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盧斌第二次到瞿醫生這裏尋求治療了。上一次是三年前的夏天，瞿瑋還記得盧斌來到諮詢室的情形：這個個子約一米八，帥氣、乾淨、身材勻稱、彬彬有禮的中年男人剛坐下來，就以非常急迫的語氣說：「你一定要救救我，我擔心自己得了艾滋病。」

盧斌第一次來看心理醫生，真正的誘因是與公司女副總的競爭；第二次來看心理醫生，直接的誘因是對女兒的擔心。這兩個一致的信息中，透露了盧斌潛意識裡的秘密：重要的女性，觸動了他「藏」在潛意識中的一個「膿包」。這個「膿包」是什麼呢？這要回到盧斌的童年。

…………

心理諮詢師瞿瑋的督導醫生、德國專家羅斯霍普特說，讓一個小孩子過早地承擔這樣的壓力，他勢必會心有怨言，有憤怒，有攻擊性，「為什麼總是忽略我？為什麼非得要讓我承擔這麼重的壓力？」而家裡唯一健康的大人——媽媽，是他最可能選擇的對象。然而，可能他看到媽媽的壓力更重，也可能這個家庭不能接受對父母的攻擊。所以，這個「小大人」就只好把自己的憤怒壓抑下去。這是一個惡性循環，這個「小大人」承受的壓力越大，在他心中產生的攻擊性就越多。但是，這些攻擊性，他在家中根本沒有機會表達，只能壓抑到潛意識中去。並且，可以料想的是，以後他在對女性的攻擊性表達上也會出現問題。這樣一來，他的憤怒只會越攢越多。當然，最重要的憤怒情緒還是在童年攢下的，尤其是對媽媽的憤怒。

盧斌回憶說，在恐艾症爆發前，公司啟動了換屆選舉程序，他和另一名女副總是最強有力的競爭對手。一開始，盧斌自信爆棚，他認為自己的業務能力明顯高於對手，當然應該是總經理的不二人選。但是，隨著選舉的進行，他逐漸發現，相對於有點清高的自己，善於搞人際關係的女副總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優勢日益明顯。就在這個時候，盧斌看到了「性病有可能會變成艾滋病」這段文字，「恐艾症」隨即爆發。

但是，進入這所學校不久，盧迪就發現自己根本就不喜歡工程類專業，她一次次地給爸爸打電話，哭著要轉專業：「班裡的男生都這麼刻板，專業也沒勁極了。爸爸，你一定要想辦法，幫我換專業。我受不了了，我覺得自己要崩潰了。」

他女兒要換專業的情形也有些類似。從工科類專業換到理科類專業，是他女兒自己就可以搞定的事情。但是，女兒一定要從工科類專業換到文科類去，這就要盧斌付出額外的努力。和正常的父親一樣，盧斌勢九*九*藏*書必也會對女兒的有點過分的要求產生憤怒情緒。但是，他的心理機制註定不允許他表達憤怒，所以他只能再一次以焦慮的方式表達出來。潛意識裡的那個源自童年的「膿包」，最容易被那些與童年創傷類似的創傷所激發，公司女副總是他工作中的重要人物，與她的競爭觸動了盧斌的「膿包」。女兒是她生活中的重要人物，她的過分要求也觸動了盧斌的「膿包」。

不過，隨著治療的進行，盧斌也越來越有力量進行憤怒的表達。有一次，在和妻子吵架的時候——這在他的家庭中很罕見，盧斌終於表達出了憤怒。

在治療中，瞿瑋幫助盧斌明白，他對艾滋病的恐懼其實是由換屆選舉引發的焦慮的「置換」。也就是說，對艾滋病的焦慮是一種「幻象」，只具有象徵意義，對換屆選舉的擔憂才是真實的。因為不能很好地面對換屆選舉帶來的焦慮情緒，他於是玩了一個「偷梁換柱」的遊戲，把選舉焦慮變成了「恐艾症」。只不過，這種遊戲是他的潛意識在起作用，盧斌自己並不明白。

