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茅嶺農場遠在安徽，卻曾經在上海赫赫有名。當年的上海人提起白茅嶺，就會有北京人提到清河的臉色。在那個年代，上海「犯了事」的人，如若還夠不上送監獄，白茅嶺是個主要去處。去了，也就失掉了那個時候被看作性命的上海戶口，多半再不能回來。至於這些人為什麼去，大家不深究，也不大關心，都相信既然政府送你去，總有政府的道理。不然為什麼送了你去而沒有送我去。雖然一批批地被送走，在總人口裡終是少數。每個人都相信自己會留在多數里。那些人在被送走之前，多半也是這麼想的吧。

在廣州探聽的結果是出不去，余吉利就回家了。很快，一起去廣州打聽情況的甘泉中學同事黎國良和他的女友在杭州被捕，情急之中的黎國良還託人給他帶了口信。可是，一切都晚了。事後公安人員告訴他，考慮到他是全國拳擊冠軍，抓他的時候，布置了超常警力，要是抵抗就對他不客氣。說到這裏，余吉利苦笑了一下：我怎麼會抵抗。余吉利承認了是想去香港，想擺脫食物票證不足的困境，他懷著一線希望，希望獲得同情，從輕發落。

這個香港故事，我沒有講給余吉利聽。

六十年代初的上海，是個很奇怪的地方。一方面，十年下來，上海人都自覺不自覺地改造著自己的思想，追求進步。可是，總有另一面的存在，總有著一些特別的口味，說不清楚也道不明白，總有些和上海歷史、和上海市民特質相連的東西，似乎難以被真正改造。有些上海人，你和他講著大道理，他不會和你爭，道理太超越生活，他會在肚子里暗暗有落低的評價。總有一些人，留在舊日的世俗心態中，不肯緊巴巴地要求進步，感覺跟不上，會索性放棄。余吉利是個天性喜歡自由自在的人，小時候沒有吃吃力力逼自己用功讀書，現在也不會勉強自己趕潮流。四年體育兵的經歷，並沒有使得余吉利發生太大改變，他本質上還是那個獨立執著而又性格散漫的拳擊手。回到上海，他回到原來的朋友圈子，黃曉陽還是他的好朋友。在這個圈子裡，常常有香港的五色消息。對他們來說，香港永遠是個迷人都市，本質的熟悉大於未曾謀面的陌生。在他們眼中，香港就是亞熱帶的上海，有他們習慣了的邏輯和生活。

他的奔走還在繼續，目前並沒有什麼結果。

1958年的體育運動大躍進，各省市摩拳擦掌，都聲稱要在1959年的第一屆全運會上「放衛星」，拳擊界也不例外，突發高燒盲目發展。上海的各個學校，不管是否有專業教練指導，紛紛成立拳擊隊，出現了不少不該發生的傷害事故。上海機床廠一名青年工人，比賽中被擊傷頭部又缺乏恰當護理，不治死亡。一時傷亡消息頻現，國家體委倉促宣布，第一屆全運會的拳擊項目取消。上海隨即停止所有拳擊訓練。自此整整二十年，這項運動整個從中國消失。

在絕望的白茅嶺，已經失去一切的余吉利，曾向難友李梧齡道出了自己的痛心故事和曾經有過的世界拳王之夢。

最初三年，余吉利在白茅嶺農場分流五隊，三年後勞教期滿被轉到分流四隊。在那裡，他遇到李梧齡。他們一武一文，可以說是完全不同類型，可氣質上卻似乎又有某種相通。因為這種精神上的緣分，使得李梧齡在他去世前留下的回憶錄里，提到了余吉利。我重新找出李梧齡的回憶錄，翻到那一頁，驚訝地發現，李梧齡隨手幾筆，卻無意中記下了余吉利內心的一點隱秘：余吉利當年想去香港，原來並不僅僅是為了得到食物。

在他的相冊里，我發現一張全家福。那是他一生最幸福時光的紀念。泛黃的照片上，顯得憨厚的年輕拳王，和妻子靠在一起，妻子是那種健康而陽光般燦爛的美好，他們各抱一個女兒，兩個孩子相差兩歲，正在最可愛的年齡。我無意中翻過照片，後面是余吉利用藍色鋼筆書寫的幾行心情：「醉過才知酒濃，愛過才知情重，可是，好朋友啊，可知道我憂心忡忡？65.3.16.燈下。」余吉利是個不善表達的人，尤不善文字。想到那是在白茅嶺的「燈下」，我突然覺得自己不可能坦然越過這張照片後面的故事，聽憑這故事被人忘掉。

