲過去，車上站著雲河、松山、玉剛三個！

他問：「你怎麼能看到這樣的書？」

玉剛說：「我的看法和他倆一樣。」

志松給大家杯里斟滿酒，站起來，朗聲道：「本人提議……」

那時我不由得站住，凝視他，整個心感動得發燙。

樹起他當時瞪大雙眼吃驚地看著我，半晌才說出一句話是：「你再也不許這麼胡說八道！」

這無疑等於「頭上懸刀」。

我又寫起「文革散文」來，仿「九評」的風格，一評、二評、三評連續《評這些老工人誰都不反動》……

徐彥待大家笑過，也看著我說：「別深沉了，講講吧！」

我對80多年以後的中國的當下，往往也生出「離奇」的想法，又往往和當年的魯迅一樣，亦覺「心裏是這麼蕪雜」。並且呢，同樣常被回憶所糾纏，還同樣時覺無聊。我怕那無聊的腐蝕，故在幾乎「只剩回憶」的日子，也會索性靠了回憶姑且抵擋一下無聊的。

我和樹起在中學時代相處的時光更多些。我家算是離校較遠了，大約半小時的路。樹起家離校更遠，距我家還有20分鐘左右的路。我倆幾乎天天結伴放學回家是不消說的了。走到我家住的那條小街街口，通常總是要約定，第二天我倆在街口見，一塊兒去上學。路上是一向有些話題可說的——學校里的事，班級里的事，各自家裡發生的煩惱，初中畢業后的打算，誰在看一部什麼小說，等等。有時什麼也不說，只是默默往前走，那是要遲到了的情況下。還有時一同背著課文或什麼公式往前走，因為快考試了。樹起家在一片矮破的房屋間，比我家還小，簡直不成樣子。現在中國的城市裡絕對見不到那樣的人家了，在農村也很少見了，若是有同情心的人見了，肯定要心裏難受、潸然淚下的。那樣的家，簡直是土坯窩，回到那樣的家，差不多可形容為一頭鑽進窩裡。但在當年的哈爾濱，那樣的人家千千萬萬。正因為比比皆是，所以小兒女們並不覺得自己可憐，照樣愛家、戀愛，在乎家之安全和溫暖，彷彿小動物之本能地喜歡家。樹起和他的老父母以及弟弟、妹妹住在那樣的家裡。當年他的父母親都已經快60歲，在我們幾個同學眼中是確確實實的老人了。然而他的父親還在工作，拉鐵架子車。如今在全中國乃至全世界肯定都很難找到那樣的車了，可在當年那是哈爾濱市一種主要的運載車。一般情況下不是誰有錢就能買得到的，得憑證明，屬於「勞動資產」。他的父親剛一解放就是拉那種車的車夫了，那種車對於他的父親猶如黃包車之於祥子。

我下鄉后，每次從兵團給他寫信，都拜託他去我家替我安慰我的母親、教導我的弟弟妹妹們聽母親的話、實際看一下我哥哥的病情。而他對我的囑託一向當成使命，往往去了我家，一待就是半天。其實我覺得他並不善於安慰人，卻是特有耐心的傾聽者。他的心如院長嬤嬤一般善良。我想我的母親向他傾訴心中的悲苦時，一定也彷彿向對有著宗教善良情懷的人傾訴吧。

志松也來過我家一次，恰巧樹起他們四個在。志松家住學校附近，所以此前他與我們接觸較少。但在全班男生中，我們都覺得最與我們性情投合的，非他莫屬。

我說：「這不是在家裡，只對你一個人說嘛。」

我上大學的前一年，被黑龍江出版社借調了三個月。那三個月里，他家的常客不再是我的母親，而是我自己了。出版社自然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單位。相比平民百姓，知識分子顯然是更加憂國憂民的。那時的中國，並沒有麻木不仁的中國人胸中憂成塊壘，積怨如地火般悄然運行。我每天在出版社都會加入值得信任的人之間的「私議」。而我在他家裡，也就不僅僅是只講故事給徐彥聽了，而是「講政治」給他的父母聽了。至於他，倒成了旁聽者。他的父母，不僅是知識分子，而且是有社會良知的人。每逢我講到義憤時，他們竟也情不自禁地插話，詛咒禍國殃民之流。我講到希望所在時，他父親還會激動得陪我吸一支煙。我是極少數由他父親陪著在他家吸過煙的人——他父親一年也吸不了幾支煙的。