因為，儘管妻子的回答不對，但盧斌的憤怒，與其說是此時此地對妻子的攻擊，不如說是源自潛意識的攻擊，他是將自童年以來積攢的憤怒一股腦傾倒到妻子頭上了。這種傾倒，並無太多意義。因為，童年的不幸已不可更改了。這就導致，盧斌無論如何宣洩自己的憤怒，無論怎麼表達潛意識裡的難過——「為什麼給我那麼大壓力，為什麼唯獨我這麼痛苦」，他都無法改變童年發生過的事實。

但是，美國心理學家斯考特·派克在他的《心靈地圖》一書中宣稱：「（神經症的）癥狀本身不是病，而是治療的開端……它是來自潛意識的信息，目的是喚醒我們展開自我探討和改變。」

去年11月，時隔三年，盧斌再一次出現在瞿瑋面前，他的問依然是焦慮，但其內容換成了對女兒盧迪的擔憂。當年九月盧迪以優異的成績考進北京一所重點大學，就讀工程類專業。學校和專業都是盧斌替女兒選的，認為這會保證女兒畢業后找個好工作。盧迪非常崇拜爸爸，當時沒有提出任何異議。

當時，對於嚴重缺乏人格力量的小孩子來說，這些創傷是「不能承受之重」，如果直面它會遭遇心理死亡或實質死亡。所以，幼小的孩子會發展出一套特定的心理防禦機制，扭曲創傷事件的真相，將其變得可以被自己所接受。從這一點上講，神經症是一種保護力量read.99csw.com，可保護幼小的孩子渡過可怕的童年災難。

盧斌接受了瞿瑋的心理分析。接下來，瞿瑋給盧斌開了抗焦慮葯，並結合認知行為模式的心理治療，主要是通過與瞿瑋辯論，讓他領悟到自己癥狀的荒謬性，最終徹底化解了盧斌對艾滋病的恐懼，這前後大約花了一年半的時間。治療的效果不止於此。在公司換屆選舉中，和預期的一樣，盧斌果真敗給了那位女副總。不過，盧斌現在沒有了不服氣的情緒。相反，他看到了女對手的優秀之處，開始由衷地欣賞她的為人處事能力和領導才能，兩人的關係反而改善了很多，這一時成了公司內的美談。

盧斌懷疑女兒和自己一樣，患上了某種焦慮症，於是建議女兒到瞿瑋這裏做一下心理諮詢。不過，瞿瑋最後診斷，盧迪並沒有患上焦慮症。因為，作為神經症的一種，焦慮症病人所焦慮內容是缺乏現實意義的，但盧迪的焦慮非常具有現實意義：她不喜歡所學的這個專業。並且，具有現實意義的焦慮是好的，因為這種焦慮是一種力量，會推動我們去改變自己的處境。

去年11月，在某心理諮詢中心，51歲的盧斌無比焦慮地對諮詢師瞿瑋說：「瞿醫生，請你務必再幫幫我，我覺得自己撐不下去了。」

34歲的方菲和丈夫吵了一架后，癱在床上不能動彈了，她的腿失去了知覺，但醫院怎麼都檢查不出問題來。後來，一名心理醫生給她注射了一針「特效藥」——其實是生理鹽水，讓她的腿重新恢復了知覺。但前不久，在對7歲的兒子發了一場大脾氣后，她的胳膊又失去知覺，不能動彈了。

按照精神分析的理論，五歲之前的人生階段是人格發展的關鍵階段，一個人的人格在這一階段被基本定型，如果兒童在這一階段遭遇嚴重創傷，他就會埋下患病的種子。如果以後的人生階段再一次重複了類似的創傷，他就可能會爆發相應的心理疾病。

以上案例都是典型的神經症，張馨患的是螞蟻恐怖症，梁雨患的是對視恐怖症，而方菲患的是癔症。這些形形色|色的、難以理解的神經症癥狀會給患者帶來巨大的苦惱，幾乎每一名強迫症患者都強烈希望能消除自己這些奇特的癥狀。