余吉九九藏書利告訴我，他還是本能地懷著一絲僥倖心情，企盼自由成為他活下去的支撐：也許，他拚命勞動改造可以回上海；也許，他還可以和妻子破鏡重圓；也許，他可以重新回家擁抱兩個女兒；也許，那發生的事情是一場可以醒來的噩夢。可是消息傳來，妻子帶著女兒改嫁了；三年勞教期滿，他也必須繼續「留場」，沒有一個「刑滿回家」的期限。

雖然，國家恢復拳擊運動還在阿里初次到訪的七年之後。但上海的精武會卻率自先行恢復了。上海民間自有他們的邏輯，當時的精武會仍然記得余吉利是它的會員，他們不管白茅嶺而只認自己敬重的拳王。1980年精武會舉行拳擊表演賽，特地請了「擅自離農場不歸」的余吉利。

余吉利這段時期的記憶非常個人化、目標也非常單一，他記憶中的那兩年，就是不斷練拳和比賽。他不善描繪自己的業績，只是簡單地一句帶過，說當時自己「打一打就贏，打一打就贏，就變成了上海隊代表」。就在這段時期，漸漸地，猶太教練消失了，那些參加青年會拳擊比賽的私立學校也消失在院系合併的潮流中。基督教青年會越來越邊緣化、民間體育組織逐漸退出，政府的體育組織開始成為體育運動的中心。拳擊也基本歸了官辦。余吉利不是很在意這樣的變化，只要能夠繼續打拳，他就滿足了。

我最不會安慰人，就不知說什麼才好，尷尬間，想到余吉利一生的遭遇都是為了一個和香港有關的念頭，我不由轉了個話題，「現在開放『香港自由行』，你後來去過香港嗎？」

誰也沒有料到，1963年余吉利出事了。

最早讀到余吉利這個名字，是在李梧齡先生的回憶錄里。李梧齡智力過人，當年在復旦大學物理系讀書，提前一年畢業，留校任教，被認為在物理研究上會有輝煌前程。陰差陽錯，1958年，二十二歲的李梧齡遇無妄之災，遂由復旦大學送往上海橫浜路收容所，轉往安徽白茅嶺農場。待他重新回到大學和專業，已經是二十一年以後的事情了。

余吉利和他的朋友們興許還沒有回過味兒來，他們經歷了一個輪迴。運動本是民間意趣、個人愛好，是自己鍛煉、自己組織比賽的民間活動。全部收歸官辦之後，取捨的決定也就歸了官家，不再是你想玩就可以玩的了。他們等過的，余吉利苦苦等候著恢復拳擊運動的消息。可是，一年過去，兩年過去，五年過去，1963年，拳王余吉利生活在一個沒有拳擊運動的國度已經五年，三十三歲了，那是拳王運動生涯的最後關頭，他度日如年。就在這個時候，朋友們議論起遷徙香港的可能，對1963年的余吉利來說，遷港不僅是改善家庭生活的一種可能，更是拳王運動生命的最後一線生機。

1979年，整個局勢在好轉，再審視自己，四十九歲的余吉利感覺自己還強壯，年輕時獨立闖蕩的心又在復活。他做了個決定，要自己闖出條活路來。他跑到遙遠的青島，開始教拳，只要有口飯吃，能自由，他就滿足了。做出這個決定並不容易，在那個時候，擅自離開一個隸屬上海監獄管理局的勞教農場，還是要有觸犯天條的勇氣。這也是別人都不敢離開的原因。

就在中國拳王余吉利惶惶地在為自己是不是要回白茅嶺而內心掙扎的1979年，美國籍的世界拳王阿里給中斷二十年的中國拳擊運動帶來了復甦希望，鄧小平在接見阿里時說了這樣一句：「拳擊運動也可以成為增進中美兩國人民的了解和友誼的渠道。」

「沒有。」余吉利平靜地回答，眼中沒有波瀾。

可希hｔｔpｓ://rｅａｄ.９9cｓw.com望還是落了空。他被定為議論偷渡、企圖策劃「叛國投敵」一類，最後處以三年勞教，先送往收容所，然後在武裝押解的大卡車裡，送往安徽南部的郎溪、廣德兩縣交界處——那是上海監獄管理局下轄的上海市白茅嶺監獄。