我問：「講什麼啊？」

他又問：「後來書呢？」

徐彥的家境，在我們班裡，當年也許是最好的了。他父親是市立一院的醫生，他母親原本也是醫生，因為患有心臟病，長年在家休養，但享有病假工資，而他哥哥曾是海軍戰士，複員後分配在哈市著名的大工廠里。徐彥是我們班幾個沒下鄉的同學之一，在他哥哥工作的廠里當車工。我在班裡當「勤務員」時，幾乎去遍了全班同學的家，徐彥的家當年是最令人羡慕的。不只我羡慕，每一個去過他家的同學都印象深刻，羡慕不已。他家的房子倒不大，前後皆有花園，https://read.99csw.com是有較高地基的俄式磚房。前窗後窗的外沿，砌了漂亮的窗沿。門前還有木板的台階，冬天一向掃得很乾凈，夏天徐彥還經常用拖布拖，那大概是他主要的一項家務了吧。那時候的哈爾濱，很少人家能直接用上自來水。但徐彥家廚房裡有自來水龍頭，而我們幾個，都是從小挑水的，長大后以挑水為己任。我們在中學時代也都沒穿過皮鞋，但徐彥既有冬天穿的皮鞋，也有夏天穿的皮鞋。不論冬夏，他一向衣著整潔。最令我們嚮往的，是他自己有一小「套」屋子可住。不是一間，而是有「門斗」、廚房，分裡外間的單獨一小套，連地上也都鋪著木地板。說到地板，我們幾個的家裡竟都沒有。雲河家的地要算「高級」一點兒了，卻也只不過是磚鋪的，另外幾家，泥土地而已。那樣一套小屋子，與他父母和妹妹住的屋子在同一個大院里。在那個大院里，幾戶有四五口人的人家，所居便是那麼一套小屋子。他居然還擁有一架風琴，就在那小屋子裡。總而言之，在我們看來，他當年實在是可以算做「富家子弟」了。他還是美少年，眉清目秀，彬彬有禮，我們幾乎從沒聽過他大聲說話。要是他生氣了，反而會不說話。他的性格更像沉靜的女孩子。

想到不久就要分別，我跟他們四個更加依依不捨，他們幾乎天天都來我家。沒什麼事也來，沒什麼話說就陪我一塊兒沉默。他們因為沒報名和我一塊兒下鄉，都挺內疚，彷彿愧對了我們之間的友情似的。我就安慰他們，各家的具體情況不同，沒人逼到頭上，何必非走？何況，樹起、雲河、松山，他們學習都特好，考高中、考大學是手拿把掐的事。他們的家長也都有意培養他們，那為什麼要放棄志向呢？至於玉剛，他只有姐妹，是家中唯一的兒子，父親又長年生病，不走也有不走的原因，萬一不久能分配工作了，那不是更好嗎？

他說：「我沒聽到，什麼沒聽到。你發誓，以後再也不說類似的話了，對我也不說了。」

他哥哥參軍了，他妹妹有那樣的病，他母親還有心臟病——綜合這些理由，使他可以免於下鄉。

據說評定一名學生在「文革」中的表現如何，還要看他是否主動與工農相結合過。我們五人中，樹起是團員，在政治方向上，我們都與他保持一致。

我愣了愣，原來他心裏是這樣想的！

志松埋怨他們沒寫信先告知一下，雲河說就是要給我倆一個驚喜嘛！松山憨厚，說因為是臨時決定，走得急，只從志松家和我家各要了一封帶給我倆的家信就來了。

但我們之間的「情義」，主要還是在「文革」中結牢了的。雲河、松山和樹起一樣，是班級數理化及外語四科的尖子生。玉剛則和我一樣，綜合成績也就是中等生。在「文革」初期，所謂「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發表的文件中說——初、高中生們，以後或升學或分配工作，皆要看「文革」中表現如何。弦外音是，表現不好的，那時會有麻煩。

我們自幼從父母那兒接受的樸素的家教都有這麼幾條：不隨幫唱影，不仗勢欺人，不牆倒眾人推，不落井下石。

而松山曾說：「啊」少幾個也行，你別往紙上堆那麼多詞，看著華而不實。

那個冬季，我們去了曲師傅家很多次想看望他，可是他的思想很「頑固」，很晚才被放出來，直到最後一次我們才見到他。他沒寫「悔過書」，「革命造反團」的頭頭是他徒弟，拿他沒奈何，不寫也只得恢復了他的自由……