一些精神病患者到了成年才發病，但其患病基礎一般可追溯到出生后九九_九_藏_書個月，他在這一階段沒有得到父母的呵護，他們的病情可以用數種方法緩和，但幾乎不可能治愈。人格失調的患者被公認是嬰兒期得到完善照顧，但從其九個月到兩歲間未能得到很好的呵護，因此他們的病情雖然比精神疾患輕微，但仍相當嚴重而不易治愈。神經官能症患者則被認為是幼兒期受到妥善照顧，直到兩歲之後才因故受到忽視。所以一般認為神經官能症情節最輕，也最容易治療。

心理疾病從輕到重可以分為三類：神經症，如抑鬱症、強迫症、社交焦慮症和廣場恐怖症等；人格失調，如表演型人格障礙、自戀型人格障礙、反社會型人格障礙和邊緣型人格障礙等；精神病，如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鬱症等。

24歲的梁雨不敢和人對視，因為「誰都能從我的眼睛里看到一些不對勁」。他也不願意上街，因為他覺得大街上的人都在議論他。

美國心理學家斯考特·派克認為，這是生命的一個秘密。童年的痛，弱小的我們無法承受，必須扭曲，以保護自己。但當神經症真正展現的那一時刻，我們其實已經長大。這就好比是，戲劇化的神經症癥狀是在提醒我們，喂，你長大了，有力量了，別逃了，現在是正視童年那個不能承受之痛的時候了。

同時，當時的創傷體驗就會成為一個「膿包」，被壓抑到潛意識中「藏」起來。等當事人長大后，再一次遭遇到和童年類似的創傷事件——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藏」在潛意識中的「膿包」就會被觸動，並最終表現出相對應的神經症。

神經症的癥狀是如此富有戲劇性，以至於神經症患者的人生常常變成一團迷霧。在接下來要講的這個案例中，我們會非常清楚地看到這種複雜性。

但是，憤怒情緒必須要找到一個出口，在實在無法忍受時可以適當地宣洩一下。盧斌也有這樣一個出口，那就是把憤怒當作焦慮來表達。前面提到，「這個『小大人』承受的壓力越大，在他心中產生的攻擊性就越多」，壓力也即焦慮，由此，提早負擔家中太多責任的「小大人」們就會形成一個心理公式「焦慮＝憤怒」。也就是說，當這些「小大人」們潛意識中積攢了太多的憤怒時，他們表達出來的反而是焦慮。

患者也罷，周圍人也罷，很容易關注患者富有戲劇色彩的癥狀。不過，按照精神分析的觀念，雖然患者為神經症的癥狀痛苦不已，但這其實只是一個象徵，問題的核心在於患者的一些創傷體九*九*藏*書驗。只不過，這個創傷體驗主要並不是源自此時此地的創傷事件，而是產生於幼年發生的一些創傷事件。

事後，盧斌對心理諮詢師瞿瑋說，這次吵架讓他感覺到「前所未有的舒暢」。不過，以這種方式去宣洩潛意識中積攢的憤怒，合理嗎？答案是：NO！

原來，盧斌是一家企業的副總經理，家庭觀念極強的他一直潔身自好。然而，數月前，因為要陪外商，在一名客戶的極力慫恿下，盧斌和一名小姐發生了性關係。沒過多久，盧斌發現自己的生殖器部位有些不舒服，去醫院一檢查，發現感染上了尖銳濕疣。經過治療后，他的身體很快恢復了正常。不過，事情不僅沒有結束，反而成為了噩夢的開始。一次，盧斌在報紙上偶爾看到一段文字說「性病有可能會變成艾滋病」，心裏一下子緊張起來。他一次又一次地去醫院檢查，每一次結果都證實是陰性，一個又一個的醫生對他說，儘管他們不能百分百地保證，但他的尖銳濕疣轉換成艾滋病的可能性近乎是零。然而，這一切檢驗結果都不能化解盧斌的擔憂，他的焦慮情緒越來越嚴重，先是不斷做噩夢，接著整夜整夜失眠，最後出現了驚恐發作——恐懼到身體顫抖、出冷汗，甚至有瀕臨死亡的感覺。一名醫生懷疑盧斌是心理因素作祟，於是建議他去看心理門診。