五十四年後的余吉利，還保存著已經變得脆弱的「革命軍人證書」，他小心地在我面前打開。證書很歷史，摺痕處已經有了破洞。證書上方，是對稱兜掛的紅色軍旗和五角的八一軍徽，下面坦克軍艦俱全，兩邊戰鬥機凌空而起。底部的綠色枝葉纏繞紅色緞帶，托住了粗粗重重的寶藍色邊框，色彩濃烈。當時還沒有流行簡體字，證書是繁體直排，由右及左：「革命軍人證書　余吉利同志系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參加我軍，現在本院工作，其家屬得按革命軍人家屬享受優待。此證。」下面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院長兼政治委員劉伯承，以及政治部主任鍾期光的署名。原件循古法沒有斷句，標點符號都是此刻我加的。發證日期是余吉利參軍半年後的1953年6月2日。我不由在心裏嘆了口氣：這真算得上是件文物了。

1985年5月，拳王阿里再度訪華，他來到上海，訪問了精武會，在上海體育學院與余吉利的老朋友周士彬有了一次表演比賽。1986年，阿里三度訪華。1986年6月，國家體委終於在秦皇島會議上宣布：恢復拳擊項目。一個月後，余吉利拿到他多年奔走的結果，一紙「上海市公安局南市分局複查決定」：「余吉利，男，1930年10月生，浙江省定海人，無業。原住襄陽南路510弄21號，現住蒙自西路41號。余因企圖偷渡問題，於1963年2月17日被拘留審查，同年4月20日被收容勞動教養。經複查，余曾與他人議論具體偷渡去香港的辦法，是事實。但在留審期間已作了交代，原對其收容教養不當，應予糾正。據此撤銷1963年4月29日對余吉利收容勞動教養的處分決定。」

1952年，余吉利的父親去世。此後不久，幾個穿著軍裝的人找到他，問他是不是願意參軍去。原來，當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體工隊打算成立拳擊隊，看中了這個年輕的上海冠軍。余吉利高高興興地參軍去了。他一定和當時大多數青年一樣，穿上軍服覺得很是神氣和光榮。我是從一張照片上看出來的，他和另外兩個戰友，特地穿上不同軍種的軍服，照了一張「海陸空」並列的側影，怎麼看都像一張徵兵宣傳畫。

余吉利出生在1930年的上海，霞飛路927弄，也叫霞飛坊。那是老上海一條典型的「新式里弄」，當時所謂新式，其實就是西式。這一帶是法租界。霞飛坊是仿法式住宅，卻並不是法國人建的。1924年，霞飛坊由比利時聖母聖心會的普愛堂投資建造，整整一大片整齊的三層磚木結構住宅，到今天也還是一景。余吉利的父親余宏基就在比利時房屋公司工作，是一個普通職員，母親在家帶著幾個孩子，家境還算不錯。

上海精武會是清末建立的中國最早的體育民間社團，1910年，在同盟會陳其美、農竹、陳鐵生倡導下，由霍元甲創辦了它的前身精武體操會。它最早開始有組織地向社會推廣中國武術，也是最早將西方體育觀念和訓練方法引入中國的民間社團。1922年，陳公哲在上海橫浜橋福德里覓得一塊空地，以會員的集資，建造了精武中央大會堂。1924年培開爾路總會撤銷，遷入這裏辦公。這就是精武會在上海虹口區橫浜橋現在的會址，記得我們小時候，誰都可以花上一點點租金，租用裏面的體育設施。人們因體育項目的愛好相會，聚散無常。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管理市民的嚴格秩序中，精武會雖然也是半官辦，卻仍是殘存的一口|活氣。精武會這口|活氣，在「文革」中更名為「要武體育館」時又被一把悶住，當時精武會的歷史材料檔案、刊物攝影、武術器械等等，俱一併銷毀了。

此後兩年，沒有舉行全國性的拳擊比賽。當了三年多體育兵的余吉利退伍了。1956年9月2日，他隨著同時從解放軍體工隊退伍的朋友，來到上海市曹陽第二中學任體育教員。1961年8月30日，經區教育局調動，read.99csw.com他去了甘泉中學教體育。他的家搬到襄陽南路。余吉利成了家，妻子是籃球運動員，也在中學教體育，他們有兩個年幼的女兒。怎麼看，也當是個平穩生活和簡單履歷。