雲河說：「我覺得曲師傅一點兒都不反動，是個好工人。讓人家傷心的事我不做——曲師傅是帶領我們勞動的老工人。」

既然茲事體大，我豈能掉以輕心？

「我也很寂寞。廠里還有許多人熱衷於搞派性鬥爭，很討厭。同學們都下鄉了，周圍缺少友誼，更沒人給我講有意思的故事聽了……」

其實，不僅志松，樹起、雲河、松山、玉剛四人，也都同意我當年對現實的不少看法。我記得雲河曾當著我的面對另外三人說，有時候喜歡聽我的一些想法。而平時最為少言寡語的玉剛則說過：難怪「文革」一起，首先要燒書……

他說：「這些書以後中國不會再有了，如果別人在我家看到了也跟我借，萬一還不回來怎麼辦？我這人嘴軟，別人一開口借，我肯定會借給的。」

說到這兒，大家就都笑了。

他樂了，又說：「明白就好，那以後就得服管。」

來年，也就是1968年的5月，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到哈爾濱甫一展開動員，我就報名下鄉了。一則，是家裡生活太困難了，太缺錢了，我急切地要成為能掙錢養家的人；二則，是我對「文革」厭煩透了。因為我每天所耳聞目睹之事，不是鬧劇就是悲劇。即使以鬧劇開始，到頭來也還是會以悲劇結束，總會有人賠上血和命。

志松的父親和樹起的父親一樣，也是拉車的，當年也快60歲了。志松上有兩個哥哥兩個姐姐，下有一個妹妹。他當年下鄉的想法也和「革命熱情」無關。那一年他父親病了，不能再干拉車運貨那麼辛苦的活兒了；而大姐、二姐、大哥都已成家，各自小家的日子也都過得很拮据，二哥剛參加工作，每月僅18元工資。僅以學習成績而言，他也是那類升高中考大學不成問題的學生。但考慮全家今後的生活，他還是義無反顧地決定下鄉了。

樹起倒很民主，其實也是沒了主張。他說聽大家的。

我說：「當然。樹起他們託付你管住我的嘴嘛！」

當年我們五個初三生，真是好像五個拜把子兄弟一樣，雖然我們不曾那樣過。「情義」觀念，怎麼一下子就在我們五個之間根深蒂固了，如今也記不清楚了。似乎，起初主要是因為我們的家都在上學去的ｒｅaｄ.９９csw.ｃｏm同一路線上。雖說是同一路線，但上學是不可能一個找一個的，那樣我和樹起要多走不少路。但放學回家，則要走得從容多了，我們便常常一齊走。先陪雲河走到家門口，依次再陪玉剛和松山走到家附近，最後是我和樹起分手。寒來暑往，一個學期又一個學期走下來，共同走了三年多，走出了深厚的感情。另外的原因便是，我們都是底層人家的孩子，家境都近乎貧寒。不管一塊兒到了誰家，都沒什麼可拘束的，跟回自己家了差不多的隨便。而家長們，對我們也都是親切的。當年像我們的父母那樣底層人家的家長，對與自己兒子關係密切的同學，想不真誠都不會。而既真誠了，親切也就必然了。

在我的極力爭取下，他們的鑒定中也有了在當年被認為舉足輕重的四個字。我的堅持感動了一位參加鑒定的校「革委會」的老師，他提議在我的鑒定中加上了「責人寬，克己嚴」六字。

樹起是一心要做「革命人」的。但「革命」在他那兒，是被充分理想化了的。他想做的是完全符合人道主義甚至足成楷模的「革命人」。「革命」一表現出兇惡，他內心就掙扎了，鬱悶了，認為那是「革命」的恥辱，不屑與之為伍了。

如今回憶起來，我在兵團最舒心的時光，便是那之後的兩年。與四個親如兄弟的同學朝夕相處，日子雖艱苦，卻也有著快樂的色彩。友誼如一盆炭火，溫暖著我們。

大家剛放下杯，樹起又說：「但這傢伙剛才的話，我完全同意。」

那兩年我像有多位家長的獨生子——我因家事而犯愁了，他們就圍在我身邊安慰和勸解我，偶爾志松還會為我唱歌；冬天到了，雲河見我的棉褲太破，處處露棉花了，就將他自己捨不得穿的，兵團發的一條新棉褲「奉獻」給我了；玉剛和松山親自動手，給我做了一床新被子；我要回家探親了，他們都主動問我打算給家裡帶多少錢，由他們來湊；我探親回來了，路上將志松家捎給他的包子吃得一個不剩，他也只不過這麼抱怨：「你這傢伙太不夠意思了吧？怎麼也得給我們一人留一個呀！」……