不過，有一點必須澄清的是，這個心理分析並不是在說盧斌的媽媽應被譴責。生活首先毒害了盧斌的爸爸，接著又毒害了盧斌的媽媽，他們都很不幸。這種情況下，盧斌去承擔部分的不幸，是正常的。生活對於盧斌的爸爸是不公正的，對於媽媽也是不公正的，對於盧斌就更是不公正了。而盧斌的神經症就是對這個不公正的接受，他像是一個容器，接受了疾病給這個家庭中的部分「心病」，最終以自己得了神經症的方式表現了出來。這種神經症，可以說是一種「善」。一旦盧斌的神經症最終被治好，他會明白，這個給了他巨大痛苦的神經症也塑造了他的優點。

第一次治療時，瞿瑋先給盧斌開了一些抗焦慮的藥物。吃了一周藥物后，如期而來的盧斌在諮詢中找到了他的真實焦慮：擔心落敗換屆選舉。

19歲的張馨性格豪爽，頗有男孩子的膽氣，獨獨怕螞蟻，從不敢坐在草地上，每到一個地方，她必須要先仔細地檢查有沒有螞蟻。不過，她可沒有膽量檢查，必須由朋友先完成這個任務。

所以，最應該做的，德國專家羅斯霍普特說，是應該進行一次「哀悼」。即諮詢師先讓患者在諮詢室環境下充分地選擇一下潛ｈttpｓ://rｅaｄ.9９ｃｓw.ｃoｍ意識裡的攻擊性，然後承認自己童年的不幸，接受這個事實，最後和這個悲劇說一聲再見，就像是哀悼自己一個逝去的親人那樣。那樣一來，盧斌的憤怒情緒就會得以宣洩，潛意識裡那個「膿包」就會消失大半，而且「焦慮＝憤怒」這種神經症式的心理公式也會被改變。

並且，奇特的是，儘管神經症一般是在五歲前就埋下了「膿包」的種子，但一般都要等到當事人足夠大時——譬如青春期或成年才發作。這是什麼道理呢？

神經症又名神經官能症，是最常見的心理疾病，患者有持久的心理衝突，併為此深感痛苦，但其戲劇性的癥狀常缺乏明顯的現實意義，而且沒有任何可證實的器質性病變基礎。

他對妻子說：「我很焦慮，我覺得活不下去了。」 「那你就去死吧！」妻子回答說。「我就是不死，你讓我死，我偏不！你……」盧斌勃然大怒，和妻子狠狠吵了一架。

這彷彿是這個家處理家庭危機最自然不過的方式。但是，讓一個五六歲的小孩子承受半個爸爸的角色，實在超過了他的承受能力。

「你這是恐怖症的一種。恐怖症的內容各式各樣，有人怕臉紅，有人怕開闊地帶，有人怕閉塞空間，有人怕蜘蛛，而你是怕自己患上艾滋病。」心理諮詢師瞿瑋說，盧斌對艾滋病的恐懼其實只是一種象徵，並無現實意義，患者真正擔憂的是其他方面的內容。

這正是盧斌的情形。當和公司女副總發生衝突時，盧斌就像童年時面對媽媽一樣，無法對這名女副總表達憤怒。所以，當相互競爭產生的敵意越攢越多時，這種敵意就喚起了他自童年起就埋藏的眾多潛意識裡的憤怒。這麼多的憤怒必須表達一下，只不過是以扭曲的方式——即神經症的方式，把憤怒表達成了焦慮。這是為什麼盧斌將選舉中產生的憤怒情緒置換為「恐艾」這種奇幻的神經症行為的原因。

盧斌出身於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他有一個弟弟和妹妹，分別小他三歲和四歲。本來他的童年一直很幸福。但他五歲的時候，爸爸患了嚴重的肺病，多年卧床不起。在盧斌的記憶中，從此以後，「媽媽就總是很疲憊的樣子，她首先得照顧好爸爸，其次要照顧好妹妹和弟弟，而我總是被忽略的一個」。不過，盧斌很懂事，他知道媽媽的擔子不輕，所以作為長子的他不僅沒有半句怨言，反而主動扮演起了半個爸爸的角色，替媽媽分擔了很多家務，也很懂得照顧弟弟妹妹，「妹妹很聽話，弟弟很調皮，我經常頭疼怎麼管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