三年飢荒的日子里，香港又成為郵寄食品的來源，誰家有個親戚在香港，可以獲得食品接濟。就在這個時候，余吉利的朋友圈子裡，流傳起廣東人向香港大遷徙的消息。此傳言不虛。當時，城市的飢餓狀況和農村相比，已是堪稱天堂。鄉村大量斷糧，廣東也不例外。對廣東人來說，香港近在咫尺，但1958年港英當局實行出入口平衡，廣東每天出入香港人數只不過約五十人。1961年7月，在飢荒現實壓力下，廣東當局開始實行放寬出港的政策。1962年4月下旬開始，廣東開始出現大批民眾越界向香港遷徙，5月上旬，突然形成大潮。因為勢頭過猛，很快政策收緊。1962年6月14日，廣東開始制止和堅決收容非法遷徙。當時消息的傳播非常緩慢，待廣東寬容遷港的傳聞傳到上海已是1963年，余吉利和他的朋友們鼓起勇氣去廣東探個究竟的時候，已經整整慢了好幾拍。不僅遷港大潮早已阻斷，在新政策下，這樣的企圖已被列入要打擊的罪行之列了。

退伍離開了專業隊，余吉利還是迷在拳擊里。1958年的全國二十城市拳擊錦標賽，余吉利參加上海市業餘隊，和隊友一起獲團體第一名。在單項比賽中，余吉利在輕中量級中獲得第三名。這一次，三十六歲的老將周士彬獲得了次中量級冠軍。余吉利似乎不願意對我提起這場比賽。雖然勝敗乃兵家常事。可是，二十八歲的余吉利打了個第三名一定很懊喪，可以想象，他又如何憋著勁、想著下一次，想著一定要奪回冠軍來。可是，他做夢也沒有想到，沒有下一次了！

今天，眼前七十七歲的余吉利不肯再提起這一層。一顆渴望拳王的心已經被他埋到心底的深處。中國有過幾個拳王？他還有什麼必要解釋自己當年的理想和對事業的渴望？

可是，上海的民間是有韌性的，「文革」結束，精武體育會在國家政治上「撥亂反正」時，最早恢復了拳擊訓練班。興緻勃勃一如當年的余吉利，馬上天天吊著一副拳擊手套，迷在精武會館的訓練場上了。

2007年，看著坐在我對面的余吉利。一個念頭突然出現：假如中國拳王幾十年的欠薪被忘記，對我們竟是一件無所謂的事情，那麼今天民工們拿不到欠薪也沒什麼稀奇，那隻不過是我們傳統的因循。

上海市白茅嶺監獄建於1956年3月，最初作為上海市遊民、殘老、流浪兒童和孤兒的教養外移基地，距離上海二百七十多公里，佔地40.6平方公里，俗稱白茅嶺農場。

2007年，一名台灣拳擊手在上海開了一家飯店，請上海的拳擊界人士參加開張典禮。七十七歲的余吉利也在被邀請之列。在這個台灣拳擊手眼中，拳王永遠是拳王，如同阿里永遠是阿里。他不會知道，拳王坐在那裡正心力交瘁。那一陣，在朋友們的鼓勵下，余吉利又開始新一輪的四處奔走，這次是試著爭取一份退休金。他兩次給市教育局去信，都被轉回區教育局，隨後就沒了音信。他去當年任教的學校，學校告訴他，他的檔案已在「文革」中遺失，沒了依據。他於是一個個地找到幾十年前的昔日同事，請他們出具自己曾經工作的履歷證明。他再次試著用紙片拼湊起他破碎的人生，不是證明自己曾經是那個名揚全國的拳擊冠軍，只是證明自己曾經有過一份正當工作，這工作的中斷是源自一個錯誤的行政處理。

少年余吉利在銘本小學讀書，卻坐不住，是個特別頑皮好動的孩子，後來進了雁盪路業餘中學。在余家附近的汾金坊，住著大同大學外語系的一個大學生，叫黃曉陽，他比余吉利大個五六歲，從黃曉陽家的窗檯望出去，就可以看到余吉利的家。余吉利回憶說，他們兩人經常玩在一起，活像是親兄弟。黃曉陽是個業餘拳擊愛好者，就是他把余吉利引入了拳擊這一行。提起已經去世的黃曉陽，余吉利仍然充滿敬意和感激，把他稱作是自己的啟蒙老師。那是1946、1947年之際，余吉利才十六七歲，他正在長大，卻依然貪玩而漫無目標。就在即將成年卻不知下面的路怎麼走的時候，拳擊運動讓他忽然有了人生的方向。