「要說現在咱們對這傢伙可以放心了，那也還是早點兒。什麼時候他不寫了，咱們才能徹底放心。」松山說道。

於是大家都站了起來，將杯里的酒一飲而盡。樹起以茶代酒，也將杯里的茶水喝光了。

松山他們幾個就搖頭。

樹起則作權威表態：那就少抄幾個詞，找一段語錄抄上，反而顯得字多。

先是志松調到團報導組去了，在國慶和春節的長假期間才有機會回連隊看我們幾個，最多也就住一兩天。接著雲河調到別的連隊當衛生員去了。兩年後，志松上大學了，松山和玉剛調往其他師的化工廠去了。

於是我們在「革命」的和「紅色」的之間做出了堅定的選擇。若能使這個廠的一批老工人不再被視為「反動」的，我們覺得也不枉學工一場了。

魯迅文章的遣詞，有時看似隨意，然細一品咂，卻分明是極考究的。比如形容街上的人流如織為「擾攘」、形容屏息斂氣為「悚息」，而形容隱蔽又為「伏藏」。他是不怎麼用司空見慣的成語的，每自己組合某些兩字詞，使後人讀到，印象反比四字成語深刻多了。1927年的中國，居然用「離奇」二字來加以概括，這也是令我有「離奇」之感的，我咀嚼出了弔詭的意味。

他想了想，卻說：「我還是不借的好。以後咱倆在一起，我聽你講就是了，我愛聽你講。」

有同班同學跟我一塊兒下鄉，真是我的幸運。知青專列一開，車上車下一片哭聲，我倆卻是微笑著向同學們揮手的，彷彿只不過是很短暫的離別。志松在哭聲中對我說：「到了地方，咱倆都得要求分在一個連隊啊！」

他說：「講國家唄，你當年最愛講國家大事的呀！」

事實上，到了北大荒以後，我並沒太讓他操心過我的思想和我的嘴巴。遠離了城市，「家愁」不用每天直接面對了，令我厭惡的現象也看不到了，心情便豁然開朗了。不太習慣的是每天三頓飯前必得正兒八經地「敬祝」一番。以前都是在家裡吃飯，完全沒有這般經歷。但到了連隊，別人都這樣，自己不習慣也得習慣！在食堂吃飯的老戰士們原本也是不做這番動作的，見幾名女知青帶頭，其餘的知青們也都貫徹這一「革命」的日常儀式，也只得效仿了。志松倒是很適應，甚至還有幾分喜歡。當然，他也看出了我的不情願。

去年我回老家，跟前文提到的幾名同學聚在了一起。我十幾年沒見過他們了，大家都老了，也都還在為各自的家辛勞。樹起兩口子都退休了，他曾為了增加家庭收入開過一個小飯店，沒掙到多少錢還累出了心臟病；徐彥為了幫婚後的兒子還房貸，退休了也還在找活干，在外縣的一處工地上開大型挖土機；志松從一份醫學雜誌總編的位置退下來后，在家帶孫子，偶爾打打麻將；雲河、玉剛、松山也都白了頭髮。彼此臉上都有被人生折騰出來的滄桑，卻又都竭力表現出快樂，想要給朋友們留下毫無心事的印象。然而我清楚，每人都有各自的遠憂近慮。

志松接著不客氣地說：「你小子打住！當你是誰呀？大領導呀？給我們作報告呢？不許裝模作樣了，喝酒喝酒！」

倘以我們的學校為中點，我們幾個的家在同一邊，而他的家在另一邊。每天放學，一出校門，我們和他便「分道揚鑣」了。在學校，課間我們也不怎麼主動接觸他。他終究還是成了我們情義小團體的一分子，起先是因為「文革」。「文革」中我們的身份雖然還是中學生，卻不上課了。於是以前不怎麼來往的同學，也開始接觸了。後來，則是由於我和他的關係一下子變得親近了。我們初一下學期，我的哥哥患了精神病；我們初二上學期，他才讀小學三年級的妹妹，因為在學校里受了點ｈtｔｐs://ｒeaｄ•99ｃsｗ•cｏｍ氣，隔夜之間也不幸成了小精神病患者。我母親聽我說了，非要我帶她去徐彥家認認門，為的是以後能經常向他的父母取經，學習怎樣做好患精神病的兒女的家長。無奈之下，一個夏天的晚上，我帶著母親去到了徐彥家。怕自己無聊，我還帶了一本《希臘悲劇選集》，也是從鄰居家收的舊書堆中發現的。