我突然想起自己聽到的另一個真實的「香港故事」。我的二嫂告訴我，她工作過的上海油畫雕塑創作室，有個青年工人張國良，也就在余吉利想去香港差不多的時間，張國良私下與朋友聊天：「我想去香港，吃一塊牛排，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氣。」這句話被人揭發，他在「文革」中成為「現行反革命」，最後，在上海油畫雕塑創作室優雅的小教堂建築頂樓隔離室里自縊身亡。後人提起創作室，均以出了一個陳逸飛為榮，無人再提張國良。

參軍不到一年，余吉利打遍軍中無敵手。1953年11月，在天津舉辦全國民族形式體育運動大會，相當是全國運動會的前身。運動大會上，代表華東的上海選手陳新華獲輕量級冠軍，周士彬獲中量級亞軍。余吉利以全軍第一名的成績代表解放軍隊參賽，擊敗所有同級對手，成為次中量級的全國冠軍。我看到一張報紙上模模糊糊的照片，記錄著當時余吉利的戰績。

「到底怎麼了？」我很想聽聽他自己的說法——怎麼就去了白茅嶺。余吉利的回答很簡單。他說：「你這個年齡，都知道的，那時候買糧要糧票，買糕點要糕點票，魚票肉票，什麼都要票。我娘那時是靠著我，我就想，假如能去香港，家裡和老娘都能日子好過些。」不用細說，經歷過的人都知道，那幾年是持續三年的飢荒。余吉利是個顧家的男子漢，看著飢餓中的老人孩子特別心焦。

1987年6月，中國拳擊協會被國際業餘拳擊聯合會（AIBA）正式接納為第一百五十九個會員。拳王余吉利在尋找各種方式設法養活自己。離開白茅嶺后，余吉利憑著強健體魄，一直相信自己能夠自食其力。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中國拳擊運動員江濤獲得了九十一公斤級第五名。第二年的1997年，六十七歲的余吉利結束了最後一份體育代課老師的臨時工工作。這時候，粗心的余吉利才剛剛發現，自己沒有退休金。

寫完這個故事後，我曾幾次收到余吉利的電話。最後一次我記得很清楚，是在2012年的4月。他告訴我，這個故事在《南方周末》發表以後，許多老朋友和他聯繫，給了他許多溫暖。他的退休金也終於解決了。

上海是個民間氣息很重的地方，總是會竭力維護一點私人領域，你大可判其為「俗」。也正是這點俗，使它總是能頑固地給自己保留一些正統之外的想法。只要出現可能，人們就會繞開嚴肅話題，去嘗試小心推動這點想法的實現。上海精武體育總會就是一個例證。

1950年5月4日，青年會還在八仙橋會所舉辦了拳擊比賽，參加比賽的有大同中學、復旦大學、東亞體專、滬江大學、滬江附中、聖約翰大學附中、精武體育會、中華體育會、環球化學廠、青年會等，共四十餘人參加。1950年6月，上海民主青年聯合會軍體部和基督教青年會體育部，聯合舉辦中西拳擊對抗賽，以門票收入救濟失業青年。

1951年，上海市政府收回了跑馬廳，成立了足球隊，還舉辦了一系列體育義賽，以門票收入支援「抗美援朝」。就在這樣一次市級比賽上，余吉利一出手，就打了個上海市冠軍。這次榮耀給今天的余吉利留下的唯一痕迹，是一張冠軍杯的照片。看著照片我順口問過：「獎盃呢？」余吉利輕描淡寫地回了句：「送人了。」就是這隻送了人的冠軍杯，給余吉利引出了一段新生活。

一切發生得太快，就像腳底突然裂開一條地縫，余吉利只見自己正飛速往下隕落，又像是落在一張大網之中，無法掙脫。說到這些，他如同回到當年，搖著頭連連說「我腦子亂極了亂極了，我只想逃跑」。就在一片混亂的思維中，余吉利以最後一點理智和勇氣，斷然作出一個決定，他提出離婚。他知道，在那個年代去白茅嶺，就帶著終生的罪犯烙印，妻read.99csw.com子孩子都會受到株連。

唯有母親還在家裡等待兒子歸來。就這樣，余吉利在白茅嶺，母親在上海，經歷過1966年的「文革」，又迎來1976年的「文革」結束。母親仍然沒有等到兒子可以堂堂正正把戶口遷回家的消息。又過了三年，1979年，母親終於等不及，走了。余吉利回家奔喪，心灰意冷。根據當時規定，母親在，他還可以請幾天探親假，理論上說，也還存著政策改變返回上海的可能。母親一走，和上海的最後一點聯繫被切斷，從今往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一天也不能離開白茅嶺，他要和自己見過的無數「留場人員」一樣，埋在山裡了。這樣的前景，余吉利實在不甘心。

時局在動蕩，1949年4月解放軍渡江，同年5月27日進入上海，十九歲的余吉利沉浸在自己的拳擊愛好中，對政治並不關心。最初，政權變更似乎並沒有給他迷戀的拳擊世界帶來什麼突變。基督教青年會仍然是拳擊運動的中心，繼續在八仙橋和四川中路599號的會所舉辦拳擊訓練班。八仙橋還是那個猶太人教練，四川路會所則由當時著名的中國拳王周士彬擔任教練。在余吉利剛剛開始學拳的1946年，二十四歲的周士彬已經成了八仙橋青年會舉辦的七國拳擊賽冠軍。余吉利至今珍藏著當年他們的合影照片。

上海自開埠就是開放城市，早在1915年，上海虹口娛樂場一帶就主辦過第二屆遠東運動會，這地點也就是今天的虹口公園和虹口體育場一帶。在上世紀前半葉，上海舉辦了一系列國際運動會，而拳擊運動在十九世紀末就已經傳入上海，在租界地區流行。那時候，上海基督教青年會也是一個體育活動中心。1908年，北美基督教青年會專派了體育幹事艾克斯納（Exner）前往上海，協助成立青年會體育部。1940年，上海基督教青年會開始舉辦拳擊訓練班，教練是個名叫D. B. Reich的法籍猶太人，還每隔兩周舉行一次邀請賽，邀請精武體育會、西僑青年會、俄羅斯總會、法國總會、猶太總會等各會的拳擊手比拳。黃曉陽把少年余吉利帶到青年會，讓他在那裡直接向外國拳擊手學拳。余吉利身體條件好也刻苦，他對拳擊非常投入，長進飛快。

李梧齡在白茅嶺輾轉幾個分場，遇到各色人等不下千八百，可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的名字並不多，幾十年過去，淡忘也自然，而他偏偏記得余吉利。也許余吉利太特別，因為他曾是中國拳擊比賽的全國冠軍。記得讀到回憶錄中這個冠軍頭銜的時候，我多少有點將信將疑，直到多年後，余吉利真真切切地出現，我才相信：一本回憶錄，就是一段真實的歷史；裏面的名字，就是活生生的人。余吉利坐在我對面，我仔細打量，想找出全國冠軍的影子，看下來只覺得面目不清，他本來眼睛不大，一隻眼睛還在發炎，紅紅的只留下一條細縫，另一隻也不停地在眨著，顯然感覺不舒服。一開口，他的詞語都粘在一起，語流滾動極快，我得豎起耳朵，才勉強能聽得明白。

那一年，余吉利二十三歲。

1958年，中國進入大躍進的年代，工業和農業颳起了一股浮夸風，教育、體育也無不拖入其中。我自己記憶中印象最深的，是1958年黑龍江省宣稱每個縣要辦一所大學，要求上海派出教授支援，上海的大學也就順勢把一批「政治上不可靠」的教授清掃出去。接下來就是浮夸風帶來的大飢荒，農村縣城普遍陷於飢餓恐慌，自然不再提起「辦大學放衛星」的躍進幻想，而被掃出去的教授們也就默默被人遺忘。沒想到，這樣的兩極震蕩，居然也衝擊了拳擊運動。

五十歲了，他重新走上拳擊台。雖然已經不是爭強鬥勝的年齡了，他卻永遠感激這場比賽，是精武會使余吉利重新拾起一個人的自尊，一個自由拳擊手的自尊。

中國拳擊運動恢復了。余吉利的處分被撤銷了。他孑然一身，一無所有，五十五歲。