我說：「一本沒頭沒尾的書，不值得收藏起來，做飯時燒了。」

而松山則說：「這傢伙，一貫反動，哎，你想哪一天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啊？」

每次我走他都會送我，有時送出很遠。

樹起又說：「如果你哪天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了，讓我們幾個怎麼辦？跟你劃清界限？那我們難受不？揭發你，那我們能嗎？我們幾個都不會在政治上出什麼事，就你會！你今天不再當著他們三個發個重誓，我根本不能放心你……」

沉默寡言的玉剛一見我倆，樂了，大聲說：「要是你倆不在這個連，那我們仨就不下車了，肯定再坐這輛車返回團部，打聽清楚你倆在哪個連，要求團里重新把我們分去！」

曲師傅不安了，老工人們感動了，他們勸說我們沒必要捲入廠里的派系鬥爭。而我們心中都充滿了政治正義感，將那種「捲入」視為己任，還都有股子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勁頭。

「文化大革命」前，我們之間從沒發生過爭論。這麼好的同學，我和他爭論什麼呢？我一向認為他對人對事的看法是客觀公正的。

他又說：「我可不是怕萬一你出事了，我和我父母受你牽連。槍斃你你都不會出賣我們的，這我絕對相信。可……你是我最不願失去的朋友啊！你如果出事了，我不是就連個與我通信的朋友都沒有了嗎？……」

松山說：「我覺得這車間里的老工人個個都是好工人。」

志松愣愣地問：「什麼事？」

我只得自己承認：「是有點兒反動。」

當年的我們，不過都是貧家子弟，又都是中學生，哪裡諳知變幻莫測的政治風雲？又怎麼能參与什麼國家大事？於我，實在是由於耳聞目睹太多的冷酷亂象，厭惡之極，也壓抑之極。每欲一逞少年之勇，以圖釋放罷了。偶有反抗的意圖，卻枉有此心，並無此膽。顧及家境，於是顧及自身，學做一個隱忍之「憤青」。于樹起、雲河、松山、玉剛四個，實在是怕他們的情義冊上，哪天不得不劃掉了我的姓名，痛心不已。

我告訴他，我讀過一本法國人寫的關於宗教的書。那本書里說，一日三餐是每人每天最重要的事，三餐不保，人心發慌。而宗教規定的餐前祈禱，其實從心理學上看，是一種日復一日的暗示方法。而革命，不該藉助宗教手段……

然而事情並沒完，後來他又召集了張雲河、王松山、王玉剛三個再次鄭重地告誡我。

都老了的我的親愛的幾位中學同學，記得那時一個個寫著倦意的臉上，呈現著難掩的期盼了……

樹起又說：「那，我明白你們三個的意思了。曉聲，你的態度呢？」

而雲河、松山、玉剛三個，只想本本分分做人，什麼「革命」不「革命」的，都當成是「專門好那個」的人的事。何況那樣的所謂的「革命」，在他們看來就是「集體演戲」。他們做「逍遙派」做得心安理得。志松也是那樣。

那時樹起已如願在上高中。不過僅僅一年之後，他也下鄉了，而且失去了來兵團的機會，插隊去了黑龍江省邊陲的饒河邊上一個鄂倫春族為主的小村。他從那個小村寄了信給我們，我們才知道這些，個個都悵然若失，覺得這實在是我們的也是他的大遺憾。

其實呢，我每次都將寫大字報當成寫散文詩，也當成用免費的紙墨練毛筆字的機會，從不寫針對任何具體個人的大字報。

雲河又說：「也不見得就一定是反動的話呢？樹起你說來我們聽聽，一塊兒評論評論，果然反動，再一起警告他也不晚嘛！」

看的人居然還很多，反響還很大。

有天早上我們又結伴去廠里，在大門口被攔住了。前一天夜裡「革命」的一派單方面奪權了，「紅色」的一派都被集中起來，參加所謂的「悔過學習班」了。

當年他替我極度擔心的樣子，以後很多年，都經常浮現在我眼前。

我搶著說：「為情義乾杯！」

故他給我的回信中，也曾寫過：「讀你的信，是我愉快的時候……」

「文化大革命」前我已看了不少外國小說，那些文學作品對我潛移默化的影響，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所顯示。

於是寫大字報就成了我和樹起的義務，他們只管簽名。我一個人不時在他們的催促之下寫一張，我們五名學生的表現也就都不至於被視為不好了呀。每次都是，我起草，樹起審閱，我再抄。樹起說「沒問題」，他們就都說「完全同意」。

從第二天，一日三餐他必叫上我和他一塊兒進食堂。他先大聲說出頭幾句，我只跟著說「萬壽無疆」四個字。

這是魯迅為他的《朝花夕拾》所作的「小引」。

他們三個，見樹起說得異常嚴肅，一個個也表情鄭重起來，皆點頭說對，之後就一起看著我，等待我發誓……

雲河就問：「曉聲他說什麼不該說的話了？」

「文化大革命」中，他的表現也很「特別」。他是班裡的好學生，完全置身度外是不可能的。他從沒親筆寫過大字報，別人寫了讓他簽名，以示支持，他也要認認真真地看一遍，倘覺得批判的內容不符合事實，那麼他就會拒絕簽名；倘覺得其中一句話甚或一個詞對被批判的人有顯然的侮辱性，他就會要求對方將那句話或那個詞刪除，若對方不刪除，他就不簽名。他絕不會打人的，不管對方是誰。即使一個公認的「反革命」，他也並不認為任何人有權利侵犯對方。他對做過那樣的事的人是極嫌惡的。他這一種「特別」，當年深獲我的敬意。

他們三個本是可以去哈爾濱附近的一個團的，為了能和我倆在一起，https://read.99csw.com才報名到了離哈爾濱最遠的地方。

雲河反應快，立刻就明白什麼事了，朝我翹翹下巴說：「我們把他託付給你了。沒我們在身邊，你一定要多操點兒心，別讓他哪天被打成『現行反革命』……」

樹起張張嘴，搖頭道：「我不重複！」

他一拍我肩，「燒了就對了！我也同意你的想法。但那你也得裝出高興『敬祝』的樣子，而且絕對不能對別人說起你剛才那番話！」

但我們之間發生過一次激烈的爭論，在國家主席劉少奇也被「打倒」之後。

他是個天生看不進書的人，也是一個天生懶得給別人回信的人。他竟回了我幾次信，那於他真是難能可貴的事了。

又一次提到這事，志松說：「忘了那本書里是怎麼寫的！你要把『敬祝』當成好玩兒的事，我就是當成好玩兒的事。或者，心裏也可以這麼想，咱們真正敬祝的是咱們爸媽。」

雲河問：「咱們剛才反對了嗎？」

松山附和道：「對對，這可真是頭等大事！別的方面我們對他沒什麼不放心的，就是他這裏邊太複雜了。」他邊說邊指了指自己的太陽穴，「只想不說還行，萬一不該那麼想的還偏要那麼想，還要忍不住說，後果可就嚴重了！」

那樣美好的時光，僅僅兩年多就結束了。

志松說：「錯。我要說的是為中國的大有希望乾杯！咱們晚年的幸福指數還指望這呢，過會兒再為情義乾杯！」

和我同一批下鄉的只有楊志松。那一批全校才走了12名學生，我們班就我們倆。

為了不至於落個「表現不好」的結果，大字報起碼總得寫幾張吧？然而對於雲河、松山、玉剛三個，讓他們提起毛筆親自寫大字報，如同讓他們化了裝演街頭戲。他們平時都是訥于語言表達，即使被迫作次表態性發言，往往也會面紅耳赤，三分鐘說兩句話都會急出一頭汗來，當然也會急出別人一頭汗來。

玉剛最後說：「我們授你權，他一胡思亂想，你就替我們敲打他。」

玉剛說：「別問了呀，肯定是反動的話啊！」

志松樂了，指著我說：「你聽到沒有？聽到沒有？他們幾個把你交給我了！如果到了廣闊天地你還胡思亂想，想了還說，看我不收拾你！……」

我下鄉前，家中被褥正好夠家裡用，所以我只帶走了一床舊被子，沒帶褥子。第二年的布票棉花發下來之前，一年多的時間里，我一直睡在志松的半邊褥子上。半夜一翻身，每每和他臉對臉了，正所謂「同呼吸，共命運」，他家替他考慮得周到，他帶的東西齊全。而他的，基本上也可以說是我的。他的手套、襪子、鞋墊、短褲、衣服，我都穿過用過。他還多次向其他知青聲明：我有保護梁曉聲的責任啊，誰欺負他就是欺負我！儘管沒什麼人欺負我，但是他是真的可以隨時為我出頭的。

雲河笑著說：「做得對，應該表揚！他上大學那三年，據說中國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的人更多了。」

「我到你家去了，帶去了我父親替你母親買的葯，和大娘聊了兩個多小時的家常。你家沒什麼更不好的事，你也別太惦家……」

樹起鄭重地說：「你來得正好，有頭等大事託付你。」

母親和徐彥的父母說話時，徐彥將我帶到了他的房間里。他的沉默寡言加上我的自卑心理作怪，我表現得極矜持，低頭看書而已。他坐在我旁邊表現著主人應有的熱情，隔一會兒就找話跟我說。要是他不說什麼，我也不開口。終於，他問我看的是什麼書。這一問，打開了我的話匣子，跟他說起了書里的故事。兩個多小時後母親才起身要走，徐彥還沒聽夠呢。幾天後他受他父親的吩咐，到我家來送安眠藥，我向他展示了我犯禁收藏的十幾本書，建議他選一兩本帶回家去看。

近來便一再地回憶起我的幾名中學同學。在我的中學時代，和我關係親密的同學是劉樹起、王松山、王玉剛、張雲河、徐彥、楊志松。我寫下的皆是他們的真實姓名。我回憶起他們時，如魯迅之回憶故鄉的菱角、羅漢豆、茭白、香瓜。那都是養育百姓生命的鮮美蔬果。而我的以上幾名中學同學，除了徐彥家的日子當年好過一些，另外幾人則全是城市底層人家的兒子。用那些生長在泥塘園土中的蔬果形容之，自認為倒也恰當。與魯迅不同的是，我回憶他們與思鄉其實沒什麼關係，更多的是一種思人的情緒。自然，斷不會生出「也不過如此」的平淡，而是恰恰相反，每覺如沐煦風，體味到彌足珍貴究竟有多珍貴。

他不止一次告誡我：「千萬記住我爸媽的叮囑，那些話絕對不能跟別人說。你以為有的人值得信任，可萬一你的感覺錯了呢？人出賣人的事咱們知道的聽到的還少嗎？……記住行嗎？」

我這麼勸慰，他們也就釋然了。

直至我發了誓，他才暗舒一口氣。

我和樹起一起上學，有時他會給我一個大的蒸土豆，或半塊烙餅。若是夏天，可能是一個大西紅柿，或者一條黃瓜。挨餓的年代，給人任何可吃的東西都是一份慷慨，一份情義。他心裏總是惦記著我。記得有次他還給了我幾塊很高級的軟糖，這可是我小時候少有的享受，他告訴我他的三姐結婚了，這是她的喜糖。他有四位姐姐，這著實是令我們幾個羡慕的。

他信上的字寫得很大，也很工整。看得出，每多寫一行字，他大概都要想半天。

當年，當年，當年真是不堪回首，思想竟成了令親友們極度擔心的事。

有次在我家裡，我說了一句對偉大領袖極不敬的話，並表達了這麼一種看法——如果一個人將當初與自己出生入死的革命戰友幾乎逐一視為敵人了，並且欲置於死地而後快，那麼我對這樣的領袖是沒法崇敬的。我還指出，「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這樣的「語錄」是「荒唐」的……

玉剛說：「現在中國沒有反革命罪了，而且，我看這傢伙的思想也不像當年九*九*藏*書那麼『反動』了……」

正如我親密的同學們所經常擔憂的，我的知青生涯落至孤苦之境，最終竟真是由於思想由於話語。

玉剛的話說得最實在，他當年曾一邊看著我寫一邊說：那麼高層的事，咱們知道什麼呀！還是曉聲這麼虛著寫的好。

當年倒是他們比我和樹起都活得超然，活得明白，活得純粹。

因為在邪惡年代也曾擁有那樣一種情義，我要在我死前對這個世界虔誠地說一聲「謝謝」。

「我常想在紛擾中尋出一點閑靜來，然而委實不容易。目前是這麼離奇，心裏是這麼蕪雜。一個人做到了只剩回憶的時候，生涯大概總要算是無聊了罷，但有時竟會連回憶也沒有……」

這種「儀式」並沒持續多久。麥收一開始，所有知青都領教了什麼才叫「累」，人一累，誰都沒那種堅持下去的精神了……

我據理力爭，說他們的運動表現起碼和我是一樣的。我寫過的大字報上他們都署了名的，我們是一塊兒去學工的。如果他們的鑒定中沒有「無限」和「積極」四個字，那我的鑒定中也不應該有。否則，對他們不公平。

但即使在那兩年裡，我的思想仍有一處可以安全表達的港灣，這便要說到徐彥了。

多少年後，我反思「文革」時悟到，我們實在是應該感恩于父母的。中國，也實在是應該感恩于某些恪守世道原則的底層人民的。若當年那樣一些尺度被徹底地顛覆了，中國之災難將更深重可悲。所幸還未能徹底。

樹起學習很好，數理化及俄語四科成績在班裡一向名列前茅。他耿直、善良、有同情心，眼見不正義的事他很難做到視而不見，若是發現老人或孩子當街跌倒了，他是那種會趕緊跑過去扶起來的少年。

而我，則經歷了當小學老師、團報導員以及被「精簡」到木材廠抬大木的三次變動。

我們五名中學生，被一些青年工人打跑了。後來，廠里連續貼出了評我們的大字報的大字報，也仿「九評」的風格，曰一評、二評、三評……

我不但第一批響應了「上山下鄉」的號召，而且此前還曾是為全班同學服務的「勤務員」，所以有了一種光榮的資格：參与由軍宣隊員主持的為全班同學做政治鑒定的工作。鑒定分為四等——無限熱愛偉大領袖毛主席、熱愛偉大領袖毛主席、積极參加「文化大革命」、參加了「文化大革命」……

於是除了樹起，我們都擎起杯來一飲而盡。

我說：「那我也認了，絕不埋怨你。」

玉剛樂了：「都聽到了吧？不但不反動了，還特革命了呢！」

某日，他背著人問我：「敬祝的時候你怎麼像是被迫的？」

雲河曾說：詞多點兒可以的，蒙人。該蒙人的時候，那就蒙吧。不多用點兒詞，怎麼能顯得激|情飽滿呢？

後來，母親經常獨自去他家，成了他家的常客。因為兒女患同一種病，我的母親和他的父母之間，漸生相互體恤的深情。當年即使有證明，也只能一次從醫院買出十幾片安眠藥，而徐彥的父親，可以為母親一次買出一小瓶來，這減輕了母親總去醫院的辛苦。自然地，我和徐彥的關係也逐漸親密了。我以每次見到他都給他講故事的方式報答他父親對我家的幫助。

文中還有一段，進一步告白他的回憶感覺：「我有一時，曾經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所吃的蔬果：菱角、羅漢豆、茭白、香瓜。凡這些，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都曾是我思鄉的蠱惑。後來，我在久別之後嘗到了，也不過如此；惟獨在記憶上，還有舊來的意味留存。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反顧。」

志松反應快，緊接著說：「當年你們幾個託付給我的責任，我可盡到了啊！他後來在復旦大學上學，我大學畢業分配到了北京，有次出差去南京，還專程繞到上海，告誡他務必學會保護自己呢！……」

此種措辭區別，令人不禁聯想到官方悼辭的措辭區別。軍宣隊員說，別看多了「無限」或少了「無限」，多了「積極」或少了「積極」，一入檔案，隨人一生，將來的用人單位，憑這一種微妙區別，一看就會心知肚明，決定這樣看待誰或那樣看待誰。

當年，當年，當年真是難以忘懷，有那樣的同學間的情義，如同擁有過美好愛情。

我說：「我家隔壁收破爛的鄰居收回來的一本殘書，沒頭沒尾。我一翻，覺得裡邊在講我不知道的知識，所以就帶回家讀完了。」

我和志松自是喜出望外，逐個擁抱他們，激動地流下了眼淚。

切莫以為以上那些詞，只有文化人口中才能說出。誰這麼以為，真是大錯特錯了。事實上在城市貧民大院里長大的我們，從小經常聽到目不識丁的大人們那麼評說是非對錯。在民間，那不啻為一種衡量和裁判人品的尺度。我們都是「闖關東」的山東人的兒子，我們的父母，儘管都是沒文化的人，卻都知道——如果在做人方面失敗了，那麼在生存方面便也不會有什麼希望，故都自覺地恪守某些做人的原則。

我想了想，說了這麼一番話：「中國現在問題很多，有些社會矛盾又突出又尖銳。可即使這樣，我也還是覺得，倒退回去肯定不是出路。我們要告訴我們的兒女，從前的中國，與現在的中國相比，是一個無望的國家和一個大有希望的國家的區別……」

樹起是沒問題的，但議到雲河、松山和玉剛時，軍宣隊員說有人反映他們屬於不常到學校參加運動的同學。

魯迅寫這「小引」時是1927年的5月，在廣州。

他那時的口吻，更像一位院長嬤嬤了。

樹起緩緩飲了一口茶（他心臟做手術后滴酒不沾了），看著我慢條斯理地說：「現在，咱們對這傢伙，終於可以放心了。」

我雖精神苦悶，情緒消沉，但寫給他的信，內容一向不乏發生在兵團的極有趣的事。我不願用我的不快樂影響他。

樹起認為，如果嚴格按照「學生也要學工、學農」的「最高指示」去做，「學工」強調在前，我們應該先學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